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性與單身女孩：貞操、濫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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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勾搭經驗時，用到了“悔恨”、“厭煩”、“羞愧”，甚至“受虐”這些詞。
她堅持認為，“在進行身體接觸之前，要懷着貞潔的心先去了解對方”，[15]但她沒意識到的是，進行勾搭的大多數青少年，他們彼此都已熟知對方，而且同處一個社會圈子。
針對泰勒關于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勾搭現象的說法，前《紐約客》和《名利場》的編輯蒂娜·布朗（TinaBrown）給予了回應。
她也聲稱“女孩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真正的溫柔、親昵、激情，也失去了讓人尊敬她們的機會……”，這是“悲劇性的”。
[16]即使在如今這樣一個女性頗有上進心并且功成名就的世界裡——布朗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象征——也認定勾搭現象是一種低賤的表現。
批評家們不認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踐踏者，認為她們踏碎了青春愛情的花骨朵，這時候，人們貶低女性的這種偏見就更加明顯了。
2006年，保守派評論家勞拉·塞遜斯·斯坦普（LauraSessionsStepp）聲稱“現在的年輕女性像年輕男性一樣追求性愛，無數的新聞報道也開始大肆宣揚性行為，這剝奪了男性自古以來在性愛方面占據的主導地位”。
斯坦普認為這種颠覆，應當歸咎于男學生們面臨的日益增長的性挑戰。
[17]在她的這種揣測下，女性不僅僅失掉了她們應當有的溫柔與矜持，更失去了她們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無論大學女生是否真的在尋求這種肉身的歡愉，她們中的許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樣，這都不會讓她們走進婚姻。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誇張，”西北大學2012級畢業生阿曼達·李特曼（AmandaLitman）說，“但是，我真心認為現在結婚會毀了我的人生。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奮鬥和成功的機會，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沒有配偶和家庭的後顧之憂。
如果需要的話，我想我能夠一直待在辦公室裡工作到淩晨三點，而不用考慮給家人做晚飯的問題。
” 李特曼所講述的關于家庭的看法，仍然帶有一種性别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關系色彩。
這狠狠反駁了那些專家的看法——隻要回歸傳統的家庭角色，也許就能“治愈”勾搭文化。
事實上，正是出于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恐懼心理，才使得——至少來說——某些女性不斷地尋求随意的性愛。
“對于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阿曼達說，“談一場認真的戀愛，感覺要以犧牲我們的進取心為代價，而且還可能奪取我們獨立的能力，影響我們事業的發展。
而随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則能夠讓我們享受身體上的發洩，并且不會為其他人花費我們的時間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們感情上的精力。
”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憂心者，《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着勾搭樂趣的女大學生們，應該小心自己追求事業的目标。
在一篇名為《勾搭時代的愛情》（“LoveintheTimeofHookups”）的文章中，多賽特針對一份研究（這絕對是保守派的污蔑）表達了他的擔憂之情，這份研究認為一個女性性伴侶的數量，很可能會與她未來的離婚和抑郁傾向有關；同時多賽特還擔憂晚婚可能會導緻子女數量的減少。
“人們所追求的這種新型愛情方式，很有可能會改變傳統意義上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寫道，“當人們把生活的重心轉向工作時，他們關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說，這是以犧牲人們其他方面的生活為代價的。
”[18] 多賽特的錯誤在于，他所擔憂的那類人——主要是那些即将步入工作并推遲婚姻的白人女大學生——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其實她們已經在“新傳統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來。
盡管在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中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傾向和低結婚率，但是歸根結底，她們結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貧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經濟地位優越的美國人，不僅是晚婚的代表，還是整個國家離婚率最低的一類人群。
如果多賽特憂慮的是“新傳統主義”，那麼在他形容為“與事業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與“數不盡的性伴侶”的世界裡，這類女性并不是“新傳統主義”的敵人，而是它的未來所在。
就如同沙龍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裡（TracyClark-Flory）——作為一名随意性愛的開創者，她倡導随意性愛已有多年——所寫的那樣，“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獨終生……而這樣告訴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戰士，包括羅莉·戈特利布以及勞拉·塞遜斯·斯坦普。
