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克拉拉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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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團隊實施的腐敗機制，而這必然能減輕我的一部分責任。
同時，這也證明美國司法部其實對阿爾斯通裡面每一個人的角色和責任都了如指掌。
我現在太了解諾維克和卡恩了，以至于我不能不懷疑他們在秘密策劃一場陰謀。
我特别驚訝的是，美國司法部冒着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風險，事先公開了對他的指控，可他們卻煞費苦心地對我的指控守口如瓶。
如果他們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對柏珂龍施加壓力呢？他們正在一層一層地重新登上阿爾斯通這艘“火箭”，馬上就要到駕駛艙了。
霍斯金斯之後，逮捕名單上的下一個人應該就是柏珂龍。
在勒瓦盧瓦，肯定是由卡爾決定是組織反擊還是舉手投降。
當然，他們最後一定會選擇談判。
我很清楚，他們别無選擇。
阿爾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國公司又如何？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的重壓下還是毫無招架之力。
阿爾斯通逃脫不了支付巨額罰款的命運，但是我的上級領導為了從困境中脫身，不重蹈我的覆轍，将會做怎樣的交易呢？他們會犧牲誰？我不敢想，也不敢和克拉拉提這件事。
一個小時的探監結束了，但克拉拉告訴我兩天後她會再來。
在這期間，她将住在我們忠實的朋友琳達家。
我不舍地與她道别。
第一次探監的時間是那麼短暫。
察覺到她的焦慮不安，我的心都要碎了。
但在沿着通道走回牢房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緩了很多。
她讓我放心，孩子和我的父母都很好。
僅僅是再次見到她，就緩解了我的一些壓力。
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獄警中，既有熱心的人，也有對我的命運漠不關心的人（占絕大多數），還有一些地痞流氓。
2013年8月7日下午，克拉拉第二次探監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可惡的女獄警。
我的探監時間是從13點開始，但這位女獄警一直在煲電話粥。
如果她不挂機，訪客接待辦公室就永遠不能接通電話，我告訴她我妻子已經到了。
一次、兩次、三次，我試圖讓她了解目前的情況，但她一直沒有理我。
終于，一個小時後，她告訴我，我可以去探視廳了。
可是其他獄警又讓我在通道裡等了很久，于是我失去了冷靜。
盡管我非常清楚，這不能解決問題。
但現在，我把所有的獄警都惹急了，他們向我大聲叫嚷着：“在這裡，你是囚犯，所以如果我們想讓你等三個小時，我們就有權力這樣做。
”通過所有鐵栅欄門和檢查裝置需要20多分鐘。
而克拉拉已經在等候室裡等待了兩個半小時。
幸運的是，我們在第二天還有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而且時間将增加到兩個小時。
在這一次的探監過程中，盡管周圍都是其他囚犯和家屬嘈雜的說話聲，并且獄警一直在大聲吼叫着，試圖維持一種貌似有序的秩序，椅子刮着地闆發出吱吱聲，門打開又被關上，情緒失控的囚犯在抽泣、辱罵，但這都不影響我們再次變得親密，我們一起回憶我們共同的過去、我們的第一次約會，以及我們曾經遭遇的困境……此時此刻，我感覺從未與我的妻子像今天這般親近。
盡管我們之間隔着玻璃，但我倆的心貼得如此近，激動得如同觸電一般。
克拉拉現在已經離開了，她将利用剩下的3周假期努力緩解一點壓力。
我們已經做好了諸多重大決定：我會認罪，我們會把孩子送回新加坡上學，她會繼續工作到2014年6月，直到一學年結束。
在那以前，我應該已經被釋放了，我的刑期也應該宣布了，我會在2013年聖誕節之前和她團聚。
接下來阿爾斯通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管理層剛剛任命在美國的鍋爐業務主管庫蘭臨時代理我的工作。
我把這看作一個好兆頭。
他們“保留了我的位置”，不會解雇我。
在這漫長的8月裡，一直到被釋放，我每天都在數日子。
我隻需要再忍受兩個月。
在此期間，所有A區的囚犯都被轉移到了L2區，那裡囚禁的都是幫派成員。
6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被雙人牢房取代了。
我和另一個希臘人亞尼斯被分到同一間牢房。
幸運的是，我和他相處得還不錯。
但L2區沒有給囚犯散步的露天小院。
9月初，我見到了我的父親。
他不顧我的反對，還是來美國了。
如果我是他，我也會這麼做，所以我不能責怪他。
但是當我看到他時，我深感震驚。
他駝着背走路，拄着拐杖，走得非常艱難。
他以前是那樣健壯和精力充沛，但現在，我覺得他一下子老了10歲！他告訴我，幾周前，他得了坐骨神經痛，無法坐下，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息。
