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性與單身女孩：貞操、濫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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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直言不諱地說，當她選擇單身這條道路的同時，她也錯失了像别人那樣陷入愛情、組建家庭時所經曆的各種情感體驗，對此她深表遺憾。
巴爾奇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身為一名獨立女性，她寫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樂……我逃離了不幸福的深淵，逃離了喜憂參半的婚姻生活和個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會經曆這些”。
但是，她又接着寫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類最深沉的情感體驗，留給我的隻有空想和同情”[5]。
不過，盡管從未有過性經驗的巴爾奇對此感到些許傷感，但是在她後來寫給亞當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時也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信中，她說自己一些沒有性生活的朋友們過得也都不錯，雖然她們都曾經渴望性。
而在她寫信的那個年代，很多心理學家都正在努力把這些不合傳統的單身女性歸為病态。
巴爾奇這樣寫道，“如果說，從内戰到世界大戰期間，受過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她們的象征意義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那些堅持認為男性對性有主導權的人對此還沒有完全認可”。
巴爾奇相信，性與愛也許是生命中惹人喜愛的部分。
但是，性與愛的缺席，卻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變得殘缺——即使是對于那些曾憧憬過性與愛的女性們來說。
活躍的性生活，并不隻是一種新自由的象征，事實上，它還是确認女性價值所在的重要方法。
在以前，性這個行為承載了過多的意義，而在巴爾奇對此提出異議之後，活躍的性便在這個時代中産生了更為複雜的意涵。
心理學家寶拉·卡普蘭（PaulaJ.Caplan）曾寫過，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藥的發明，讓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時也讓她們感到了不安的壓迫”。
一方面，“女性應該像男性一樣享有自由的性愛，而且這樣做的女性不應因此被鞭笞”。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革命性的。
而另一方面，“女性們，甚至是每一個年輕的女性，都背負着更大的壓力，因為許多男人會這樣說：‘你又不會懷孕，你應該自由地享受性愛，因此你完全沒有理由拒絕我。
’”[6]避孕藥的發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樣帶來了一種新文化，它承載着世人的邪念，還把女性當作物件來看待，讓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經對男權産生懷疑的女性們——對剝削、虐待和受人貶低而感到恐懼。
一些激進的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們注意到了這種焦慮，她們不僅反對婚姻内的性别壓榨，同時還看到了這種所謂的性自由其實并不完善，它其實包含着物化女性與貶低女性的意味。
那個時候并沒有多少實例向人們證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對婚姻最為激進的挑戰者，也難以給單身女性的性行為正名。
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就是那些激進分子中的一員，她自身對婚姻毫無興趣，但她關于單身的言論也不怎麼讨人喜歡。
在《性的辯證法》（TheDialecticof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侶關系和浪漫的愛情，并且認為這才是當代婚姻的典範。
然而她的觀點卻不包括女性脫離男性實現真正的自我獨立，因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為“被永遠地發配到了‘少女’監獄”，注定要成為“‘情婦’……不僅惹惱了男人們的妻子，還證明了男人的性能力”。
[7]費爾斯通還說：“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受到懲罰：她們發現自己是如此孤獨、封閉、悲慘，靠着社會救濟金生存……（隻有在曼哈頓的單身生活還勉強說得過去，這個日後再議）”。
[8]從這段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嫁為人婦，你就沒辦法獨立生存；單身不僅意味着完全抛棄了婚姻，現如今還會被貼上性堕落的标簽，淪為（男性）性欲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不難想象，費爾斯通和她的一些激進的夥伴們會帶着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聯網約會軟件，比如說Tinder，一款2014年時約有五千萬人使用的約會軟件，[9]這個軟件把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轉化為了消費主義的新産品。
由于網絡約會的特殊性，它需要雙方的相互選擇與評估——男人和女人從不斷更新的數據庫中，對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進行實時的選擇。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像Tinder這樣的網站，包括這種自主選擇伴侶的模式，它們把人們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變得奇快無比，并且将其轉化為了一種商品化的形式。
