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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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這樣的。
在車裡時，我還不願相信這一切。
那些早已是陳年舊事，和當下的利害毫無關系。
但是現在，我卻不得不面對現實。
印度尼西亞的那個魔鬼案子——蘇門答臘島的塔拉罕發電站項目——又找到我頭上了。
2003年，這個發電站項目開始招标的時候，我還未到新加坡任職。
當時是印度尼西亞項目招标初期，我們和丸紅株式會社組成聯合體，參與投标競争。
當時，阿爾斯通陷入了嚴重的财務困境，甚至瀕臨破産。
這筆合同盡管看上去利潤不高（1.18億美元中隻有6000萬屬于阿爾斯通），但卻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
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這座發電廠，雖說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卻能夠提振公司的聲望。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審訊室裡，布盧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
我在等候檢察官做進一步解釋時，思緒回到了2003年，當時我們為拿下塔拉罕項目付出了太多心血。
我無須感到羞恥：在這個時代，在某些國家，行賄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盡管表面上不被允許。
而且我知道，阿爾斯通曾經求助于兩個中間人。
當然，他們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認，我知道他們的存在。
我剛回憶起那段時光，門就打開了，在布盧姆的陪同下，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他看起來有35歲，又瘦又小，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慢，我感覺他簡直就像個暴發戶。
他用機關槍似的語速開始誇誇其談： “皮耶魯齊先生，我是大衛·諾維克，康涅狄格州的聯邦檢察官，負責阿爾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
因行賄一事，我們已經向貴公司提起訴訟，而您正是因為此事接受質詢。
這次訊問由我負責。
您被指控參與了在塔拉罕發電站項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
這屬于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1]的管轄範圍之内。
3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調查阿爾斯通在許多國家的行為。
按美國法律規定，當時貴公司早已收到相關通知，卻仍然違背承諾，自2010年起拒絕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合作。
阿爾斯通沒有遵守任何一條承諾，一條都沒有！” 他看上去很憤怒。
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也不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
誠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會成員，也不是執委會成員。
我……”但那位檢察官沒給我留一點兒繼續想的時間。
“皮耶魯齊先生，我強烈建議您不要給您的公司打電話。
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 刹那間，我的大腦全亂了。
這位司法官員在要求我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來對付阿爾斯通及其管理層。
我們很清楚您在阿爾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項目中的位置。
我們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易中，雖然您扮演的不是決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
我們想要的，就是起訴阿爾斯通的最高領導層，尤其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先生。
因此，我們要求您不要告知他們您正在被質詢。
這就意味着您不能與他們取得聯系，您要放棄聘用律師。
您明白了嗎？” 不，我不明白。
但也可以說，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條件，正在策劃一場交易。
諾維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們公司内部的線人……此時的我還完全沒有把時差倒過來，我已經24小時沒有睡覺，還一直戴着手铐，铐在這根鐵杠上，任由他們擺布。
我到底需要明白什麼？他一直含含糊糊，隻是翻來覆去地命令我：“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
正當他努力地讓我保持沉默的時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爾斯通為高層管理人員舉辦的培訓會上。
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時就是這樣諷刺，其中的内涵隻有參與過的人才會懂。
培訓會的主題是關于我們這一行的法律風險。
法務專家交給我們一張名片大小的紙片，上面寫着一些電話号碼——一旦我們被捕，就撥打這些電話。
其中就有凱斯·卡爾的電話，他是我們集團的現任法務總監。
法務專家在會上叮囑我們，要随身帶着這張小紙片。
另外，如
在車裡時，我還不願相信這一切。
那些早已是陳年舊事，和當下的利害毫無關系。
但是現在，我卻不得不面對現實。
印度尼西亞的那個魔鬼案子——蘇門答臘島的塔拉罕發電站項目——又找到我頭上了。
2003年，這個發電站項目開始招标的時候，我還未到新加坡任職。
當時是印度尼西亞項目招标初期，我們和丸紅株式會社組成聯合體，參與投标競争。
當時，阿爾斯通陷入了嚴重的财務困境，甚至瀕臨破産。
這筆合同盡管看上去利潤不高（1.18億美元中隻有6000萬屬于阿爾斯通），但卻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
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這座發電廠，雖說在世界上微不足道，但是它卻能夠提振公司的聲望。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審訊室裡，布盧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
我在等候檢察官做進一步解釋時，思緒回到了2003年，當時我們為拿下塔拉罕項目付出了太多心血。
我無須感到羞恥：在這個時代，在某些國家，行賄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盡管表面上不被允許。
而且我知道，阿爾斯通曾經求助于兩個中間人。
當然，他們不是我找的，但是我承認，我知道他們的存在。
我剛回憶起那段時光，門就打開了，在布盧姆的陪同下，一個男人走了進來。
他看起來有35歲，又瘦又小，毫不掩飾自己的傲慢，我感覺他簡直就像個暴發戶。
他用機關槍似的語速開始誇誇其談： “皮耶魯齊先生，我是大衛·諾維克，康涅狄格州的聯邦檢察官，負責阿爾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
因行賄一事，我們已經向貴公司提起訴訟，而您正是因為此事接受質詢。
這次訊問由我負責。
您被指控參與了在塔拉罕發電站項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亞議員行賄。
這屬于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1]的管轄範圍之内。
3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調查阿爾斯通在許多國家的行為。
按美國法律規定，當時貴公司早已收到相關通知，卻仍然違背承諾，自2010年起拒絕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合作。
阿爾斯通沒有遵守任何一條承諾，一條都沒有！” 他看上去很憤怒。
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也不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
誠然，我是一位管理者，但我既不是董事會成員，也不是執委會成員。
我……”但那位檢察官沒給我留一點兒繼續想的時間。
“皮耶魯齊先生，我強烈建議您不要給您的公司打電話。
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 刹那間，我的大腦全亂了。
這位司法官員在要求我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來對付阿爾斯通及其管理層。
我們很清楚您在阿爾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項目中的位置。
我們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易中，雖然您扮演的不是決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
我們想要的，就是起訴阿爾斯通的最高領導層，尤其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先生。
因此，我們要求您不要告知他們您正在被質詢。
這就意味着您不能與他們取得聯系，您要放棄聘用律師。
您明白了嗎？” 不，我不明白。
但也可以說，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條件，正在策劃一場交易。
諾維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們公司内部的線人……此時的我還完全沒有把時差倒過來，我已經24小時沒有睡覺，還一直戴着手铐，铐在這根鐵杠上，任由他們擺布。
我到底需要明白什麼？他一直含含糊糊，隻是翻來覆去地命令我：“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
正當他努力地讓我保持沉默的時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爾斯通為高層管理人員舉辦的培訓會上。
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時就是這樣諷刺，其中的内涵隻有參與過的人才會懂。
培訓會的主題是關于我們這一行的法律風險。
法務專家交給我們一張名片大小的紙片，上面寫着一些電話号碼——一旦我們被捕，就撥打這些電話。
其中就有凱斯·卡爾的電話，他是我們集團的現任法務總監。
法務專家在會上叮囑我們，要随身帶着這張小紙片。
另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