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性與單身女孩：貞操、濫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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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處女，雖然她曾對性感到好奇并且小試過一次，但當被問到她的父母對她的性生活情況是否知曉時，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會被罵得體無完膚。
他們會瘋的。
他們絕對希望我一直是處女之身”。
她回想起童年時發生的一件事，當她有一次從自行車上滑下來之後，她和母親探讨自己是否已經失去了貞潔，母親當時暴跳如雷的樣子她至今記憶猶新。
“她的反應像是，‘這真是場災難！’他們對此非常看重。
我永遠都不會和他們談論（有關性）的事情，永遠、永遠、永遠也不會。
”但是成熟女性與性行為、性身份之間存在的文化牽連，卻對阿耶蒂産生了影響。
當問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着什麼的時候，她迅速将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面。
“我想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我還沒有做過愛，”她說，“當我一想到我還沒做過愛，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完整，總是缺了點什麼。
因此在我看來，心智上來講我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關于性的那些看法，讓我感覺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 有時，性的缺失純粹是精力不夠導緻的。
性沖動與性欲望的确會萦繞在多數人的心裡，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它們還沒有強大到去驅使人們付諸行動，尤其是當人們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據的時候。
當艾米娜回想起十幾歲的尾巴上，她的大學生活時，她說：“我忙着學習數學和科學，忙着廣交朋友，根本沒時間尋歡做愛。
後來我覺得自己必須要把這個提上議程了，我會想，‘好吧，現在是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艾米娜說，她的第一次性經驗（或者說早期的性行為）跟她的同伴們相比，沒什麼特别之處，隻是簡單的例行公事。
的确如此，不光是對于我的一些高中同學和大學同學，甚至對于我自己來說也都一樣。
這并不是說，我們對性沒有向往。
我們并不渴望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也沒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類的。
而是，當那個合适的對象還未現身的時候，我們就會忙着去幹些其他事……後來證明，正是這些事情占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尋找性接觸了。
本身對性感興趣，卻沒有合适機會去實踐的問題，派生出了另一種類型的單身女性，而這一類女性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她們并不是有意保守貞操。
在高中或大學時，如果你并沒有遇上心儀的性對象，沒有産生一種特定的性感應，如果你的精力——按簡·亞當斯的話——分給了其他方面，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揮灑在了藝術、醫藥、運動或者科學上面，你其實很容易發覺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
這不是因為你不想去做愛，也不是因為你不認可性行為的合理性，隻是因為，吸引你去做愛的機緣，并沒有像好萊塢夏季電影裡播放得那麼頻繁。
于是，随着大衆輿論和同伴對你的看法愈加确定，你越來越難甩掉你背負的貞操。
接着，坦白你的處女之身将變得更加難以啟齒，而且随着時間的推進，說出事實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你會害怕某一個朋友，或者某個對你有意思的男性，會因為你沒有過性經驗而評判你，你很擔心他們會把你想成太過于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實隻是因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來，你繼續恪守着處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污對你來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12]其作者是一名35歲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寫道，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她無所畏懼，也不怕被人中傷。
但是，随着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她的心理預期也在增加。
“我已經堅持了這麼多年，我現在已經沒法走回頭路了。
” 雖然很少人會提到這方面的事，但是它的确存在着。
它一直都在發生。
在我身上也一樣。
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為發生在24歲，但我本應該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做。
演員蒂娜·菲（TinaFey）曾說她第一次做愛也是24歲，還開玩笑地說她“不能透露過多”。
而對于其他那些馬上步入40歲的人，我就不太确定了，因為，随着年齡的增長，這些卓越的、性感的、妩媚動人的女性會更難在大庭廣衆之下談論她們的童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縱一樣，都是女性的一種身份标識。
上述拖延的、讨嫌的處女之身是一種，還有另外一種，是當早期活躍的性生活進入一個空窗期時，女性心裡會産生的自我責備和自我懷疑。