“你一天可以浏覽幾百個人的資料，”一名年輕男性在2015年這樣告訴《名利場》（VanityFair）的記者南希·喬·塞爾斯（NancyJo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過Tinder進行兩至三場約會，而且都有機會和約會對象上床，這樣的話，一年下來，你就可以和一百個女孩睡覺了。
”[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約會軟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們通過照片極大程度地展示他們自己，用幾個單詞或幾句話描述自己，把20世紀中期的單身藝術，或者說舊世紀的婚配業務帶進了科技時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與被拒的過程，擴大了可進行選擇的餘地。
與此同時，由于女性的性權力不比男性，她們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發洩的對象，因此承受着雙重标準以及更嚴苛的審美評估的困擾；如此看來，這些帶有色情意味的約會軟件，事實上帶來了與人性背道而馳的不良影響。
“這就像是點外賣，”另一位男青年告訴塞爾斯說，“隻不過你下單購買的是一個人罷了。
” 他的言論有點過火，如果從性别的角度來考量，這話聽起來還非常恐怖；的确，網絡軟件正在重塑人們性需求與性供給的傳統模式，社會媒體界對此的看法也不盡相同。
在2015年一篇廣為流傳的、名為《Tinder的色情經濟》（“TheDickonomicsof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蘭娜·馬西（AlanaMassey）講述了她在經曆了痛苦的分手之後開始使用Tinder的體驗，并貼出了與之呼應的一句口頭禅：“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
[11]這個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于是便借鑒了過來。
此話本出自一位名叫瑪德琳·霍爾頓（Madeleine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個律師，同時也是個作家，她寫的原話是這樣的：“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斷地告訴我們，男人的感情都是頑劣透頂的，他們表現出來的都是把戲。
他們都是騙子。
我想對那些讀着‘如何得到一個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還徘徊在陳腐無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們說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
”對于馬西而言，最後的這句話“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語[3]，透過屏幕閃耀着熠熠光芒。
因為這句話，我開始改變，甚至得到了升華”。
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她開始在Tinder上把男性當成用後即棄的物品，她學會了如何拒絕别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間進行甄别和挑選；她開始明白，科技為她提供了無窮多的選擇，而且“延綿幾個世紀，對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經終結了”。
馬西知道有些讀者會誤讀她的意思，會把她寫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亂的、把男性從權力中心拽下來的說辭，看作是“單身異性戀女性中間燃起的心懷叵測的、反男情緒的代表”，但是，馬西寫道，并不是這樣。
事實是，“這是我們女性竭力想要獲取性别平等的表征”。
對于大多數女性，在互聯網時代所體驗到的性和約會，既帶有被物化的傾向，又承載着自由的期望，這與早些年女性所經曆的約會和性體驗迥然不同。
“我對于Tinder的感覺是複雜的，”艾米娜說。
“有時候，約會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
但我并不認為Tinder自身的獨特性會讓約會這種形式變得更糟。
”艾米娜說，盡管新聞報道稱，Tinder隻是個商業化的、短暫的、火爆一時的性歡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結緣的夫妻”，“他們有的已經結婚了，有的正保持着幸福、長久、穩定的戀愛關系，每當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想，如果不是Tinder，他們怎麼能夠遇見彼此”。
随着人們單身期的延長，他們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遇到另外一個單身者的概率越來越小。
對于大學生或者剛出校門、走上社會的人來說，他們沒有機會邂逅浪漫的愛情；對于那些不喜歡和同事約會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區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沒日沒夜工作的人來說，同樣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們去尋求伴侶。
而這些社交軟件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還有一點，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許并不是那麼糟糕。
事實上，Tinder隻是把長期以來存在于異性戀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别歧視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
“我不覺得這比坐在酒吧裡等待豔遇，甚至與那些通過朋友介紹的人一起約會更加糟糕，”艾米娜說。
性的缺席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個沒有做過愛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麼容易的事了。
但事實是，這類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着，對于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們或持驕傲、或感羞愧，她們體悟着别樣的情感。
