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二次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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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獄警沒有忘記我。
淩晨4點整，兩名獄警沖進了我的牢房，把我弄醒。
我又遭受了一輪搜身，之後被人用鍊子從頭到腳拴了起來，就像第一次被押解到懷亞特看守所時那樣。
走出牢房後，他們把我塞進一輛裝甲卡車，朝紐黑文法院駛去，車程3個小時。
距離開庭還有幾分鐘，我獲準和兩位辯護律師——莉茲和斯坦會面。
再一次見到他們時，這兩個人似乎都有些萎靡不振。
他們告訴我，他們剛剛和檢察官諾維克讨論了幾分鐘。
“他表現得很頑固，毫不妥協，”斯坦向我吐露實情，“他對我們準備支付的保釋金金額不感興趣，并下定決心向法庭請求将您繼續收押。
我想，他仍然對貴公司拒絕合作耿耿于懷，他們覺得，這些年來阿爾斯通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
” 我感覺自己在不斷墜落，好像永遠都觸不到底。
因為此時此刻，我發現，從斯坦和我多次溝通的内容中得出的結論是，3年多前，美國司法部就啟動了第一輪調查。
也就是說，調查自2009年底就在進行了！但卡爾有意不告訴我這個時間點。
這時，我也明白了為什麼美國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勢對待我：他們要我為阿爾斯通兩面三刀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美國人剛啟動調查就通知了阿爾斯通，并要求阿爾斯通予以配合。
美國司法部的常規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調查的企業提出建議：簽署一份《推遲起訴協議》。
為此，企業必須同意自證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動，必要時還要揭發自己的雇員。
企業還須承諾建立起一套内部反腐敗機制，并且接受“督察”——一位連續3年向美國司法部做彙報的監督員——的存在。
如果能遵守這些條件，那麼法官就會和企業達成協議，結局通常是罰款。
一般情況下，同意這些要求後不會再有管理人員被捕（盡管從理論上講，這種協議并不會終結針對個人的起訴）。
在阿爾斯通事發之前，另外兩家法國企業——道達爾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這種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億美元和3.38億美元的罰款。
但是阿爾斯通，更準确地說是柏珂龍想奉陪到底。
正如我之後發現的那樣：阿爾斯通使美國司法部相信它會合作，但在現實操作中卻陽奉陰違。
當美國司法部發覺被愚弄時，檢察官氣得發瘋，于是他們決定改變策略，由警告變為猛烈進攻。
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現在，美國司法部想要向阿爾斯通證明，誰才是更強勢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爾斯通認罪。
我中了這肮髒的圈套，成為柏珂龍陰謀的犧牲品，淪為美國司法部的“人質”。
很快，我就能從諾維克口中證實這一切。
當主持庭審的評審團主席瓊·G.馬格裡斯法官請諾維克發言時，諾維克直截了當地揭開了他為何向阿爾斯通宣戰的内幕。
“該公司在承諾合作後，多次濫用美國司法部的信任！阿爾斯通本應協助我方進行調查，但事實上卻行動怠慢、避重就輕，其态度模棱兩可。
我還想提醒法官注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也提到了法國政府對此事的态度：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盡管阿爾斯通這家跨國公司受到了包括瑞士、英國、意大利和美國在内的多個國家政府的行賄指控，但法國政府仍未對其采取任何行動。
” 他毫不遲疑地繼續說道： “我方掌握了所有證據，其中大量文件披露了這些同謀是如何商讨收買印度尼西亞議員的。
我方還掌握了銀行出具的證明，還有證人，這些證人已經做好了出庭做證的準備。
” 我心中再次産生了疑問：美國司法部是如何找到這些材料的？庭審開始之前，在我和斯坦、莉茲交談的時候，他們就告訴了我這場鬥争的底細。
對我來說，這的确是沉重的一擊。
剛開始時我不相信他們，覺得人為操縱的痕迹太明顯，就像是電影劇本。
“不，”我告訴自己，“這樣的故事隻能在電影裡看到。
”但是我錯了。
現在來看，這的确是現實。
為了取得指控阿爾斯通的證據，美國司法部運用了多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門、與調查人員全方位合作的眼線。
多年來，他一直在上衣裡藏着一支錄音筆，錄下和同事之間的大量對話。
他就像一隻鼹鼠，藏在公司内部，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所用。
這名年近65歲的職員為何會同意充當這樣的角色？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給他施加了怎樣的壓力，才使他變成一名“叛徒”？是以長年監禁相要挾嗎？我沒有時間深思，諾維克檢察官現在開始讨論我的案情。
他的陳述直截了當，在他看來，阿爾斯通是他職業生涯裡遇到的一家最龐大的腐敗企業，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弗雷德裡克·皮耶魯齊是阿爾斯通的管理人員，級别很高。