“性很棒，”52歲的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NancyGiles）說，“但是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為了做愛而做愛。
”但吉爾斯也曾努力嘗試過，她想要變得随性一些。
有一次，她說，“我強迫自己去這樣做，因為我的貞操已經保持得太久了。
我并不是故意要節制自己的欲望，隻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讓我心動”。
吉爾斯曾參加過一次專門為男女牽線搭橋的晚宴，她與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緣。
“我決定為此一搏，”她說，“但是結果卻很糟，我記得我腦子裡一直在想：‘讓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這裡’。
” 到現在，吉爾斯還是提不起熱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豔遇，這讓她感到十分苦惱，好像是她做了什麼錯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樣。
“似乎很久以來，每個人都知道豔遇、做愛的秘密所在，唯獨我被蒙在鼓裡。
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徹頭徹尾的怪人。
但是如果我對一個人沒有好感的話，我甚至不會和他擁抱。
”她後來又嘗試了一次，當她和上回那個做愛感覺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愛的時候，她說，整個過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過他的肩膀看巨人隊的比賽”。
在此之後，她開始厭煩和那些自己并不在意的人做愛。
就在最近，吉爾斯說，“我終于不再覺得自己像個怪人，因為我不再約會了”。
沒什麼可害怕 “我沒結婚，但是我有過性行為，”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Kissling）說，“這是父權體制最害怕的一類女性。
”弗朗西絲回憶，在她結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關系後，她開始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她把這個階段形容為“性欲特别、特别、特别發達”的時期。
作為一名倡導避孕與堕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時候會失效，但她不想做堕胎手術。
當然，她也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想要孩子。
因此她去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
她說，她至今都清晰地記得，自己結紮後所體驗的第一次性愛，那種感覺像是放飛了“極大的精神自由。
我記得我們一邊做愛，我一邊說‘這才是人的感覺！’而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我再也不用擔心會懷孕了”。
雖然弗朗西絲對性近乎固執，但是相伴終生的婚姻承諾，她說，令她心存膽怯，因為社會倫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導的，這與我們所體悟到的女性欲求相沖突，這也就是克裡斯蒂娜擔心女性主動出擊的行為會傷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
每當她結識一個男人，她解釋道，“我從來都不會想‘他喜歡我嗎？他會約我出去嗎？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這種想法會令他們恐慌。
“當人們不知道該如何掌控你的時候，你就變得很有威脅性了。
”她說。
千真萬确，在美國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種威脅，在20世紀中葉，女性的性欲更是與拳擊、戰争這類詞挂鈎。
就如伊萊恩·泰勒·梅（ElaineTylerMay）寫的那樣，表達一些身體暴力行為的詞，包括擊倒、爆炸等，都開始用于形容女性的性欲。
麗塔·海華斯（RitaHayworth）的一幅寫真照片曾與投放于比基尼島的氫彈聯系在了一起。
而兩件套的泳裝竟然會用那些作為軍事爆破場地的島嶼命名。
[13] 當社會對性的觀念愈加開放時，我們不再僅僅認同女性散發出的性感特質，同時也在慢慢地、但卻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并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
但是在安穩守舊的倫理綱常中，人們還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消化：人們依舊相信女性活躍的性生活一定會使她們走進婚姻的聖殿，實際上，她們是在不重樣的性夥伴中，挑選未來共度餘生的那個人；人們認為女性也許會變得彪悍粗犷，但她們依然渴望内心深處的情感相通；人們還相信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愛會讓未來的她們追悔莫及，就如同克裡斯蒂娜的治療師所确信的那樣，追求性的濫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愛導緻的。
然而，當這些觀念面臨極大挑戰的時候，也就是當我們遇見一個又一個帶有攻擊力的女性之時，我們繃緊了神經。
這些女性，她們沉溺于性愛，并不為此煩惱羞愧，她們不想和任何一個性夥伴有過分親密的情感聯系，更不願意向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許諾終身。
（隻是）出于這種原因，人們就給她們貼上蕩婦和怪人的标簽，認為她們是病态的、不矜持的、違背了女性身份的、并且已經無法挽救的。
當女性的性欲最終從異性戀桎梏和婚姻預期中解放出來時，它也許就會像傳統意義上男性的性欲一樣，涵蓋社會、經濟以及性革命等多種内容。
麗莎·芒迪（Liza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貴的性》（TheRicher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破除了傳統的異性戀窠臼，“女性會比男性更加渴望性”。
