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貧困人群：單身女性與性别歧視、種族歧視和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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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的經濟狀況。
盡管婚姻不一定是解決的辦法，但是獨立生活的确要面臨更多的挑戰，因為當今的社會依然是為已婚人士設計的。
單身女性比以前有更多的支出，不管是吃住方面的必需品，還是有線電視和度假之類的奢侈品，她們還要自己負擔交通費用，更無法享受為已婚夫婦提供的減稅優惠和保險福利。
社會學家貝拉·迪波洛（BellaDepaulo）反複強調，我們國家有太多偏向已婚人士的法律了。
根據《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裡斯蒂娜·坎貝爾（ChristinaCampbell）和麗薩·阿諾德（LisaArnold）的說法，“婚姻的特權幾乎遍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們發現，單身人士在健康、生活、住房，以及汽車保險這些方面都要花費更多，并且聲稱“房東以婚姻狀況為由歧視潛在客戶并不犯法”。
在收入所得稅政策、社會保障、醫療保健以及住房成本方面，坎貝爾和阿諾德發現，“單身人士在上述的每一項上都會比已婚人士花費更多，或者說是損失更多”。
兩位作者承認，在她們做這項研究的期間，“我們倆都想趕快找個老公”。
[14] 雖然單身女性自購住房的比例高于單身男性，但如果與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比例遠遠落後于已婚夫婦。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Report），單身人士的“收入水平……資産水平……（以及）住房擁有率，相比于其他家庭結構，是最低的”。
[15] 專門從事住房不平等問題研究的法學教授安妮塔·希爾認為，住房成本是未婚女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
“我們可以決定不結婚，”希爾說，“但是我們得想清楚如何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
男人賺1美元，我們隻能賺80美分。
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需要把自己收入的一半花費在住房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經濟方面的因素，希爾說，會把女性推向“不那麼獨立的關系”。
做母親的代價 即使是富裕人口，單身職業女性的經濟優勢也會在她們有了孩子之後化為烏有，不管她們是單獨要孩子還是和伴侶一起，因為她們要被迫請假脫離工作，分散注意力，這對體力和情感來說都是挑戰，而社會仍然不會對男性提出育兒的要求。
懷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沒有孩子的人更難換工作，更難找到工作。
社會學家謝莉·科雷爾（ShelleyCorrell）曾做過一項研究，她編造了一些簡曆去應聘高職位的工作，如果簡曆中包含求職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複的可能性就隻有50%。
[16]科雷爾發現，如果經曆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無孩子的同輩，每多一個孩子，每小時就會少賺約5%。
社會學家喬亞·米斯拉（JoyaMisra）更是認為，當下，母親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别本身，更能預測收入不平等的情況。
[17] 生育孩子對經濟狀況的影響，當然是未婚母親最有體會。
在以單身女性為主的家庭中，有高達42%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2013年，一項由皮尤研究中心得到的數據廣泛流傳開來，其被視作女性取得顯著進步的一項證據：有将近40%的母親是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但其中隻有37%的女性比自己的丈夫賺得多，她們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都在80000美元左右，其餘的63%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隻有23000美元的單身母親。
[18] 在2013年的美國，第一胎是未婚生育的比例是48%，其中未完成高中學業的女性占83%。
[19]30歲之前生育第一個孩子的美國女性約有60%是未婚生育，[20]而在所有新生兒中，其母親未婚的占41%，是1970年的四倍。
[21] 貧窮和單身母親在公衆的印象中曆來是帶有種族标簽的，一部分是因為莫尼漢時代對哪些美國人未婚生育所持有的偏見，還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裡根時代裡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之流一直對所謂的福利女皇，即靠揩政府的油過日子的黑人母親作種族上的醜化，桑托勒姆甚至在2012年的競選遊說活動中說：“我不想拿别人的錢來改善黑人的生活”。
美國長期以來的種族歧視，使非裔美國人世代被隔絕在經濟保障（包括受工會保護的工作、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住房等）之外，黑人繼而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貧窮。