我們也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給這些女性的身上貼上禁欲主義的标簽，但是，她們的生命中的确缺少了性愛。
“我覺得，婚後的性愛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來自猶他州的29歲摩門教教師薩拉·斯泰德曼（SarahSteadman）說，“我認為，性是非常神聖的，它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用來向我們委身相許的那個人表達愛意與親昵的美好禮物。
”當然，她也承認，“有時我也會想，‘唉，為什麼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個人，我也會有性欲。
很多時候我甚至會産生這樣的想法，‘也許我應該和他結婚，這樣我就可以和他做愛了’”。
關于她所堅持的婚後性愛，薩拉已經為此制定好了長遠的計劃，還說一旦她破壞了自己的計劃，她的感情生活也會被毀掉。
這種毀滅，她說，一部分是因為辜負了自己的标準而産生的愧疚之情與自我譴責，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把這種等待看成是對一個人完全忠誠的承諾。
而（性）則是實踐你承諾的最關鍵一步”。
薩拉說：“當我們都能控制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随意做愛的時候”，她就會感到“與男友間的濃濃愛意。
當然，婚前性愛是令人享受的。
但如果我們能為了彼此而節制，那麼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愛我的，我們雙方都願意為此而等待”。
20歲的梅根·裡奇（MeaghanRitchie）是一名來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懷揣着虔誠的教徒之心，向我表達了她對婚後性愛的堅守。
“我的确是打算把自己留給我未來的丈夫的，”她說，“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為我保留他的性愛。
性就是為婚姻而存在的。
為什麼要輕易放縱自己的情感與身體，尤其是在還很有可能懷孕的情況下？”梅根這種保持貞潔的想法正是對簡·亞當斯的呼應，她把自己的承諾與願望看作是一種殊途同歸。
“身為一名基督徒，”她說，“我和耶稣有情感間的感應。
我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給他帶去榮光。
我花時間去教堂做禱告，也花時間參加各種校園組織活動。
我享受我當下的生活。
”裡奇曾想過，也許她一輩子都不會結婚，而鑒于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性行為了。
每當想到這個，她說，她都會用以下兩點來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實現你的願望，那他也不會給你渴望。
”還有一點，“假如真的一直單身，他也會補償你在那方面的所失。
如果你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使他得榮耀的話，他不會給你悲慘的命運。
”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迫使她們禁欲的原因，不是源于她們自己的獻身，而是來自父母和社會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歲，她的家庭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移
巴爾奇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身為一名獨立女性，她寫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樂……我逃離了不幸福的深淵，逃離了喜憂參半的婚姻生活和個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會經曆這些”。
但是，她又接着寫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類最深沉的情感體驗，留給我的隻有空想和同情”[5]。
不過，盡管從未有過性經驗的巴爾奇對此感到些許傷感，但是在她後來寫給亞當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時也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信中，她說自己一些沒有性生活的朋友們過得也都不錯，雖然她們都曾經渴望性。
而在她寫信的那個年代，很多心理學家都正在努力把這些不合傳統的單身女性歸為病态。
巴爾奇這樣寫道，“如果說，從内戰到世界大戰期間，受過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現象，那她們的象征意義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那些堅持認為男性對性有主導權的人對此還沒有完全認可”。
巴爾奇相信，性與愛也許是生命中惹人喜愛的部分。
但是，性與愛的缺席，卻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變得殘缺——即使是對于那些曾憧憬過性與愛的女性們來說。
活躍的性生活，并不隻是一種新自由的象征，事實上，它還是确認女性價值所在的重要方法。
在以前，性這個行為承載了過多的意義，而在巴爾奇對此提出異議之後，活躍的性便在這個時代中産生了更為複雜的意涵。
心理學家寶拉·卡普蘭（PaulaJ.Caplan）曾寫過，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藥的發明，讓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時也讓她們感到了不安的壓迫”。
一方面，“女性應該像男性一樣享有自由的性愛，而且這樣做的女性不應因此被鞭笞”。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革命性的。
而另一方面，“女性們，甚至是每一個年輕的女性，都背負着更大的壓力，因為許多男人會這樣說：‘你又不會懷孕，你應該自由地享受性愛，因此你完全沒有理由拒絕我。
