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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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不幸要面對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遠不要違反培訓會上三令五申的兩條原則：第一，什麼都不要說；第二，給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打電話，他會立即指派一名律師來到這位不幸的員工身邊。
這兩條原則我牢牢記住了，而且我不會掉到那個檢察官給我設的陷阱裡去——那時我無論如何都堅信這一點。
作為一名優秀的“戰士”，我絲毫沒有考慮這會讓我付出怎樣的代價，就執行起培訓會上法務專家叮囑我們的準則。
我不能不通知我們的法務人員。
我向檢察官解釋： “請您聽清楚，我從未被逮捕過，我也不明白你們想要什麼。
所以，我要求你們允許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國領事館。
” 檢察官神情堅定，朝一位探員打了個手勢，此人把黑莓手機還給了我，手機在我被捕的時候就被沒收了。
我立刻試着聯系集團法務總監卡爾。
巴黎此時是淩晨5點，電話無人接聽。
但是，我最終聯系上了蒂姆·庫蘭，他是阿爾斯通鍋爐分部在美國的主管。
我和他原本約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溫莎見面。
我向他簡單陳述了一下情況。
他非常吃驚： “這事出在你身上，實在不可思議，簡直荒唐。
我們會立刻把你從那裡解救出來的。
我馬上給總部打電話。
” 庫蘭的話讓我安心了一些。
檢察官出去後，兩個探員開始搜身，并且對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記造冊。
我仍有一次撥打電話的權利，因此猶豫着要不要給我的妻子克拉拉打個電話，但我放棄了這個念頭。
何必讓她擔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堅信，這不過是一場幾個小時的糾紛，很快我就會恢複自由。
諾維克表現得再怎麼面目可憎也無濟于事；他再怎麼振振有詞，說阿爾斯通正遭受着長達3年的反行賄調查，說集團對美國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說集團對各種質詢充耳不聞，說集團裝傻充愣……通通無濟于事。
這些我都不信。
更準确地說，我也不想去信。
我的信念足以刻碑為證：我毫無保留地相信，阿爾斯通會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從這場危機中解救出來。
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們的首席執行官。
在來紐約前的幾個星期，我還和柏珂龍共進晚餐。
他邀請我和幾位在亞洲工作的集團領導，一起去新加坡參加一場盛大的招待會。
招待會的地點是個傳奇之地——濱海灣金沙娛樂城，這是新加坡最熱門的酒店。
這座酒店聞名遐迩。
那是一座令人一見傾心的建築，在57層有一個宏偉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艦船上突出的船艏。
集團法務總監卡爾也在場。
這倒沒什麼新奇的。
數年來，阿爾斯通在亞洲發展了大部分的能源業務，以至于柏珂龍正計劃把集團總部的一部分搬遷到新加坡。
2012年底，集團剛剛多租了一層樓，用來容納來自巴黎的一部分員工，柏珂龍也頻繁地來新加坡。
于是集團裡謠言四起，說首席執行官正在考慮将阿爾斯通的稅務注冊地址遷至此地（這是完全合法的）。
确實，新加坡的稅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還沒有算上稅收減免），而且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沃特·凡·韋爾士在2013年初開始考察這座城市，以求為柏珂龍找一處“行宮”。
他造訪了很多别墅。
老實說，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
我算不上柏珂龍的親信，盡管我們之間早已習慣了以“你”相稱，但還是禮貌有加。
來紐約前的一周，我還陪他去了一趟印度，會見信實工業集團的領導。
信實工業集團是印度最大的私營聯合大企業，歸安巴尼家族所有。
柏珂龍是個商人，也是個舉世無雙的談判高手。
他毫不猶豫地隻身一人跑遍全世界，隻為能夠當面接觸他的合夥人。
