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别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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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給這兩個男人中的哪一個，對施瑞爾的命運，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家庭方面，都不會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盡管貧窮會使單身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但它同樣也會讓有婚姻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以至于讓人甯可選擇單身。
2000年到2012年期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婦數量增長了近40%。
[55]在2014年出版的《失愛的勞工：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的沉浮》（Labor’sLoveLost:TheRiseandFalloftheWorking-ClassFamilyinAmerica）一書中，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Cherlin）指出，從1980年到2012年，雖然雙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數增長了近30%，但是單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卻毫無增長。
單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經濟狀況，要夫妻雙方都賺錢才行。
當然，經濟情況不好的單身母親或許能夠在伴侶身上收獲經濟因素以外的一些好處。
許多女性渴望擁有真心相愛的伴侶，有這樣的伴侶為她們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們共同承擔家務、照顧孩子、分擔生活和家庭帶來的精神壓力，她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極大的改善，無論對方是否為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
但是這樣優秀般配的伴侶并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敗的婚姻，以及大多數這些婚姻的結局——離婚，造成女性遭受經濟和情感的雙重打擊。
對于那些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的女性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未來的婚禮 愛瑪麗（Emmalee）是布魯克林的一名客戶服務代表，24歲的她有一個尚在學步的幼兒，她和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但是他們沒有結婚。
“有結婚就會有離婚，”她說，“我隻是感覺相互之間可能需要稍微多點距離。
”愛瑪麗喜歡現在這樣的生活。
“我喜歡和一個人在一起，但不要結婚，”她又說，但到35歲的時候，“我想我會結婚的，我會說好吧，我年紀越來越大了，也許應該結婚了，如果那時我還和他在一起。
再過個十來年吧，我可能會考慮的。
” 正因為女性現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為她們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擁有獨立的事業、經濟和兩性關系，更加有能力獨立養育子女，所以婚姻對她們來說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義。
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婚姻和生育之間不再存在必然聯系，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人們認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準備、負責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低收入人群獲得這種穩定基礎的機會，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關于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問題，最經典的、也是包括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經常使用的說辭是，經濟處境不利的人不結婚是因為夫妻雙方收入的合并，會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獲得政府救助的資格。
由于福利法的建構，部分人士确實會遇到這種情況。
愛瑪麗除了當客戶服務代表所得的收入，還可以獲得食品救濟券、醫療補助，以及來自婦幼營養補助計劃（TheSpecialSupplementalNutritionProgramforWomenInfantsandChildren,WIC）的補助，WIC是為低收入女性和5歲以下的幼兒提供營養補充的一個項目。
“我能應付過去，”她說，“我可以生存下來，從政府那裡獲得一點幫助，不需要結婚。
如果我結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
”愛瑪麗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
她說她不結婚也不全是因為政府救助的問題。
“不全是因為這個，”她說，“但有一部分吧。
” 所以，經濟需求可能會對女性在婚姻選擇方面産生影響，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并不足以造成這麼多未婚女性的存在。
來自“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TimCasey）指出，“福利救濟有太多的負面印象，有太多的诋毀，沒有人想靠福利救濟金過日子”。
人們接受政府救助是因為他們真的需要幫助，而不是因為這是取代婚姻的好辦法。
和施拉夫利所認為的正好相反，社會福利從來都不曾“過于慷慨”過，這幾十年來反而越來越少了。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那些将結婚率降低歸因于福利社會興起的人，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是：“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數量上升，與福利制度規模的擴大無關，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亞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貨膨脹調整現金福利補助。
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實際價值已經下降了30%。
與此同時，結婚率繼續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卻持續增長。
”[56] 還有一個事實是，大多數生活貧困的女性，和那些受過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齡人一樣，也希望自己能夠在經濟上獨立，未來有穩定的生活。
一項有關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的研究發現，最有可能影響情侶在生下孩子後一年之内是否結婚的因素，不僅包括男方的就業狀态和年收入，還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資水平，這表明經濟狀況穩定是保證戀愛關系穩定的關鍵因素，而經濟狀況的穩定則來自戀愛中的雙方。
