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個月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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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您什麼時候回家?” 為了回避問題,每次我都會在電話裡告訴加布裡埃拉和拉斐拉,我沒法給她們一個确定的日期。

    我在美國的“工作”要花費的時間比我預計的要長。

    但等到10月初的時候,我就可以回答她們說我很快就會回來,而且我們可以一起過聖誕節。

    然而,我錯了,大錯特錯。

     事實上,彭波尼進行了反抗。

    他拒絕認罪。

    因為他是美國公民,法官批準了他的保釋申請,所以他能夠從容地準備他的辯護。

    而且,如果檢察官說的是真的,我已經認罪,彭波尼并沒有,或者說他幾乎沒有談判籌碼,那麼他很有可能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對一個上了年紀且身體狀況非常糟糕的人來說,幾乎等同于死刑!所以他費盡心思地拖延訴訟程序。

    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的司法策略對我的命運有很大的影響。

    隻要彭波尼沒有被壓力擊倒,檢察官就不希望我接受審判。

    他們的邏輯是,如果彭波尼最終走了訴訟程序,他們當然希望我出庭做證指認他,因此他們必須“看緊”我,尤其不能讓我回到法國。

    盡管我嘗試找我的律師幫忙,看看有沒有其他選擇,但這個環環相扣的計謀實在太狠毒。

     “如果我拒絕呢?我仍然有權在認罪3個月後接受審判,對吧?” “當然,這由你來決定。

    但如果你堅持按照這個日期開庭審理,那麼檢察官會在庭審中‘針對’你,并且請求判你10年監禁,而不是6個月!” “那我們該怎麼辦?我申請保釋,回新加坡候審,然後等着檢察官确定一個合适的審判日期?” “檢察官不會讓你回新加坡。

    你獲得保釋後必須留在美國。

    ” 這給了我當頭一棒!我什麼都掌控不了,而這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月,完全取決于彭波尼的決定。

    同一幕再次上演:我怒不可遏,卻無可奈何。

    我不得不接受推遲我審判日期的決定。

    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克拉拉的時候,她當時就崩潰了。

    但好在他們可以在聖誕節的時候來美國,我們全家可以在一起度過15天的假期時光。

    于是她又開始找房子,方便我保釋後有落腳的地方。

     兩天後,斯坦來懷亞特看守所看我。

    他一進來,我就注意到他滿臉怒氣。

     “我有個特别糟糕的消息。

    檢察官除了推遲你的審判時間外,還拒絕了你的保釋申請。

    ” “什麼?你明明和諾維克達成了6個月刑期的協議。

    ” “我也很憤怒。

    這不符合我們的慣常做法,在康涅狄格州,這種口頭協議通常是律師和檢察官之間信任關系的基礎。

    ” “但我不在乎康涅狄格州的慣常做法是什麼,或者通常不讓做什麼,斯坦!” “我明白諾維克的意思,這些命令來自華盛頓,是由卡恩下達的。

    ” “是的,但你一開始就知道這些。

    ” “我承認,但請你原諒我。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 “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現在想要你在懷亞特看守所繼續待6~10個月。

    ” “為什麼是6~10個月?這10個月做何解釋?” “我也不清楚。

    我給諾維克和卡恩打電話,他們都不願意給我透露任何細節。

    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 “你認為是什麼?” “肯定和阿爾斯通有關,但我不清楚具體是什麼。

    ” 就這樣,在我剛看到隧道盡頭的時候,我再次陷入了困境。

    失望是巨大的,也是難以忍受的,對克拉拉和孩子來說更是如此。

    在這6~10個月裡,我将每時每刻都牢牢抱住保釋的希望。

    但我也在心裡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在懷亞特這座“地獄”剩下的4個月裡,我重新開始瘋狂地調查過去所有被控告違犯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企業和個人的案子,以便了解他們都是如何脫身的。

    我讓朱麗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