在身體不适的情況下，他是如何忍受坐7個小時的經濟艙，從巴黎飛到波士頓，然後租車開3個小時到我這裡的？我感到非常内疚，我開始自責，自己使妻子、父母等身邊的親人遭了太多罪。
和克拉拉一樣，爸爸也會來看我3次。
他的到來也讓我感到無比欣慰和滿足。
同時，這也證明美國司法部其實對阿爾斯通裡面每一個人的角色和責任都了如指掌。
我現在太了解諾維克和卡恩了，以至于我不能不懷疑他們在秘密策劃一場陰謀。
我特别驚訝的是，美國司法部冒着可能抓不到霍斯金斯的風險，事先公開了對他的指控，可他們卻煞費苦心地對我的指控守口如瓶。
如果他們的目的不是逮捕霍斯金斯，而是要對柏珂龍施加壓力呢？他們正在一層一層地重新登上阿爾斯通這艘“火箭”，馬上就要到駕駛艙了。
霍斯金斯之後，逮捕名單上的下一個人應該就是柏珂龍。
在勒瓦盧瓦，肯定是由卡爾決定是組織反擊還是舉手投降。
當然，他們最後一定會選擇談判。
我很清楚，他們别無選擇。
阿爾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國公司又如何？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的重壓下還是毫無招架之力。
阿爾斯通逃脫不了支付巨額罰款的命運，但是我的上級領導為了從困境中脫身，不重蹈我的覆轍，将會做怎樣的交易呢？他們會犧牲誰？我不敢想，也不敢和克拉拉提這件事。
一個小時的探監結束了，但克拉拉告訴我兩天後她會再來。
在這期間，她将住在我們忠實的朋友琳達家。
我不舍地與她道别。
第一次探監的時間是那麼短暫。
察覺到她的焦慮不安，我的心都要碎了。
但在沿着通道走回牢房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緩了很多。
她讓我放心，孩子和我的父母都很好。
僅僅是再次見到她，就緩解了我的一些壓力。
在懷亞特看守所的獄警中，既有熱心的人，也有對我的命運漠不關心的人（占絕大多數），還有一些地痞流氓。
2013年8月7日下午，克拉拉第二次探監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可惡的女獄警。
我的探監時間是從13點開始，但這位女獄警一直在煲電話粥。
如果她不挂機，訪客接待辦公室就永遠不能接通電話，我告訴她我妻子已經到了。
一次、兩次、三次，我試圖讓她了解目前的情況，但她一直沒有理我。
終于，一個小時後，她告訴我，我可以去探視廳了。
可是其他獄警又讓我在通道裡等了很久，于是我失去了冷靜。
盡管我非常清楚，這不能解決問題。
但現在，我把所有的獄警都惹急了，他們向我大聲叫嚷着：“在這裡，你是囚犯，所以如果我們想讓你等三個小時，我們就有權力這樣做。
”通過所有鐵栅欄門和檢查裝置需要20多分鐘。
而克拉拉已經在等候室裡等待了兩個半小時。
幸運的是，我們在第二天還有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而且時間将增加到兩個小時。
在這一次的探監過程中，盡管周圍都是其他囚犯和家屬嘈雜的說話聲，并且獄警一直在大聲吼叫着，試圖維持一種貌似有序的秩序，椅子刮着地闆發出吱吱聲，門打開又被關上，情緒失控的囚犯在抽泣、辱罵，但這都不影響我們再次變得親密，我們一起回憶我們共同的過去、我們的第一次約會，以及我們曾經遭遇的困境……此時此刻，我感覺從未與我的妻子像今天這般親近。
盡管我們之間隔着玻璃，但我倆的心貼得如此近，激動得如同觸電一般。
克拉拉現在已經離開了，她将利用剩下的3周假期努力緩解一點壓力。
我們已經做好了諸多重大決定：我會認罪，我們會把孩子送回新加坡上學，她會繼續工作到2014年6月，直到一學年結束。
在那以前，我應該已經被釋放了，我的刑期也應該宣布了，我會在2013年聖誕節之前和她團聚。
接下來阿爾斯通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管理層剛剛任命在美國的鍋爐業務主管庫蘭臨時代理我的工作。
我把這看作一個好兆頭。
他們“保留了我的位置”，不會解雇我。
在這漫長的8月裡，一直到被釋放，我每天都在數日子。
我隻需要再忍受兩個月。
在此期間，所有A區的囚犯都被轉移到了L2區，那裡囚禁的都是幫派成員。
6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被雙人牢房取代了。
我和另一個希臘人亞尼斯被分到同一間牢房。
幸運的是，我和他相處得還不錯。
但L2區沒有給囚犯散步的露天小院。
9月初，我見到了我的父親。
他不顧我的反對，還是來美國了。
如果我是他，我也會這麼做，所以我不能責怪他。
但是當我看到他時，我深感震驚。
他駝着背走路，拄着拐杖，走得非常艱難。
他以前是那樣健壯和精力充沛，但現在，我覺得他一下子老了10歲！他告訴我，幾周前，他得了坐骨神經痛，無法坐下，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息。
在身體不适的情況下，他是如何忍受坐7個小時的經濟艙，從巴黎飛到波士頓，然後租車開3個小時到我這裡的？我感到非常内疚，我開始自責，自己使妻子、父母等身邊的親人遭了太多罪。
和克拉拉一樣，爸爸也會來看我3次。
他的到來也讓我感到無比欣慰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