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阿納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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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裡待了一旬之後，謝維克出院回家，住在隔壁45号房間的鄰居迪薩爾過來看他。
這位鄰居是一位數學家，身材瘦高。
外斜視的眼睛，沒有得到矯正，所以你永遠也沒法弄清楚他是否在盯着你看，也弄不明白你自己是否在跟他對視。
他和謝維克在學院宿舍裡做了一年的近鄰，兩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還沒有說過一句完整的話。
現在，迪薩爾來到了謝維克的房間裡，看着他，當然也可能是看着别處。
“怎樣？”他說。
“我很好，多謝。
” “幫你打飯？” “一起吃？”謝維克說。
迪薩爾說話惜字如金，像發電報似的，謝維克也受了影響。
“好吧。
” 迪薩爾在學院食堂打了兩份飯，拿一個托盤裝着，然後他們在謝維克的屋裡一起吃飯。
接下來的三天裡都是如此，直到謝維克可以起床出門為止。
很難理解迪薩爾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并不和善，對兄弟情誼似乎也沒抱多大指望。
他對其他人敬而遠之，原因之一是為了掩蓋自己做的一些壞事；他要麼是懶散得令人咋舌，要麼就是個不知掩飾的資産者，因為45号房間裡堆滿了他無權、也沒有理由保有的東西——食堂的餐具、圖書館的書、從一家工藝品倉庫拿來的木雕工具、從哪個實驗室順回來的顯微鏡、八條毯子，把壁櫃塞得滿滿當當的衣服——有些明顯不合他的尺寸，還有一些應該是他八歲或十歲時穿過的。
情形似乎是他在各個儲藏處和倉庫裡抱回了很多東西，也不管自己需要與否。
“你留着這些垃圾幹嗎？” 第一次得到允許進入迪薩爾的房間時，謝維克問過對方。
他對着謝維克，目光遊移不定。
“不知不覺就攢下來了。
”他語焉不詳地答道。
迪薩爾所選的研究領域極其深奧，學院和數學協會裡都沒有人能夠真正去檢查他的工作進展，這也正是他如此選擇的原因。
他以為謝維克的動機也跟自己一樣。
“工作？”他說，“見鬼去吧。
這樣的崗位不錯。
因果，共時——狗屁。
”謝維克有時候很喜歡迪薩爾，有時候又很讨厭他，喜歡和讨厭的程度旗鼓相當。
盡管如此，他還是刻意地跟迪薩爾保持着頻繁的來往，作為自己生活的某種調劑。
這次患病的經曆讓他意識到，如果繼續那麼獨來獨往，自己會徹底崩潰的。
他還從道德的層面來審視這個問題，無情地剖析自己。
他一直是個獨行俠，同兄弟情誼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
二十一歲的謝維克絕不是什麼道學先生，因為他的道德感中帶有激情，而且十分強烈。
不過，他的想法還是多少有些僵化。
那是一種已然内在化的宣傳教育、一種過分單純的奧多主義，也就是普通成年人會向孩子們灌輸的那些東西。
他一直都做得不對。
不能一錯再錯了，于是他便努力改正。
每十個晚上當中，有五個晚上他不讓自己去接觸物理學。
他主動加入學院宿舍管理委員會，積極參加物理協會和學院成員理事會的會議，還加入了一個進行生物反饋訓練及腦波訓練的團體。
去食堂的時候，他強迫自己坐到大桌子邊，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坐小桌子，邊吃邊看書。
他覺得很驚奇：大家似乎都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加入。
他們接納了他，對他表示歡迎，邀請他成為自己的夥伴和同事。
他們帶着他到處轉悠。
短短不到三旬的時間裡，他對阿比内的了解就超出了之前的整整一年。
他跟着一撥又一撥興緻勃勃的年輕人去運動場、工藝中心、遊泳池，參加各種節慶活動，參觀博物館，看戲，聽音樂會。
對他來說，音樂會是一種全新的發現，一件極富震撼力的樂事。
