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性與單身女孩：貞操、濫交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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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西·克拉克–弗洛裡（TracyClark-Flory）寫道，“女性們千姿百态。
我們彼此各不相同。
有些人通過同居的戀愛關系增加對他人與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則在酒吧的盡頭和帥哥調情作樂，愉悅身心。
有些人想要結婚；有些人則不想。
有些人是異性戀；有些人則不是。
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則不願意。
即使我們都追求同一個目标，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去實現它。
” 當然，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讓自己免受傷害。
首先我們生而為人，很容易受到荷爾蒙以及心電感應的影響。
同時我們又是女人，盡管一心追求權力與性愛，但我們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渦。
性與愛，尤其是在我們年輕時——我們的感情觀還沒有定型——所體會到的性與愛，對雙方來講，都包含着危險、痛苦以及失望。
英格蘭發現，66%的女性都承認，她們希望勾搭行為可以發展成為長久穩固的戀愛關系，這不僅僅是女性才持有的觀點：58%的男性也有同樣的想法。
[25] 随着性伴侶的數量逐漸增長，我們也要看到，這确實會增加發生性病以及意外懷孕的幾率。
它還可能糟蹋你的靈魂，引誘發生一些惡劣的性行為。
同時，我必須要加一句，它當然也會讓你遇見可以與你完美做愛的性夥伴，發現自己的“性趣”所在，讓你了解到做愛時雙方靈魂的觸碰與身體的感應。
在勾搭現象中，女性會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與羞愧，這或多或少與長期強加于女性身上的壓力有關，自古而來，女性自身的價值是由她們能否吸引男性來衡量的。
除此之外，在這樣一個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從古至今都背負着各種各樣的性别歧視與社會重壓。
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懷着憂悶之心所描述的那種惡劣的、物化的性，同樣變成了當代年輕女性的噩夢——當性脫離了婚姻自由存在時，女性就會被貼上“輕佻少女”的标簽，或者成為當代社會中浪蕩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學生，她曾為這本書的調查工作奉獻過一己之力。
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訪談，收集調查數據，并且和她的大學朋友們一起滔滔不絕地談論勾搭文化這個話題。
看到我對随意性愛（casualsex）文化所持的積極态度時，她保留了意見。
“也許這部分話題談論得有些過頭了，”2014年的時候她跟我說，“我的許多同齡朋友，并不是出于凱特·泰勒所寫的那種原因這麼做”——為了事業上的發展而拖延認真的感情——“而是因為她們覺得人們都期望她們這樣做，而且所有男人都樂意和她們這樣做。
” 如今這些不盡人意的、進退兩難的困境，難道比前代人無法享受到自由的性愛還要更糟糕嗎？某種程度上來講，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員，如果你親身經曆過這些的話，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種痛苦與失望，不知怎麼地卻被一些評論家們拿來與生物決定論聯系在了一起，他們站在文化進步的對立面上，向女性尋求長期的戀愛關系這一點提出了質疑。
身為記者的丹尼爾·伯格納（Daniel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到底想要什麼》（WhatDoWomenWant）的書，它對女性的欲望本能進行了冗長的研究。
在他看來，性别的差異性早已在女性的身體裡種下了欲望的種子。
伯格納還引用了德國的一項研究，“根據報告，新型情感關系中的女性與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愛的程度上是旗鼓相當的。
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過一到四年的女性，她們比男性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性欲”。
安·弗裡德曼寫過這樣的話，“女性喜歡做愛。
她們并不想因此被社會所诟病。
”[26]但是，她們卻一直在被社會诟病。
弗雷塔斯引證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叙述的那些不滿和失望的情緒，不僅體現了個人心中的悲傷，還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見。
它們證明：盡管女性的處境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們對性的掌控權依舊比不上男性，當邂逅的對象滿足不了她們的身體或精神需要時，她們依然會感到壓力，感到像被出賣了一樣；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對性行為的默許，有時候也會讓她們感到羞恥或者難受，并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為長期以來的掌權者，規定了那些懲治女性性欲的條款。
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卻極容易被人看作有悖于道德。