“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有意地、積極地抵擋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對我的影響，我經常用自己的方式，體會随意的性愛。
如果按照他們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讨人喜歡的‘為什麼當你可以免費喝牛奶的時候，你還要去買頭奶牛呢？’——我注定要和貓生活在一起，孤獨終老，以及其他的陳詞濫調等等……而事實是，我快30歲了，我和訂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還打算在不遠的将來成為一個母親。
”克拉克–弗洛裡在29歲的時候踏進了婚姻的殿堂。
羅斯·多賽特，還有其他社會保守派，他們費心阻撓這些富裕的、有權勢的女性享有愛情或者婚姻。
當然，他們真正關心的并不是這些女性未來的婚姻幸福，而是她們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她們收獲了經濟、事業，最終還擁有了超越她們所處環境的社會權力和性權力，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斷增長的真實表現。
這其實就是芒迪的觀點。
漢娜·羅森在《男性的終結》中寫道，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認為女性受到了随意性愛的傷害，這種觀點“忽視了女性近來從中獲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看到這些利益正是基于性自由而産生的”。
羅森認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輕女性，同樣也具有事業成功和參與社會的巨大潛能，“一個太過認真的求愛者”對這些女性來說，就像是在19世紀意外懷孕了一樣：這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危險狀況，以免阻礙她們的大好前程。
[19] 那些被大衆媒體描述成沉湎于勾搭行為的女性，根據人口統計的數據來看，實際上是最可能結婚的一類女性。
這僅僅是勾搭文化被人們誤解的其中一個方面。
如果你隻是泛泛讀些關于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遊戲的報道，那麼你将錯過很多真相。
其中一個真相是，那些發生在校園中，與婚姻無關的性勾搭行為，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
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勾搭文化”就是個常态。
那時，女生們會在聯誼會上，或者在學生宿舍裡和男孩們上床；他們進行口交（而且很少會因此得到回報）；他們做愛，有時是一夜情，有時會有後續，有時是和陌生人做愛，但是最常見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說說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飯的朋友們做愛。
也有一小部分女性會去締結認真的、長久的（比如持續數個月或者數年的）戀愛關系。
我有一個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時就在一起了；大學期間他們也一直保持着情侶關系，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夫妻，并且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還有很多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過勾搭的行為。
襲擊與強奸，在聯誼會上圖謀不軌的欺淩，以及過度酗酒，這些都是嚴重的、駭人聽聞的校園問題。
但是它們不該被劃入勾搭文化的範疇。
勾搭文化是尋常小事。
普通的尋歡作樂？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慮選擇哪個男生今晚與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數時候的确是這樣。
對于那些18至22歲、對性感到好奇、遠離家庭的監視、彼此住得很近的學生們而言，這再正常不過了。
事實上，當我讀着那些把大學生異性戀愛關系描述為堕落并為這種現象扼腕歎息的文章時，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個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說根本回憶不出——女性因為學業和工作而果斷放棄婚姻的例子，這也讓我相信，女性追求名與利的雄心壯志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随意的性交。
許多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現象，通過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絕非新生事物。
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Armstrong）發聲說，從20世紀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學校園中的性習慣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同時她還指出，如今大學生們做愛的次數，要比他們的父母少。
[20]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布的報告，從1988年到2010年，性活躍的青春期女生的數量比已經從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個百分點。
[21]就像羅森所寫的，“綜合來看，現在年輕人的舉止行為，可以說是向純真時代的回歸”。
由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Twenge）主持并于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平均而言，相比于X一代和嬰兒潮出生的前輩們，千禧一代的青年擁有的性夥伴數量更少一些。
雖說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溫格的研究比較的是人們在25歲以前擁有的性夥伴數量。