他以前從未去過阿比内的音樂會，部分原因是他認為音樂應該是一件需要自己身體力行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用耳朵來聽的。
孩提時代，他經常在當地的唱詩班和合唱團裡演唱或是演奏樂器；他也樂在其中，但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賦。
他對音樂的了解僅限于此。
學習中心教導各種藝術方面的實踐技能：歌唱、韻律學、舞蹈以及畫筆、鑿子、刀、車床等工具的用法。
這種教學非常講求實效：孩子們要學會去看、去說、去聽，要學會動手操作。
藝術和工藝之間沒有區别；藝術本身在生活中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僅僅被認為是生活的一項基本技能，就像演講一樣。
因此，建築學很早就得到了自由發展，已經形成了一種統一的風格，很純粹、很樸素，比例均衡。
繪畫和雕塑基本上是為建築及城市規劃服務。
作為語言的藝術，詩歌和故事本身都不具備很強的生命力，都是跟歌舞相關聯的；隻有戲劇完全獨立，也隻有戲劇被稱為“藝術”——是一門完整的藝術。
阿納瑞斯有為數衆多的地方劇團和巡回劇團，每個劇團都擁有自己的演員和舞者，還有許多保留劇目輪演劇團，它們通常都有自己的劇作家。
這些劇團演出各種悲劇、半即興的戲劇以及啞劇。
在那些彼此隔絕的荒涼小鎮，這些劇團像雨水一樣受到歡迎，它們的到來是當地的年度盛事。
作為阿納瑞斯人内心孤獨感與團結精神的具化産物，戲劇擁有驚人的能量，創造了極度的輝煌。
不過，謝維克對戲劇并不是很感興趣。
他喜歡那些精彩絕倫的台詞，但表演行為本身并不合他的意。
直到這一年——他來到阿比内的第二年，他才終于發現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藝術：用時間創造出來的藝術。
有人帶他去聽了音樂協會的一場演奏，第二天夜裡他又去聽了一場。
此後的音樂會他一場不落，如果可能就跟新結識的人一起去，實在不行就自己單獨去。
相較友誼而言，音樂是他更迫切需要的東西，能給他帶來更深層次的滿足。
他努力擺脫最初那種離群索居的狀态，但這樣的努力不過是一時狂熱，事實上也沒有成功。
這一點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根本沒有交到真正親近的朋友。
他跟許多女孩兒上床，可是從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樂趣。
那就像排洩一樣，僅僅是為了解決一種需要，而且事後他都覺得羞恥，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把别人當成了排洩對象。
他更喜歡手淫，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這種方式更為适用。
他注定是孤獨的，他的遺傳基因便是如此。
她不就是這麼說的嗎：“工作是第一位的。
”說這話時魯拉格非常平靜，用的是那種就事論事的語調。
她無力改變這一點，無法逃脫困住自己的那個冰冷囚室。
他也是如此。
他打心眼兒裡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輕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稱的人，但卻無法真正靠近他們，他們也無法靠近他。
他生來就是孤獨的，一個糟糕的冷酷的知識分子，一個自我主義者。
工作是第一位的，但經常毫無頭緒。
它就跟性一樣，按理說應當是讓人愉悅的，事實卻并非如此。
他繼續翻來覆去地思考那些同樣的問題，但卻始終無法解決托的時間悖論，哪怕再接近一步都不能，更别提共時理論了。
去年的時候，他還覺得這個理論已經觸手可及，當時的那種自信現在看來真是難以置信。
難道二十歲的他真的以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能夠推導出一個足以颠覆宇宙物理學的理論嗎？在那次發燒之前他肯定是嚴重神經錯亂了。