如果一個異性戀的男性節制自己的性欲，那麼在人們的讨論中，他會經常被當作例子評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個女性節制自己的性欲，她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假正經、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氣質。
男性的尋歡作樂——性亢奮——是能夠被大衆所理解的；而對于女性的性亢奮，人們仍然把它當成一個未解之謎。
年輕女性給人口交的次數，遠多于接受口交的次數；色情文學還過度聚焦于男性的性宣洩，并且越來越多地以一種毫無根據的、近乎反人類的女性生理視角來寫作。
大多數性暴力都是針對女性的；發生在年輕女孩身上的強奸案與襲擊案，到最後通常演變成了對受害者的責難，那些所謂的攻擊者們，還有社會以及大衆媒體，都在責備這些女孩兒自身的放蕩以及“自找苦吃”。
這些針對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現象，在當代的勾搭文化裡皆有迹可循。
比如201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道稱：“處于婚姻關系中的女性，從性交與口交過程中所獲取的性高潮次數，是那些到處進行勾搭的女性的兩倍。
”[27] 但這并不是勾搭文化的錯，也不是因為勾搭文化才産生的。
人們對女性滿足感的忽視以及對女性生理知識的缺乏，已經延續了數個世紀；正式而莊重的感情生活，從來都不會和女性的性愉悅扯上關系。
根據曆史學家瑞秋·梅因斯（RachelMaines）的說法，直到18世紀，醫生們才開始辨認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們終于能夠分清楚陰道和子宮，也終于能夠辨别陰唇、陰戶以及陰蒂。
梅因斯指出，盡管在當時，其他文化和國家已經對當代西方社會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視（這在當時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現代英國，人們就認為性高潮對女性的受孕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醫生和心理學家們仍然堅持認為，“社會要以男性為中心，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隻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
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醫學權威機構才“确認了在異性性交時，如果女性沒有達到性高潮，那麼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面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問題的”。
[28]除此之外，直到20世紀90年代，婚内強奸在某些州還仍然合法。
經曆了漫長的歲月，大學才取消了家長制的條規，使男生和女生能夠同時住在宿舍樓裡；在這之前，女性被強奸、被惡劣對待，她們對自身的性欲和性行為感到的羞愧、後悔與内疚——要比當代女性強烈得多。
這就導緻，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開心扉，不論是向朋友、輔導員，還是家長。
還有，以前女性發現自己懷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們也不大可能通過法律途徑尋求保護與幫助。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CottinPogrebin）回憶道，這正是為什麼海倫·格利·布朗于1962年出版的《單身女孩與性》極具革命性的原因。
她說，這本書“是時代的交彙點，它連接着兩個時代。
它極大地解放了我這一代的女性”。
在上個世紀5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波格萊賓說，她和她的朋友們常常會八卦閑聊起某個學生奔放活躍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後的班級重聚上，她們卻彼此坦白，那個時候她們誰也不是清白之身。
“當時的我們誰也不是處女，而我們還八卦着别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說，“你必須要這樣虛僞地活着，還認為隻有自己是這樣。
”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波格萊賓在大學畢業之前堕過胎，但是她沒有告訴任何人。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而且那時候也沒有避孕藥。
”堕胎，她說，“是藏在每個人心中最深處、最隐蔽的秘密。
” 用來掩蓋女性生理經驗與性體驗的隔音闆已經開始破裂。
“海倫暴露了我們，”波格萊賓說，“海倫揭露了單身女性做愛的事實。
”波格萊賓還說，正是這本書給了她“尊嚴，帶給了她事業上的成功以及足夠的資曆，而不會被認為是淫蕩的女人。
”五十年後的今天，波格萊賓不自覺地回憶起來，格利·布朗結婚時的年齡是37歲。
如今，如果一個女大學生在兄弟會上碰見了一個令人糟心的男生，而這個男生還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時候，這個女生心裡恐怕确實會生出厭惡之感，五十年前情況或許會更糟之類的安慰，也不能緩解她的痛苦。
但是好的一方面是，即使今天人們都知道她在兄弟會上結識了一個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後半生交付給這個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會道德的責難。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設想出的方案，根本無法解決勾搭文化裡的不平等現象，更别說完全消除了。