芒迪采訪了很多女性，她們都表示願意和不同的性夥伴做愛，“以尋求最大限度”的性。
芒迪還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力量的轉變，進一步促使女性“對和她們做愛的男性外表變得更加挑剔”。
[14] 在性的世界裡，不論這種颠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說，但是有一點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女性群體中，我們常能聽到她們在高聲、爽朗地談論熱情而飽滿的性欲。
“勾搭文化” 比那些掌握性權力的成熟女性更讓這個國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歲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們，那些并不打算在這個世界裡成為妻子，而是隻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來，大衆媒體愛使用一個術語來表達這種焦灼，它就是所謂的“勾搭文化”。
這個術語專指高中生或者大學生（尤其是那些頂尖大學裡有志向的優秀學生）身體上的豔遇，包括親吻、愛撫、口交以及性交等親密身體接觸，并且雙方都不準備認真戀愛或者結婚。
許多勾搭文化的批評者或者反對者，把越來越晚的結婚年齡以及問題女青年的出現都歸咎于此。
《紐約時報》的記者凱特·泰勒（Kate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對賓夕法尼亞大學裡随意的性豔遇現象予以解釋，根據她采訪的女性們所說，她們這麼做，主要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在大學裡的主要任務是“為找工作做準備，而不是為了找男朋友（更别說找丈夫了）”。
這種擺脫婚姻的趨勢，不僅讓那些頑固的社會保守派，而且還讓那些并非有意冒犯但卻憂國憂民的前輩們深感不安。
作家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Fla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關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兒鄉》（GirlLand）這本書中表達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認為當女孩們渴望和男孩們毫無壓力地做愛時，她們就永遠地失去了她們的純真。
弗拉納根還寫道，在勾搭文化的環境下，“這些（年輕的女人們）丢棄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愛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摯愛的到來。
弗拉納根認為這些少女們，“已經被色情文化和網絡世界所污染，她們自以為，如果要想從男孩們那裡獲得些什麼，就應該去勾搭他們”。
弗拉納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終結：勾搭文化如何讓一代人不快樂、性不滿、對親密關系困惑不解》（TheEndofSex:HowHookupCultureIsLeavingaGenerationUnhappy,SexuallyUnfulfilled,andConfusedaboutIntimacy）這本書的作者。
弗雷塔斯認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随意的、不計後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勁頭很強勢，甚至連一點可選擇的餘地都沒有”，她還報道稱，41%的學生在形容他
她是處女，雖然她曾對性感到好奇并且小試過一次，但當被問到她的父母對她的性生活情況是否知曉時，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會被罵得體無完膚。
他們會瘋的。
他們絕對希望我一直是處女之身”。
她回想起童年時發生的一件事，當她有一次從自行車上滑下來之後，她和母親探讨自己是否已經失去了貞潔，母親當時暴跳如雷的樣子她至今記憶猶新。
“她的反應像是，‘這真是場災難！’他們對此非常看重。
我永遠都不會和他們談論（有關性）的事情，永遠、永遠、永遠也不會。
”但是成熟女性與性行為、性身份之間存在的文化牽連，卻對阿耶蒂産生了影響。
當問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着什麼的時候，她迅速将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面。
“我想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我還沒有做過愛，”她說，“當我一想到我還沒做過愛，我就覺得我的人生不完整，總是缺了點什麼。
因此在我看來，心智上來講我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關于性的那些看法，讓我感覺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 有時，性的缺失純粹是精力不夠導緻的。
性沖動與性欲望的确會萦繞在多數人的心裡，然而更常見的情況是，它們還沒有強大到去驅使人們付諸行動，尤其是當人們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據的時候。
當艾米娜回想起十幾歲的尾巴上，她的大學生活時，她說：“我忙着學習數學和科學，忙着廣交朋友，根本沒時間尋歡做愛。
後來我覺得自己必須要把這個提上議程了，我會想，‘好吧，現在是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艾米娜說，她的第一次性經驗（或者說早期的性行為）跟她的同伴們相比，沒什麼特别之處，隻是簡單的例行公事。
的确如此，不光是對于我的一些高中同學和大學同學，甚至對于我自己來說也都一樣。
這并不是說，我們對性沒有向往。
我們并不渴望身體上的親密接觸，也沒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類的。
而是，當那個合适的對象還未現身的時候，我們就會忙着去幹些其他事……後來證明，正是這些事情占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尋找性接觸了。
