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别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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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尼格（MattBruenig）在2014年寫道，“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不是因為單身母親太多。
在貧困率最低的那些國家，它們即使有和美國相同比例的單身母親也沒問題……因為我們自己的問題，每五名兒童中就有一名以上的兒童身處貧困之中”。
[26] 即便事實如此，也無法阻止立法者把婚姻作為解決貧困的辦法。
他們把關注的焦點、資金投入到提倡婚姻，而不是社會救助上。
雷克特認為結婚率下降提高了貧困率和福利依賴程度，因此他在為傳統基金會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政府）應該毫不含糊地說明婚姻的作用”。
他還表達了他的不滿，“在現有的政策之下……婚姻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否定”。
但是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近幾十年裡政府并沒有忽視婚姻。
[27]2013年雷克特還和保守黨的立法者們一起（其中有愛荷華州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Grassley］，堪薩斯州州長薩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裡克·桑托勒姆），推動布什政府實施總計三億美元的健康婚姻倡議（HealthyMarriageInitiative），這項國家項目将福利計劃中的資金分流，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婚姻教育，鼓勵他們結婚。
在布什政府期間，這一計劃得到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有“婚姻沙皇”之稱的韋德·霍恩（WadeHorn）的大力推進。
霍恩是一名心理學家，根據瓊斯修女的說法，他曾作為全美父權計劃（NationalFatherhoodInitiative）的會長，支持南方浸禮會提倡的觀點：“妻子要謙和地服從丈夫的領導”，“成為他管理家庭、養育下一代的助手”。
[28]霍恩還引用聖經的話進行了解釋，“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堂會的頭”。
健康婚姻倡議最初主要通過宗教機構推進，向低收入群體提供婚姻讨論會和課程。
2010年奧巴馬政府重新推行這個計劃，但是新的健康婚姻倡議，将重點從以信仰為基礎的幹預和對基于宗教的妻子須順從丈夫這一觀念的強化，轉向在提供婚姻指導的同時推動就業。
盡管如此，健康婚姻倡議對結婚率或離婚率的影響還是微乎其微，結婚率繼續下降，離婚率在最近兩屆總統的任期内基本保持穩定，到目前為止，這兩屆政府在這項倡議中的支出已經超過八億美元。
[29] 唯一有迹象表明可促進結婚率上升、延長婚姻壽命的公共政策，與倡導婚姻無關：它給人們在婚前提供更好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促進婚姻。
其中便有1994年至1998年間，擴大的社會福利，當時明尼蘇達州家庭投資計劃允許人們在找到工作之後仍能夠領取福利金，而不是将其中斷。
[30]有了額外的經濟保障，該州黑人女性的離婚率下降了70%。
[31] 幾乎與此同時，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開始實行新希望計劃（NewHopeProject），這個反貧困項目，為薪水低于聯邦貧困線150%的全職工作者提供收入補貼，為失業者提供社區服務工作，對醫療保險和兒童保育給予補貼。
[32]研究人員在一項關于結婚率的研究中發現，有21%從未結過婚的女性，在參加新希望計劃五年後結婚了；而在沒有參加此計劃的未婚女性中，這一比例隻有12%。
[33]參與者的收入也提高了，焦慮更是緩解了。
顯然，由政府來解決貧困問題，這對于想要結婚的人來說結婚是變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計劃是為了強迫尚無條件締結穩定婚姻的人去結婚，這樣的計劃就收效甚微了。
政客們如果擔憂結婚率下降，那麼他們就應該提高福利，就是這麼簡單。
要是擔憂貧困率呢？還是提高福利。
當“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被問到為解決貧困單身母親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麼時，他說，“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
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
第三步：還是改革福利制度”。
但是21世紀初，國會對提高福利并無多大興趣，反而減少了食品救濟券的發放量，對單身母親養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影響。