’”[6]避孕藥的發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樣帶來了一種新文化，它承載着世人的邪念，還把女性當作物件來看待，讓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經對男權産生懷疑的女性們——對剝削、虐待和受人貶低而感到恐懼。
一些激進的第二次浪潮女權主義者們注意到了這種焦慮，她們不僅反對婚姻内的性别壓榨，同時還看到了這種所謂的性自由其實并不完善，它其實包含着物化女性與貶低女性的意味。
那個時候并沒有多少實例向人們證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對婚姻最為激進的挑戰者，也難以給單身女性的性行為正名。
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就是那些激進分子中的一員，她自身對婚姻毫無興趣，但她關于單身的言論也不怎麼讨人喜歡。
在《性的辯證法》（TheDialecticof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侶關系和浪漫的愛情，并且認為這才是當代婚姻的典範。
然而她的觀點卻不包括女性脫離男性實現真正的自我獨立，因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為“被永遠地發配到了‘少女’監獄”，注定要成為“‘情婦’……不僅惹惱了男人們的妻子，還證明了男人的性能力”。
[7]費爾斯通還說：“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受到懲罰：她們發現自己是如此孤獨、封閉、悲慘，靠着社會救濟金生存……（隻有在曼哈頓的單身生活還勉強說得過去，這個日後再議）”。
[8]從這段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嫁為人婦，你就沒辦法獨立生存；單身不僅意味着完全抛棄了婚姻，現如今還會被貼上性堕落的标簽，淪為（男性）性欲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不難想象，費爾斯通和她的一些激進的夥伴們會帶着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聯網約會軟件，比如說Tinder，一款2014年時約有五千萬人使用的約會軟件，[9]這個軟件把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轉化為了消費主義的新産品。
由于網絡約會的特殊性，它需要雙方的相互選擇與評估——男人和女人從不斷更新的數據庫中，對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進行實時的選擇。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像Tinder這樣的網站，包括這種自主選擇伴侶的模式，它們把人們尋找性伴侶的過程變得奇快無比，并且将其轉化為了一種商品化的形式。
“你一天可以浏覽幾百個人的資料，”一名年輕男性在2015年這樣告訴《名利場》（VanityFair）的記者南希·喬·塞爾斯（NancyJo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過Tinder進行兩至三場約會，而且都有機會和約會對象上床，這樣的話，一年下來，你就可以和一百個女孩睡覺了。
”[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約會軟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們通過照片極大程度地展示他們自己，用幾個單詞或幾句話描述自己，把20世紀中期的單身藝術，或者說舊世紀的婚配業務帶進了科技時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與被拒的過程，擴大了可進行選擇的餘地。
與此同時，由于女性的性權力不比男性，她們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發洩的對象，因此承受着雙重标準以及更嚴苛的審美評估的困擾；如此看來，這些帶有色情意味的約會軟件，事實上帶來了與人性背道而馳的不良影響。
“這就像是點外賣，”另一位男青年告訴塞爾斯說，“隻不過你下單購買的是一個人罷了。
” 他的言論有點過火，如果從性别的角度來考量，這話聽起來還非常恐怖；的确，網絡軟件正在重塑人們性需求與性供給的傳統模式，社會媒體界對此的看法也不盡相同。
在2015年一篇廣為流傳的、名為《Tinder的色情經濟》（“TheDickonomicsof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蘭娜·馬西（AlanaMassey）講述了她在經曆了痛苦的分手之後開始使用Tinder的體驗，并貼出了與之呼應的一句口頭禅：“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
[11]這個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于是便借鑒了過來。
此話本出自一位名叫瑪德琳·霍爾頓（Madeleine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個律師，同時也是個作家，她寫的原話是這樣的：“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斷地告訴我們，男人的感情都是頑劣透頂的，他們表現出來的都是把戲。
他們都是騙子。
我想對那些讀着‘如何得到一個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還徘徊在陳腐無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們說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濫而無實的。
”對于馬西而言，最後的這句話“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語[3]，透過屏幕閃耀着熠熠光芒。
因為這句話，我開始改變，甚至得到了升華”。
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她開始在Tinder上把男性當成用後即棄的物品，她學會了如何拒絕别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間進行甄别和挑選；她開始明白，科技為她提供了無窮多的選擇，而且“延綿幾個世紀，對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經終結了”。