本身對性感興趣，卻沒有合适機會去實踐的問題，派生出了另一種類型的單身女性，而這一類女性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她們并不是有意保守貞操。
在高中或大學時，如果你并沒有遇上心儀的性對象，沒有産生一種特定的性感應，如果你的精力——按簡·亞當斯的話——分給了其他方面，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揮灑在了藝術、醫藥、運動或者科學上面，你其實很容易發覺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
這不是因為你不想去做愛，也不是因為你不認可性行為的合理性，隻是因為，吸引你去做愛的機緣，并沒有像好萊塢夏季電影裡播放得那麼頻繁。
于是，随着大衆輿論和同伴對你的看法愈加确定，你越來越難甩掉你背負的貞操。
接着，坦白你的處女之身将變得更加難以啟齒，而且随着時間的推進，說出事實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你會害怕某一個朋友，或者某個對你有意思的男性，會因為你沒有過性經驗而評判你，你很擔心他們會把你想成太過于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實隻是因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來，你繼續恪守着處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污對你來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12]其作者是一名35歲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寫道，當她還年輕的時候，她無所畏懼，也不怕被人中傷。
但是，随着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她的心理預期也在增加。
“我已經堅持了這麼多年，我現在已經沒法走回頭路了。
” 雖然很少人會提到這方面的事，但是它的确存在着。
它一直都在發生。
在我身上也一樣。
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為發生在24歲，但我本應該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做。
演員蒂娜·菲（TinaFey）曾說她第一次做愛也是24歲，還開玩笑地說她“不能透露過多”。
而對于其他那些馬上步入40歲的人，我就不太确定了，因為，随着年齡的增長，這些卓越的、性感的、妩媚動人的女性會更難在大庭廣衆之下談論她們的童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縱一樣，都是女性的一種身份标識。
上述拖延的、讨嫌的處女之身是一種，還有另外一種，是當早期活躍的性生活進入一個空窗期時，女性心裡會産生的自我責備和自我懷疑。
“性很棒，”52歲的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NancyGiles）說，“但是我不會像一般人那樣，為了做愛而做愛。
”但吉爾斯也曾努力嘗試過，她想要變得随性一些。
有一次，她說，“我強迫自己去這樣做，因為我的貞操已經保持得太久了。
我并不是故意要節制自己的欲望，隻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讓我心動”。
吉爾斯曾參加過一次專門為男女牽線搭橋的晚宴，她與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緣。
“我決定為此一搏，”她說，“但是結果卻很糟，我記得我腦子裡一直在想：‘讓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這裡’。
” 到現在，吉爾斯還是提不起熱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豔遇，這讓她感到十分苦惱，好像是她做了什麼錯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樣。
“似乎很久以來，每個人都知道豔遇、做愛的秘密所在，唯獨我被蒙在鼓裡。
這讓我看起來像一個徹頭徹尾的怪人。
但是如果我對一個人沒有好感的話，我甚至不會和他擁抱。
”她後來又嘗試了一次，當她和上回那個做愛感覺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愛的時候，她說，整個過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過他的肩膀看巨人隊的比賽”。
在此之後，她開始厭煩和那些自己并不在意的人做愛。
就在最近，吉爾斯說，“我終于不再覺得自己像個怪人，因為我不再約會了”。
沒什麼可害怕 “我沒結婚，但是我有過性行為，”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Kissling）說，“這是父權體制最害怕的一類女性。
”弗朗西絲回憶，在她結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關系後，她開始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她把這個階段形容為“性欲特别、特别、特别發達”的時期。
作為一名倡導避孕與堕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時候會失效，但她不想做堕胎手術。
當然，她也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想要孩子。
因此她去做了輸卵管結紮手術。
她說，她至今都清晰地記得，自己結紮後所體驗的第一次性愛，那種感覺像是放飛了“極大的精神自由。
我記得我們一邊做愛，我一邊說‘這才是人的感覺！’而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我再也不用擔心會懷孕了”。
雖然弗朗西絲對性近乎固執，但是相伴終生的婚姻承諾，她說，令她心存膽怯，因為社會倫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導的，這與我們所體悟到的女性欲求相沖突，這也就是克裡斯蒂娜擔心女性主動出擊的行為會傷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