赫斯曾說：“如果年輕的女孩兒找不到一個想做愛——哪怕隻有一次——的人，那麼解決方法就是不要隻和同一個人做愛。
”[29] 在今天這個時代，對待情感的矛盾情緒或許十分明顯，但這揭示的不是新一輪的性沖動，而是說明相較于從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傾向的問題上，擁有了更多、更新的選擇權利。
既然我們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麼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會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歡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堅守着獨身主義。
随着這些選擇越來越多樣化，我們很難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們心意的偏好：為什麼有人沉迷于歌劇，而有些人就是愛死了妮琪·米娜[5]？為什麼有的人每次都想換個新飯店吃飯，而有的人就喜歡待在家裡看賽車競賽？階級、種族、年齡、身份、機遇以及社區環境等等，這些因素共同影響着我們的選擇；它們影響着可供我們選擇的對象，也影響着我們身邊人的行為方式；在感情問題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這麼多因素的影響，如今這個世界，那些多樣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為，依然會被我們看作有悖常規或不成熟，因為它們有悖于我們一直以來對成年人的預期（或者說對成年人的要求）。
過去，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個人都走進同一個婚姻的入口。
突然之間，人們掙脫了缰繩，向四面八方自由地奔去，并樂在其中。
人們行為方式的多樣化程度令人詫異、五花八門、難以預料，不可否認，也是有點吓人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從中收獲了幸福。
但我們如果認為，曾經強加于女性身上的那種單一的、狹隘的性生活，能夠引領更多的女性走進幸福，那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注釋 [1]性别隔離（gendersegregation），性别學者大衛·科恩（DavidCohen）指出，性别隔離有強制性（如監獄按罪犯的性别分配囚房）和自發性等的區分。
文中讨論的即沒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發性性别隔離，女性難以從事某些被預設是“男性的工作”。
[2]林登·約翰遜（LyndonJohnson），美國第36任總統。
[3]魔多黑暗語（DarkTongueofMordor），英國作家托爾金（JohnRonaldReuelTolkien）所著奇幻小說《指環王》（TheLordoftheRings）中的一種虛構語言。
富有組織性、表達力。
[4]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國人發明的一種桌上遊戲。
遊戲中，桌兩側會放置複數水杯，玩家輪流把乒乓球投入對方陣地的杯中，先把對方陣地的杯子全數投進即獲勝。
[5]妮琪·米娜（NickiMinaj），美國著名饒舌歌手。
我們彼此各不相同。
有些人通過同居的戀愛關系增加對他人與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則在酒吧的盡頭和帥哥調情作樂，愉悅身心。
有些人想要結婚；有些人則不想。
有些人是異性戀；有些人則不是。
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則不願意。
即使我們都追求同一個目标，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去實現它。
” 當然，我們也沒有統一的方法讓自己免受傷害。
首先我們生而為人，很容易受到荷爾蒙以及心電感應的影響。
同時我們又是女人，盡管一心追求權力與性愛，但我們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渦。
性與愛，尤其是在我們年輕時——我們的感情觀還沒有定型——所體會到的性與愛，對雙方來講，都包含着危險、痛苦以及失望。
英格蘭發現，66%的女性都承認，她們希望勾搭行為可以發展成為長久穩固的戀愛關系，這不僅僅是女性才持有的觀點：58%的男性也有同樣的想法。
[25] 随着性伴侶的數量逐漸增長，我們也要看到，這确實會增加發生性病以及意外懷孕的幾率。
它還可能糟蹋你的靈魂，引誘發生一些惡劣的性行為。
同時，我必須要加一句，它當然也會讓你遇見可以與你完美做愛的性夥伴，發現自己的“性趣”所在，讓你了解到做愛時雙方靈魂的觸碰與身體的感應。
在勾搭現象中，女性會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與羞愧，這或多或少與長期強加于女性身上的壓力有關，自古而來，女性自身的價值是由她們能否吸引男性來衡量的。
除此之外，在這樣一個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從古至今都背負着各種各樣的性别歧視與社會重壓。
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懷着憂悶之心所描述的那種惡劣的、物化的性，同樣變成了當代年輕女性的噩夢——當性脫離了婚姻自由存在時，女性就會被貼上“輕佻少女”的标簽，或者成為當代社會中浪蕩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學生，她曾為這本書的調查工作奉獻過一己之力。
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訪談，收集調查數據，并且和她的大學朋友們一起滔滔不絕地談論勾搭文化這個話題。
看到我對随意性愛（casualsex）文化所持的積極态度時，她保留了意見。
