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别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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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還有可能把她們套住而又不能給予她們情感上的滿足。
這就如科普作家娜塔莉·安吉爾（NatalieAngier）說的那樣，“生育……能給予你婚姻通常不能給予的東西，那就是終生的愛的紐帶”。
凱瑟琳·埃丁（Kathryn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Kefalas）曾發表過著作，讨論生育對未婚女性的影響。
書中說，盡管生育極有可能将經濟困難的女性推向貧困線甚至貧困線以下，但是對選擇未婚生育的單身女性依然具有極其強大的“正面效益”，因為這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做出積極樂觀的選擇的機會。
30歲的塔尼亞·菲爾茨（TanyaFields）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區的城區農民，同時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
她告訴我，在她公開自己懷着第五個孩子，而且這幾個孩子分别是與三個不同的前任所生的事實之後，她就不停地聽到類似這樣的話：“你這麼聰明，不像是容易上當的人啊，你怎麼還要懷第五個孩子呢！”菲爾茨覺得她絕不是被動的，也不是上了誰的當。
“我的每個孩子都是我的選擇，”她說，“我有這些孩子并不因為我做了錯誤的決定，我的每一個孩子都是有人需要、有人愛、有人喜歡的。
” 經濟不富裕的女性早生孩子，其實有非常合乎邏輯的理由。
沒有太多經濟資源的女性，在年輕時還擁有一些可能随着年齡增長而消失的優勢：身體健康，父母健在，親戚和兄弟姐妹也能夠幫着照顧小孩，他們甚至還有可能提供住所。
在當今經濟疲軟的美國，出身貧困的年輕女性很難感到會有美好的未來，相反，她們覺得未來會非常艱辛，工作、健康的食物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隻會越來越少，不僅她們自己如此，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
“生活貧窮的年輕女性會繼續在早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合理的年齡生育，然而依然推遲婚姻，”埃丁和凱菲拉斯這麼認為，“直到她們能夠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使自己獲得經濟上的獨立，直到她們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像經濟條件好的同齡人那樣追求有意義的生活。
”[40]安妮塔·希爾考慮過這些情況，并且告訴我說，“如果說女性晚一點生小孩，生活狀況就會更好一些，那麼政策制定者就必須為她們提供兒童保育、住房、醫保，以及各種可以幫助到她們的東西，她們撫育子女所需要的東西”。
毫無疑問，我們無法向我們的公民承諾給予他們兒童保育、住房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也不能保證給予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以促進其個人發展。
因此，憑借這些僅有的優勢——年輕的身體和家庭——來行動是合乎邏輯的。
生育就是以特别的方式把握未來。
埃丁和凱菲拉斯在《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中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觀點，根據她們的研究，在不同種族中，成為母親可以使未婚女性的生活更加有規律，而且往往更加穩定：它可以催促她們早起，迫使她們照顧好自己，讓她們安定下來，或許還能使她們戒掉毒品或改掉長夜不歸的習慣，甚至還有可能促使她們重返學校，或與家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在受訪對象和她們說到生孩子的好處時，有人這樣說：“我的孩子拯救了我”。
盡管研究人員也承認，因為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貧困女性的生活條件并不能得到改善，但是她們想成為母親肯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條理、有滿足感。
根據埃丁和凱菲拉斯的說法，母親角色所帶來的“可能有（但不能保證）對自己能力的證明，奮鬥目标，人際聯系，以及生活的秩序。
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使母親至少在心理層面和象征意義上，打破經濟和社會地位處于劣勢的種種限制。
這些女性未婚生育并非主要是想利用國家福利，或是因為缺乏自律，或純粹出于無奈。
相反，在個人處境困難的情況下做出生孩子當母親的決定，是對自己的能力和決心、對照顧他人的願望的肯定”。
[41] 這在35歲的安娜·佩雷斯（AnaPerez）身上得到了體現。
高中沒有畢業就辍學的安娜，19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但是後來她成了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副總裁，這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如果她當時沒有生下那個孩子，她說，“我可能就不會像今天一樣成功，也許我會整天無所事事，虛度光陰”。
合适的伴侶 帕梅拉依然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她女兒的父親在一起，但是她還不想很快就嫁給她。