每當她結識一個男人，她解釋道，“我從來都不會想‘他喜歡我嗎？他會約我出去嗎？我們是不是男女朋友？’”這種想法會令他們恐慌。
“當人們不知道該如何掌控你的時候，你就變得很有威脅性了。
”她說。
千真萬确，在美國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種威脅，在20世紀中葉，女性的性欲更是與拳擊、戰争這類詞挂鈎。
就如伊萊恩·泰勒·梅（ElaineTylerMay）寫的那樣，表達一些身體暴力行為的詞，包括擊倒、爆炸等，都開始用于形容女性的性欲。
麗塔·海華斯（RitaHayworth）的一幅寫真照片曾與投放于比基尼島的氫彈聯系在了一起。
而兩件套的泳裝竟然會用那些作為軍事爆破場地的島嶼命名。
[13] 當社會對性的觀念愈加開放時，我們不再僅僅認同女性散發出的性感特質，同時也在慢慢地、但卻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并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
但是在安穩守舊的倫理綱常中，人們還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消化：人們依舊相信女性活躍的性生活一定會使她們走進婚姻的聖殿，實際上，她們是在不重樣的性夥伴中，挑選未來共度餘生的那個人；人們認為女性也許會變得彪悍粗犷，但她們依然渴望内心深處的情感相通；人們還相信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愛會讓未來的她們追悔莫及，就如同克裡斯蒂娜的治療師所确信的那樣，追求性的濫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愛導緻的。
然而，當這些觀念面臨極大挑戰的時候，也就是當我們遇見一個又一個帶有攻擊力的女性之時，我們繃緊了神經。
這些女性，她們沉溺于性愛，并不為此煩惱羞愧，她們不想和任何一個性夥伴有過分親密的情感聯系，更不願意向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許諾終身。
（隻是）出于這種原因，人們就給她們貼上蕩婦和怪人的标簽，認為她們是病态的、不矜持的、違背了女性身份的、并且已經無法挽救的。
當女性的性欲最終從異性戀桎梏和婚姻預期中解放出來時，它也許就會像傳統意義上男性的性欲一樣，涵蓋社會、經濟以及性革命等多種内容。
麗莎·芒迪（Liza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貴的性》（TheRicher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破除了傳統的異性戀窠臼，“女性會比男性更加渴望性”。
芒迪采訪了很多女性，她們都表示願意和不同的性夥伴做愛，“以尋求最大限度”的性。
芒迪還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力量的轉變，進一步促使女性“對和她們做愛的男性外表變得更加挑剔”。
[14] 在性的世界裡，不論這種颠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說，但是有一點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女性群體中，我們常能聽到她們在高聲、爽朗地談論熱情而飽滿的性欲。
“勾搭文化” 比那些掌握性權力的成熟女性更讓這個國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歲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們，那些并不打算在這個世界裡成為妻子，而是隻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來，大衆媒體愛使用一個術語來表達這種焦灼，它就是所謂的“勾搭文化”。
這個術語專指高中生或者大學生（尤其是那些頂尖大學裡有志向的優秀學生）身體上的豔遇，包括親吻、愛撫、口交以及性交等親密身體接觸，并且雙方都不準備認真戀愛或者結婚。
許多勾搭文化的批評者或者反對者，把越來越晚的結婚年齡以及問題女青年的出現都歸咎于此。
《紐約時報》的記者凱特·泰勒（Kate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對賓夕法尼亞大學裡随意的性豔遇現象予以解釋，根據她采訪的女性們所說，她們這麼做，主要是因為她們認為自己在大學裡的主要任務是“為找工作做準備，而不是為了找男朋友（更别說找丈夫了）”。
這種擺脫婚姻的趨勢，不僅讓那些頑固的社會保守派，而且還讓那些并非有意冒犯但卻憂國憂民的前輩們深感不安。
作家凱特琳·弗拉納根（CaitlinFla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關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兒鄉》（GirlLand）這本書中表達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認為當女孩們渴望和男孩們毫無壓力地做愛時，她們就永遠地失去了她們的純真。
弗拉納根還寫道，在勾搭文化的環境下，“這些（年輕的女人們）丢棄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愛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摯愛的到來。
弗拉納根認為這些少女們，“已經被色情文化和網絡世界所污染，她們自以為，如果要想從男孩們那裡獲得些什麼，就應該去勾搭他們”。
弗拉納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終結：勾搭文化如何讓一代人不快樂、性不滿、對親密關系困惑不解》（TheEndofSex:HowHookupCultureIsLeavingaGenerationUnhappy,SexuallyUnfulfilled,andConfusedaboutIntimacy）這本書的作者。
弗雷塔斯認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随意的、不計後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勁頭很強勢，甚至連一點可選擇的餘地都沒有”，她還報道稱，41%的學生在形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