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認罪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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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法國人克裡斯蒂安·薩普斯奇安的案子特别感興趣。
他曾是阿爾卡特在拉美地區的副總裁助理。
他的案子始于2008年，他的遭遇與我十分相似。
在那個案子裡，為了獲取哥斯達黎加的一個合同，他們和法國電信公司在當地的子公司哥斯達黎加電力學院聘請了中間人。
1998年以前，阿爾卡特和阿爾斯通都屬于同一個工業集團。
我是從阿爾卡特電纜子公司被調到阿爾斯通的。
為此，1990—1992年，我在阿爾及利亞做了16個月的境外國家服務志願者。
一直到1998年兩家公司分道揚镳之前，它們選擇中間人的内部流程幾乎都是一樣的。
與阿爾斯通一樣，阿爾卡特支付給中間人的費用都是分期支付的。
唯一的不同之處在于，在佛羅裡達被逮捕的薩普斯奇安監守自盜，收了30萬美元的回扣。
這與我的案子有天壤之别。
但是，我在詳細研究他的刑事案卷的時候，發現他被判處的刑罰比我輕得多：他在承認自己賺了不義之财的情況下，卻隻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而我卻可能面臨125年的監禁。
我問過斯坦這個問題，“博學”的他給我的解釋是，雖然法律在聯邦一級的實施标準是一樣的，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和佛羅裡達州，也就是我和薩普斯奇安分别被起訴的地方，法律實施标準可能存在着細微的差别。
他繼續說道：“必須參照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正是為了糾正這種差異而制定的。
” 顯然，他拒絕承認那個案例對我有什麼特殊的參照意義，因為他不打算與美國司法部進行一次真正的角力。
面對律師的這種冷漠，我隻能去尋求懷亞特看守所的内部資源，求助于最有經驗的傑克——“法國販毒網”的老江湖。
經曆近半個世紀的司法糾紛，以及36年的牢獄生活，我的這位獄友自認為比大多數律師更靠譜，其實他的感覺并非完全錯誤。
因為這麼多年來，他所有的申訴狀都是自己寫的，要求他的律師過目之後直接交給法官。
“對那些法官和檢察官，一定要把他們擠到牆角，”他囑咐我，“隻要你們簽訂了刑期确定的協議（有約束力的認罪協議），他們就對你無可奈何。
你和檢察官在商定刑期的基礎上達成一份協議，你簽字後，沒有人能再給你加刑，就連法官也不行。
我希望這就是你的律師和檢察官談判的内容！”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告訴我檢察官提出了6個月的刑期，所以我想應該就是6個月的刑期吧。
” “你不能光想，你必須确定。
特别是不要簽沒有寫明刑期的空頭協議，因為之後檢察官可以讓你在量刑的時候吃虧。
這些檢察官可以随便更改刑期……你明白嗎？這就叫給自己挖坑……” 我不會直接告訴他，但我承認，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
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砧闆上的魚肉。
我的兩個律師在律所執業前都擔任過助理檢察官，他們應該了解這種肮髒的手段。
為什麼他們沒有和我說清楚認罪協議還有不同的類型呢？如果不是咨詢了傑克，我是無法知道這些的。
第二天，我又打電話給斯坦，問他認罪協議的細節： “不，不是刑期确定的認罪協議。
在康涅狄格州，我們不用這種認罪協議，但我承認，這種協議在很多州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
告訴你這些情況的人，他的案子一定是由适用于這種認罪協議的地區管轄的。
” “很明顯，又是一個與我做對的康涅狄格州的特殊之處。
那你希望我簽署哪一種認罪協議？” “空白協議。
” “如果認罪協議上沒有寫明刑期，那我怎麼能确定我最終隻會被判6個月？” “在康涅狄格州，認罪協議的文本内容比較微妙。
這裡的司法人員不喜歡受人擺布。
但是大家都相互信任。
法官、律師、檢察官，我們都在一起工作幾十年了，沒有人會食言。
如果諾維克和我說是6個月，那最後就一定是6個月。
