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克拉拉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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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在那裡，站在玻璃牆後面。
她還是那麼漂亮，有一頭烏黑的長發和一雙深色的眼睛。
克拉拉終于來了。
我好不容易才讓我父親打消了來看守所探望我的念頭，但是克拉拉什麼都聽不進去。
2013年8月5日傍晚，她跨進了看守所的大門。
早晨，我和所有要去見訪客的囚犯一樣，剃了胡須，盡可能地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兒，應該讓她看到我這段時期最好的狀态。
為了顯得面色紅潤，我輕輕拍打自己的臉頰，但臉色仍然蒼白。
由于缺乏睡眠、不見天日、身負重壓，我眼睛凹陷、眼袋突出、眼睛周圍全是濃重的黑眼圈。
萬一我這副模樣讓她厭惡了呢？我自我安慰道：克拉拉是一個具有巴斯克人堅韌性格的女人，這種性格已經滲透到她的骨子裡，她能夠應付一切考驗。
我知道她會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容，我這4個月裡最想念的，就是她的笑容。
晚上7點，我走向探視廳。
在那裡，我終于看到了她。
厚厚的玻璃隔闆将我們分開，我可以看到她，卻不能觸碰她，更不能把她抱在懷裡。
我願意付出一切，隻為了能夠親吻她。
但懷亞特看守所的訪客管理規定不容許出現任何意外。
該規定包含至少34項條款，嚴格禁止女訪客穿戴以下服飾：短褲、長裙或高于膝蓋以上6英寸（約15.24厘米）的短裙、低領上衣、有鋼圈的胸罩、大衣外套、帽子、手套、圍巾、首飾，隻有結婚戒指是被允許的。
而男訪客不允許戴帽子，還被嚴格禁止随身攜帶紙筆，不允許做筆記。
見面時所有的會話都會被錄下來。
一切都按照規章制度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好吧，這隻是在理論上。
因為實際上探視廳現場一片混亂。
你可以想象，一個寬敞的大廳被一堵透明的牆隔成兩部分。
牆的一邊坐着囚犯（有20多個人），另一邊坐着他們的家人。
他們通過電話聽筒交談。
所有人同時開始說話，其中有很多人在說西班牙語。
為了能讓對方聽見自己的聲音，你得把鼻子貼到玻璃上，大聲地說話。
克拉拉離開新加坡後，先到法國把孩子送到她父母身邊，然後馬不停蹄地乘飛機前往波士頓，這段漫長的旅程似乎讓她筋疲力盡。
她有些怯怯地打量着我穿着卡其色囚服的樣子。
她的臉色看起來還可以，但我能看出來，其實她心亂如麻，眼角噙淚。
在人聲喧嚷的囚犯探視廳，她見到了真實的看守所是什麼樣的。
她再也不能表現得仿佛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能再像過去4個月那樣逃避現實。
她目睹了這裡的暴力，她觸摸過這裡油污的牆壁，她聞過這座看守所的氣味。
她明白，從此以後她再也不能忘記懷亞特看守所。
她看到我身體不錯，于是放下心來，開始不停地跟我說話，以掩飾她的不自在。
她跟我一一講述我們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媽媽、我的妹妹。
我一言不發地聽着，聽她講述鐵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興。
不過當我們開始聊我的案子時，我一下子就洩氣了。
在我被捕後的頭幾個星期裡，我的同事，特别是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韋爾士經常給她打電話。
然而，他們很快就按照職位的級别，由上到下，先後與克拉拉中斷了聯系，克拉拉孤立無援。
盡管如此，她仍請求與柏珂龍在總部見一面。
柏珂龍委派了電力部的負責人菲利普·科歇去見克拉拉。
我一直與菲利普保持着良好的關系。
他原定于8月5日在勒瓦盧瓦見克拉拉。
我們本來對這次會面滿懷期待，希望能夠為未來做好準備，我們也想了解阿爾斯通在美國司法部的諸多限制下，将如何援助我。
不幸的是，因為我在7月29日與檢察官達成了認罪協議，科歇在約定的前一天取消了這次見面。
他告訴克拉拉，他今後不可能再與她聯系。
就這樣，所有人見到我們就像見到瘟疫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這對克拉拉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對我也是。
此外，阿爾斯通面臨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加。
7月30日，在我認罪的第二天，美國司法部“重新啟動”針對阿爾斯通的調查。
我在重新啟動上加引号是因為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我問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内容都是由檢察官提前寫好的，他們從一開始就編織了一張網，事先計劃好了每一步，并步步為營。
在我被捕後，阿爾斯通起初的合作态度并沒有完全說服他們。
于是他們決定給它重重一擊，指控阿爾斯通的一個新董事，他當時的職位比我高——國際關系部亞洲分部高級副總裁，是中間人合同的3個最終簽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龍的軟肋。