25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是個臨界點，在這個年齡之前，他們的性夥伴數量少于先人，他們在25歲之前結婚的概率，也遠低于任何一代的前輩們。
[22] 寶拉·英格蘭（PaulaEngland）是紐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她也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大學期間學生們進行勾搭的次數，平均而言，大概隻有七次，這裡面包括了從親吻到性交等各種親密行為。
這也就是說，一年勾搭兩個人已經夠讓他們忙的了。
她還發現，絕大多數（80%）的大學生，進行勾搭的頻率要少于一學期一次。
[23]在凱特·泰勒關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每十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三個人在大學期間從未發生過勾搭行為，而且每十個人中間就有四個人從未做過愛，或者隻和一個人做過。
社會學家麗莎·韋德（LisaWade）的研究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根據她的估算，大約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學生會在大學期間進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為隻到親吻為止，40%的勾搭行為是性行為。
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aHess）曾對韋德的調查結果進行了解釋說明，她說“這意味着……（未婚的）大學生們每四年才做一次愛”。
赫斯還列出具體數字進行了總結，“隻有不超過15%的單身大學生，會以一年兩次的頻率進行一些身體接觸”。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們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經有了愛情歸宿；羅森引用了英格蘭的調查結果，她說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她們的大學愛情至少持續有半年之久。
[24]有一些女性沒有戀愛，她們忙着撰寫情色藝術的論文，思考着她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終極問題；她們還忙着在日間托兒中心做兼職，或是為了上班起個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邊吃早飯一邊幻想她們的值班經理長什麼樣子。
還有極少數的女性在計劃着她們的婚禮，因為确實還是有年輕人結婚的，隻是這個數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現實 她們每個人在做的事，不論是以什麼方式，其實都在努力解決她們是誰、她們适合做什麼的問題。
她們想要探尋自己未來的樣子，想要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誰是她們适合做愛的對象，想要追問自己到底隻願意做有意義的性愛，還是那些随意的性愛就已經足夠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們究竟是适合那種平靜如水、細水長流式的愛情陪伴，還是更鐘情于在激烈的争吵中突然爆發出的觸電般感覺，抑或是隻想和她們的朋友、書籍、寵物一起簡簡單單地終老。
“那些關于勾搭潮流的報道，它們錯誤的原因就在此
她堅持認為，“在進行身體接觸之前，要懷着貞潔的心先去了解對方”，[15]但她沒意識到的是，進行勾搭的大多數青少年，他們彼此都已熟知對方，而且同處一個社會圈子。
針對泰勒關于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勾搭現象的說法，前《紐約客》和《名利場》的編輯蒂娜·布朗（TinaBrown）給予了回應。
她也聲稱“女孩們已經完全喪失了真正的溫柔、親昵、激情，也失去了讓人尊敬她們的機會……”，這是“悲劇性的”。
[16]即使在如今這樣一個女性頗有上進心并且功成名就的世界裡——布朗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象征——也認定勾搭現象是一種低賤的表現。
批評家們不認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踐踏者，認為她們踏碎了青春愛情的花骨朵，這時候，人們貶低女性的這種偏見就更加明顯了。
2006年，保守派評論家勞拉·塞遜斯·斯坦普（LauraSessionsStepp）聲稱“現在的年輕女性像年輕男性一樣追求性愛，無數的新聞報道也開始大肆宣揚性行為，這剝奪了男性自古以來在性愛方面占據的主導地位”。
斯坦普認為這種颠覆，應當歸咎于男學生們面臨的日益增長的性挑戰。
[17]在她的這種揣測下，女性不僅僅失掉了她們應當有的溫柔與矜持，更失去了她們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無論大學女生是否真的在尋求這種肉身的歡愉，她們中的許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樣，這都不會讓她們走進婚姻。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誇張，”西北大學2012級畢業生阿曼達·李特曼（AmandaLitman）說，“但是，我真心認為現在結婚會毀了我的人生。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奮鬥和成功的機會，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沒有配偶和家庭的後顧之憂。
如果需要的話，我想我能夠一直待在辦公室裡工作到淩晨三點，而不用考慮給家人做晚飯的問題。
” 李特曼所講述的關于家庭的看法，仍然帶有一種性别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關系色彩。
這狠狠反駁了那些專家的看法——隻要回歸傳統的家庭角色，也許就能“治愈”勾搭文化。
事實上，正是出于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恐懼心理，才使得——至少來說——某些女性不斷地尋求随意的性愛。
“對于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阿曼達說，“談一場認真的戀愛，感覺要以犧牲我們的進取心為代價，而且還可能奪取我們獨立的能力，影響我們事業的發展。