2014年，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Paul）建議向未婚的單身母親設置福利上限，他在一次午餐會上說道，“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就是貧困和不貧困之間的一道分水嶺”。
[34]但保羅沒有承認的是，在他所在的州，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未婚父母數量要少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父母。
[35] 2013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州參議員們提出了一個議案，要求夫妻在離婚之前提請一個兩年的等待期。
[36]2012年，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參議員格倫·格羅澤曼（GlennGrothman）試圖通過一項議案，把單身現象列為導緻虐童事件頻發的一個因素。
幸運的是，這些立法嘗試并沒有成功，但是卻說明，如果既有對單身女性的惡意，又有政策造成的階級鴻溝，使貧困的單身母親成為攻擊對象，那将是多麼的危險。
諷刺的是，正如《場記闆》雜志（Slate）的阿曼達·馬科特（AmandaMarcotte）說的那樣，最讓保守派們惱火和感受到威脅是有能力的單身女性——那些有地位的成功女性，既能賺錢，又有影響力，享受着全國性的知名度和極大的話語權，如安妮塔·希爾，墨菲·布朗，桑德拉·弗盧克，莉娜·杜漢姆。
他們卻無計可施，無法阻擋這些優秀女性崛起的力量，盡管他們有的是辦法去欺壓貧困群體。
共和黨人士也許無法逼着那些危險的有錢女人“回到廚房”，馬科特寫道，“但他們可以為難隔壁打着兩份工的那個單身母親，讓她的日子更加難過”。
[37] 秩序/混亂的轉變 一個與反堕胎保守組織愛家協會（FocusontheFamily）有密切聯系的阿肯色州組織家庭議會（FamilyCouncil）建議說，“依次分四步走可以降低家庭陷入貧窮的概率：1.完成高中學業；2.結婚；3.結婚後生小孩（必須在結婚後）；4.不要離婚。
按這個順序去做，你和你的孩子陷入貧困的幾率就會降低82%”。
2013年，《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Sun）的專欄作者蘇珊·賴默爾（SusanReimer）在一篇關于金·卡戴珊（KimKardashian）和坎耶·維斯特（KanyeWest）這對“多金情侶”做出未婚生育決定的專欄文章中寫道，“在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人們也這麼教育自己的孩子：通往成功的路上要有教育、工作、婚姻和孩子，并且順序不能亂”。
賴默爾還引用了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負責人布拉德福德·維爾考科斯（W.BradfordWilcox）的話說“教育–工作–婚姻–孩子”的人生軌迹是“成功的順序”，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特定的秩序。
然而，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最近的幾十年裡，這種先結婚後生育的傳統順序實際上已經被打亂了。
2013年的《“結婚了嗎”調查報告》（具體内容為“美國晚婚的益處和代價”）的研究人員指出，1990年前後是“重要的轉折時期”，那個時候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齡開始小于她們結婚的年齡。
盡管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未婚生育率開始上升，但是颠覆傳統結婚生子順序的這部分人，不是沒有讀完高中，就是讀完了高中卻沒有讀完大學：他們大部分是工薪階層和中産階級。
“未婚報告”項目的研究人員稱1990年的轉折時期，為“未婚母親從最貧困群體轉向龐大而已搖搖欲墜的中産階級成為常态的時期”。
[38]他們還把這些人與受過大學教育的特權階級的未婚生活進行了對比，在他們的想象中，這類人“在和老闆、同事讨論了一天的工作後離開辦公室，約上朋友或對象去吃壽司……充分利用二十幾歲的時光進行自我提升：讀研究生，确定職業發展的軌道，并獲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
誠然，許多因缺乏經濟保障造成的社會現象——從警察的随意盤查到職業安全感的持續缺失，再到窘迫的住房選擇——使得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充滿極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有錢人的婚姻選擇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貧困女性的選擇就是随便的決定。
即便是沒有經濟保證的女性，她們在決定何時生育、何時結婚（或不結婚）的時候也不一定就是糊塗、沒有規劃，或是失控。
勉強維持生活的單身母親，往往和那些吃壽司的研究生一樣，出于同樣的沖動主張一種新的未婚獨立自主權：希望用人生的意義和目标來充實自己的生活，希望獨立地生活。
隻不過前者擁有的資源要少得多。
