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緻富有者：工作、金錢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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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動人心和光芒萬丈。
“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奔放不羁的、勇于表現自己的、英氣雄發的女演員如此公然地慶賀她的事業成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魏斯寫道，尤其是看到為她唱情歌的男人是賈格爾時，“這位代表男性性自由的人物，似乎再也沒有貶低韋格的意思了，而是把她視作一個平等的同輩”[20]。
但這個美好的場景，也并非充滿了百分之百的歡樂：在韋格的臉上，離開這個舞台的心碎與憂傷表露無遺，同時她還給我們留下了意味深長的一瞥，似乎在告訴我們，能夠去一個固定的地點上班、和同事們一起合作、在工作中尋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在我剛開始步入記者行業的時候，我學會了寫作的技巧，也深受一些前輩的指導，但是我賺的錢不多，工作表現也并不出彩，于是我決定離開這份工作，以期謀求一個更高的職位。
辭職後，我給自己放了一個星期的假。
而讓我感到驚訝和惶恐的是，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坐在公寓的扶手椅上，默默哭泣。
我沒有被工作抛棄；相反，是我抛棄了工作。
然而，我卻難過得哭了出來，我想念我辦公室的椅子，想念我雜亂不堪的書桌，想念我那些同事們，他們現在肯定正在吃午飯并且愉快地聊天，然而我卻再也無法加入其中。
我哭，是因為我無法在那漂亮的粉色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了，不僅僅是那個星期……是永遠地看不到了。
我的下一份工作的确讓我稱心如意。
然而，在很多年後，我原來工作的那家舊報社搬離了原先的大樓，這讓我回想起我年輕時在那裡做記者的歲月，于是我晚上經常會做一連串關于這座舊大樓的夢，然後在早晨渾身打顫、滿含悲傷地醒來。
我放任自己宿醉了一晚，随着醉後的混沌，那種第一次與工作産生的親密感情，永遠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
1861年，迫于南北戰争，薩利·霍莉（SallieHolley）不得不停止了反農奴制的學術運動。
後來霍莉生病卧床，用在她身上的水療法還使她肺部麻痹。
護士克拉拉·巴頓在結束了她在内戰中的工作後，不僅失聲，還深受疾病的困擾。
但後來，在普法戰争期間，她又重新回到戰場工作，然而當戰争在1872年結束的時候，她又失去了視力。
再後來，她與丹維爾·薩尼特瑞（DanvilleSanitarium）結為夫妻，就這樣過了十年。
直到她開始組建美國紅十字會時，她的健康狀況才開始逐漸好轉。
[21] 從波士頓搬回紐約後，我的朋友薩拉重新開始工作，但是過了幾年後，她便辭去了那份勞時費力的工作。
她說：“辭職很痛苦，因為我非常熱愛而且很在意它。
但這就像是一段走到盡頭的感情，我必須承認，是時候該向前邁進了……但是，天啊，很久一段時間我都在為它傷心”。
薩拉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從31歲到36歲間的一段很有負重感的戀愛”，但是她又停頓了一下，事實上，她想到了在那些年裡，她曾與一個男人談過的一場戀愛，那個男人很風趣，也很體貼，但最終證明他不太可靠。
“這說來也許很可笑，當我選擇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正在為這個工作拼了命似的辛苦賣力，而且我還對這份工作懷有極大熱忱，”她鼓起勇氣繼續說，“工作是她的熱情所在。
”而她那個（幽默但是不适合她的）情侶是排在第二位的。
2005年，布蘭迪斯大學的前教授，同時也是律師的琳達·赫什曼（LindaHirshman）在《美國展望》（TheAmericanProspect）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
她強調說，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為要照顧孩子而離開了工作崗位，也因此開始依賴她們的丈夫。
“錢，”赫什曼寫道，“通常伴随着權力而來，還會讓有錢的人變得更有權，在家庭裡也是一樣。
”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裡做的那些“重複的、遠離社會的體力勞動……阻礙了人類走向繁榮，而家庭之外的市場經濟和政府機構，相比之下則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
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Brooks）在《紐約時報》上對赫什曼的觀點進行了回應。
他寫道，“如果赫什曼認為那些高薪的職位可以幫助人類走向繁榮的話，那我很願意邀請她花一天的時間來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夥人”。
（很顯然，布魯克斯并沒有意識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數十年，同時她還曾兩次在高級法院的法庭上與對方律師進行辯論。