“我一直很清楚，婚姻不能留住男人，”她說，“就算我結了婚，他若想離開，還是會離開的。
” 帕梅拉說在她的同齡人中，不結婚是一種常态。
“我并沒有看到有那麼多人結婚，我看到結了婚的有很多人離婚，”她說，“我還看到很多女性是單身媽媽，這隻是我看到的。
”她說或許在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地區，能看到更多法律意義上的夫妻。
“但是在我長大的地方，身邊的人沒受過多少教育，很多人可能高中都沒畢業，或者隻有一個同等學力文憑，他們也沒錢。
” 帕梅拉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和孩子的父親一直在一起。
“我聽到女性都很失望，說如今外面沒有什麼好男人。
”她說在她長大的南布朗克斯就是這種情況，“那些男人，我無法想象和他們結婚，一起生兒育女。
”她說在她上市立大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你看到的是受過教育的男人，他們獨立，有自我追求。
你會對自己說，哇，說不定在這裡我能找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識的男人，和他交往，和他确立關系，但是在我母親住的那一片就沒有，這挺讓人失望的。
” 就和決定是否要孩子或什麼時候要孩子一樣，很多女性不結婚——即使有戀愛關系且對方通常是孩子的父親——她們的理由也不是偶然随意，或是輕率不合邏輯的。
這是幾百年來一直在演繹着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開始認識到，如果一步入成年就結婚，通過法律做出承諾并受法律的約束，這樣的婚姻不一定最能滿足她們的需要。
“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研究”對未婚父母進行了一項調查，這些未婚父母在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都處于戀愛關系中。
從調查結果來看，女性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猶豫是否和伴侶結婚：接受調查的父親中有40%的人被監禁過；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少于一萬美元；24%的人沒有工作。
另外，父母雙方都是在高中辍學的有40%；其中一方擁有和别人所生孩子的有61%。
[42]三年後，接受調查的人中隻有15%的情侶結婚了，50%的情侶分手了。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JuliusWilson）對合适男性短缺的現象有過一段著名的描述，他在他的一部著作《真實的弱者》（TheTrulyDisadvantaged）中說，城市貧困街區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情感健全、經濟優越的年輕男性大大減少。
這是一個嚴肅的論點。
就像西進運動曾使東海岸适婚男性大量流失一樣，種族歧視和貧困現象的系統性循環也必定會減少适婚男性的數量。
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稱[43]，相對于每一百個單身女性，隻有八十四個有工作的單身男性；而相對于每一百個黑人單身女性，有工作的黑人單身男性隻有五十一個。
對于非裔和拉丁裔人口來說，還要考慮極高的監禁率。
長期以來的種族“臉譜化”，以及較近實行的攔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處于貧困——更容易被警察攔住，然後因輕微的涉毒罪被關進監獄。
有人預測，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将近三分之一[44]的人一生中至少會有一段時間在監獄中度過。
[45]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辍學學生在監獄裡，而在白人高中辍學生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隻有13%。
[46]每年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單是因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占到六十多萬。
黑人的監禁率大約是白人的六倍，[48]美國被監禁的人數超過歐洲監禁人數最多的三十五個國家的總和。
[49] 因犯罪被判過刑，又使這些男性更難找到工作，許多人無奈轉向非法途徑謀生。
1994年，聯邦政府規定監獄服刑人員不得申領佩爾助學金（PellGrants）。
[50]被判過刑的人——有時隻是被抓過——[51]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公共住房。
《新黑人》（TheNewJimCrow）的作者米歇爾·亞曆山大（MichelleAlexander）曾這樣說，一旦進過監獄，“這些人就永遠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
不出幾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監獄。
勞動力市場中，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是最受歧視的群體”。
[52]因此，這些人特别難以成為女性在情感和經濟上可以依賴的伴侶。
同樣，經濟困難的問題并非有色人種獨有。
由于制造業向海外轉移，全國藍領工作職位漸漸消失，導緻了整個社會結婚率下降，漢娜·羅森（HannaRosin）對此做過非常有說服力的分析。
庫茨則指出，即使是在經濟出現衰退之前，“高中學曆就業人員的每小時收入就已經要比1979年做同樣工作的人平均少掙近四美元（按不變價值美元計算）”。
[53]即使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也面臨失業、工資滞漲、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貸危機的影響所造成的經濟壓力，這些使得他們尋找伴侶的希望變得非常不确定，不僅是現實生活不确定，情緒上也不穩定。
