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擊
關燈
小
中
大
突然，我變成了一隻野獸。
我穿上了橘色的連體服，身體被鍊條鎖住，手腳被戴上鐐铐。
我幾乎無法行走，也無法呼吸。
我是一隻被捆綁的野獸，也是一隻掉進陷阱裡的困獸。
昨晚，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單人牢房。
整個房間彌漫着一股濃烈的氣味，我幾乎要被熏暈了。
房間沒有窗戶，隻有一道極小的裂縫。
透過裂縫往外看，我隐約看到一個陰暗的院子。
我聽到各種噪聲、争吵聲、尖叫聲，以及不間斷的狗吠聲。
這簡直是一場噩夢。
我已經8個小時沒有喝過水，又餓又渴。
自從在飛機上聽到那條簡單的廣播後，我的生活便發生了劇變。
先來說說那條機上廣播。
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報了一條聽起來無關痛癢的消息。
空姐的聲音雖然溫柔，但卻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降臨：“皮耶魯齊先生，請您下飛機前先到機組人員這裡來。
” 這時，我乘坐的這架波音777剛剛降落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在中國香港中轉後，經過長達24小時的飛行，現在已筋疲力盡。
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點整。
駕駛員對飛行計劃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
這條廣播在飛機到達機場時響起。
難道當時我絲毫沒有起疑？雖說已經習慣了各種長途飛行，但是因為時差，我頭昏腦漲。
45歲的我，先後在阿爾及爾、曼徹斯特、香港、北京、溫莎（美國康涅狄格州）、巴黎、蘇黎世等地任職，現在坐鎮新加坡。
20年來，我在全球飛來飛去，為我的公司奔波。
我聽過好幾次這種廣播，它要麼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間被調整了，要麼是幫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轉時丢失的手機。
因此，我沒多想便來到了機組領班的面前。
然而，這位年輕的空姐卻滿臉尴尬。
機艙門已經打開，她膽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門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個女人、兩三個穿制服的人，以及兩個穿便服的人。
那個女人禮貌地跟我核實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飛機。
幾乎在我說出姓名的同時，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條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後腰上，然後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條胳膊扭到我的背後，給我戴上手铐：“弗雷德裡克·皮耶魯齊，你被逮捕了。
” 我非常震驚，來不及做出反應，隻能束手就擒。
後來我總是問自己：如果我沒有下飛機，那會發生什麼？如果我拒絕下飛機呢？若是在我連一隻腳都沒踏上美國國土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這樣輕易逮捕我？我一聲不吭地就服從了。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幫了他們大忙。
因為從理論上來講，我們還在國際區域——機艙出口的舷梯上也屬于國際區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
片刻之後，我回過神來，要求他們做出解釋。
穿便服的兩人說，他們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我們接到命令，在機艙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頓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
那裡會有檢察官向您說明緣由。
” 顯然，他們也不了解更多的情況。
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這幾句話，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隻能跟着他們，在兩個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的看管下，像個歹徒一樣，雙手被铐在背後穿過機場。
周圍乘客的目光讓我覺得如芒在背。
走了幾米後，我意識到，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
我身高1.83米，體重将近100千克，這讓我看起來非常滑稽。
與其說是滑稽，不如說是夢幻。
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電影中，在扮演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前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的角色。
兩年前，他就像我一樣被戴上鐐铐，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紐約街頭……然而此時，我的驚吓大于憂慮。
當時我一直确信，這是一個錯誤或者誤會。
他們隻是錯把我當作了别人，經過查證後，案件就會真相大白，一切仍會照常進行（近年來，肯尼迪機場發生的這類誤會與日俱增）。
我的“警衛”直接把我帶進了一個小房間。
我很了解這種地方，在這裡，美國當局會對可疑的外國人的護照進行仔細檢查。