）布魯克斯還說，雖然“家庭生活也許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向往的那種殘酷的、強勢的權力……但它依然能夠産生無與倫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興趣本來就偏向于那些國家大事和抽象的條文法規，女性則對人與人的關系更感興趣……她們的權力在廚房裡”。
布魯克斯口中“權力”這個字眼，不僅迫使無數母親和祖母都依賴她們的丈夫，而且還剝奪了她們相關的經驗與技能，讓她們無法獨立生活。
幾年以後，布魯克斯又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聲稱“通過結婚獲得的精神财富，和一年賺十多萬美元的感覺相當”。
說來有趣，當薩拉最終離開波士頓——也就是她本來很有可能結婚的地方——搬回紐約後，她開始重新把人生的重點放在事業上面，并且從工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極大熱忱。
這個選擇，對她而言，不僅可以讓她每年收獲十幾萬美元的薪酬，還讓她獲得了心靈上的财富，她再也不用在一段不幸福的感情裡掙紮了。
她們的選擇 保守派言論家蘇珊娜·範可（SuzanneVenker）（反女權主義革命家菲麗斯·施拉夫利的侄女）曾在2013年福克斯新聞的一檔專欄寫過一篇名為《為什麼女性仍然需要丈夫》（“WhyWomenStillNeedHusbands”）的文章，在文章裡她寫道，“經濟獨立的确是很偉大的一步，但是你卻不能讓你的工資條陪着你睡覺”[22]。
範可還争辯道，隻有丈夫才能讓女性擁有孩子，當她們生了孩子以後，“你是沒有辦法在既當妻子又當母親的情況下還全職工作，你無法均衡你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依靠丈夫，他一年都在做全職工作，你就可以平衡你的時間了”。
為什麼不呢？範可奇怪地說，“就讓丈夫們去掙錢養家，這樣女性就能安排她們一直都渴望的生活了”。
社會上的保守派，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支持男性主導的權力範示，但是這種觀點一直以來都遭受威脅，因為女性們很有可能會在事業中實現自身的滿足。
而且女性潛在的高薪酬還會加大這種可能性，到時候男性也許會被擠出權力中心而成為配角，在女性的生活中，那些以前被男性所占據的部分，已經全部用在工作掙錢上了。
這個威脅毋庸置疑。
但是範可和她的同行者們仍然錯誤地認為，傳統的男女婚姻對于那些事業心重的女性來說還是具有吸引力的。
事實上，如果讓女性在過了時的婚姻依賴關系與一份滿意的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大多數女性會選擇工作。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曾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千禧一代中，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把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
[23] 談到在工作崗位上當個單身者的好處，弗朗西絲·基斯林說：“工作讓我收獲了一些特别的東西。
我并不需要去思考我的行為會對丈夫和孩子有什麼影響”。
她的職業——促進社會改革以及推動社會運動——會引起一些特殊的混亂與麻煩。
“如果我被捕了，誰在乎呢？” 霍莉·克拉克（HollyClark）是一名26歲的電視新聞攝影師，她的母親為了撫養孩子們成人，奉獻了她的一生。
“我不願意像我母親一樣，”克拉克說，“她放棄了她的人生，隻為了撫養我哥哥和我長大。
我不會這樣做的。
永遠不會。
”霍莉說她的母親從開始在家當全職媽媽以後，經濟上就一直依賴霍莉的父親，這把她自己鎖進了婚姻的牢籠裡。
霍莉認為婚姻和事業都是需要奉獻一生的大事，就拿現在來說，她會優先選擇工作。
“當戀愛阻礙我的事業發展時，”她說，“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戀愛。
要是你毀了我的工作，你就沒活路了。
”因此，到現在她都是單身。
“很有趣，”她說，“當人們為新的一年制定計劃的時候，我心裡隻想要在新年那天滿懷希望地工作。
當别人在想‘零點的吻我要獻給誰呢’的時候，我在想，‘零點的鏡頭要怎麼拍？’”霍莉承認，她對工作的忠誠吓跑了許多求愛者。
她說，因為“對很多男人來講，強大的女性并不是他們想要的”。
39歲的斯黛芬妮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想法。
她來自亞特蘭大，是一名危地馬拉藝術品的進口商。
她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像戀愛故事一樣”。
她環遊世界各地，和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夥伴們一起參加藝術家協會，在自然災害過後參與救援工作，所有的一切，她都認為是在“推動世界的車輪向前行進”。
斯黛芬妮的母親曾向她建議說：“親愛的，也許你不該告訴男人們你所做的一切，這可能會把他們吓跑”。
但同時，斯黛芬妮說，也有男性會因為她幹的這些事追求她。
“我覺得有些男人，雖然他們支持女性變得強大、變得獨立，但他們并不想和這樣強大又獨立的女性結婚，”斯黛芬妮說，“我很多朋友都這麼說。
男人支持我們的想法——成為強大、獨立的女性，周遊世界，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讓他們感到害怕。