他加入了兩個哲學數學的學習小組，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樣的小組合乎自己的需要，同時拒絕承認自己的水平足以勝任這兩個小組的導師。
他還盡可能地躲着薩布爾。
在采取這一系列新舉措之初，他曾向格瓦拉伯表示，自己想要增進對她的了解。
她盡己所能地給予了回應，但是冬天對她來說一直都不好過；她身體不好，耳朵很背，年老體衰。
她準備在春天開一堂課，随後又放棄了。
她的狀況很不穩定，有一次都幾乎認不出謝維克了，過幾天又硬拉着他去自己宿舍徹夜長談。
他的有些想法已經超越了格瓦拉伯，所以這樣的長談進行得很不順利。
要麼就是格瓦拉伯把他煩上好幾個小時，推翻或者部分否定他知道的一些東西，要麼就是他試着去糾正她，讓她覺得很難過，還會把她搞得迷惑不已。
這樣的情形已經超出了他這個年齡的人的耐性和應變能力，最後他不得不盡可能地避開格瓦拉伯，每一次都感覺很内疚。
除她之外，他再也沒有可以讨論專業問題的對象了。
學院裡的人對于純粹時間物理學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
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這門課，可是他還沒有得到教職，學院也沒給他教室；師生協會拒絕了他的申請。
他們不希望跟薩布爾發生沖突。
這一年裡，他開始花大量的時間寫信給阿特羅以及其他烏拉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
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寫了之後就撕掉了。
他給數學家勞埃·安寄過一篇長達六頁的講述時間可逆性的論文，後來發現，對方已經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時間幾何學》一書序言中講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沒有看。
還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過烏拉斯貨船發出，卻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員截住了。
因為太空港的運營需要多家協會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歸PDC直接管轄的，其中部分協調專員必須懂得伊奧語。
太空港的這些管理人員有專門的知識，擔任的職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習氣：他們總是很自然地說“不”。
他們懷疑寫給數學家的那些信件，因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碼，而且也沒有人能夠斷定它們就不是密碼。
給物理學家的信件需要經過他們的顧問——薩布爾審核之後才能放行。
有些信件談論的話題不屬他所擅長的因果物理範疇，那他是不會審核的。
“不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内。
”他會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然後把信推到一邊。
謝維克抱着姑且一試的想法繼續把信投往港口，他們則會将信退回來，上面批着“審核未通過，不予發出”。
他在物理學協會上提出這個問題，薩布爾通常不會勞神來參加這種會的。
會上的人對于這個話題——跟意識形态上的對立方之間的自由通信——都不怎麼重視。
有人譴責謝維克，為什麼要去研究如此晦澀的領域，因為他自己也已經承認，在他所在的這個星球，沒有其他人能夠勝任這種研究。
“這無非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已。
”他說。
不過，這樣的辯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這是一個新領域，那就跟我們分享啊，不要跟資産者去分享！” “從一年前開始，每學期我都想要開一門課。
