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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于明白了眼前的現實：顯然，我就是他們等待的人，我是他們要的“實實在在的客戶”。
這并非像在某些荒誕故事中，某人被誤認為是某個強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
至少這一點是明确的。
但是為什麼呢？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又做了什麼？ 我無須花太多時間反思我的經曆。
就個人生活而言，我絕對無可指責。
另外就是我在阿爾斯通的工作。
即便這種粗暴的逮捕可能與我的職業有關，但我也覺得可能性不大。
我在腦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項目飛快地過了一遍。
自從10個月前我擔任鍋爐部的全球負責人以來，我在新加坡職務範圍内的所有業務中，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行為而接受調查，美國當局幾年前就開始了一項調查。
當時，阿爾斯通因涉嫌為取得多個合同而行賄，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
我曾參與這個項目，阿爾斯通确實聘請了中間人來确保拿下這個市場。
但是，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發生的，印度尼西亞的合同是2005年簽字生效的。
當初合同談判似如煙往事，已經過去10年了！這太久遠了。
重要的是，我已經在内部審計時澄清了自己。
這是我們的慣例。
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
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車正在駛向曼哈頓，我越來越焦慮，開始費力地在腦海中搜尋往事——阿爾斯通聘請的兩位律師曾短暫地對我進行了一次詢問，大概持續了1個小時。
他們認為我遵循集團的所有程序規定，沒有任何錯誤，無須任何懲戒。
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錯的晉升，升任為現在的鍋爐部負責人，該部門在全球有4000多名雇員，年營業額為14億歐元。
此外，2011年以來，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一直打算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資企業，将兩家公司的鍋爐業務合二為一，他選擇我來領導這家未來世界級的大企業，總部将設在新加坡。
全球總裁！全球總裁現在卻被帶進一輛汽車，忍受着雙臂的酸痛。
金屬手铐逐漸割傷了我的手腕。
誰能想到，我僅僅因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亞項目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
我又不是阿爾·卡彭[1]！就連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處翻來覆去地琢磨着各種解釋，想象着各種可能導緻此次被捕的情節。
調查人員把車停在了路邊。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兩位探員羅恩和羅斯——我後來才知道他們的名字——覺得我“人還可以”。
我還算走運。
“皮耶魯齊先生，您很冷靜，既沒有喊叫，也沒有掙紮。
您也很有禮貌，和您這樣的人打交道還是不多的。
我們打算給您一些獎賞。
” 很簡單，他們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經僵硬的雙臂貼在膝蓋上，然後把我的雙手铐在了前面。
這看上去沒什麼，但經曆過這種不适的人都知道：與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相比，這種姿勢舒服多了。
今晚交通還算通暢，我們花了不到40分鐘就到了曼哈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門口，汽車駛進了地下停車場。
下車後，我們面前出現了第一部電梯。
探員命令我走進去，但卻要進去後背對着電梯按鈕，他們對此進行了特别說明，而且一副極為認真的神态。
我看着他們，有點兒摸不着頭腦。
1999—2006年，我在美國工作了7年，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但現在我的疑問是：我真的要走進這部電梯嗎？ “這是一項安全規定，皮耶魯齊先生，”羅恩解釋說，“您沒有權利看我們按了哪個按鈕。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們不會讓您知道您被帶到了哪個樓層，或者在哪個辦公室接受審訊。
” 我被帶到一個神秘的樓層。
通過幾扇裝甲門後，我們進入一間簡陋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中央放着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
牆上伸出一根長長的鐵杠，警衛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
他們讓我獨自待了一會兒。
突然，門打開了，一位探員走了進來。
“早上好，皮耶魯齊先生。
我叫塞思·布盧姆。
我負責美國聯邦調查局對阿爾斯通腐敗案的調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亞的塔拉罕項目。