“也許這部分話題談論得有些過頭了，”2014年的時候她跟我說，“我的許多同齡朋友，并不是出于凱特·泰勒所寫的那種原因這麼做”——為了事業上的發展而拖延認真的感情——“而是因為她們覺得人們都期望她們這樣做，而且所有男人都樂意和她們這樣做。
” 如今這些不盡人意的、進退兩難的困境，難道比前代人無法享受到自由的性愛還要更糟糕嗎？某種程度上來講，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員，如果你親身經曆過這些的話，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無足輕重的。
但是這種痛苦與失望，不知怎麼地卻被一些評論家們拿來與生物決定論聯系在了一起，他們站在文化進步的對立面上，向女性尋求長期的戀愛關系這一點提出了質疑。
身為記者的丹尼爾·伯格納（Daniel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到底想要什麼》（WhatDoWomenWant）的書，它對女性的欲望本能進行了冗長的研究。
在他看來，性别的差異性早已在女性的身體裡種下了欲望的種子。
伯格納還引用了德國的一項研究，“根據報告，新型情感關系中的女性與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愛的程度上是旗鼓相當的。
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過一到四年的女性，她們比男性表現出了更為強烈的性欲”。
安·弗裡德曼寫過這樣的話，“女性喜歡做愛。
她們并不想因此被社會所诟病。
”[26]但是，她們卻一直在被社會诟病。
弗雷塔斯引證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叙述的那些不滿和失望的情緒，不僅體現了個人心中的悲傷，還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見。
它們證明：盡管女性的處境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們對性的掌控權依舊比不上男性，當邂逅的對象滿足不了她們的身體或精神需要時，她們依然會感到壓力，感到像被出賣了一樣；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對性行為的默許，有時候也會讓她們感到羞恥或者難受，并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為長期以來的掌權者，規定了那些懲治女性性欲的條款。
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卻極容易被人看作有悖于道德。
如果一個異性戀的男性節制自己的性欲，那麼在人們的讨論中，他會經常被當作例子評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個女性節制自己的性欲，她就會被人們看作是假正經、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氣質。
男性的尋歡作樂——性亢奮——是能夠被大衆所理解的；而對于女性的性亢奮，人們仍然把它當成一個未解之謎。
年輕女性給人口交的次數，遠多于接受口交的次數；色情文學還過度聚焦于男性的性宣洩，并且越來越多地以一種毫無根據的、近乎反人類的女性生理視角來寫作。
大多數性暴力都是針對女性的；發生在年輕女孩身上的強奸案與襲擊案，到最後通常演變成了對受害者的責難，那些所謂的攻擊者們，還有社會以及大衆媒體，都在責備這些女孩兒自身的放蕩以及“自找苦吃”。
這些針對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現象，在當代的勾搭文化裡皆有迹可循。
比如2013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研究報道稱：“處于婚姻關系中的女性，從性交與口交過程中所獲取的性高潮次數，是那些到處進行勾搭的女性的兩倍。
”[27] 但這并不是勾搭文化的錯，也不是因為勾搭文化才産生的。
人們對女性滿足感的忽視以及對女性生理知識的缺乏，已經延續了數個世紀；正式而莊重的感情生活，從來都不會和女性的性愉悅扯上關系。
根據曆史學家瑞秋·梅因斯（RachelMaines）的說法，直到18世紀，醫生們才開始辨認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們終于能夠分清楚陰道和子宮，也終于能夠辨别陰唇、陰戶以及陰蒂。
梅因斯指出，盡管在當時，其他文化和國家已經對當代西方社會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視（這在當時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現代英國，人們就認為性高潮對女性的受孕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醫生和心理學家們仍然堅持認為，“社會要以男性為中心，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隻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
一直到了20世紀70年代，醫學權威機構才“确認了在異性性交時，如果女性沒有達到性高潮，那麼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面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問題的”。
[28]除此之外，直到20世紀90年代，婚内強奸在某些州還仍然合法。
經曆了漫長的歲月，大學才取消了家長制的條規，使男生和女生能夠同時住在宿舍樓裡；在這之前，女性被強奸、被惡劣對待，她們對自身的性欲和性行為感到的羞愧、後悔與内疚——要比當代女性強烈得多。
這就導緻，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開心扉，不論是向朋友、輔導員，還是家長。