你們卻總是說沒有足夠的需求。
就因為它是新的，所以你們就害怕，是嗎？” 這麼一來，再也沒人幫他了。
他氣憤地離開了會場。
即便是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他還是繼續往烏拉斯寫信。
給某個人寫信，這個人也許能理解自己，也許已經理解了，這個想法讓他還能繼續寫下去、繼續想下去。
否則他真的沒法繼續了。
時間一旬一旬地過去，然後是一個又一個學期。
每年有那麼兩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報：收到阿特羅或是伊奧國或舍國哪位物理學家的信。
那些信都很長，寫得密密麻麻，論證也很嚴密，從開頭稱謂到信末簽名之間全是理論，全是深奧的超數學—倫理學—宇宙學時間物理理論，出自他不認識的人之手，以他不會講的語言寫就。
他們猛烈地抨擊他的理論、試圖推翻他的理論，那些人是他祖國的敵人，也是他的對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後的幾天時間裡，他會變得暴躁，同時又興高采烈，沒日沒夜地工作，新的觀點像噴泉一樣源源不斷地湧出來。
随後，在極度猛烈的噴射和掙紮之後，他又緩緩地回到現實之中，回到幹燥的地面，進入幹涸枯竭的狀态。
在他來到學院的第三年即将結束的時候，格瓦拉伯去世了。
他請求在她的追悼會上發言。
依照慣例，追悼會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舉行：這次是在物理實驗室大樓的一個演講廳裡。
他是會上唯一的發言者。
沒有學生到場，格瓦拉伯開始授課到現在還不到兩年。
在場的隻有學院幾位年長的會員，還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兒子，他是東北區的一位農業化學家。
謝維克站在這位老教授曾經站着講課的位置，用嘶啞的聲音——現在一到冬天他就會習慣性地感冒——告訴在場的諸位，格瓦拉伯是時間科學的奠基人，是整個學院裡最偉大的宇宙學家。
“我們物理學界現在有了自己的奧多。
”他說，“我們擁有她，但是我們并沒有給她應有的榮譽。
”會後，一位老太太眼裡噙着淚水，向他表示了謝意。
“我們總是在一起過旬末，我們倆，在我們街區的門房值班，我們聊得非常愉快。
”她說，樓裡吹出的冰冷的寒風吹得她直眨眼。
那位農業化學家跟他們嘟哝了幾句客套話之後，就匆匆地去趕回東北區的飛船了。
謝維克感到莫名的憤怒，這中間又夾雜着悲傷、煩躁和無奈，他開始漫無目的地在城裡亂走。
在這裡三年，他取得了什麼成就？一本書（已經被薩布爾據為己有）、五六篇未發表的論文、為一位逝者所寫的悼詞。
他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理解。
更坦率地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他都沒有起到任何必需的作用。
事實上——在他這個領域這種現象并不罕見——二十歲的時候，他的能量便已全部耗盡。
他不可能再有什麼成就了。
他已經撞上那堵牆，永遠回不了頭了。
他在音樂協會禮堂前停下來，看着這一旬
這位鄰居是一位數學家，身材瘦高。
外斜視的眼睛，沒有得到矯正，所以你永遠也沒法弄清楚他是否在盯着你看，也弄不明白你自己是否在跟他對視。
他和謝維克在學院宿舍裡做了一年的近鄰，兩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彼此還沒有說過一句完整的話。
現在，迪薩爾來到了謝維克的房間裡，看着他，當然也可能是看着别處。
“怎樣？”他說。
“我很好，多謝。
” “幫你打飯？” “一起吃？”謝維克說。
迪薩爾說話惜字如金，像發電報似的，謝維克也受了影響。
“好吧。
” 迪薩爾在學院食堂打了兩份飯，拿一個托盤裝着，然後他們在謝維克的屋裡一起吃飯。
接下來的三天裡都是如此，直到謝維克可以起床出門為止。
很難理解迪薩爾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并不和善，對兄弟情誼似乎也沒抱多大指望。