然而，過去四十年裡美國經濟的分裂，使貧窮的形式，以及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變得多樣化，其中未婚母親現象最為常見。
2000年，白人單親家庭的比例約為22%，相當于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發布報告時的黑人單親家庭的比例。
[22] 女權組織“法律動量”（LegalMomentum）的高級律師、女性及濟貧計劃的項目主管蒂姆·凱西（TimCasey）這樣說，“有些人認為所有的單身母親都是黑人，這是不對的”。
凱西指出，盡管黑人女性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高于西班牙裔女性，西班牙裔女性又高于白人女性，“但在所有的種族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都很高。
事實上，高收入國家的單身母親比例都在增長，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為了寫成于2005年出版的有關貧困單身母親的《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一書，社會學家凱瑟琳·埃丁（Kathryn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Kefalas）花了多年的時間對費城和新澤西州的八個低收入城市街區進行跟蹤研究，抽樣調查的對象包括波多黎各人、白人以及非裔美國人。
在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次講座上，埃丁說這些不同群組之間隻有很小的區别：家庭暴力在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最多（部分是因為被調查的非裔美國人更少住在一起）；黑人男性的收監比例最高，這從美國司法統計局的預測來看并不奇怪，因為根據該預測，在世紀之交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将會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候被監禁；婚姻出軌的幾率在各個群組中基本相同。
總的來說，埃丁說她和凱菲拉斯“對種族之間隻有這麼小的差異感到非常驚訝”。
[23] 一些社會保守派，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包括《貝爾曲線》（TheBellCurve）和2012年出版的有關階級分化的《分離：白種人的美國（1960——2010）》（ComingApart:TheStateofWhiteAmerica1960——2010）的作者查爾斯·莫裡（CharlesMurray）都認為，近四十年來，人們對婚姻的反感，就像傳染病一樣，從黑人擴散到了白人中間。
經濟學家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Sawhill），即2015年出版的《自由一代：無婚姻的性與生育》（GenerationUnbound:DriftingintoSexandParenthoodwithoutMarriage）一書的作者認為，“我們所看到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經從窮人，尤其是黑人窮人群體，擴散到了整個社會中。
這對兒童和社會的影響絕對是負面的”。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尤其是前半句。
随着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先是因為經濟需求要掙錢糊口，再是為了單獨上街，為了穿更短更輕薄的衣服——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選擇不結婚和未婚生育，因為婚姻不再是她們最有經濟效益的選項了。
美國曆史上曾多次出現優越的白人種族與黑人之間的交互影響，那些通常為貧窮黑人擁有的行為習慣，如果出現在白人身上，就引起不一樣的關注。
當時髦的白人女郎跟着黑人爵士樂的節奏舞動時，她們就是促成文化遷移的反叛者。
60年代中期，當白人女性沖破家庭的牢籠，再次進入職場，和一直在那裡辛苦勞作的貧窮黑人女性并肩作戰時，貝蒂·弗裡丹響應薩迪·亞曆山大（SadieAlexander）的觀點，當工作不僅有益于女性自己更有益于她們的家庭時，我們就迎來了第二波女權運動。
曆來都是白人女性的模仿行為，而不是原初由貧窮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發起的文化遷移行為，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些行為有時被認為是女性的解放。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想必是，相比無權，有權總是受到更嚴密的巡視：當财富和地位受到威脅時，誰可以接觸和轉移它們（白人男性），誰又要被禁止在外（女性和有色人種），這個界線是非常牢固的。
婚姻曆來都是男性維護、再造和傳遞權力、繼續掌握控制權的最佳方式之一。
那些沒有多少資源需要保護，沒有多少權力受到威脅的人，自然也就沒有那麼警惕。
當然，對于艱難求生的人來說，那更是奮鬥的動力，即便這意味着要發明新的家庭模式和伴侶模式。
隻有在更有特權的人們發現這些新的、意味着更多自由的行為方式可能會影響權力結構的時候，人們才會給予不一樣的關注。
“現在，白人中的非婚生育率在全國範圍來說也是非常高的，”反女權鬥士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在2012年這樣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主持人米歇爾·馬丁（MichelMartin）。