” 女性事業上的成功，總是會引起男性——最起碼是那些對高成就的女性感到恐慌的男性——不懷好意的關注。
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告訴我：“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的黑人女性……不論我是不是真的持有一把手槍，是不是真的穿着一件帶錐子的胸罩，有些男性就是這樣看我的”。
曾有報道稱，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尼娅·索托馬約爾在被委派擔任國家最高法院的職務之前，十分熱衷于與男人約會。
她在接任工作後，還曾受到恐吓：當時她正走向法院的工作台，一側的桌子突然炸裂，在她身邊燃燒起來。
[24]2005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d）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男人是必需品嗎？》（AreMenNecessary），這裡面記述了一件在當時反響強烈的事。
作者寫到她一個非常要好的閨蜜（聽起來非常像是《紐約時報》的書評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Kakutani］）打電話來說，自從被授予了普利策獎，她再也沒有收到過約會的邀請。
但是，熱愛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出色而被别人贊美，這也是一種保護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種類型的（不是金錢方面的）依賴。
因為如果女性真的把她們所有的希望、夢想和精力都拴在愛情上，她們需要的就不僅僅是經濟支持，她們還會需要來自伴侶的興趣、認同和娛樂。
而學習、工作和金錢可以讓女性的生活變得充實，不論她們有沒有伴侶，不論她們的感情生活是否出現破裂。
教育家安娜·朱莉娅·庫珀（AnnaJuliaCooper）在19世紀的時候就看到了這一點，她當時是這樣描寫知識分子女性的，“她并沒有屈服于外界的思想，把性愛當成是給生活增添亮色的、給生命帶來活力的唯一一種情感”。
事實上，在你人生的某段時間，或終生與工作結婚，看似少了些浪漫憧憬，但它絕不是一種糟糕的命運，相反，你應該覺得非常幸運，因為你可以享受你的工作，享受通過工作而賺到的錢，享受工作賦予你的力量，還有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賺錢，花錢 2013年，當調查員米歇爾·施密特（MichelleSchmitt）為她的公司“ManetoMapping&Analysis”收集數據時，她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數字，讓她很是震驚。
她注意到，在費城的女性人口中，那些被劃分為中等收入（即收入在整個城市收入中值的60%到200%之間，換算成當時的金額是4.1萬美元到12.3萬美元之間）的女性群體，其中有48%的人都從未結過婚，這個比例高于70年代早期的40%。
施密特發現，不管是那些特别貧窮的女性，還是那些條件極為優越的女性，不婚或者晚婚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常見的行為模式了。
通過她的分析，結果顯示，在70年代早期，高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是22%，然而到了2009年至2011年，這個數字已經一躍上升到了40%；同一時期，低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也從49%提高到了61%。
她還發現，這種上漲，同樣也适用于那些收入處于中間水平的女性。
“這些數據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無論她們的收入級别是怎樣的，單身已然成為各個女性群體的共同選擇，”施密特說。
對于那些在人生早年階段保持單身的女性來說，尤其是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她們單身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多賺錢。
一項發表于2013年的，名為“結婚了嗎”（KnotYet）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上過大學的女性群體裡，一直等到30多歲再結婚的女性比那些在20多歲就結婚了的女性，每年能多賺1.8萬美元。
[25]而在沒有大學文憑的女性中，拖到30多歲再結婚的人在工資水平上也有明顯的優勢，雖然她們平均每年隻能多賺四千美元。
另外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證據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大衛·布魯克斯（還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紐約時報》的評論家羅斯·多賽特
“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奔放不羁的、勇于表現自己的、英氣雄發的女演員如此公然地慶賀她的事業成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魏斯寫道，尤其是看到為她唱情歌的男人是賈格爾時，“這位代表男性性自由的人物，似乎再也沒有貶低韋格的意思了，而是把她視作一個平等的同輩”[20]。