相信我，不用擔心。
而且我們又有新的麻煩了。
” “是嗎？是什麼？” “你必須承認10項指控中的兩項，而不是原先設想的一項。
” “什麼？但是，一個月前，你不是向我保證他們隻會指控我一項罪名嗎？” “我确實是這麼和諾維克談判的，但是最終做出決定的不是他，而是遠在華
他曾是阿爾卡特在拉美地區的副總裁助理。
他的案子始于2008年，他的遭遇與我十分相似。
在那個案子裡，為了獲取哥斯達黎加的一個合同，他們和法國電信公司在當地的子公司哥斯達黎加電力學院聘請了中間人。
1998年以前，阿爾卡特和阿爾斯通都屬于同一個工業集團。
我是從阿爾卡特電纜子公司被調到阿爾斯通的。
為此，1990—1992年，我在阿爾及利亞做了16個月的境外國家服務志願者。
一直到1998年兩家公司分道揚镳之前，它們選擇中間人的内部流程幾乎都是一樣的。
與阿爾斯通一樣，阿爾卡特支付給中間人的費用都是分期支付的。
唯一的不同之處在于，在佛羅裡達被逮捕的薩普斯奇安監守自盜，收了30萬美元的回扣。
這與我的案子有天壤之别。
但是，我在詳細研究他的刑事案卷的時候，發現他被判處的刑罰比我輕得多：他在承認自己賺了不義之财的情況下，卻隻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而我卻可能面臨125年的監禁。
我問過斯坦這個問題，“博學”的他給我的解釋是，雖然法律在聯邦一級的實施标準是一樣的，但是在康涅狄格州和佛羅裡達州，也就是我和薩普斯奇安分别被起訴的地方，法律實施标準可能存在着細微的差别。
他繼續說道：“必須參照的《美國聯邦量刑指南》正是為了糾正這種差異而制定的。
” 顯然，他拒絕承認那個案例對我有什麼特殊的參照意義，因為他不打算與美國司法部進行一次真正的角力。
面對律師的這種冷漠，我隻能去尋求懷亞特看守所的内部資源，求助于最有經驗的傑克——“法國販毒網”的老江湖。
經曆近半個世紀的司法糾紛，以及36年的牢獄生活，我的這位獄友自認為比大多數律師更靠譜，其實他的感覺并非完全錯誤。
因為這麼多年來，他所有的申訴狀都是自己寫的，要求他的律師過目之後直接交給法官。
“對那些法官和檢察官，一定要把他們擠到牆角，”他囑咐我，“隻要你們簽訂了刑期确定的協議（有約束力的認罪協議），他們就對你無可奈何。
你和檢察官在商定刑期的基礎上達成一份協議，你簽字後，沒有人能再給你加刑，就連法官也不行。
我希望這就是你的律師和檢察官談判的内容！”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告訴我檢察官提出了6個月的刑期，所以我想應該就是6個月的刑期吧。
” “你不能光想，你必須确定。
特别是不要簽沒有寫明刑期的空頭協議，因為之後檢察官可以讓你在量刑的時候吃虧。
這些檢察官可以随便更改刑期……你明白嗎？這就叫給自己挖坑……” 我不會直接告訴他，但我承認，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
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砧闆上的魚肉。
我的兩個律師在律所執業前都擔任過助理檢察官，他們應該了解這種肮髒的手段。
為什麼他們沒有和我說清楚認罪協議還有不同的類型呢？如果不是咨詢了傑克，我是無法知道這些的。
第二天，我又打電話給斯坦，問他認罪協議的細節： “不，不是刑期确定的認罪協議。
在康涅狄格州，我們不用這種認罪協議，但我承認，這種協議在很多州都是适用的，特别是在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
告訴你這些情況的人，他的案子一定是由适用于這種認罪協議的地區管轄的。
” “很明顯，又是一個與我做對的康涅狄格州的特殊之處。
那你希望我簽署哪一種認罪協議？” “空白協議。
” “如果認罪協議上沒有寫明刑期，那我怎麼能确定我最終隻會被判6個月？” “在康涅狄格州，認罪協議的文本内容比較微妙。
這裡的司法人員不喜歡受人擺布。
但是大家都相互信任。
法官、律師、檢察官，我們都在一起工作幾十年了，沒有人會食言。
如果諾維克和我說是6個月，那最後就一定是6個月。
相信我，不用擔心。
而且我們又有新的麻煩了。
” “是嗎？是什麼？” “你必須承認10項指控中的兩項，而不是原先設想的一項。
” “什麼？但是，一個月前，你不是向我保證他們隻會指控我一項罪名嗎？” “我确實是這麼和諾維克談判的，但是最終做出決定的不是他，而是遠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