施拉夫利和莫裡等人一樣，也将單親家庭數量的增加歸咎于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計劃，她認為女性會拿政府來取代丈夫（她沒有提到的是，在結婚率驟降的那幾年，這些救助計劃是被大幅削減的）。
“林登·約翰遜[2]創建這種過于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時，”施拉夫利說，“他們隻把錢發給女人，所以就沒有男人的事了”。
這種情況非常糟糕，她總結說：“我們知道大部分的社會問題都來自于以母親為主的家庭”。
[24] 基于這最後一點，經濟上的不利地位、女性更大程度的獨立和越來越多樣的家庭結構模式，這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引出了兩則帶有誤導性的信息。
第一則是早婚模式的消失會造成更大的貧困。
“婚姻數量減少意味着收入減少，貧困增加。
”這是索希爾在接受《經濟學人》（TheEconomist）采訪時所說的。
她說得沒錯，但條件是設想中的那個伴侶能帶來更多的收入或在家務上給予支持，而不是讓女人增加開支，要求女人花更多的時間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第二個也是更有欺騙性的一個觀點是，在美國，那些選擇單身或不得已而單身的未婚母親是貧困的創造者和永久維續者，她們的家庭經濟狀況是她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她們所在的這個受人操縱的經濟制度造成的。
現在社會各界都在呼籲，貧困問題不要通過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而要通過提倡結婚，甚至早婚來解決，這其中包含的就是這種觀點。
小布什政府的新聞發言人阿裡·弗萊舍（AriFleischer）在2014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題為《如何對付收入不平等：結婚》（“HowtoFightIncomeInequality:GetMarried”）的專欄文章[25]中寫道，對付收入不平等的辦法不是加大政府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更好、更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是，讓貧困人群意識到他們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就是，上學，結婚，生小孩，并依次進行”。
2012年，羅伯特·雷克特（RobertRector）為保守派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寫過這樣的話，說婚姻是“美國最有力的反貧困武器”。
羅伯特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ReformLegislation）的設計者之一，該法案擡高了獲取社會福利的門檻，縮短了政府救助的時間。
這種說法很不靠譜，因為其他發達國家的單身母親貧困率遠遠低于美國，而且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是全國性的，包括生活在已婚家庭中的兒童在内。
來自“人民”組織（Demos）的馬特
盡管婚姻不一定是解決的辦法，但是獨立生活的确要面臨更多的挑戰，因為當今的社會依然是為已婚人士設計的。
單身女性比以前有更多的支出，不管是吃住方面的必需品，還是有線電視和度假之類的奢侈品，她們還要自己負擔交通費用，更無法享受為已婚夫婦提供的減稅優惠和保險福利。
社會學家貝拉·迪波洛（BellaDepaulo）反複強調，我們國家有太多偏向已婚人士的法律了。
根據《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裡斯蒂娜·坎貝爾（ChristinaCampbell）和麗薩·阿諾德（LisaArnold）的說法，“婚姻的特權幾乎遍及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們發現，單身人士在健康、生活、住房，以及汽車保險這些方面都要花費更多，并且聲稱“房東以婚姻狀況為由歧視潛在客戶并不犯法”。
在收入所得稅政策、社會保障、醫療保健以及住房成本方面，坎貝爾和阿諾德發現，“單身人士在上述的每一項上都會比已婚人士花費更多，或者說是損失更多”。
兩位作者承認，在她們做這項研究的期間，“我們倆都想趕快找個老公”。
[14] 雖然單身女性自購住房的比例高于單身男性，但如果與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比例遠遠落後于已婚夫婦。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Report），單身人士的“收入水平……資産水平……（以及）住房擁有率，相比于其他家庭結構，是最低的”。
[15] 專門從事住房不平等問題研究的法學教授安妮塔·希爾認為，住房成本是未婚女性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
“我們可以決定不結婚，”希爾說，“但是我們得想清楚如何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
男人賺1美元，我們隻能賺80美分。
因此，越來越多的女性需要把自己收入的一半花費在住房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經濟方面的因素，希爾說，會把女性推向“不那麼獨立的關系”。
做母親的代價 即使是富裕人口，單身職業女性的經濟優勢也會在她們有了孩子之後化為烏有，不管她們是單獨要孩子還是和伴侶一起，因為她們要被迫請假脫離工作，分散注意力，這對體力和情感來說都是挑戰，而社會仍然不會對男性提出育兒的要求。
