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無法容忍的敲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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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偷走了我的生活，而且遲遲不肯把它還給我。
他們想堵住我的嘴，時間越長越好。
如果這些人有辦法把我的判決再推遲幾年，那他們真會這麼幹的。
到那時，就沒什麼人還會對我“爆料”阿爾斯通事件感興趣了。
2016年夏末，距我回到法國已經過去兩年。
兩年裡，審判一直延期，懸而未決。
我曾4次往返美國，試圖确定宣判日期。
事實證明，這4次往返完全是徒勞的，每次我探聽到的都是勞倫斯·霍斯金斯的審判又被推遲的消息。
阿特頓法官認可霍斯金斯的律師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銷了一部分指控。
但是，該案很有可能會被轉移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
這對我來說将是最糟糕的災難。
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等待兩年、三年，甚至是五年。
我不敢去想！我必須做出反應，否則我會崩潰。
我必須想辦法，但辦法隻有一個——請求對我的案件做出判決，寄希望于主審法官能夠理解我現在處于多麼舉步維艱的境地。
這是一場冒險，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監獄待上許多年。
但無論如何，我都要嘗試一下，這是我手裡的最後一張底牌。
2016年9月1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請，要求對我的案件做出判決。
3個月後，我即将成功。
但就在這時，檢察官向斯坦施壓，于是他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又撤回了我的判決申請。
而我直到2016年12月中旬才得知此事。
我的辯護人無恥地欺騙了我，我感覺自己一下子掉進了黑洞。
我對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沒有錢去再請一位新律師。
顯然，我同隧道的盡頭還相距甚遠，甚至無法知道是否真的有盡頭。
我和克拉拉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達到了頂點，我們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法達成共識。
這種噩夢般的境況使我們日漸疏遠，頻頻争吵。
為了維持表面的和諧，我沉浸于工作、講座、應酬中，甚至幫助經濟學家克勞德·羅歇于2015年11月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組織了一場為期半天的研讨會。
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确：“阿爾斯通之後，會輪到誰？”我拿着朝聖者之杖幫助這些公司，被來自法國和外國的邀請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去參加各種講座（當然還是限制在保密範圍内），先後到過西班牙、英國、波蘭、德國、比利時、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蘭。
這些講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創辦一家與腐敗行為做鬥争的企業咨詢公司。
雖然我還不能從中賺錢，但公司也經營得有聲有色。
我特殊的經曆正是人們需要了解的，我幫助法國人民樹立起了這方面的意識。
2016年12月，以法國社會黨人、财政部長米歇爾·薩潘的名字命名的《薩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國《反腐敗法》，在法國官方公報中刊出。
參考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推薦的方式，它要求所有營業額超過1億歐元，并且雇員超過500名的法國公司都要設置反腐敗機制。
這項法律還引入了一項《公共利益司法公約》，其靈感來自《推遲起訴協議》，這是一項允許公司在不認罪的情況下承認某些事實的協議。
《公共利益司法公約》是法國刑事訴訟中的一次小型革命，雖然這項法律并不完美，但卻是保護法國公司免受美國或英國幹預的第一步。
于是，法國立刻設立了一個反腐敗機構。
令人遺憾的是，米歇爾·薩潘是在一家地點設在巴黎的美國大型律師事務所和法國-美國聯合基金會共同舉辦的研讨會上，向專業人員介紹這個機構的。
他難道找不到更好的場合嗎？為何不讓法國律師事務所做他的第一批聽衆呢？大西洋主義，餘威猶在。
阿爾斯通最近沒有什麼新聞，除了因被強制向通用電氣出售業務的醜聞重新回到大衆視線而成為政治領域裡的一個話題。
幾位總統候選人在第一輪電視辯論中都提到了這個事件，他們競選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員也聯系過我，但我希望與他們保持距離，不想再被當成工具。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關于右派、左派、中間派的問題，更不用說極端派，而是關系到法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應當超越法國黨派紛争。
當然，還必須具備清醒的頭腦，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氣。