而随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則能夠讓我們享受身體上的發洩，并且不會為其他人花費我們的時間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們感情上的精力。
”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憂心者，《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着勾搭樂趣的女大學生們，應該小心自己追求事業的目标。
在一篇名為《勾搭時代的愛情》（“LoveintheTimeofHookups”）的文章中，多賽特針對一份研究（這絕對是保守派的污蔑）表達了他的擔憂之情，這份研究認為一個女性性伴侶的數量，很可能會與她未來的離婚和抑郁傾向有關；同時多賽特還擔憂晚婚可能會導緻子女數量的減少。
“人們所追求的這種新型愛情方式，很有可能會改變傳統意義上人們對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寫道，“當人們把生活的重心轉向工作時，他們關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說，這是以犧牲人們其他方面的生活為代價的。
”[18] 多賽特的錯誤在于，他所擔憂的那類人——主要是那些即将步入工作并推遲婚姻的白人女大學生——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其實她們已經在“新傳統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來。
盡管在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中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傾向和低結婚率，但是歸根結底，她們結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貧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經濟地位優越的美國人，不僅是晚婚的代表，還是整個國家離婚率最低的一類人群。
如果多賽特憂慮的是“新傳統主義”，那麼在他形容為“與事業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與“數不盡的性伴侶”的世界裡，這類女性并不是“新傳統主義”的敵人，而是它的未來所在。
就如同沙龍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裡（TracyClark-Flory）——作為一名随意性愛的開創者，她倡導随意性愛已有多年——所寫的那樣，“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獨終生……而這樣告訴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戰士，包括羅莉·戈特利布以及勞拉·塞遜斯·斯坦普。
“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有意地、積極地抵擋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對我的影響，我經常用自己的方式，體會随意的性愛。
如果按照他們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讨人喜歡的‘為什麼當你可以免費喝牛奶的時候，你還要去買頭奶牛呢？’——我注定要和貓生活在一起，孤獨終老，以及其他的陳詞濫調等等……而事實是，我快30歲了，我和訂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還打算在不遠的将來成為一個母親。
”克拉克–弗洛裡在29歲的時候踏進了婚姻的殿堂。
羅斯·多賽特，還有其他社會保守派，他們費心阻撓這些富裕的、有權勢的女性享有愛情或者婚姻。
當然，他們真正關心的并不是這些女性未來的婚姻幸福，而是她們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她們收獲了經濟、事業，最終還擁有了超越她們所處環境的社會權力和性權力，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斷增長的真實表現。
這其實就是芒迪的觀點。
漢娜·羅森在《男性的終結》中寫道，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認為女性受到了随意性愛的傷害，這種觀點“忽視了女性近來從中獲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沒有看到這些利益正是基于性自由而産生的”。
羅森認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輕女性，同樣也具有事業成功和參與社會的巨大潛能，“一個太過認真的求愛者”對這些女性來說，就像是在19世紀意外懷孕了一樣：這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危險狀況，以免阻礙她們的大好前程。
[19] 那些被大衆媒體描述成沉湎于勾搭行為的女性，根據人口統計的數據來看，實際上是最可能結婚的一類女性。
這僅僅是勾搭文化被人們誤解的其中一個方面。
如果你隻是泛泛讀些關于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遊戲的報道，那麼你将錯過很多真相。
其中一個真相是，那些發生在校園中，與婚姻無關的性勾搭行為，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
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讀大學的時候，“勾搭文化”就是個常态。
那時，女生們會在聯誼會上，或者在學生宿舍裡和男孩們上床；他們進行口交（而且很少會因此得到回報）；他們做愛，有時是一夜情，有時會有後續，有時是和陌生人做愛，但是最常見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說說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飯的朋友們做愛。
也有一小部分女性會去締結認真的、長久的（比如持續數個月或者數年的）戀愛關系。