懷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沒有孩子的人更難換工作，更難找到工作。
社會學家謝莉·科雷爾（ShelleyCorrell）曾做過一項研究，她編造了一些簡曆去應聘高職位的工作，如果簡曆中包含求職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複的可能性就隻有50%。
[16]科雷爾發現，如果經曆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無孩子的同輩，每多一個孩子，每小時就會少賺約5%。
社會學家喬亞·米斯拉（JoyaMisra）更是認為，當下，母親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别本身，更能預測收入不平等的情況。
[17] 生育孩子對經濟狀況的影響，當然是未婚母親最有體會。
在以單身女性為主的家庭中，有高達42%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2013年，一項由皮尤研究中心得到的數據廣泛流傳開來，其被視作女性取得顯著進步的一項證據：有将近40%的母親是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但其中隻有37%的女性比自己的丈夫賺得多，她們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都在80000美元左右，其餘的63%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隻有23000美元的單身母親。
[18] 在2013年的美國，第一胎是未婚生育的比例是48%，其中未完成高中學業的女性占83%。
[19]30歲之前生育第一個孩子的美國女性約有60%是未婚生育，[20]而在所有新生兒中，其母親未婚的占41%，是1970年的四倍。
[21] 貧窮和單身母親在公衆的印象中曆來是帶有種族标簽的，一部分是因為莫尼漢時代對哪些美國人未婚生育所持有的偏見，還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裡根時代裡克·桑托勒姆（RickSantorum）之流一直對所謂的福利女皇，即靠揩政府的油過日子的黑人母親作種族上的醜化，桑托勒姆甚至在2012年的競選遊說活動中說：“我不想拿别人的錢來改善黑人的生活”。
美國長期以來的種族歧視，使非裔美國人世代被隔絕在經濟保障（包括受工會保護的工作、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住房等）之外，黑人繼而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貧窮。
然而，過去四十年裡美國經濟的分裂，使貧窮的形式，以及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變得多樣化，其中未婚母親現象最為常見。
2000年，白人單親家庭的比例約為22%，相當于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發布報告時的黑人單親家庭的比例。
[22] 女權組織“法律動量”（LegalMomentum）的高級律師、女性及濟貧計劃的項目主管蒂姆·凱西（TimCasey）這樣說，“有些人認為所有的單身母親都是黑人，這是不對的”。
凱西指出，盡管黑人女性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高于西班牙裔女性，西班牙裔女性又高于白人女性，“但在所有的種族中，單身母親的比例都很高。
事實上，高收入國家的單身母親比例都在增長，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為了寫成于2005年出版的有關貧困單身母親的《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一書，社會學家凱瑟琳·埃丁（KathrynEdin）和瑪利亞·凱菲拉斯（MariaKefalas）花了多年的時間對費城和新澤西州的八個低收入城市街區進行跟蹤研究，抽樣調查的對象包括波多黎各人、白人以及非裔美國人。
在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次講座上，埃丁說這些不同群組之間隻有很小的區别：家庭暴力在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最多（部分是因為被調查的非裔美國人更少住在一起）；黑人男性的收監比例最高，這從美國司法統計局的預測來看并不奇怪，因為根據該預測，在世紀之交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将會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候被監禁；婚姻出軌的幾率在各個群組中基本相同。
總的來說，埃丁說她和凱菲拉斯“對種族之間隻有這麼小的差異感到非常驚訝”。
[23] 一些社會保守派，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包括《貝爾曲線》（TheBellCurve）和2012年出版的有關階級分化的《分離：白種人的美國（1960——2010）》（ComingApart:TheStateofWhiteAmerica1960——2010）的作者查爾斯·莫裡（CharlesMurray）都認為，近四十年來，人們對婚姻的反感，就像傳染病一樣，從黑人擴散到了白人中間。
經濟學家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Sawhill），即2015年出版的《自由一代：無婚姻的性與生育》（GenerationUnbound:DriftingintoSexandParenthoodwithoutMarriage）一書的作者認為，“我們所看到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經從窮人，尤其是黑人窮人群體，擴散到了整個社會中。