愛瑪麗擁有專科學位，她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多為自己打算。
“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有一份事業，”她說，“當客戶服務代表不是事業，它隻是一份工作。
”愛瑪麗想去執法機關，她說：“因為我想讓我兒子擁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東西。
”她覺得如果能當一個警察，她就能獲得許多福利，還能夠漲薪。
“我可能會買房買車，擁有那些好東西。
再說，我上大學也是有目标的。
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穩定的生活，我的未來要更确定。
”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來關鍵在于工作和收入。
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學講演時采訪過單身母親，“有一點她們認為十分重要，并且反複向我們強調，那就是她們和她們的未來伴侶都必須在經濟上穩定了才會結婚”。
這當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說，“十分反對在經濟上依賴男人”。
她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穩定、有工作，不僅是應對關系破裂的一份“保險”，更是“抵制男權社會性别角色期待，抵禦不良行為的自我防衛”，這些不良行為包括吸毒、出軌和家庭暴力。
“她們擔心，”埃丁說，“如果不掙錢，她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平等的話語權。
” 我們很容易這麼想，對于工作最辛苦、報酬最低的美國人來講，不如不上班待在家裡。
但是很多經濟困難的女性覺得，工作掙錢對自己有利，對婚姻也有利。
阿德麗安娜·福萊希（AdrianneFrech）和薩拉·達瑪斯克（SarahDamaske）進行過的一項研究發現，生過孩子後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歲，她們的身體和心理都比沒有上班的同齡人更加健康。
[57]那些收入較低的女性，因為無法調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産生疲倦、抑郁和無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沒有緩解她們的生活壓力。
斯黛芬妮·庫茨援引2012年的一項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調查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過、大笑過和過得很開心”的概率，低于同樣收入水平的上班母親。
[58] “我的家人，他們認為，女的就應該在家照顧孩子，即使有工作，也應該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說，“男人就負責賺錢，女性就應該做飯，打掃衛生。
可我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男人應該積極參與孩子的生活，分擔家務。
”帕梅拉說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别權力時，就會想起“我母親會對我父親有什麼反應”。
帕梅拉說她父親“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絕對不會容忍的。
“如果對方不改變自己，我會随時離開，”她說，“你要足夠獨立，不能讓自己受到那樣的對待。
” 帕梅拉想當一名律師。
“我一定不能順應這種性别角色，因為不想像我母親那樣，”她說，“我母親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她們為什麼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說她隻知道“即使她們有工作，也是當個家庭護理助手或店員，沒有人做更獨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當老師什麼的。
也許是因為她們沒受過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絕大多數人還是待在家裡”。
單身母親的數量日益增加，全國各地都可見她們的身影——她們心中如火一般的熱情。
雖然身處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數量還不是很多，但是确實有這樣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薩斯州州長候選人溫蒂·戴維斯（WendyDavis），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威斯康星州國會議員格溫·摩爾（GwenMoore），以及馬裡蘭州參議院候選人唐娜·愛德華茲（DonnaEdwards），她們是單身母親，也在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奮鬥。
這也造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在凱瑟琳·博（KatherineBoo）2003年報道俄克拉荷馬州結婚倡議活動的《婚姻治療》（“TheMarriageCure”）一文中，一名護士在記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課上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你怎麼知道他和你結婚的理由是否正當？我穿着白大褂，這裡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對我窮追不舍，把手伸向我的工資袋”[59]。
貧困的女性群體并不是在拒絕婚姻，她們隻是和富裕的同齡人一樣在推遲結婚的時間，直到她們覺得對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們确定可以将自己托付給另外一個人，而不必擔心因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
不管是富裕階層、中産階級的女性，還是貧窮的女性，她們都不想陷入依附于人的境地，幾十年來就是這樣的境地才使婚姻成為如此壓抑的制度。
她們都不想經曆婚姻失敗最終導緻離婚的痛苦，她們都把理想婚姻視為生活質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會核準的一個要求。
不同的是，經濟條件富裕的女性還有其他途徑來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也更容易獲得經濟上的獨立。
她們有充足、靈活的時間來推遲生育和結婚，好去追求自己的興趣。
而諷刺的是，她們所追求的興趣又會使她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近和她們有共同興趣、有一定穩定性的潛在伴侶。
特權就這樣進行着自我複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會增加，她們中的很多人最終結婚的可能性也會增加，而她們的婚姻則會使她們的社會、經濟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層樓。
但是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雖然她們因為推遲結婚而收獲益處，但是這些富有的女性既沒有幫助女性從婚姻中解放出來，也沒有提倡工作賺錢，這些其實都是貧困女性出于經濟需要而産生的行為方式。
在擁有更多權力的富有女性開始效仿之後，它們才被視為有益的，才被視為一種社會進步，一種運動，或至少是一種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産生這些行為方式的貧困人群中，同樣的改變卻被解讀為不幸，甚至病态，被認為是不道德和不負責任的，是社區和家庭的威脅，是政府的負擔。