在一篇有關貧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問題的報道中，記者莫妮卡·波茨（MonicaPotts）是這樣寫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區中，仍然是女性在負責養家，負責撫養小孩，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還需要養活她們的丈夫。
丈夫成了負擔，有時還是令人頭疼的麻煩，而不是家庭的幫手”。
貧困女性，波茨寫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賺錢最多的一個，但養家的功勞卻不歸她。
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從婚姻收獲最大好處的卻是男人”。
經濟學家貝琪·史蒂文森（BetseyStevenson）和賈斯汀·沃爾夫斯（JustinWolfers）說過：“金錢和愛是相關的。
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愛的可能性略大一些。
大緻來說，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讓被愛的可能性增加約四個百分點”。
史蒂文森和沃爾夫斯猜測，這或許是因為有錢就更容易找到約會的時間，也可能是因為與有錢相關的原因，“可能與收入有關的其他因素，”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情人節評論文章中寫道，“比如身高或長相，是受人喜歡的真正原因。
被愛可能會提升人們在勞動市場的競争力。
”[54] 還有一種可能是，金錢的匮乏讓女性很難關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為金錢匮乏而不重視個人生活的男人。
經濟上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穩定性。
貧困社區中，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槍支暴力的比例都會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制造業工廠從事受工會保護的工作，他們可以購買帶三間卧房的房子，可以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并且還有養老金計劃。
那些自身沒有這些機會的女性，自然會選擇和他們結婚。
但是如果男性自己隻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女性卻在經濟、社交、兩性關系和子女撫養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獲得獨立，那麼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
相反，壞的婚姻有可能會成為女性的負擔，影響她們的個人發展。
傑森·德帕爾的故事中所講的那兩名密歇根女子，我們應該相信，她們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狀況造成的。
故事中說施瑞爾三個孩子的父親“賺得少，經常責罵妻子，也不教育子女”。
施瑞爾後來認識了另一個男人并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爾報道說，“叫了警察他才走”。
由此可見，不管
這就如科普作家娜塔莉·安吉爾（NatalieAngier）說的那樣，“生育……能給予你婚姻通常不能給予的東西，那就是終生的愛的紐帶”。
凱瑟琳·埃丁（Kathryn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Kefalas）曾發表過著作，讨論生育對未婚女性的影響。
書中說，盡管生育極有可能将經濟困難的女性推向貧困線甚至貧困線以下，但是對選擇未婚生育的單身女性依然具有極其強大的“正面效益”，因為這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做出積極樂觀的選擇的機會。
30歲的塔尼亞·菲爾茨（TanyaFields）是一個來自布朗克斯區的城區農民，同時還是一名社會活動家。
她告訴我，在她公開自己懷着第五個孩子，而且這幾個孩子分别是與三個不同的前任所生的事實之後，她就不停地聽到類似這樣的話：“你這麼聰明，不像是容易上當的人啊，你怎麼還要懷第五個孩子呢！”菲爾茨覺得她絕不是被動的，也不是上了誰的當。
“我的每個孩子都是我的選擇，”她說，“我有這些孩子并不因為我做了錯誤的決定，我的每一個孩子都是有人需要、有人愛、有人喜歡的。
” 經濟不富裕的女性早生孩子，其實有非常合乎邏輯的理由。
沒有太多經濟資源的女性，在年輕時還擁有一些可能随着年齡增長而消失的優勢：身體健康，父母健在，親戚和兄弟姐妹也能夠幫着照顧小孩，他們甚至還有可能提供住所。
在當今經濟疲軟的美國，出身貧困的年輕女性很難感到會有美好的未來，相反，她們覺得未來會非常艱辛，工作、健康的食物和高質量的醫療保健隻會越來越少，不僅她們自己如此，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
“生活貧窮的年輕女性會繼續在早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合理的年齡生育，然而依然推遲婚姻，”埃丁和凱菲拉斯這麼認為，“直到她們能夠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使自己獲得經濟上的獨立，直到她們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像經濟條件好的同齡人那樣追求有意義的生活。
”[40]安妮塔·希爾考慮過這些情況，并且告訴我說，“如果說女性晚一點生小孩，生活狀況就會更好一些，那麼政策制定者就必須為她們提供兒童保育、住房、醫保，以及各種可以幫助到她們的東西，她們撫育子女所需要的東西”。