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龍應該能預感到距離被美國司法部控訴又近了一大步。
根據同一天發布在美國司法部網站上的起訴書，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項目中行賄并掩蓋雇用中間人的行為。
隻要身處最高管理層——霍斯金斯幾乎就要進入公司領導梯隊了——那就肯定知道國際關系
她還是那麼漂亮，有一頭烏黑的長發和一雙深色的眼睛。
克拉拉終于來了。
我好不容易才讓我父親打消了來看守所探望我的念頭，但是克拉拉什麼都聽不進去。
2013年8月5日傍晚，她跨進了看守所的大門。
早晨，我和所有要去見訪客的囚犯一樣，剃了胡須，盡可能地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兒，應該讓她看到我這段時期最好的狀态。
為了顯得面色紅潤，我輕輕拍打自己的臉頰，但臉色仍然蒼白。
由于缺乏睡眠、不見天日、身負重壓，我眼睛凹陷、眼袋突出、眼睛周圍全是濃重的黑眼圈。
萬一我這副模樣讓她厭惡了呢？我自我安慰道：克拉拉是一個具有巴斯克人堅韌性格的女人，這種性格已經滲透到她的骨子裡，她能夠應付一切考驗。
我知道她會給我一個燦爛的笑容，我這4個月裡最想念的，就是她的笑容。
晚上7點，我走向探視廳。
在那裡，我終于看到了她。
厚厚的玻璃隔闆将我們分開，我可以看到她，卻不能觸碰她，更不能把她抱在懷裡。
我願意付出一切，隻為了能夠親吻她。
但懷亞特看守所的訪客管理規定不容許出現任何意外。
該規定包含至少34項條款，嚴格禁止女訪客穿戴以下服飾：短褲、長裙或高于膝蓋以上6英寸（約15.24厘米）的短裙、低領上衣、有鋼圈的胸罩、大衣外套、帽子、手套、圍巾、首飾，隻有結婚戒指是被允許的。
而男訪客不允許戴帽子，還被嚴格禁止随身攜帶紙筆，不允許做筆記。
見面時所有的會話都會被錄下來。
一切都按照規章制度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好吧，這隻是在理論上。
因為實際上探視廳現場一片混亂。
你可以想象，一個寬敞的大廳被一堵透明的牆隔成兩部分。
牆的一邊坐着囚犯（有20多個人），另一邊坐着他們的家人。
他們通過電話聽筒交談。
所有人同時開始說話，其中有很多人在說西班牙語。
為了能讓對方聽見自己的聲音，你得把鼻子貼到玻璃上，大聲地說話。
克拉拉離開新加坡後，先到法國把孩子送到她父母身邊，然後馬不停蹄地乘飛機前往波士頓，這段漫長的旅程似乎讓她筋疲力盡。
她有些怯怯地打量着我穿着卡其色囚服的樣子。
她的臉色看起來還可以，但我能看出來，其實她心亂如麻，眼角噙淚。
在人聲喧嚷的囚犯探視廳，她見到了真實的看守所是什麼樣的。
她再也不能表現得仿佛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能再像過去4個月那樣逃避現實。
她目睹了這裡的暴力，她觸摸過這裡油污的牆壁，她聞過這座看守所的氣味。
她明白，從此以後她再也不能忘記懷亞特看守所。
她看到我身體不錯，于是放下心來，開始不停地跟我說話，以掩飾她的不自在。
她跟我一一講述我們的孩子、她在新加坡的工作、她的同事、我的媽媽、我的妹妹。
我一言不發地聽着，聽她講述鐵窗外的日常生活，我很高興。
不過當我們開始聊我的案子時，我一下子就洩氣了。
在我被捕後的頭幾個星期裡，我的同事，特别是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韋爾士經常給她打電話。
然而，他們很快就按照職位的級别，由上到下，先後與克拉拉中斷了聯系，克拉拉孤立無援。
盡管如此，她仍請求與柏珂龍在總部見一面。
柏珂龍委派了電力部的負責人菲利普·科歇去見克拉拉。
我一直與菲利普保持着良好的關系。
他原定于8月5日在勒瓦盧瓦見克拉拉。
我們本來對這次會面滿懷期待，希望能夠為未來做好準備，我們也想了解阿爾斯通在美國司法部的諸多限制下，将如何援助我。
不幸的是，因為我在7月29日與檢察官達成了認罪協議，科歇在約定的前一天取消了這次見面。
他告訴克拉拉，他今後不可能再與她聯系。
就這樣，所有人見到我們就像見到瘟疫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這對克拉拉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打擊，對我也是。
此外，阿爾斯通面臨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加。
7月30日，在我認罪的第二天，美國司法部“重新啟動”針對阿爾斯通的調查。
我在重新啟動上加引号是因為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我問我自己，是不是所有内容都是由檢察官提前寫好的，他們從一開始就編織了一張網，事先計劃好了每一步，并步步為營。
在我被捕後，阿爾斯通起初的合作态度并沒有完全說服他們。
于是他們決定給它重重一擊，指控阿爾斯通的一個新董事，他當時的職位比我高——國際關系部亞洲分部高級副總裁，是中間人合同的3個最終簽署人之一，更是柏珂龍的軟肋。
看到他的遭遇，柏珂龍應該能預感到距離被美國司法部控訴又近了一大步。
根據同一天發布在美國司法部網站上的起訴書，霍斯金斯被指控在塔拉罕項目中行賄并掩蓋雇用中間人的行為。
隻要身處最高管理層——霍斯金斯幾乎就要進入公司領導梯隊了——那就肯定知道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