因此，我們除了解決低收入群體中單身女性和單身母親所面臨的貧困怪圈現象，還要去理解并承認，低收入群體中單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現象，更重要的是，這一現象并不代表她們的思維或道德上存在問題。
記者塔納西斯·科茨（Ta-NehisiCoates）曾明智地評論說：“人類是邏輯動物，通常善于識認自己的利益。
不管我們聽到别人說了什麼，女性大都是普通人類，如果她們現在不願意結婚，那麼很可能是她們覺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樣，可以增加她們的利益了”[60]。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盡管貧窮會使單身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但它同樣也會讓有婚姻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以至于讓人甯可選擇單身。
2000年到2012年期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婦數量增長了近40%。
[55]在2014年出版的《失愛的勞工：美國工人階級家庭的沉浮》（Labor’sLoveLost:TheRiseandFalloftheWorking-ClassFamilyinAmerica）一書中，社會學家安德魯·切爾林（AndrewCherlin）指出，從1980年到2012年，雖然雙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數增長了近30%，但是單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卻毫無增長。
單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經濟狀況，要夫妻雙方都賺錢才行。
當然，經濟情況不好的單身母親或許能夠在伴侶身上收獲經濟因素以外的一些好處。
許多女性渴望擁有真心相愛的伴侶，有這樣的伴侶為她們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們共同承擔家務、照顧孩子、分擔生活和家庭帶來的精神壓力，她們的生活可以得到極大的改善，無論對方是否為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
但是這樣優秀般配的伴侶并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敗的婚姻，以及大多數這些婚姻的結局——離婚，造成女性遭受經濟和情感的雙重打擊。
對于那些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的女性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未來的婚禮 愛瑪麗（Emmalee）是布魯克林的一名客戶服務代表，24歲的她有一個尚在學步的幼兒，她和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但是他們沒有結婚。
“有結婚就會有離婚，”她說，“我隻是感覺相互之間可能需要稍微多點距離。
”愛瑪麗喜歡現在這樣的生活。
“我喜歡和一個人在一起，但不要結婚，”她又說，但到35歲的時候，“我想我會結婚的，我會說好吧，我年紀越來越大了，也許應該結婚了，如果那時我還和他在一起。
再過個十來年吧，我可能會考慮的。
” 正因為女性現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為她們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擁有獨立的事業、經濟和兩性關系，更加有能力獨立養育子女，所以婚姻對她們來說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義。
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婚姻和生育之間不再存在必然聯系，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人們認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準備、負責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低收入人群獲得這種穩定基礎的機會，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關于這些結構性的不平等問題，最經典的、也是包括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經常使用的說辭是，經濟處境不利的人不結婚是因為夫妻雙方收入的合并，會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獲得政府救助的資格。
由于福利法的建構，部分人士确實會遇到這種情況。
愛瑪麗除了當客戶服務代表所得的收入，還可以獲得食品救濟券、醫療補助，以及來自婦幼營養補助計劃（TheSpecialSupplementalNutritionProgramforWomenInfantsandChildren,WIC）的補助，WIC是為低收入女性和5歲以下的幼兒提供營養補充的一個項目。
“我能應付過去，”她說，“我可以生存下來，從政府那裡獲得一點幫助，不需要結婚。
如果我結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
”愛瑪麗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親住在一起。
她說她不結婚也不全是因為政府救助的問題。
“不全是因為這個，”她說，“但有一部分吧。
” 所以，經濟需求可能會對女性在婚姻選擇方面産生影響，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并不足以造成這麼多未婚女性的存在。
來自“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TimCasey）指出，“福利救濟有太多的負面印象，有太多的诋毀，沒有人想靠福利救濟金過日子”。
人們接受政府救助是因為他們真的需要幫助，而不是因為這是取代婚姻的好辦法。
和施拉夫利所認為的正好相反，社會福利從來都不曾“過于慷慨”過，這幾十年來反而越來越少了。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那些将結婚率降低歸因于福利社會興起的人，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是：“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數量上升，與福利制度規模的擴大無關，因為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亞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貨膨脹調整現金福利補助。
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實際價值已經下降了30%。
與此同時，結婚率繼續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卻持續增長。
”[56] 還有一個事實是，大多數生活貧困的女性，和那些受過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齡人一樣，也希望自己能夠在經濟上獨立，未來有穩定的生活。
一項有關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的研究發現，最有可能影響情侶在生下孩子後一年之内是否結婚的因素，不僅包括男方的就業狀态和年收入，還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資水平，這表明經濟狀況穩定是保證戀愛關系穩定的關鍵因素，而經濟狀況的穩定則來自戀愛中的雙方。
愛瑪麗擁有專科學位，她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多為自己打算。
“我希望自己以後能有一份事業，”她說，“當客戶服務代表不是事業，它隻是一份工作。
”愛瑪麗想去執法機關，她說：“因為我想讓我兒子擁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東西。
