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個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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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拉拉給我寄來所有的缺失文件。

    很快我就陷入一種癡迷的狀态,變成一個“瘾君子”,而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就是我的毒品。

     我拼命地想從這些案子裡找出檢察官的遊戲規則。

    在他們眼裡,我隻是他們用來對付阿爾斯通的一枚棋子。

    然而,即使從這個角度考慮我現在的處境,他們憤怒的情緒也有些過激。

    他們對阿爾斯通發動的戰争似乎不是簡單地想要給公司定罪,他們似乎被一種道德義務、一項近乎神聖的任務驅使着,好像他們背負着消除地球上所有腐敗現象的使命,或者還有其他我沒有看到的原因…… 與此同時,阿爾斯通不僅身陷法律糾紛,在2013年底也處于不利的境況,這是我在閱讀父親幫我訂閱的《費加羅報》時了解的。

    克拉拉也會定期給我寄一些與阿爾斯通有關的新聞剪報。

    雖然我隻能在這些報紙出版的十幾天後讀到它們,但誰在乎呢,因為時間在這裡毫無意義。

    過了一周以後,我才知道柏珂龍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裁員1300人,歐洲成了重災區,其中包括100個法國人。

    這個決定并沒有讓我覺得很驚訝。

    阿爾斯通在2012年就已經出現了紅色預警信号,公司因全球業務增長放緩而備受打擊。

    歐洲國家尚未從金融危機中走出來,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又低于預期。

    結果就是,與2012年9月相比,阿爾斯通的訂單量減少了22%。

    不僅如此,公司在幾個項目的競争中均受挫:“歐洲之星”選擇西門子來生産新的高鐵列車;在巴黎火車制造項目中,阿爾斯通在最後一刻輸給了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因為該項目的承包商法國國營鐵路公司認為阿爾斯通的報價過高。

    此外,阿爾斯通能源部門的燃氣汽輪機的銷售業績也是一樣低迷。

    當然,基礎設施業務的成績一直很卓越:阿爾斯通在核電站建設方面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經驗;阿爾斯通還是全球最大的發電設備供應商和維修商,占世界發電設備總裝機容量的近25%;阿爾斯通在水力發電領域同樣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即使公司面臨的情況遠沒有2003年時那樣嚴重,但形勢依然令人十分擔憂。

    現金流可能在4年内出現第三次負增長。

    在這種狀況下,2013年11月16日,《費加羅報》對阿爾斯通首席執行官柏珂龍進行了采訪,并報道了他的策略:拆分運輸部門出售給俄羅斯。

    阿爾斯通可以出讓該部門20%~30%的股份,從而獲得20億歐元的預期收益,這些資金足夠讓能源部門東山再起。

    對于擁有多個業務部門的企業來說确實有個巨大的優勢,可以通過“拆東牆補西牆”來挽救公司。

    但在2013年11月的這次訪談中,有一個問題沒有被提出來——阿爾斯通在2011年宣布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拟建合資鍋爐企業又是怎麼回事?柏珂龍在以往的每一次談話中,都會向分析師鼓吹這次合作将帶來的巨大優勢。

    但這一次,他隻字未提。

    奇怪,太奇怪了。

    但為什麼我仍要深究這些往事呢? 克拉拉寄給阿爾斯通的信和我父母寄給柏珂龍的信一樣,沒有收到任何回複。

    2013年11月16日,阿爾斯通提前通知我,将于2014年6月30日正式終止與我的勞動合同,理由是我長期曠工,擾亂公司管理秩序,因此需要有人接替我(絕不是因為塔拉罕項目和我的認罪行為)。

    阿爾斯通同意在這個學年結束後,負責把我的家人從新加坡接回法國。

    這仍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情! 12月如期而至。

    3個月來,我沒有踏出看守所一步去呼吸自由的空氣,我快喘不過氣來了。

    看守所正在摧毀我。

    我對下一次探監的恐懼勝過一切。

    雖然我一再要求他們不要來看我,但在我的父親與克拉拉之後,我的母親和妹妹最終還是決定來美國。

    她們第二天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