他對其他人敬而遠之，原因之一是為了掩蓋自己做的一些壞事；他要麼是懶散得令人咋舌，要麼就是個不知掩飾的資産者，因為45号房間裡堆滿了他無權、也沒有理由保有的東西——食堂的餐具、圖書館的書、從一家工藝品倉庫拿來的木雕工具、從哪個實驗室順回來的顯微鏡、八條毯子，把壁櫃塞得滿滿當當的衣服——有些明顯不合他的尺寸，還有一些應該是他八歲或十歲時穿過的。
情形似乎是他在各個儲藏處和倉庫裡抱回了很多東西，也不管自己需要與否。
“你留着這些垃圾幹嗎？” 第一次得到允許進入迪薩爾的房間時，謝維克問過對方。
他對着謝維克，目光遊移不定。
“不知不覺就攢下來了。
”他語焉不詳地答道。
迪薩爾所選的研究領域極其深奧，學院和數學協會裡都沒有人能夠真正去檢查他的工作進展，這也正是他如此選擇的原因。
他以為謝維克的動機也跟自己一樣。
“工作？”他說，“見鬼去吧。
這樣的崗位不錯。
因果，共時——狗屁。
”謝維克有時候很喜歡迪薩爾，有時候又很讨厭他，喜歡和讨厭的程度旗鼓相當。
盡管如此，他還是刻意地跟迪薩爾保持着頻繁的來往，作為自己生活的某種調劑。
這次患病的經曆讓他意識到，如果繼續那麼獨來獨往，自己會徹底崩潰的。
他還從道德的層面來審視這個問題，無情地剖析自己。
他一直是個獨行俠，同兄弟情誼的道德要求格格不入。
二十一歲的謝維克絕不是什麼道學先生，因為他的道德感中帶有激情，而且十分強烈。
不過，他的想法還是多少有些僵化。
那是一種已然内在化的宣傳教育、一種過分單純的奧多主義，也就是普通成年人會向孩子們灌輸的那些東西。
他一直都做得不對。
不能一錯再錯了，于是他便努力改正。
每十個晚上當中，有五個晚上他不讓自己去接觸物理學。
他主動加入學院宿舍管理委員會，積極參加物理協會和學院成員理事會的會議，還加入了一個進行生物反饋訓練及腦波訓練的團體。
去食堂的時候，他強迫自己坐到大桌子邊，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坐小桌子，邊吃邊看書。
他覺得很驚奇：大家似乎都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加入。
他們接納了他，對他表示歡迎，邀請他成為自己的夥伴和同事。
他們帶着他到處轉悠。
短短不到三旬的時間裡，他對阿比内的了解就超出了之前的整整一年。
他跟着一撥又一撥興緻勃勃的年輕人去運動場、工藝中心、遊泳池，參加各種節慶活動，參觀博物館，看戲，聽音樂會。
對他來說，音樂會是一種全新的發現，一件極富震撼力的樂事。
他以前從未去過阿比内的音樂會，部分原因是他認為音樂應該是一件需要自己身體力行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用耳朵來聽的。
孩提時代，他經常在當地的唱詩班和合唱團裡演唱或是演奏樂器；他也樂在其中，但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賦。
他對音樂的了解僅限于此。
學習中心教導各種藝術方面的實踐技能：歌唱、韻律學、舞蹈以及畫筆、鑿子、刀、車床等工具的用法。
這種教學非常講求實效：孩子們要學會去看、去說、去聽，要學會動手操作。
藝術和工藝之間沒有區别；藝術本身在生活中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僅僅被認為是生活的一項基本技能，就像演講一樣。
因此，建築學很早就得到了自由發展，已經形成了一種統一的風格，很純粹、很樸素，比例均衡。
繪畫和雕塑基本上是為建築及城市規劃服務。
作為語言的藝術，詩歌和故事本身都不具備很強的生命力，都是跟歌舞相關聯的；隻有戲劇完全獨立，也隻有戲劇被稱為“藝術”——是一門完整的藝術。
阿納瑞斯有為數衆多的地方劇團和巡回劇團，每個劇團都擁有自己的演員和舞者，還有許多保留劇目輪演劇團，它們通常都有自己的劇作家。
這些劇團演出各種悲劇、半即興的戲劇以及啞劇。
在那些彼此隔絕的荒涼小鎮，這些劇團像雨水一樣受到歡迎，它們的到來是當地的年度盛事。
作為阿納瑞斯人内心孤獨感與團結精神的具化産物，戲劇擁有驚人的能量，創造了極度的輝煌。
不過，謝維克對戲劇并不是很感興趣。
他喜歡那些精彩絕倫的台詞，但表演行為本身并不合他的意。