”她覺得如果能當一個警察，她就能獲得許多福利，還能夠漲薪。
“我可能會買房買車，擁有那些好東西。
再說，我上大學也是有目标的。
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穩定的生活，我的未來要更确定。
” 埃丁和凱菲拉斯認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來關鍵在于工作和收入。
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學講演時采訪過單身母親，“有一點她們認為十分重要，并且反複向我們強調，那就是她們和她們的未來伴侶都必須在經濟上穩定了才會結婚”。
這當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說，“十分反對在經濟上依賴男人”。
她們認為自己在經濟上穩定、有工作，不僅是應對關系破裂的一份“保險”，更是“抵制男權社會性别角色期待，抵禦不良行為的自我防衛”，這些不良行為包括吸毒、出軌和家庭暴力。
“她們擔心，”埃丁說，“如果不掙錢，她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平等的話語權。
” 我們很容易這麼想，對于工作最辛苦、報酬最低的美國人來講，不如不上班待在家裡。
但是很多經濟困難的女性覺得，工作掙錢對自己有利，對婚姻也有利。
阿德麗安娜·福萊希（AdrianneFrech）和薩拉·達瑪斯克（SarahDamaske）進行過的一項研究發現，生過孩子後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歲，她們的身體和心理都比沒有上班的同齡人更加健康。
[57]那些收入較低的女性，因為無法調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産生疲倦、抑郁和無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沒有緩解她們的生活壓力。
斯黛芬妮·庫茨援引2012年的一項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調查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過、大笑過和過得很開心”的概率，低于同樣收入水平的上班母親。
[58] “我的家人，他們認為，女的就應該在家照顧孩子，即使有工作，也應該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說，“男人就負責賺錢，女性就應該做飯，打掃衛生。
可我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男人應該積極參與孩子的生活，分擔家務。
”帕梅拉說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别權力時，就會想起“我母親會對我父親有什麼反應”。
帕梅拉說她父親“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絕對不會容忍的。
“如果對方不改變自己，我會随時離開，”她說，“你要足夠獨立，不能讓自己受到那樣的對待。
” 帕梅拉想當一名律師。
“我一定不能順應這種性别角色，因為不想像我母親那樣，”她說，“我母親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她們為什麼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說她隻知道“即使她們有工作，也是當個家庭護理助手或店員，沒有人做更獨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當老師什麼的。
也許是因為她們沒受過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絕大多數人還是待在家裡”。
單身母親的數量日益增加，全國各地都可見她們的身影——她們心中如火一般的熱情。
雖然身處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數量還不是很多，但是确實有這樣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薩斯州州長候選人溫蒂·戴維斯（WendyDavis），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威斯康星州國會議員格溫·摩爾（GwenMoore），以及馬裡蘭州參議院候選人唐娜·愛德華茲（DonnaEdwards），她們是單身母親，也在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奮鬥。
這也造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在凱瑟琳·博（KatherineBoo）2003年報道俄克拉荷馬州結婚倡議活動的《婚姻治療》（“TheMarriageCure”）一文中，一名護士在記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課上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你怎麼知道他和你結婚的理由是否正當？我穿着白大褂，這裡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對我窮追不舍，把手伸向我的工資袋”[59]。
貧困的女性群體并不是在拒絕婚姻，她們隻是和富裕的同齡人一樣在推遲結婚的時間，直到她們覺得對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們确定可以将自己托付給另外一個人，而不必擔心因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
不管是富裕階層、中産階級的女性，還是貧窮的女性，她們都不想陷入依附于人的境地，幾十年來就是這樣的境地才使婚姻成為如此壓抑的制度。
她們都不想經曆婚姻失敗最終導緻離婚的痛苦，她們都把理想婚姻視為生活質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會核準的一個要求。
不同的是，經濟條件富裕的女性還有其他途徑來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也更容易獲得經濟上的獨立。
她們有充足、靈活的時間來推遲生育和結婚，好去追求自己的興趣。
而諷刺的是，她們所追求的興趣又會使她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近和她們有共同興趣、有一定穩定性的潛在伴侶。
特權就這樣進行着自我複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會增加，她們中的很多人最終結婚的可能性也會增加，而她們的婚姻則會使她們的社會、經濟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層樓。
但是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雖然她們因為推遲結婚而收獲益處，但是這些富有的女性既沒有幫助女性從婚姻中解放出來，也沒有提倡工作賺錢，這些其實都是貧困女性出于經濟需要而産生的行為方式。
在擁有更多權力的富有女性開始效仿之後，它們才被視為有益的，才被視為一種社會進步，一種運動，或至少是一種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産生這些行為方式的貧困人群中，同樣的改變卻被解讀為不幸，甚至病态，被認為是不道德和不負責任的，是社區和家庭的威脅，是政府的負擔。
因此，我們除了解決低收入群體中單身女性和單身母親所面臨的貧困怪圈現象，還要去理解并承認，低收入群體中單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現象，更重要的是，這一現象并不代表她們的思維或道德上存在問題。
記者塔納西斯·科茨（Ta-NehisiCoates）曾明智地評論說：“人類是邏輯動物，通常善于識認自己的利益。
不管我們聽到别人說了什麼，女性大都是普通人類，如果她們現在不願意結婚，那麼很可能是她們覺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樣，可以增加她們的利益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