馬西知道有些讀者會誤讀她的意思，會把她寫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亂的、把男性從權力中心拽下來的說辭，看作是“單身異性戀女性中間燃起的心懷叵測的、反男情緒的代表”，但是，馬西寫道，并不是這樣。
事實是，“這是我們女性竭力想要獲取性别平等的表征”。
對于大多數女性，在互聯網時代所體驗到的性和約會，既帶有被物化的傾向，又承載着自由的期望，這與早些年女性所經曆的約會和性體驗迥然不同。
“我對于Tinder的感覺是複雜的，”艾米娜說。
“有時候，約會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
但我并不認為Tinder自身的獨特性會讓約會這種形式變得更糟。
”艾米娜說，盡管新聞報道稱，Tinder隻是個商業化的、短暫的、火爆一時的性歡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結緣的夫妻”，“他們有的已經結婚了，有的正保持着幸福、長久、穩定的戀愛關系，每當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想，如果不是Tinder，他們怎麼能夠遇見彼此”。
随着人們單身期的延長，他們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遇到另外一個單身者的概率越來越小。
對于大學生或者剛出校門、走上社會的人來說，他們沒有機會邂逅浪漫的愛情；對于那些不喜歡和同事約會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區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沒日沒夜工作的人來說，同樣也沒有多少地方讓他們去尋求伴侶。
而這些社交軟件滿足了他們的需要。
還有一點，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許并不是那麼糟糕。
事實上，Tinder隻是把長期以來存在于異性戀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别歧視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
“我不覺得這比坐在酒吧裡等待豔遇，甚至與那些通過朋友介紹的人一起約會更加糟糕，”艾米娜說。
性的缺席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為人們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個沒有做過愛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麼容易的事了。
但事實是，這類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着，對于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們或持驕傲、或感羞愧，她們體悟着别樣的情感。
我們也許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給這些女性的身上貼上禁欲主義的标簽，但是，她們的生命中的确缺少了性愛。
“我覺得，婚後的性愛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來自猶他州的29歲摩門教教師薩拉·斯泰德曼（SarahSteadman）說，“我認為，性是非常神聖的，它是上天賜予我們的、用來向我們委身相許的那個人表達愛意與親昵的美好禮物。
”當然，她也承認，“有時我也會想，‘唉，為什麼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個人，我也會有性欲。
很多時候我甚至會産生這樣的想法，‘也許我應該和他結婚，這樣我就可以和他做愛了’”。
關于她所堅持的婚後性愛，薩拉已經為此制定好了長遠的計劃，還說一旦她破壞了自己的計劃，她的感情生活也會被毀掉。
這種毀滅，她說，一部分是因為辜負了自己的标準而産生的愧疚之情與自我譴責，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把這種等待看成是對一個人完全忠誠的承諾。
而（性）則是實踐你承諾的最關鍵一步”。
薩拉說：“當我們都能控制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随意做愛的時候”，她就會感到“與男友間的濃濃愛意。
當然，婚前性愛是令人享受的。
但如果我們能為了彼此而節制，那麼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愛我的，我們雙方都願意為此而等待”。
20歲的梅根·裡奇（MeaghanRitchie）是一名來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懷揣着虔誠的教徒之心，向我表達了她對婚後性愛的堅守。
“我的确是打算把自己留給我未來的丈夫的，”她說，“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為我保留他的性愛。
性就是為婚姻而存在的。
為什麼要輕易放縱自己的情感與身體，尤其是在還很有可能懷孕的情況下？”梅根這種保持貞潔的想法正是對簡·亞當斯的呼應，她把自己的承諾與願望看作是一種殊途同歸。
“身為一名基督徒，”她說，“我和耶稣有情感間的感應。
我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給他帶去榮光。
我花時間去教堂做禱告，也花時間參加各種校園組織活動。
我享受我當下的生活。
”裡奇曾想過，也許她一輩子都不會結婚，而鑒于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許永遠都不會有性行為了。
每當想到這個，她說，她都會用以下兩點來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實現你的願望，那他也不會給你渴望。
”還有一點，“假如真的一直單身，他也會補償你在那方面的所失。
如果你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使他得榮耀的話，他不會給你悲慘的命運。
”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迫使她們禁欲的原因，不是源于她們自己的獻身，而是來自父母和社會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歲，她的家庭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