直到這一年——他來到阿比内的第二年，他才終于發現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藝術：用時間創造出來的藝術。
有人帶他去聽了音樂協會的一場演奏，第二天夜裡他又去聽了一場。
此後的音樂會他一場不落，如果可能就跟新結識的人一起去，實在不行就自己單獨去。
相較友誼而言，音樂是他更迫切需要的東西，能給他帶來更深層次的滿足。
他努力擺脫最初那種離群索居的狀态，但這樣的努力不過是一時狂熱，事實上也沒有成功。
這一點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根本沒有交到真正親近的朋友。
他跟許多女孩兒上床，可是從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樂趣。
那就像排洩一樣，僅僅是為了解決一種需要，而且事後他都覺得羞恥，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把别人當成了排洩對象。
他更喜歡手淫，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這種方式更為适用。
他注定是孤獨的，他的遺傳基因便是如此。
她不就是這麼說的嗎：“工作是第一位的。
”說這話時魯拉格非常平靜，用的是那種就事論事的語調。
她無力改變這一點，無法逃脫困住自己的那個冰冷囚室。
他也是如此。
他打心眼兒裡向往能靠近那些友善的年輕人，那些跟他兄弟相稱的人，但卻無法真正靠近他們，他們也無法靠近他。
他生來就是孤獨的，一個糟糕的冷酷的知識分子，一個自我主義者。
工作是第一位的，但經常毫無頭緒。
它就跟性一樣，按理說應當是讓人愉悅的，事實卻并非如此。
他繼續翻來覆去地思考那些同樣的問題，但卻始終無法解決托的時間悖論，哪怕再接近一步都不能，更别提共時理論了。
去年的時候，他還覺得這個理論已經觸手可及，當時的那種自信現在看來真是難以置信。
難道二十歲的他真的以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能夠推導出一個足以颠覆宇宙物理學的理論嗎？在那次發燒之前他肯定是嚴重神經錯亂了。
他加入了兩個哲學數學的學習小組，努力讓自己相信這樣的小組合乎自己的需要，同時拒絕承認自己的水平足以勝任這兩個小組的導師。
他還盡可能地躲着薩布爾。
在采取這一系列新舉措之初，他曾向格瓦拉伯表示，自己想要增進對她的了解。
她盡己所能地給予了回應，但是冬天對她來說一直都不好過；她身體不好，耳朵很背，年老體衰。
她準備在春天開一堂課，随後又放棄了。
她的狀況很不穩定，有一次都幾乎認不出謝維克了，過幾天又硬拉着他去自己宿舍徹夜長談。
他的有些想法已經超越了格瓦拉伯，所以這樣的長談進行得很不順利。
要麼就是格瓦拉伯把他煩上好幾個小時，推翻或者部分否定他知道的一些東西，要麼就是他試着去糾正她，讓她覺得很難過，還會把她搞得迷惑不已。
這樣的情形已經超出了他這個年齡的人的耐性和應變能力，最後他不得不盡可能地避開格瓦拉伯，每一次都感覺很内疚。
除她之外，他再也沒有可以讨論專業問題的對象了。
學院裡的人對于純粹時間物理學的了解都太有限，不足以跟他交流。
他希望自己能去教授這門課，可是他還沒有得到教職，學院也沒給他教室；師生協會拒絕了他的申請。
他們不希望跟薩布爾發生沖突。
這一年裡，他開始花大量的時間寫信給阿特羅以及其他烏拉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
這些信真正寄出的很少，有些他寫了之後就撕掉了。
他給數學家勞埃·安寄過一篇長達六頁的講述時間可逆性的論文，後來發現，對方已經去世二十年了；安的《時間幾何學》一書序言中講述了作者的生平，但是他沒有看。
還有一些信，他本打算通過烏拉斯貨船發出，卻被阿比内太空港的管理人員截住了。
因為太空港的運營需要多家協會合作完成，因此太空港是歸PDC直接管轄的，其中部分協調專員必須懂得伊奧語。
太空港的這些管理人員有專門的知識，擔任的職位也非常重要，很容易就沾染上官僚習氣：他們總是很自然地說“不”。
他們懷疑寫給數學家的那些信件，因為信中的内容很像一些密碼，而且也沒有人能夠斷定它們就不是密碼。