帕梅拉（Pamela）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長大，全家靠社會福利金生活。
帕梅拉的母親身體和精神上都有疾病，隻能待在家裡，她的父親靠打掃街道來獲取福利。
帕梅拉17歲時發現自己懷孕，她的男朋友當時34歲，兩個人都不願意選擇堕胎，所以他們的首要決定就是一定要生下這個孩子，之後就是做好經濟上的打算。
帕梅拉沒有工作，堅決要上大學。
她原來想要離開酗酒的父親，去紐約以外的地方上學。
但是因為懷孕，這個想法不能實現了；至于上大學的願望，她堅決不肯放棄。
她說自己的很多高中同學在懷孕之後就退學了，“那些畢了業，另一半不在身邊的，就沒有去念大學。
他們最後都會做一些全職工作，比如在麥當勞或是服裝店當店員。
我很清楚我不想那樣。
帕梅拉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帶薪實習，一點一點存錢，為的是能夠改變生活。
原本為了别的目标存的錢，要用來養我的女兒了”。
帕梅拉和她的男朋友想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她男友找了第二份工作來貼補生活。
“我們列了一個計劃，理清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賬單要支付，”她說，“包括他應該賺多少錢才能承擔所有開銷，讓我不用工作隻管上學。
”盡管帕梅拉堅持離開同樣生活不穩定的父母家，但女兒剛出生時她媽媽還是幫她帶了兩年。
“八月份我生完孩子，”帕梅拉說道，“一周後就上學了，因為我知道，如果請假休息，可能就再也不會回去上學了。
所以我說不行，我不能休息。
我不想成為又一個犧牲品，我要上大學，我要讀到畢業，而我真的做到了。
但是能讓我做到這些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身邊有人出手相助，而且我還有一些積蓄。
”2014年，她從紐約市立大學畢業。
帕梅拉有堅強的決心，有願意配合的伴侶，還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和一定的積蓄，這些對很多年輕女性來講，都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然而，社會學家發現，即使是那些比帕梅拉生活還要困難的女性，她們在做出成為未婚母親的選擇過程中，也是做出了許多積極向上的人生決定。
在有些情況下，缺乏性教育和反對避孕、堕胎，意味着女性很少能夠自己選擇是否做母親或是何時做母親。
從更寬廣的曆史視角來看，允許避孕和堕胎能夠降低未成年少女懷孕、生育的比例。
2012年，未成年少女懷孕率達到史上最低。
今天，大多數未婚母親都在20歲到30多歲之間。
[39]社會學家發現許多經濟情況較差的單身女性并不排斥計劃之外的受孕，這些女性和更富裕的同齡人追求的東西完全一樣：人生的意義，人際關系，成就感，人生依靠，人生方向，穩定的生活，和身份的認同。
但是她們很多人并無大學可讀，也沒有保證未來穩定經濟收入的職業。
隻要她們願意，她們可以一直推遲生育，但是不要指望能找到滿意的工作，或獲得職業快速發展的機會。
和條件更好的同齡人一樣，低收入的女性也會擔心她們過早進入的婚姻無法保證經濟上的穩定，甚
在貧困率最低的那些國家，它們即使有和美國相同比例的單身母親也沒問題……因為我們自己的問題，每五名兒童中就有一名以上的兒童身處貧困之中”。
[26] 即便事實如此，也無法阻止立法者把婚姻作為解決貧困的辦法。
他們把關注的焦點、資金投入到提倡婚姻，而不是社會救助上。
雷克特認為結婚率下降提高了貧困率和福利依賴程度，因此他在為傳統基金會寫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政府）應該毫不含糊地說明婚姻的作用”。
他還表達了他的不滿，“在現有的政策之下……婚姻不是被忽視就是被否定”。
但是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近幾十年裡政府并沒有忽視婚姻。
[27]2013年雷克特還和保守黨的立法者們一起（其中有愛荷華州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Grassley］，堪薩斯州州長薩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裡克·桑托勒姆），推動布什政府實施總計三億美元的健康婚姻倡議（HealthyMarriageInitiative），這項國家項目将福利計劃中的資金分流，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婚姻教育，鼓勵他們結婚。
在布什政府期間，這一計劃得到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有“婚姻沙皇”之稱的韋德·霍恩（WadeHorn）的大力推進。
霍恩是一名心理學家，根據瓊斯修女的說法，他曾作為全美父權計劃（NationalFatherhoodInitiative）的會長，支持南方浸禮會提倡的觀點：“妻子要謙和地服從丈夫的領導”，“成為他管理家庭、養育下一代的助手”。
[28]霍恩還引用聖經的話進行了解釋，“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堂會的頭”。
健康婚姻倡議最初主要通過宗教機構推進，向低收入群體提供婚姻讨論會和課程。
2010年奧巴馬政府重新推行這個計劃，但是新的健康婚姻倡議，将重點從以信仰為基礎的幹預和對基于宗教的妻子須順從丈夫這一觀念的強化，轉向在提供婚姻指導的同時推動就業。