這對兒童和社會的影響絕對是負面的”。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尤其是前半句。
随着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先是因為經濟需求要掙錢糊口，再是為了單獨上街，為了穿更短更輕薄的衣服——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選擇不結婚和未婚生育，因為婚姻不再是她們最有經濟效益的選項了。
美國曆史上曾多次出現優越的白人種族與黑人之間的交互影響，那些通常為貧窮黑人擁有的行為習慣，如果出現在白人身上，就引起不一樣的關注。
當時髦的白人女郎跟着黑人爵士樂的節奏舞動時，她們就是促成文化遷移的反叛者。
60年代中期，當白人女性沖破家庭的牢籠，再次進入職場，和一直在那裡辛苦勞作的貧窮黑人女性并肩作戰時，貝蒂·弗裡丹響應薩迪·亞曆山大（SadieAlexander）的觀點，當工作不僅有益于女性自己更有益于她們的家庭時，我們就迎來了第二波女權運動。
曆來都是白人女性的模仿行為，而不是原初由貧窮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發起的文化遷移行為，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些行為有時被認為是女性的解放。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想必是，相比無權，有權總是受到更嚴密的巡視：當财富和地位受到威脅時，誰可以接觸和轉移它們（白人男性），誰又要被禁止在外（女性和有色人種），這個界線是非常牢固的。
婚姻曆來都是男性維護、再造和傳遞權力、繼續掌握控制權的最佳方式之一。
那些沒有多少資源需要保護，沒有多少權力受到威脅的人，自然也就沒有那麼警惕。
當然，對于艱難求生的人來說，那更是奮鬥的動力，即便這意味着要發明新的家庭模式和伴侶模式。
隻有在更有特權的人們發現這些新的、意味着更多自由的行為方式可能會影響權力結構的時候，人們才會給予不一樣的關注。
“現在，白人中的非婚生育率在全國範圍來說也是非常高的，”反女權鬥士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在2012年這樣告訴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主持人米歇爾·馬丁（MichelMartin）。
施拉夫利和莫裡等人一樣，也将單親家庭數量的增加歸咎于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計劃，她認為女性會拿政府來取代丈夫（她沒有提到的是，在結婚率驟降的那幾年，這些救助計劃是被大幅削減的）。
“林登·約翰遜[2]創建這種過于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時，”施拉夫利說，“他們隻把錢發給女人，所以就沒有男人的事了”。
這種情況非常糟糕，她總結說：“我們知道大部分的社會問題都來自于以母親為主的家庭”。
[24] 基于這最後一點，經濟上的不利地位、女性更大程度的獨立和越來越多樣的家庭結構模式，這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引出了兩則帶有誤導性的信息。
第一則是早婚模式的消失會造成更大的貧困。
“婚姻數量減少意味着收入減少，貧困增加。
”這是索希爾在接受《經濟學人》（TheEconomist）采訪時所說的。
她說得沒錯，但條件是設想中的那個伴侶能帶來更多的收入或在家務上給予支持，而不是讓女人增加開支，要求女人花更多的時間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第二個也是更有欺騙性的一個觀點是，在美國，那些選擇單身或不得已而單身的未婚母親是貧困的創造者和永久維續者，她們的家庭經濟狀況是她們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她們所在的這個受人操縱的經濟制度造成的。
現在社會各界都在呼籲，貧困問題不要通過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而要通過提倡結婚，甚至早婚來解決，這其中包含的就是這種觀點。
小布什政府的新聞發言人阿裡·弗萊舍（AriFleischer）在2014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題為《如何對付收入不平等：結婚》（“HowtoFightIncomeInequality:GetMarried”）的專欄文章[25]中寫道，對付收入不平等的辦法不是加大政府對貧困群體的扶持力度，“更好、更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是，讓貧困人群意識到他們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就是，上學，結婚，生小孩，并依次進行”。
2012年，羅伯特·雷克特（RobertRector）為保守派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寫過這樣的話，說婚姻是“美國最有力的反貧困武器”。
羅伯特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ReformLegislation）的設計者之一，該法案擡高了獲取社會福利的門檻，縮短了政府救助的時間。
這種說法很不靠譜，因為其他發達國家的單身母親貧困率遠遠低于美國，而且美國的兒童貧困率高是全國性的，包括生活在已婚家庭中的兒童在内。
來自“人民”組織（Demos）的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