給物理學家的信件需要經過他們的顧問——薩布爾審核之後才能放行。
有些信件談論的話題不屬他所擅長的因果物理範疇，那他是不會審核的。
“不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内。
”他會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然後把信推到一邊。
謝維克抱着姑且一試的想法繼續把信投往港口，他們則會将信退回來，上面批着“審核未通過，不予發出”。
他在物理學協會上提出這個問題，薩布爾通常不會勞神來參加這種會的。
會上的人對于這個話題——跟意識形态上的對立方之間的自由通信——都不怎麼重視。
有人譴責謝維克，為什麼要去研究如此晦澀的領域，因為他自己也已經承認，在他所在的這個星球，沒有其他人能夠勝任這種研究。
“這無非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已。
”他說。
不過，這樣的辯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這是一個新領域，那就跟我們分享啊，不要跟資産者去分享！” “從一年前開始，每學期我都想要開一門課。
你們卻總是說沒有足夠的需求。
就因為它是新的，所以你們就害怕，是嗎？” 這麼一來，再也沒人幫他了。
他氣憤地離開了會場。
即便是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他還是繼續往烏拉斯寫信。
給某個人寫信，這個人也許能理解自己，也許已經理解了，這個想法讓他還能繼續寫下去、繼續想下去。
否則他真的沒法繼續了。
時間一旬一旬地過去，然後是一個又一個學期。
每年有那麼兩三次，他的努力能得到回報：收到阿特羅或是伊奧國或舍國哪位物理學家的信。
那些信都很長，寫得密密麻麻，論證也很嚴密，從開頭稱謂到信末簽名之間全是理論，全是深奧的超數學—倫理學—宇宙學時間物理理論，出自他不認識的人之手，以他不會講的語言寫就。
他們猛烈地抨擊他的理論、試圖推翻他的理論，那些人是他祖國的敵人，也是他的對手；是陌生人，也是兄弟。
收到信後的幾天時間裡，他會變得暴躁，同時又興高采烈，沒日沒夜地工作，新的觀點像噴泉一樣源源不斷地湧出來。
随後，在極度猛烈的噴射和掙紮之後，他又緩緩地回到現實之中，回到幹燥的地面，進入幹涸枯竭的狀态。
在他來到學院的第三年即将結束的時候，格瓦拉伯去世了。
他請求在她的追悼會上發言。
依照慣例，追悼會在死者生前工作的地方舉行：這次是在物理實驗室大樓的一個演講廳裡。
他是會上唯一的發言者。
沒有學生到場，格瓦拉伯開始授課到現在還不到兩年。
在場的隻有學院幾位年長的會員，還有一位中年人是格瓦拉伯的兒子，他是東北區的一位農業化學家。
謝維克站在這位老教授曾經站着講課的位置，用嘶啞的聲音——現在一到冬天他就會習慣性地感冒——告訴在場的諸位，格瓦拉伯是時間科學的奠基人，是整個學院裡最偉大的宇宙學家。
“我們物理學界現在有了自己的奧多。
”他說，“我們擁有她，但是我們并沒有給她應有的榮譽。
”會後，一位老太太眼裡噙着淚水，向他表示了謝意。
“我們總是在一起過旬末，我們倆，在我們街區的門房值班，我們聊得非常愉快。
”她說，樓裡吹出的冰冷的寒風吹得她直眨眼。
那位農業化學家跟他們嘟哝了幾句客套話之後，就匆匆地去趕回東北區的飛船了。
謝維克感到莫名的憤怒，這中間又夾雜着悲傷、煩躁和無奈，他開始漫無目的地在城裡亂走。
在這裡三年，他取得了什麼成就？一本書（已經被薩布爾據為己有）、五六篇未發表的論文、為一位逝者所寫的悼詞。
他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理解。
更坦率地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他都沒有起到任何必需的作用。
事實上——在他這個領域這種現象并不罕見——二十歲的時候，他的能量便已全部耗盡。
他不可能再有什麼成就了。
他已經撞上那堵牆，永遠回不了頭了。
他在音樂協會禮堂前停下來，看着這一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