盡管如此，健康婚姻倡議對結婚率或離婚率的影響還是微乎其微，結婚率繼續下降，離婚率在最近兩屆總統的任期内基本保持穩定，到目前為止，這兩屆政府在這項倡議中的支出已經超過八億美元。
[29] 唯一有迹象表明可促進結婚率上升、延長婚姻壽命的公共政策，與倡導婚姻無關：它給人們在婚前提供更好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促進婚姻。
其中便有1994年至1998年間，擴大的社會福利，當時明尼蘇達州家庭投資計劃允許人們在找到工作之後仍能夠領取福利金，而不是将其中斷。
[30]有了額外的經濟保障，該州黑人女性的離婚率下降了70%。
[31] 幾乎與此同時，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開始實行新希望計劃（NewHopeProject），這個反貧困項目，為薪水低于聯邦貧困線150%的全職工作者提供收入補貼，為失業者提供社區服務工作，對醫療保險和兒童保育給予補貼。
[32]研究人員在一項關于結婚率的研究中發現，有21%從未結過婚的女性，在參加新希望計劃五年後結婚了；而在沒有參加此計劃的未婚女性中，這一比例隻有12%。
[33]參與者的收入也提高了，焦慮更是緩解了。
顯然，由政府來解決貧困問題，這對于想要結婚的人來說結婚是變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計劃是為了強迫尚無條件締結穩定婚姻的人去結婚，這樣的計劃就收效甚微了。
政客們如果擔憂結婚率下降，那麼他們就應該提高福利，就是這麼簡單。
要是擔憂貧困率呢？還是提高福利。
當“法律動量”的蒂姆·凱西被問到為解決貧困單身母親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麼時，他說，“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
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
第三步：還是改革福利制度”。
但是21世紀初，國會對提高福利并無多大興趣，反而減少了食品救濟券的發放量，對單身母親養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影響。
2014年，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Paul）建議向未婚的單身母親設置福利上限，他在一次午餐會上說道，“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就是貧困和不貧困之間的一道分水嶺”。
[34]但保羅沒有承認的是，在他所在的州，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未婚父母數量要少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已婚父母。
[35] 2013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州參議員們提出了一個議案，要求夫妻在離婚之前提請一個兩年的等待期。
[36]2012年，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州參議員格倫·格羅澤曼（GlennGrothman）試圖通過一項議案，把單身現象列為導緻虐童事件頻發的一個因素。
幸運的是，這些立法嘗試并沒有成功，但是卻說明，如果既有對單身女性的惡意，又有政策造成的階級鴻溝，使貧困的單身母親成為攻擊對象，那将是多麼的危險。
諷刺的是，正如《場記闆》雜志（Slate）的阿曼達·馬科特（AmandaMarcotte）說的那樣，最讓保守派們惱火和感受到威脅是有能力的單身女性——那些有地位的成功女性，既能賺錢，又有影響力，享受着全國性的知名度和極大的話語權，如安妮塔·希爾，墨菲·布朗，桑德拉·弗盧克，莉娜·杜漢姆。
他們卻無計可施，無法阻擋這些優秀女性崛起的力量，盡管他們有的是辦法去欺壓貧困群體。
共和黨人士也許無法逼着那些危險的有錢女人“回到廚房”，馬科特寫道，“但他們可以為難隔壁打着兩份工的那個單身母親，讓她的日子更加難過”。
[37] 秩序/混亂的轉變 一個與反堕胎保守組織愛家協會（FocusontheFamily）有密切聯系的阿肯色州組織家庭議會（FamilyCouncil）建議說，“依次分四步走可以降低家庭陷入貧窮的概率：1.完成高中學業；2.結婚；3.結婚後生小孩（必須在結婚後）；4.不要離婚。
按這個順序去做，你和你的孩子陷入貧困的幾率就會降低82%”。
2013年，《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Sun）的專欄作者蘇珊·賴默爾（SusanReimer）在一篇關于金·卡戴珊（KimKardashian）和坎耶·維斯特（KanyeWest）這對“多金情侶”做出未婚生育決定的專欄文章中寫道，“在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人們也這麼教育自己的孩子：通往成功的路上要有教育、工作、婚姻和孩子，并且順序不能亂”。
賴默爾還引用了弗吉尼亞大學國家婚姻項目負責人布拉德福德·維爾考科斯（W.BradfordWilcox）的話說“教育–工作–婚姻–孩子”的人生軌迹是“成功的順序”，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特定的秩序。