美國方面，檢察官把我的判決日期定在2017年秋天。
為什麼要等這麼久？他們想在選舉期間讓我噤聲嗎？ 在兩輪競選之間的辯論中，瑪麗娜·勒龐因幕僚策略失誤，對該事件的處理很不妥當
他們想堵住我的嘴，時間越長越好。
如果這些人有辦法把我的判決再推遲幾年，那他們真會這麼幹的。
到那時，就沒什麼人還會對我“爆料”阿爾斯通事件感興趣了。
2016年夏末，距我回到法國已經過去兩年。
兩年裡，審判一直延期，懸而未決。
我曾4次往返美國，試圖确定宣判日期。
事實證明，這4次往返完全是徒勞的，每次我探聽到的都是勞倫斯·霍斯金斯的審判又被推遲的消息。
阿特頓法官認可霍斯金斯的律師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銷了一部分指控。
但是，該案很有可能會被轉移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
這對我來說将是最糟糕的災難。
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等待兩年、三年，甚至是五年。
我不敢去想！我必須做出反應，否則我會崩潰。
我必須想辦法，但辦法隻有一個——請求對我的案件做出判決，寄希望于主審法官能夠理解我現在處于多麼舉步維艱的境地。
這是一場冒險，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監獄待上許多年。
但無論如何，我都要嘗試一下，這是我手裡的最後一張底牌。
2016年9月1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請，要求對我的案件做出判決。
3個月後，我即将成功。
但就在這時，檢察官向斯坦施壓，于是他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又撤回了我的判決申請。
而我直到2016年12月中旬才得知此事。
我的辯護人無恥地欺騙了我，我感覺自己一下子掉進了黑洞。
我對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沒有錢去再請一位新律師。
顯然，我同隧道的盡頭還相距甚遠，甚至無法知道是否真的有盡頭。
我和克拉拉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達到了頂點，我們在任何問題上都無法達成共識。
這種噩夢般的境況使我們日漸疏遠，頻頻争吵。
為了維持表面的和諧，我沉浸于工作、講座、應酬中，甚至幫助經濟學家克勞德·羅歇于2015年11月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組織了一場為期半天的研讨會。
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确：“阿爾斯通之後，會輪到誰？”我拿着朝聖者之杖幫助這些公司，被來自法國和外國的邀請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去參加各種講座（當然還是限制在保密範圍内），先後到過西班牙、英國、波蘭、德國、比利時、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蘭。
這些講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創辦一家與腐敗行為做鬥争的企業咨詢公司。
雖然我還不能從中賺錢，但公司也經營得有聲有色。
我特殊的經曆正是人們需要了解的，我幫助法國人民樹立起了這方面的意識。
2016年12月，以法國社會黨人、财政部長米歇爾·薩潘的名字命名的《薩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國《反腐敗法》，在法國官方公報中刊出。
參考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推薦的方式，它要求所有營業額超過1億歐元，并且雇員超過500名的法國公司都要設置反腐敗機制。
這項法律還引入了一項《公共利益司法公約》，其靈感來自《推遲起訴協議》，這是一項允許公司在不認罪的情況下承認某些事實的協議。
《公共利益司法公約》是法國刑事訴訟中的一次小型革命，雖然這項法律并不完美，但卻是保護法國公司免受美國或英國幹預的第一步。
于是，法國立刻設立了一個反腐敗機構。
令人遺憾的是，米歇爾·薩潘是在一家地點設在巴黎的美國大型律師事務所和法國-美國聯合基金會共同舉辦的研讨會上，向專業人員介紹這個機構的。
他難道找不到更好的場合嗎？為何不讓法國律師事務所做他的第一批聽衆呢？大西洋主義，餘威猶在。
阿爾斯通最近沒有什麼新聞，除了因被強制向通用電氣出售業務的醜聞重新回到大衆視線而成為政治領域裡的一個話題。
幾位總統候選人在第一輪電視辯論中都提到了這個事件，他們競選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員也聯系過我，但我希望與他們保持距離，不想再被當成工具。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關于右派、左派、中間派的問題，更不用說極端派，而是關系到法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應當超越法國黨派紛争。
當然，還必須具備清醒的頭腦，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氣。
美國方面，檢察官把我的判決日期定在2017年秋天。
為什麼要等這麼久？他們想在選舉期間讓我噤聲嗎？ 在兩輪競選之間的辯論中，瑪麗娜·勒龐因幕僚策略失誤，對該事件的處理很不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