有時他毫不妥協，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會通過花言巧語來讨好和吸引客戶。
在工作現場也能直接發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的那場罕見的晚宴上，集團法務總監卡爾——柏珂龍的衆多忠實擁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務主管，與我相識多年——走到我身邊，敬了一杯酒後，他悄悄地說： “弗雷德，你還記得塔拉罕的那場交易和美國人的調查嗎？為了那次調查，我們也搞
這兩條原則我牢牢記住了，而且我不會掉到那個檢察官給我設的陷阱裡去——那時我無論如何都堅信這一點。
作為一名優秀的“戰士”，我絲毫沒有考慮這會讓我付出怎樣的代價，就執行起培訓會上法務專家叮囑我們的準則。
我不能不通知我們的法務人員。
我向檢察官解釋： “請您聽清楚，我從未被逮捕過，我也不明白你們想要什麼。
所以，我要求你們允許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國領事館。
” 檢察官神情堅定，朝一位探員打了個手勢，此人把黑莓手機還給了我，手機在我被捕的時候就被沒收了。
我立刻試着聯系集團法務總監卡爾。
巴黎此時是淩晨5點，電話無人接聽。
但是，我最終聯系上了蒂姆·庫蘭，他是阿爾斯通鍋爐分部在美國的主管。
我和他原本約定第二天在康涅狄格州的溫莎見面。
我向他簡單陳述了一下情況。
他非常吃驚： “這事出在你身上，實在不可思議，簡直荒唐。
我們會立刻把你從那裡解救出來的。
我馬上給總部打電話。
” 庫蘭的話讓我安心了一些。
檢察官出去後，兩個探員開始搜身，并且對我手提箱内的物品登記造冊。
我仍有一次撥打電話的權利，因此猶豫着要不要給我的妻子克拉拉打個電話，但我放棄了這個念頭。
何必讓她擔心呢？那一刻我依然堅信，這不過是一場幾個小時的糾紛，很快我就會恢複自由。
諾維克表現得再怎麼面目可憎也無濟于事；他再怎麼振振有詞，說阿爾斯通正遭受着長達3年的反行賄調查，說集團對美國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說集團對各種質詢充耳不聞，說集團裝傻充愣……通通無濟于事。
這些我都不信。
更準确地說，我也不想去信。
我的信念足以刻碑為證：我毫無保留地相信，阿爾斯通會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從這場危機中解救出來。
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們的首席執行官。
在來紐約前的幾個星期，我還和柏珂龍共進晚餐。
他邀請我和幾位在亞洲工作的集團領導，一起去新加坡參加一場盛大的招待會。
招待會的地點是個傳奇之地——濱海灣金沙娛樂城，這是新加坡最熱門的酒店。
這座酒店聞名遐迩。
那是一座令人一見傾心的建築，在57層有一個宏偉的露台，延展到海面之上，如同艦船上突出的船艏。
集團法務總監卡爾也在場。
這倒沒什麼新奇的。
數年來，阿爾斯通在亞洲發展了大部分的能源業務，以至于柏珂龍正計劃把集團總部的一部分搬遷到新加坡。
2012年底，集團剛剛多租了一層樓，用來容納來自巴黎的一部分員工，柏珂龍也頻繁地來新加坡。
于是集團裡謠言四起，說首席執行官正在考慮将阿爾斯通的稅務注冊地址遷至此地（這是完全合法的）。
确實，新加坡的稅收政策非常吸引人（最高20%，還沒有算上稅收減免），而且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沃特·凡·韋爾士在2013年初開始考察這座城市，以求為柏珂龍找一處“行宮”。
他造訪了很多别墅。
老實說，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
我算不上柏珂龍的親信，盡管我們之間早已習慣了以“你”相稱，但還是禮貌有加。
來紐約前的一周，我還陪他去了一趟印度，會見信實工業集團的領導。
信實工業集團是印度最大的私營聯合大企業，歸安巴尼家族所有。
柏珂龍是個商人，也是個舉世無雙的談判高手。
他毫不猶豫地隻身一人跑遍全世界，隻為能夠當面接觸他的合夥人。
有時他毫不妥協，甚至近乎粗鄙，但他也會通過花言巧語來讨好和吸引客戶。
在工作現場也能直接發号施令，不留情面。
在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的那場罕見的晚宴上，集團法務總監卡爾——柏珂龍的衆多忠實擁趸之一，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務主管，與我相識多年——走到我身邊，敬了一杯酒後，他悄悄地說： “弗雷德，你還記得塔拉罕的那場交易和美國人的調查嗎？為了那次調查，我們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