毫無疑問，我們無法向我們的公民承諾給予他們兒童保育、住房或高質量的醫療保健，也不能保證給予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以促進其個人發展。
因此，憑借這些僅有的優勢——年輕的身體和家庭——來行動是合乎邏輯的。
生育就是以特别的方式把握未來。
埃丁和凱菲拉斯在《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中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觀點，根據她們的研究，在不同種族中，成為母親可以使未婚女性的生活更加有規律，而且往往更加穩定：它可以催促她們早起，迫使她們照顧好自己，讓她們安定下來，或許還能使她們戒掉毒品或改掉長夜不歸的習慣，甚至還有可能促使她們重返學校，或與家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系。
在受訪對象和她們說到生孩子的好處時，有人這樣說：“我的孩子拯救了我”。
盡管研究人員也承認，因為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貧困女性的生活條件并不能得到改善，但是她們想成為母親肯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變得有條理、有滿足感。
根據埃丁和凱菲拉斯的說法，母親角色所帶來的“可能有（但不能保證）對自己能力的證明，奮鬥目标，人際聯系，以及生活的秩序。
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使母親至少在心理層面和象征意義上，打破經濟和社會地位處于劣勢的種種限制。
這些女性未婚生育并非主要是想利用國家福利，或是因為缺乏自律，或純粹出于無奈。
相反，在個人處境困難的情況下做出生孩子當母親的決定，是對自己的能力和決心、對照顧他人的願望的肯定”。
[41] 這在35歲的安娜·佩雷斯（AnaPerez）身上得到了體現。
高中沒有畢業就辍學的安娜，19歲時生下第一個孩子，但是後來她成了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副總裁，這是《紐約時報》的報道。
如果她當時沒有生下那個孩子，她說，“我可能就不會像今天一樣成功，也許我會整天無所事事，虛度光陰”。
合适的伴侶 帕梅拉依然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她女兒的父親在一起，但是她還不想很快就嫁給她。
“我一直很清楚，婚姻不能留住男人，”她說，“就算我結了婚，他若想離開，還是會離開的。
” 帕梅拉說在她的同齡人中，不結婚是一種常态。
“我并沒有看到有那麼多人結婚，我看到結了婚的有很多人離婚，”她說，“我還看到很多女性是單身媽媽，這隻是我看到的。
”她說或許在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地區，能看到更多法律意義上的夫妻。
“但是在我長大的地方，身邊的人沒受過多少教育，很多人可能高中都沒畢業，或者隻有一個同等學力文憑，他們也沒錢。
” 帕梅拉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和孩子的父親一直在一起。
“我聽到女性都很失望，說如今外面沒有什麼好男人。
”她說在她長大的南布朗克斯就是這種情況，“那些男人，我無法想象和他們結婚，一起生兒育女。
”她說在她上市立大學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你看到的是受過教育的男人，他們獨立，有自我追求。
你會對自己說，哇，說不定在這裡我能找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博學多識的男人，和他交往，和他确立關系，但是在我母親住的那一片就沒有，這挺讓人失望的。
” 就和決定是否要孩子或什麼時候要孩子一樣，很多女性不結婚——即使有戀愛關系且對方通常是孩子的父親——她們的理由也不是偶然随意，或是輕率不合邏輯的。
這是幾百年來一直在演繹着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開始認識到，如果一步入成年就結婚，通過法律做出承諾并受法律的約束，這樣的婚姻不一定最能滿足她們的需要。
“弱勢家庭及兒童福祉研究”對未婚父母進行了一項調查，這些未婚父母在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都處于戀愛關系中。
從調查結果來看，女性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猶豫是否和伴侶結婚：接受調查的父親中有40%的人被監禁過；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少于一萬美元；24%的人沒有工作。
另外，父母雙方都是在高中辍學的有40%；其中一方擁有和别人所生孩子的有61%。
[42]三年後，接受調查的人中隻有15%的情侶結婚了，50%的情侶分手了。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JuliusWilson）對合适男性短缺的現象有過一段著名的描述，他在他的一部著作《真實的弱者》（TheTrulyDisadvantaged）中說，城市貧困街區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情感健全、經濟優越的年輕男性大大減少。
這是一個嚴肅的論點。
就像西進運動曾使東海岸适婚男性大量流失一樣，種族歧視和貧困現象的系統性循環也必定會減少适婚男性的數量。
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稱[43]，相對于每一百個單身女性，隻有八十四個有工作的單身男性；而相對于每一百個黑人單身女性，有工作的黑人單身男性隻有五十一個。
對于非裔和拉丁裔人口來說，還要考慮極高的監禁率。
長期以來的種族“臉譜化”，以及較近實行的攔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處于貧困——更容易被警察攔住，然後因輕微的涉毒罪被關進監獄。
