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監禁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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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為自己再也不會見到這些高牆了，但我不得不面對現實，我又回到了懷亞特看守所的那間牢房。
我将在這裡再被關幾天甚至幾周，直到能夠提出新的保釋申請——第三次申請。
在看守所裡，每個小時都漫長得沒有盡頭。
我一直沒有聽到阿爾斯通的消息。
斯坦告訴我，法務總監卡爾确實來過華盛頓，與美國司法部進行過談判。
他剛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時後抵達的，他卻絲毫不擔心美國聯邦調查局，這讓我感到驚訝不已，因為這位科班出身的律師10多年來一直擔任公司内的要職，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門。
2004年，他成為電力部門的法務副主管，1年後被任命為訴訟主管，2011年再度晉升，領導集團的法律事務。
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業“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阿爾斯通是怎樣招募中間人，并且是如何付錢給他們的。
為什麼調查人員沒有逮捕他？他們能從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從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多。
為什麼他們單單瞄上了我？這在我看來非常難以理解。
我還是希望卡爾能趁着在美國談判的機會到懷亞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沒有給我任何消息，我也無法與公司其他領導取得聯系。
商業界和工業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歲小孩。
我雖然清楚這一點，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厭惡。
轉眼之間，我就成了公司裡的害群之馬。
進入看守所以後，再也沒有人與我來往，我就像是一個鼠疫患者，人們唯恐避之不及。
從普通同事到領導層，我與他們朝夕相處20年，此刻能否給我一些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還有很多更要緊的事。
這個星期，斯坦和莉茲再一次來看我。
我們一起在我的美國朋友以及和我有工作往來的美國人中間，尋找願意抵押房産幫我離開看守所的人。
“按照您提供給我的建議，”斯坦向我報告說，“我問過美國阿爾斯通鍋爐部門主管庫蘭，也懇求過銷售部門副總裁伊萊亞斯·戈登，但他倆都回絕了。
他們給我的回答完全相同：為了取悅本案負責有條件釋放的法官，您應該向阿爾斯通尋求幫助，而不是他們。
” “平心而論，我理解他們，”我向斯坦表明觀點，“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會承擔這樣的風險。
” “您在美國有親朋好友嗎？” “很少。
我們已經離開美國7年了，在當地沒有家人。
雖然我和幾個人還保持着聯系，但是我們的關系沒有那麼親密。
不過，克拉拉和很多人都保持來往，而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摯友——琳達。
我們等待着包括琳達在内的各方面的回複。
另外，如果我們提議将我們在法國的房産作為擔保呢？” “不行，法官會駁回的，過去美國司法部就曾因為查封貴國境内的财産吃盡了苦頭。
” 我感覺自己仿佛又繼續墜向一條深不見底、内壁光滑的隧道裡，沒有什麼能把我接住。
我隐隐約約想到一種解決方案，這種方案卻随即消失不見。
我早就知道斯坦會告訴我什麼，隻是他的說法太過直白。
“眼下您暫且留在看守所裡，”他說道，“今天早上，我們在律所收到了關于您上訴日期的首份提議，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兩個月之後。
” 我依然試圖在那條隧道的牆壁上找到一處把手： “但如果阿爾斯通把我的案件納入和美國司法部的協議之中，那麼形勢就會有所改變，對不對？” “我擔心很可能并不會改變，”斯坦反駁我說，“這是兩起不同的訴訟。
美國司法部可以起訴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達成協議，但是這并不妨礙司法部對您個人提起訴訟。
