44.無法容忍的敲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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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試圖就阿爾斯通事件攻擊馬克龍，卻沒有成功。
時間飛快地消逝。
2017年5月，馬克龍當選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2017年6月，共和國前進黨在議會選舉中勝出。
2017年7月，我終于收到了傳票。
我将在2017年9月25日接受審判。
現在我必須做好準備，完成最後幾步，為我的量刑報告全力以赴。
負責編寫報告的緩刑監督官需要與被告溝通，聽取被告對事實的描述，并在考慮相應的量刑準則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議，說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風險，以及需要法官考慮的被告個人情況。
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為公平正義的美國“神話”添磚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雖然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解釋我在阿爾斯通内部的具體職責，尤其是說明我在公司的責任等級，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背叛了檢察官。
緩刑監督官唯一想聽的就是，你是個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區成員，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禮拜。
”那就這樣吧！電話訪問隻持續了20分鐘，緩刑監督官沒有問我任何關于塔拉罕項目，甚至關于阿爾斯通的問題。
為了讓我的故事被人知曉，現在我隻能依靠陳情書來為自己辯護。
我要求做出服刑判決，即與我已經服過的刑期（在懷亞特看守所的14個月）相對應。
斯坦同意了。
他認為，我重返監獄的風險“微乎其微”。
但是，正當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軌時，幾天後情況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現了反轉。
2017年8月底，斯坦向我發出了警告： “我們有麻煩了。
我剛剛收到檢方的書面結論。
我們需要盡快談一談。
” 讀到這份文件時，我極為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驚慌失措。
美國檢察官對我提出了新的指控。
首先，他們認為我從這個案件中牟取了私利。
當然，他們知道我從未以任何形式碰過賄款，一分錢都沒有！但是現在，他們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項目合同簽訂那年給我發放的獎金。
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樣，我确實得到了獎金，金額相當于工資的35%。
但是，經過核算，我可以确認，在我當年的獎金中，塔拉罕項目的獎金隻有700美元。
如此微薄的一筆錢，還是我工資的一部分，居然被用來指控我。
這簡直太瘋狂！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最糟糕的還在後頭。
檢察官在他們的結論中重新計算了我的刑期範圍。
他們給我加了4項指控（這可被轉化為長達數年的監禁），聲稱我是這項陰謀的“主謀”。
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續4年的訴訟程序中，他們從來沒有提出過這些指控，甚至連暗示都不曾有。
相反，諾維克從一開始就指出，我隻是犯罪鍊條上的一環。
為什麼到了今天，他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主謀。
”斯坦解釋道。
阿爾斯通支付了美國有史以來在腐敗案件中數額最大的一筆罰款，因此，在美國檢察官看來，在不處罰“主謀”的情況下結案是不可想象的。
而現在，他們能夠拿來展示的“獵物”還剩下誰呢？羅斯柴爾德？“不可能，”斯坦說，“他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準赦免協議，大概是因為與美國司法部進行了合作。
”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
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還會不會被審判。
柏珂龍？他成功地逃脫了美國司法部的嚴懲。
剩下的隻有皮耶魯齊——倒黴的替罪羊。
這個案子結束後，檢察官可以誇口說他們捉住了犯罪組織的主謀，從而加官晉爵、步步高升。
這也能解釋他們為何希望我在另一個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樣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項目的合同（印度修建的燃煤鍋爐工程）。
這筆交易是在我離開那個職位兩年後才敲定的，而且阿爾斯通根本沒有針對該案認罪！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詞形容我的感受。
這一切還有什麼道德可言？ 但是，面對這樣的不公，我又能有什麼對策呢？我的回旋餘地是零。
要麼我接受美國司法部官員的“胯下之辱”，祈禱法官主持的庭審盡量順利；要麼我不去參加庭審和宣判，從此溜之大吉。