我現在能說的隻有這些，幾分鐘後，負責調查的檢察官會親自來審問您。
” 說完後，布盧姆平靜而有禮貌地離開了房間。
[1]阿爾·卡彭是美國曆史上著名的黑手黨首領。
——譯者注
這并非像在某些荒誕故事中，某人被誤認為是某個強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
至少這一點是明确的。
但是為什麼呢？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又做了什麼？ 我無須花太多時間反思我的經曆。
就個人生活而言，我絕對無可指責。
另外就是我在阿爾斯通的工作。
即便這種粗暴的逮捕可能與我的職業有關，但我也覺得可能性不大。
我在腦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項目飛快地過了一遍。
自從10個月前我擔任鍋爐部的全球負責人以來，我在新加坡職務範圍内的所有業務中，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是放心的。
但我也知道，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行為而接受調查，美國當局幾年前就開始了一項調查。
當時，阿爾斯通因涉嫌為取得多個合同而行賄，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
我曾參與這個項目，阿爾斯通确實聘請了中間人來确保拿下這個市場。
但是，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發生的，印度尼西亞的合同是2005年簽字生效的。
當初合同談判似如煙往事，已經過去10年了！這太久遠了。
重要的是，我已經在内部審計時澄清了自己。
這是我們的慣例。
那是在2010年或2011年，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
但是我可以确信——汽車正在駛向曼哈頓，我越來越焦慮，開始費力地在腦海中搜尋往事——阿爾斯通聘請的兩位律師曾短暫地對我進行了一次詢問，大概持續了1個小時。
他們認為我遵循集團的所有程序規定，沒有任何錯誤，無須任何懲戒。
2012年，我得到了一次不錯的晉升，升任為現在的鍋爐部負責人，該部門在全球有4000多名雇員，年營業額為14億歐元。
此外，2011年以來，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一直打算與中國上海電氣集團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資企業，将兩家公司的鍋爐業務合二為一，他選擇我來領導這家未來世界級的大企業，總部将設在新加坡。
全球總裁！全球總裁現在卻被帶進一輛汽車，忍受着雙臂的酸痛。
金屬手铐逐漸割傷了我的手腕。
誰能想到，我僅僅因為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亞項目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就遭到如此待遇。
我又不是阿爾·卡彭[1]！就連他的手下都算不上！我在内心深處翻來覆去地琢磨着各種解釋，想象着各種可能導緻此次被捕的情節。
調查人員把車停在了路邊。
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兩位探員羅恩和羅斯——我後來才知道他們的名字——覺得我“人還可以”。
我還算走運。
“皮耶魯齊先生，您很冷靜，既沒有喊叫，也沒有掙紮。
您也很有禮貌，和您這樣的人打交道還是不多的。
我們打算給您一些獎賞。
” 很簡單，他們取下了我的手铐，把我已經僵硬的雙臂貼在膝蓋上，然後把我的雙手铐在了前面。
這看上去沒什麼，但經曆過這種不适的人都知道：與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相比，這種姿勢舒服多了。
今晚交通還算通暢，我們花了不到40分鐘就到了曼哈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門口，汽車駛進了地下停車場。
下車後，我們面前出現了第一部電梯。
探員命令我走進去，但卻要進去後背對着電梯按鈕，他們對此進行了特别說明，而且一副極為認真的神态。
我看着他們，有點兒摸不着頭腦。
1999—2006年，我在美國工作了7年，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但現在我的疑問是：我真的要走進這部電梯嗎？ “這是一項安全規定，皮耶魯齊先生，”羅恩解釋說，“您沒有權利看我們按了哪個按鈕。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們不會讓您知道您被帶到了哪個樓層，或者在哪個辦公室接受審訊。
” 我被帶到一個神秘的樓層。
通過幾扇裝甲門後，我們進入一間簡陋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中央放着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
牆上伸出一根長長的鐵杠，警衛用手铐把我铐在上面。
他們讓我獨自待了一會兒。
突然，門打開了，一位探員走了進來。
“早上好，皮耶魯齊先生。
我叫塞思·布盧姆。
我負責美國聯邦調查局對阿爾斯通腐敗案的調查，特别是印度尼西亞的塔拉罕項目。
我現在能說的隻有這些，幾分鐘後，負責調查的檢察官會親自來審問您。
” 說完後，布盧姆平靜而有禮貌地離開了房間。
[1]阿爾·卡彭是美國曆史上著名的黑手黨首領。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