2003年，伊拉克戰争期間，鑒于法國的立場——時任總統雅克·希拉克拒絕參與美軍的行動——我們一群法國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機場等候很長時間，直到美國官員同意讓我們入境。
今天，檢查的速度加快了。
兩名查驗人員花了幾分鐘時間檢查我的身份證件，然後将我帶出機場，坐上一輛沒有警用标志的警車。
我穿上了橘色的連體服，身體被鍊條鎖住，手腳被戴上鐐铐。
我幾乎無法行走，也無法呼吸。
我是一隻被捆綁的野獸，也是一隻掉進陷阱裡的困獸。
昨晚，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單人牢房。
整個房間彌漫着一股濃烈的氣味，我幾乎要被熏暈了。
房間沒有窗戶，隻有一道極小的裂縫。
透過裂縫往外看，我隐約看到一個陰暗的院子。
我聽到各種噪聲、争吵聲、尖叫聲，以及不間斷的狗吠聲。
這簡直是一場噩夢。
我已經8個小時沒有喝過水，又餓又渴。
自從在飛機上聽到那條簡單的廣播後，我的生活便發生了劇變。
先來說說那條機上廣播。
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報了一條聽起來無關痛癢的消息。
空姐的聲音雖然溫柔，但卻宣告了一場災難的降臨：“皮耶魯齊先生，請您下飛機前先到機組人員這裡來。
” 這時，我乘坐的這架波音777剛剛降落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在中國香港中轉後，經過長達24小時的飛行，現在已筋疲力盡。
這是2013年4月14日晚上8點整。
駕駛員對飛行計劃掌控得十分完美，分秒不差。
這條廣播在飛機到達機場時響起。
難道當時我絲毫沒有起疑？雖說已經習慣了各種長途飛行，但是因為時差，我頭昏腦漲。
45歲的我，先後在阿爾及爾、曼徹斯特、香港、北京、溫莎（美國康涅狄格州）、巴黎、蘇黎世等地任職，現在坐鎮新加坡。
20年來，我在全球飛來飛去，為我的公司奔波。
我聽過好幾次這種廣播，它要麼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間被調整了，要麼是幫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轉時丢失的手機。
因此，我沒多想便來到了機組領班的面前。
然而，這位年輕的空姐卻滿臉尴尬。
機艙門已經打開，她膽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了指門口等着我的一群人——一個女人、兩三個穿制服的人，以及兩個穿便服的人。
那個女人禮貌地跟我核實了我的身份，命令我下飛機。
幾乎在我說出姓名的同時，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抓住了我的一條胳膊，并将它按在我的後腰上，然後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條胳膊扭到我的背後，給我戴上手铐：“弗雷德裡克·皮耶魯齊，你被逮捕了。
” 我非常震驚，來不及做出反應，隻能束手就擒。
後來我總是問自己：如果我沒有下飛機，那會發生什麼？如果我拒絕下飛機呢？若是在我連一隻腳都沒踏上美國國土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這樣輕易逮捕我？我一聲不吭地就服從了。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我這樣做是幫了他們大忙。
因為從理論上來講，我們還在國際區域——機艙出口的舷梯上也屬于國際區域。
眼下，我被戴上手铐。
片刻之後，我回過神來，要求他們做出解釋。
穿便服的兩人說，他們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我們接到命令，在機艙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頓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
那裡會有檢察官向您說明緣由。
” 顯然，他們也不了解更多的情況。
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這幾句話，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因此，隻能跟着他們，在兩個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的看管下，像個歹徒一樣，雙手被铐在背後穿過機場。
周圍乘客的目光讓我覺得如芒在背。
走了幾米後，我意識到，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
我身高1.83米，體重将近100千克，這讓我看起來非常滑稽。
與其說是滑稽，不如說是夢幻。
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電影中，在扮演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前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的角色。
兩年前，他就像我一樣被戴上鐐铐，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紐約街頭……然而此時，我的驚吓大于憂慮。
當時我一直确信，這是一個錯誤或者誤會。
他們隻是錯把我當作了别人，經過查證後，案件就會真相大白，一切仍會照常進行（近年來，肯尼迪機場發生的這類誤會與日俱增）。
我的“警衛”直接把我帶進了一個小房間。
我很了解這種地方，在這裡，美國當局會對可疑的外國人的護照進行仔細檢查。
2003年，伊拉克戰争期間，鑒于法國的立場——時任總統雅克·希拉克拒絕參與美軍的行動——我們一群法國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機場等候很長時間，直到美國官員同意讓我們入境。
今天，檢查的速度加快了。
兩名查驗人員花了幾分鐘時間檢查我的身份證件，然後将我帶出機場，坐上一輛沒有警用标志的警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