然而，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最近的幾十年裡，這種先結婚後生育的傳統順序實際上已經被打亂了。
2013年的《“結婚了嗎”調查報告》（具體内容為“美國晚婚的益處和代價”）的研究人員指出，1990年前後是“重要的轉折時期”，那個時候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齡開始小于她們結婚的年齡。
盡管近幾年大學畢業生未婚生育率開始上升，但是颠覆傳統結婚生子順序的這部分人，不是沒有讀完高中，就是讀完了高中卻沒有讀完大學：他們大部分是工薪階層和中産階級。
“未婚報告”項目的研究人員稱1990年的轉折時期，為“未婚母親從最貧困群體轉向龐大而已搖搖欲墜的中産階級成為常态的時期”。
[38]他們還把這些人與受過大學教育的特權階級的未婚生活進行了對比，在他們的想象中，這類人“在和老闆、同事讨論了一天的工作後離開辦公室，約上朋友或對象去吃壽司……充分利用二十幾歲的時光進行自我提升：讀研究生，确定職業發展的軌道，并獲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
誠然，許多因缺乏經濟保障造成的社會現象——從警察的随意盤查到職業安全感的持續缺失，再到窘迫的住房選擇——使得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充滿極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有錢人的婚姻選擇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貧困女性的選擇就是随便的決定。
即便是沒有經濟保證的女性，她們在決定何時生育、何時結婚（或不結婚）的時候也不一定就是糊塗、沒有規劃，或是失控。
勉強維持生活的單身母親，往往和那些吃壽司的研究生一樣，出于同樣的沖動主張一種新的未婚獨立自主權：希望用人生的意義和目标來充實自己的生活，希望獨立地生活。
隻不過前者擁有的資源要少得多。
帕梅拉（Pamela）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長大，全家靠社會福利金生活。
帕梅拉的母親身體和精神上都有疾病，隻能待在家裡，她的父親靠打掃街道來獲取福利。
帕梅拉17歲時發現自己懷孕，她的男朋友當時34歲，兩個人都不願意選擇堕胎，所以他們的首要決定就是一定要生下這個孩子，之後就是做好經濟上的打算。
帕梅拉沒有工作，堅決要上大學。
她原來想要離開酗酒的父親，去紐約以外的地方上學。
但是因為懷孕，這個想法不能實現了；至于上大學的願望，她堅決不肯放棄。
她說自己的很多高中同學在懷孕之後就退學了，“那些畢了業，另一半不在身邊的，就沒有去念大學。
他們最後都會做一些全職工作，比如在麥當勞或是服裝店當店員。
我很清楚我不想那樣。
帕梅拉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帶薪實習，一點一點存錢，為的是能夠改變生活。
原本為了别的目标存的錢，要用來養我的女兒了”。
帕梅拉和她的男朋友想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她男友找了第二份工作來貼補生活。
“我們列了一個計劃，理清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賬單要支付，”她說，“包括他應該賺多少錢才能承擔所有開銷，讓我不用工作隻管上學。
”盡管帕梅拉堅持離開同樣生活不穩定的父母家，但女兒剛出生時她媽媽還是幫她帶了兩年。
“八月份我生完孩子，”帕梅拉說道，“一周後就上學了，因為我知道，如果請假休息，可能就再也不會回去上學了。
所以我說不行，我不能休息。
我不想成為又一個犧牲品，我要上大學，我要讀到畢業，而我真的做到了。
但是能讓我做到這些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身邊有人出手相助，而且我還有一些積蓄。
”2014年，她從紐約市立大學畢業。
帕梅拉有堅強的決心，有願意配合的伴侶，還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和一定的積蓄，這些對很多年輕女性來講，都不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然而，社會學家發現，即使是那些比帕梅拉生活還要困難的女性，她們在做出成為未婚母親的選擇過程中，也是做出了許多積極向上的人生決定。
在有些情況下，缺乏性教育和反對避孕、堕胎，意味着女性很少能夠自己選擇是否做母親或是何時做母親。
從更寬廣的曆史視角來看，允許避孕和堕胎能夠降低未成年少女懷孕、生育的比例。
2012年，未成年少女懷孕率達到史上最低。
今天，大多數未婚母親都在20歲到30多歲之間。
[39]社會學家發現許多經濟情況較差的單身女性并不排斥計劃之外的受孕，這些女性和更富裕的同齡人追求的東西完全一樣：人生的意義，人際關系，成就感，人生依靠，人生方向，穩定的生活，和身份的認同。
但是她們很多人并無大學可讀，也沒有保證未來穩定經濟收入的職業。
隻要她們願意，她們可以一直推遲生育，但是不要指望能找到滿意的工作，或獲得職業快速發展的機會。
和條件更好的同齡人一樣，低收入的女性也會擔心她們過早進入的婚姻無法保證經濟上的穩定，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