這些年來，阿爾斯通領導層一直對其委以重任。
今日，阿爾斯通向您提議支付150萬美元的保釋金，以求将其釋放。
然而，該公司本身就涉嫌參與此次行賄事件。
盡管并未被正式起訴，但該公司仍然是該事件的‘共
淩晨4點整，兩名獄警沖進了我的牢房，把我弄醒。
我又遭受了一輪搜身，之後被人用鍊子從頭到腳拴了起來，就像第一次被押解到懷亞特看守所時那樣。
走出牢房後，他們把我塞進一輛裝甲卡車，朝紐黑文法院駛去，車程3個小時。
距離開庭還有幾分鐘，我獲準和兩位辯護律師——莉茲和斯坦會面。
再一次見到他們時，這兩個人似乎都有些萎靡不振。
他們告訴我，他們剛剛和檢察官諾維克讨論了幾分鐘。
“他表現得很頑固，毫不妥協，”斯坦向我吐露實情，“他對我們準備支付的保釋金金額不感興趣，并下定決心向法庭請求将您繼續收押。
我想，他仍然對貴公司拒絕合作耿耿于懷，他們覺得，這些年來阿爾斯通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
” 我感覺自己在不斷墜落，好像永遠都觸不到底。
因為此時此刻，我發現，從斯坦和我多次溝通的内容中得出的結論是，3年多前，美國司法部就啟動了第一輪調查。
也就是說，調查自2009年底就在進行了！但卡爾有意不告訴我這個時間點。
這時，我也明白了為什麼美國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勢對待我：他們要我為阿爾斯通兩面三刀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美國人剛啟動調查就通知了阿爾斯通，并要求阿爾斯通予以配合。
美國司法部的常規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調查的企業提出建議：簽署一份《推遲起訴協議》。
為此，企業必須同意自證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動，必要時還要揭發自己的雇員。
企業還須承諾建立起一套内部反腐敗機制，并且接受“督察”——一位連續3年向美國司法部做彙報的監督員——的存在。
如果能遵守這些條件，那麼法官就會和企業達成協議，結局通常是罰款。
一般情況下，同意這些要求後不會再有管理人員被捕（盡管從理論上講，這種協議并不會終結針對個人的起訴）。
在阿爾斯通事發之前，另外兩家法國企業——道達爾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這種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億美元和3.38億美元的罰款。
但是阿爾斯通，更準确地說是柏珂龍想奉陪到底。
正如我之後發現的那樣：阿爾斯通使美國司法部相信它會合作，但在現實操作中卻陽奉陰違。
當美國司法部發覺被愚弄時，檢察官氣得發瘋，于是他們決定改變策略，由警告變為猛烈進攻。
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現在，美國司法部想要向阿爾斯通證明，誰才是更強勢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爾斯通認罪。
我中了這肮髒的圈套，成為柏珂龍陰謀的犧牲品，淪為美國司法部的“人質”。
很快，我就能從諾維克口中證實這一切。
當主持庭審的評審團主席瓊·G.馬格裡斯法官請諾維克發言時，諾維克直截了當地揭開了他為何向阿爾斯通宣戰的内幕。
“該公司在承諾合作後，多次濫用美國司法部的信任！阿爾斯通本應協助我方進行調查，但事實上卻行動怠慢、避重就輕，其态度模棱兩可。
我還想提醒法官注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近也提到了法國政府對此事的态度：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盡管阿爾斯通這家跨國公司受到了包括瑞士、英國、意大利和美國在内的多個國家政府的行賄指控，但法國政府仍未對其采取任何行動。
” 他毫不遲疑地繼續說道： “我方掌握了所有證據，其中大量文件披露了這些同謀是如何商讨收買印度尼西亞議員的。
我方還掌握了銀行出具的證明，還有證人，這些證人已經做好了出庭做證的準備。
” 我心中再次産生了疑問：美國司法部是如何找到這些材料的？庭審開始之前，在我和斯坦、莉茲交談的時候，他們就告訴了我這場鬥争的底細。
對我來說，這的确是沉重的一擊。
剛開始時我不相信他們，覺得人為操縱的痕迹太明顯，就像是電影劇本。
“不，”我告訴自己，“這樣的故事隻能在電影裡看到。
”但是我錯了。
現在來看，這的确是現實。
為了取得指控阿爾斯通的證據，美國司法部運用了多種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門、與調查人員全方位合作的眼線。
多年來，他一直在上衣裡藏着一支錄音筆，錄下和同事之間的大量對話。
他就像一隻鼹鼠，藏在公司内部，為美國聯邦調查局所用。
這名年近65歲的職員為何會同意充當這樣的角色？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司法部給他施加了怎樣的壓力，才使他變成一名“叛徒”？是以長年監禁相要挾嗎？我沒有時間深思，諾維克檢察官現在開始讨論我的案情。
他的陳述直截了當，在他看來，阿爾斯通是他職業生涯裡遇到的一家最龐大的腐敗企業，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弗雷德裡克·皮耶魯齊是阿爾斯通的管理人員，級别很高。
這些年來，阿爾斯通領導層一直對其委以重任。
今日，阿爾斯通向您提議支付150萬美元的保釋金，以求将其釋放。
然而，該公司本身就涉嫌參與此次行賄事件。
盡管并未被正式起訴，但該公司仍然是該事件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