我有一個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時就在一起了；大學期間他們也一直保持着情侶關系，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夫妻，并且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還有很多的女性，她們幾乎沒有過勾搭的行為。
襲擊與強奸，在聯誼會上圖謀不軌的欺淩，以及過度酗酒，這些都是嚴重的、駭人聽聞的校園問題。
但是它們不該被劃入勾搭文化的範疇。
勾搭文化是尋常小事。
普通的尋歡作樂？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慮選擇哪個男生今晚與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數時候的确是這樣。
對于那些18至22歲、對性感到好奇、遠離家庭的監視、彼此住得很近的學生們而言，這再正常不過了。
事實上，當我讀着那些把大學生異性戀愛關系描述為堕落并為這種現象扼腕歎息的文章時，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個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說根本回憶不出——女性因為學業和工作而果斷放棄婚姻的例子，這也讓我相信，女性追求名與利的雄心壯志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随意的性交。
許多社會學家們的研究都證明了這一現象，通過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絕非新生事物。
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Armstrong）發聲說，從20世紀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學校園中的性習慣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同時她還指出，如今大學生們做愛的次數，要比他們的父母少。
[20]根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布的報告，從1988年到2010年，性活躍的青春期女生的數量比已經從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個百分點。
[21]就像羅森所寫的，“綜合來看，現在年輕人的舉止行為，可以說是向純真時代的回歸”。
由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Twenge）主持并于201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平均而言，相比于X一代和嬰兒潮出生的前輩們，千禧一代的青年擁有的性夥伴數量更少一些。
雖說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溫格的研究比較的是人們在25歲以前擁有的性夥伴數量。
25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是個臨界點，在這個年齡之前，他們的性夥伴數量少于先人，他們在25歲之前結婚的概率，也遠低于任何一代的前輩們。
[22] 寶拉·英格蘭（PaulaEngland）是紐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她也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大學期間學生們進行勾搭的次數，平均而言，大概隻有七次，這裡面包括了從親吻到性交等各種親密行為。
這也就是說，一年勾搭兩個人已經夠讓他們忙的了。
她還發現，絕大多數（80%）的大學生，進行勾搭的頻率要少于一學期一次。
[23]在凱特·泰勒關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每十個大學畢業生中，有三個人在大學期間從未發生過勾搭行為，而且每十個人中間就有四個人從未做過愛，或者隻和一個人做過。
社會學家麗莎·韋德（LisaWade）的研究調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根據她的估算，大約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學生會在大學期間進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為隻到親吻為止，40%的勾搭行為是性行為。
記者阿曼達·赫斯（AmandaHess）曾對韋德的調查結果進行了解釋說明，她說“這意味着……（未婚的）大學生們每四年才做一次愛”。
赫斯還列出具體數字進行了總結，“隻有不超過15%的單身大學生，會以一年兩次的頻率進行一些身體接觸”。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們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經有了愛情歸宿；羅森引用了英格蘭的調查結果，她說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這個比例），她們的大學愛情至少持續有半年之久。
[24]有一些女性沒有戀愛，她們忙着撰寫情色藝術的論文，思考着她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終極問題；她們還忙着在日間托兒中心做兼職，或是為了上班起個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邊吃早飯一邊幻想她們的值班經理長什麼樣子。
還有極少數的女性在計劃着她們的婚禮，因為确實還是有年輕人結婚的，隻是這個數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現實 她們每個人在做的事，不論是以什麼方式，其實都在努力解決她們是誰、她們适合做什麼的問題。
她們想要探尋自己未來的樣子，想要知道自己未來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誰是她們适合做愛的對象，想要追問自己到底隻願意做有意義的性愛，還是那些随意的性愛就已經足夠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們究竟是适合那種平靜如水、細水長流式的愛情陪伴，還是更鐘情于在激烈的争吵中突然爆發出的觸電般感覺，抑或是隻想和她們的朋友、書籍、寵物一起簡簡單單地終老。
“那些關于勾搭潮流的報道，它們錯誤的原因就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