還有，以前女性發現自己懷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們也不大可能通過法律途徑尋求保護與幫助。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CottinPogrebin）回憶道，這正是為什麼海倫·格利·布朗于1962年出版的《單身女孩與性》極具革命性的原因。
她說，這本書“是時代的交彙點，它連接着兩個時代。
它極大地解放了我這一代的女性”。
在上個世紀5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波格萊賓說，她和她的朋友們常常會八卦閑聊起某個學生奔放活躍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後的班級重聚上，她們卻彼此坦白，那個時候她們誰也不是清白之身。
“當時的我們誰也不是處女，而我們還八卦着别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說，“你必須要這樣虛僞地活着，還認為隻有自己是這樣。
”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樣，波格萊賓在大學畢業之前堕過胎，但是她沒有告訴任何人。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而且那時候也沒有避孕藥。
”堕胎，她說，“是藏在每個人心中最深處、最隐蔽的秘密。
” 用來掩蓋女性生理經驗與性體驗的隔音闆已經開始破裂。
“海倫暴露了我們，”波格萊賓說，“海倫揭露了單身女性做愛的事實。
”波格萊賓還說，正是這本書給了她“尊嚴，帶給了她事業上的成功以及足夠的資曆，而不會被認為是淫蕩的女人。
”五十年後的今天，波格萊賓不自覺地回憶起來，格利·布朗結婚時的年齡是37歲。
如今，如果一個女大學生在兄弟會上碰見了一個令人糟心的男生，而這個男生還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時候，這個女生心裡恐怕确實會生出厭惡之感，五十年前情況或許會更糟之類的安慰，也不能緩解她的痛苦。
但是好的一方面是，即使今天人們都知道她在兄弟會上結識了一個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後半生交付給這個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會道德的責難。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評者們設想出的方案，根本無法解決勾搭文化裡的不平等現象，更别說完全消除了。
赫斯曾說：“如果年輕的女孩兒找不到一個想做愛——哪怕隻有一次——的人，那麼解決方法就是不要隻和同一個人做愛。
”[29] 在今天這個時代，對待情感的矛盾情緒或許十分明顯，但這揭示的不是新一輪的性沖動，而是說明相較于從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傾向的問題上，擁有了更多、更新的選擇權利。
既然我們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麼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會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歡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堅守着獨身主義。
随着這些選擇越來越多樣化，我們很難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們心意的偏好：為什麼有人沉迷于歌劇，而有些人就是愛死了妮琪·米娜[5]？為什麼有的人每次都想換個新飯店吃飯，而有的人就喜歡待在家裡看賽車競賽？階級、種族、年齡、身份、機遇以及社區環境等等，這些因素共同影響着我們的選擇；它們影響着可供我們選擇的對象，也影響着我們身邊人的行為方式；在感情問題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這麼多因素的影響，如今這個世界，那些多樣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為，依然會被我們看作有悖常規或不成熟，因為它們有悖于我們一直以來對成年人的預期（或者說對成年人的要求）。
過去，我們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個人都走進同一個婚姻的入口。
突然之間，人們掙脫了缰繩，向四面八方自由地奔去，并樂在其中。
人們行為方式的多樣化程度令人詫異、五花八門、難以預料，不可否認，也是有點吓人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從中收獲了幸福。
但我們如果認為，曾經強加于女性身上的那種單一的、狹隘的性生活，能夠引領更多的女性走進幸福，那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注釋 [1]性别隔離（gendersegregation），性别學者大衛·科恩（DavidCohen）指出，性别隔離有強制性（如監獄按罪犯的性别分配囚房）和自發性等的區分。
文中讨論的即沒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發性性别隔離，女性難以從事某些被預設是“男性的工作”。
[2]林登·約翰遜（LyndonJohnson），美國第36任總統。
[3]魔多黑暗語（DarkTongueofMordor），英國作家托爾金（JohnRonaldReuelTolkien）所著奇幻小說《指環王》（TheLordoftheRings）中的一種虛構語言。
富有組織性、表達力。
[4]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國人發明的一種桌上遊戲。
遊戲中，桌兩側會放置複數水杯，玩家輪流把乒乓球投入對方陣地的杯中，先把對方陣地的杯子全數投進即獲勝。
[5]妮琪·米娜（NickiMinaj），美國著名饒舌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