” “我明白。
但無論如何，他們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納入協議當中。
” “理論上來講可以。
但是一旦您被收監，這樣做的困難就會更大，眼下您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相信阿爾斯通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律師會忙于說服對手，使應付罰款數額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護尚未被起訴的其他管理人員。
” “那我呢，我能和他們談條件嗎？” “能，您可以認罪。
” “我的意思是協商罰款金額
我将在這裡再被關幾天甚至幾周，直到能夠提出新的保釋申請——第三次申請。
在看守所裡，每個小時都漫長得沒有盡頭。
我一直沒有聽到阿爾斯通的消息。
斯坦告訴我，法務總監卡爾确實來過華盛頓，與美國司法部進行過談判。
他剛好是在我被捕的24小時後抵達的，他卻絲毫不擔心美國聯邦調查局，這讓我感到驚訝不已，因為這位科班出身的律師10多年來一直擔任公司内的要職，他了解公司的所有部門。
2004年，他成為電力部門的法務副主管，1年後被任命為訴訟主管，2011年再度晉升，領導集團的法律事務。
他熟悉公司的所有商業“做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阿爾斯通是怎樣招募中間人，并且是如何付錢給他們的。
為什麼調查人員沒有逮捕他？他們能從他身上了解到的一定比從我身上了解到的内容多。
為什麼他們單單瞄上了我？這在我看來非常難以理解。
我還是希望卡爾能趁着在美國談判的機會到懷亞特看守所探望我，但是他沒有給我任何消息，我也無法與公司其他領導取得聯系。
商業界和工業界人士可不是天真的3歲小孩。
我雖然清楚這一點，但是仍然感到深深的厭惡。
轉眼之間，我就成了公司裡的害群之馬。
進入看守所以後，再也沒有人與我來往，我就像是一個鼠疫患者，人們唯恐避之不及。
從普通同事到領導層，我與他們朝夕相處20年，此刻能否給我一些同情？但是，埋怨他人又有何用？眼下還有很多更要緊的事。
這個星期，斯坦和莉茲再一次來看我。
我們一起在我的美國朋友以及和我有工作往來的美國人中間，尋找願意抵押房産幫我離開看守所的人。
“按照您提供給我的建議，”斯坦向我報告說，“我問過美國阿爾斯通鍋爐部門主管庫蘭，也懇求過銷售部門副總裁伊萊亞斯·戈登，但他倆都回絕了。
他們給我的回答完全相同：為了取悅本案負責有條件釋放的法官，您應該向阿爾斯通尋求幫助，而不是他們。
” “平心而論，我理解他們，”我向斯坦表明觀點，“就算是我自己，也不一定會承擔這樣的風險。
” “您在美國有親朋好友嗎？” “很少。
我們已經離開美國7年了，在當地沒有家人。
雖然我和幾個人還保持着聯系，但是我們的關系沒有那麼親密。
不過，克拉拉和很多人都保持來往，而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她的一位摯友——琳達。
我們等待着包括琳達在内的各方面的回複。
另外，如果我們提議将我們在法國的房産作為擔保呢？” “不行，法官會駁回的，過去美國司法部就曾因為查封貴國境内的财産吃盡了苦頭。
” 我感覺自己仿佛又繼續墜向一條深不見底、内壁光滑的隧道裡，沒有什麼能把我接住。
我隐隐約約想到一種解決方案，這種方案卻随即消失不見。
我早就知道斯坦會告訴我什麼，隻是他的說法太過直白。
“眼下您暫且留在看守所裡，”他說道，“今天早上，我們在律所收到了關于您上訴日期的首份提議，日期是2013年6月26日，也就是兩個月之後。
” 我依然試圖在那條隧道的牆壁上找到一處把手： “但如果阿爾斯通把我的案件納入和美國司法部的協議之中，那麼形勢就會有所改變，對不對？” “我擔心很可能并不會改變，”斯坦反駁我說，“這是兩起不同的訴訟。
美國司法部可以起訴一名法人，也可以和它達成協議，但是這并不妨礙司法部對您個人提起訴訟。
” “我明白。
但無論如何，他們依然有可能把我的案子納入協議當中。
” “理論上來講可以。
但是一旦您被收監，這樣做的困難就會更大，眼下您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相信阿爾斯通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律師會忙于說服對手，使應付罰款數額降到最低，尤其是要保護尚未被起訴的其他管理人員。
” “那我呢，我能和他們談條件嗎？” “能，您可以認罪。
” “我的意思是協商罰款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