有人預測，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将近三分之一[44]的人一生中至少會有一段時間在監獄中度過。
[45]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辍學學生在監獄裡，而在白人高中辍學生中，這一比例不到一半——隻有13%。
[46]每年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單是因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占到六十多萬。
黑人的監禁率大約是白人的六倍，[48]美國被監禁的人數超過歐洲監禁人數最多的三十五個國家的總和。
[49] 因犯罪被判過刑，又使這些男性更難找到工作，許多人無奈轉向非法途徑謀生。
1994年，聯邦政府規定監獄服刑人員不得申領佩爾助學金（PellGrants）。
[50]被判過刑的人——有時隻是被抓過——[51]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公共住房。
《新黑人》（TheNewJimCrow）的作者米歇爾·亞曆山大（MichelleAlexander）曾這樣說，一旦進過監獄，“這些人就永遠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
不出幾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監獄。
勞動力市場中，有犯罪記錄的黑人是最受歧視的群體”。
[52]因此，這些人特别難以成為女性在情感和經濟上可以依賴的伴侶。
同樣，經濟困難的問題并非有色人種獨有。
由于制造業向海外轉移，全國藍領工作職位漸漸消失，導緻了整個社會結婚率下降，漢娜·羅森（HannaRosin）對此做過非常有說服力的分析。
庫茨則指出，即使是在經濟出現衰退之前，“高中學曆就業人員的每小時收入就已經要比1979年做同樣工作的人平均少掙近四美元（按不變價值美元計算）”。
[53]即使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也面臨失業、工資滞漲、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貸危機的影響所造成的經濟壓力，這些使得他們尋找伴侶的希望變得非常不确定，不僅是現實生活不确定，情緒上也不穩定。
在一篇有關貧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問題的報道中，記者莫妮卡·波茨（MonicaPotts）是這樣寫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區中，仍然是女性在負責養家，負責撫養小孩，但是越來越多的女性還需要養活她們的丈夫。
丈夫成了負擔，有時還是令人頭疼的麻煩，而不是家庭的幫手”。
貧困女性，波茨寫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賺錢最多的一個，但養家的功勞卻不歸她。
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從婚姻收獲最大好處的卻是男人”。
經濟學家貝琪·史蒂文森（BetseyStevenson）和賈斯汀·沃爾夫斯（JustinWolfers）說過：“金錢和愛是相關的。
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愛的可能性略大一些。
大緻來說，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讓被愛的可能性增加約四個百分點”。
史蒂文森和沃爾夫斯猜測，這或許是因為有錢就更容易找到約會的時間，也可能是因為與有錢相關的原因，“可能與收入有關的其他因素，”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情人節評論文章中寫道，“比如身高或長相，是受人喜歡的真正原因。
被愛可能會提升人們在勞動市場的競争力。
”[54] 還有一種可能是，金錢的匮乏讓女性很難關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為金錢匮乏而不重視個人生活的男人。
經濟上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穩定性。
貧困社區中，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槍支暴力的比例都會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制造業工廠從事受工會保護的工作，他們可以購買帶三間卧房的房子，可以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并且還有養老金計劃。
那些自身沒有這些機會的女性，自然會選擇和他們結婚。
但是如果男性自己隻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女性卻在經濟、社交、兩性關系和子女撫養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獲得獨立，那麼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
相反，壞的婚姻有可能會成為女性的負擔，影響她們的個人發展。
傑森·德帕爾的故事中所講的那兩名密歇根女子，我們應該相信，她們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狀況造成的。
故事中說施瑞爾三個孩子的父親“賺得少，經常責罵妻子，也不教育子女”。
施瑞爾後來認識了另一個男人并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爾報道說，“叫了警察他才走”。
由此可見，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