但不去參加庭審的後果會非常可怕，為我提供擔保的兩位美國朋友将會無家可歸，我将成為國際通緝令上的在逃人員。
于是，被裹脅與逼迫着，我隻能在這起明目張膽的敲詐面前屈服。
我同意在2017年9月底回到美國接受審判。
她試圖就阿爾斯通事件攻擊馬克龍，卻沒有成功。
時間飛快地消逝。
2017年5月，馬克龍當選法蘭西共和國總統。
2017年6月，共和國前進黨在議會選舉中勝出。
2017年7月，我終于收到了傳票。
我将在2017年9月25日接受審判。
現在我必須做好準備，完成最後幾步，為我的量刑報告全力以赴。
負責編寫報告的緩刑監督官需要與被告溝通，聽取被告對事實的描述，并在考慮相應的量刑準則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議，說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風險，以及需要法官考慮的被告個人情況。
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為公平正義的美國“神話”添磚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雖然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解釋我在阿爾斯通内部的具體職責，尤其是說明我在公司的責任等級，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背叛了檢察官。
緩刑監督官唯一想聽的就是，你是個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區成員，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禮拜。
”那就這樣吧！電話訪問隻持續了20分鐘，緩刑監督官沒有問我任何關于塔拉罕項目，甚至關于阿爾斯通的問題。
為了讓我的故事被人知曉，現在我隻能依靠陳情書來為自己辯護。
我要求做出服刑判決，即與我已經服過的刑期（在懷亞特看守所的14個月）相對應。
斯坦同意了。
他認為，我重返監獄的風險“微乎其微”。
但是，正當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軌時，幾天後情況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現了反轉。
2017年8月底，斯坦向我發出了警告： “我們有麻煩了。
我剛剛收到檢方的書面結論。
我們需要盡快談一談。
” 讀到這份文件時，我極為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驚慌失措。
美國檢察官對我提出了新的指控。
首先，他們認為我從這個案件中牟取了私利。
當然，他們知道我從未以任何形式碰過賄款，一分錢都沒有！但是現在，他們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項目合同簽訂那年給我發放的獎金。
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樣，我确實得到了獎金，金額相當于工資的35%。
但是，經過核算，我可以确認，在我當年的獎金中，塔拉罕項目的獎金隻有700美元。
如此微薄的一筆錢，還是我工資的一部分，居然被用來指控我。
這簡直太瘋狂！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最糟糕的還在後頭。
檢察官在他們的結論中重新計算了我的刑期範圍。
他們給我加了4項指控（這可被轉化為長達數年的監禁），聲稱我是這項陰謀的“主謀”。
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續4年的訴訟程序中，他們從來沒有提出過這些指控，甚至連暗示都不曾有。
相反，諾維克從一開始就指出，我隻是犯罪鍊條上的一環。
為什麼到了今天，他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主謀。
”斯坦解釋道。
阿爾斯通支付了美國有史以來在腐敗案件中數額最大的一筆罰款，因此，在美國檢察官看來，在不處罰“主謀”的情況下結案是不可想象的。
而現在，他們能夠拿來展示的“獵物”還剩下誰呢？羅斯柴爾德？“不可能，”斯坦說，“他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準赦免協議，大概是因為與美國司法部進行了合作。
”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
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還會不會被審判。
柏珂龍？他成功地逃脫了美國司法部的嚴懲。
剩下的隻有皮耶魯齊——倒黴的替罪羊。
這個案子結束後，檢察官可以誇口說他們捉住了犯罪組織的主謀，從而加官晉爵、步步高升。
這也能解釋他們為何希望我在另一個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樣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項目的合同（印度修建的燃煤鍋爐工程）。
這筆交易是在我離開那個職位兩年後才敲定的，而且阿爾斯通根本沒有針對該案認罪！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詞形容我的感受。
這一切還有什麼道德可言？ 但是，面對這樣的不公，我又能有什麼對策呢？我的回旋餘地是零。
要麼我接受美國司法部官員的“胯下之辱”，祈禱法官主持的庭審盡量順利；要麼我不去參加庭審和宣判，從此溜之大吉。
但不去參加庭審的後果會非常可怕，為我提供擔保的兩位美國朋友将會無家可歸，我将成為國際通緝令上的在逃人員。
于是，被裹脅與逼迫着，我隻能在這起明目張膽的敲詐面前屈服。
我同意在2017年9月底回到美國接受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