但這個美好的場景，也并非充滿了百分之百的歡樂：在韋格的臉上，離開這個舞台的心碎與憂傷表露無遺，同時她還給我們留下了意味深長的一瞥，似乎在告訴我們，能夠去一個固定的地點上班、和同事們一起合作、在工作中尋找到自己的價值所在，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
在我剛開始步入記者行業的時候，我學會了寫作的技巧，也深受一些前輩的指導，但是我賺的錢不多，工作表現也并不出彩，于是我決定離開這份工作，以期謀求一個更高的職位。
辭職後，我給自己放了一個星期的假。
而讓我感到驚訝和惶恐的是，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坐在公寓的扶手椅上，默默哭泣。
我沒有被工作抛棄；相反，是我抛棄了工作。
然而，我卻難過得哭了出來，我想念我辦公室的椅子，想念我雜亂不堪的書桌，想念我那些同事們，他們現在肯定正在吃午飯并且愉快地聊天，然而我卻再也無法加入其中。
我哭，是因為我無法在那漂亮的粉色報紙上看到我的署名了，不僅僅是那個星期……是永遠地看不到了。
我的下一份工作的确讓我稱心如意。
然而，在很多年後，我原來工作的那家舊報社搬離了原先的大樓，這讓我回想起我年輕時在那裡做記者的歲月，于是我晚上經常會做一連串關于這座舊大樓的夢，然後在早晨渾身打顫、滿含悲傷地醒來。
我放任自己宿醉了一晚，随着醉後的混沌，那種第一次與工作産生的親密感情，永遠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
1861年，迫于南北戰争，薩利·霍莉（SallieHolley）不得不停止了反農奴制的學術運動。
後來霍莉生病卧床，用在她身上的水療法還使她肺部麻痹。
護士克拉拉·巴頓在結束了她在内戰中的工作後，不僅失聲，還深受疾病的困擾。
但後來，在普法戰争期間，她又重新回到戰場工作，然而當戰争在1872年結束的時候，她又失去了視力。
再後來，她與丹維爾·薩尼特瑞（DanvilleSanitarium）結為夫妻，就這樣過了十年。
直到她開始組建美國紅十字會時，她的健康狀況才開始逐漸好轉。
[21] 從波士頓搬回紐約後，我的朋友薩拉重新開始工作，但是過了幾年後，她便辭去了那份勞時費力的工作。
她說：“辭職很痛苦，因為我非常熱愛而且很在意它。
但這就像是一段走到盡頭的感情，我必須承認，是時候該向前邁進了……但是，天啊，很久一段時間我都在為它傷心”。
薩拉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從31歲到36歲間的一段很有負重感的戀愛”，但是她又停頓了一下，事實上，她想到了在那些年裡，她曾與一個男人談過的一場戀愛，那個男人很風趣，也很體貼，但最終證明他不太可靠。
“這說來也許很可笑，當我選擇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正在為這個工作拼了命似的辛苦賣力，而且我還對這份工作懷有極大熱忱，”她鼓起勇氣繼續說，“工作是她的熱情所在。
”而她那個（幽默但是不适合她的）情侶是排在第二位的。
2005年，布蘭迪斯大學的前教授，同時也是律師的琳達·赫什曼（LindaHirshman）在《美國展望》（TheAmericanProspect）上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
她強調說，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為要照顧孩子而離開了工作崗位，也因此開始依賴她們的丈夫。
“錢，”赫什曼寫道，“通常伴随着權力而來，還會讓有錢的人變得更有權，在家庭裡也是一樣。
”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裡做的那些“重複的、遠離社會的體力勞動……阻礙了人類走向繁榮，而家庭之外的市場經濟和政府機構，相比之下則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
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Brooks）在《紐約時報》上對赫什曼的觀點進行了回應。
他寫道，“如果赫什曼認為那些高薪的職位可以幫助人類走向繁榮的話，那我很願意邀請她花一天的時間來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夥人”。
（很顯然，布魯克斯并沒有意識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數十年，同時她還曾兩次在高級法院的法庭上與對方律師進行辯論。
）布魯克斯還說，雖然“家庭生活也許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向往的那種殘酷的、強勢的權力……但它依然能夠産生無與倫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興趣本來就偏向于那些國家大事和抽象的條文法規，女性則對人與人的關系更感興趣……她們的權力在廚房裡”。
布魯克斯口中“權力”這個字眼，不僅迫使無數母親和祖母都依賴她們的丈夫，而且還剝奪了她們相關的經驗與技能，讓她們無法獨立生活。
幾年以後，布魯克斯又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聲稱“通過結婚獲得的精神财富，和一年賺十多萬美元的感覺相當”。
說來有趣，當薩拉最終離開波士頓——也就是她本來很有可能結婚的地方——搬回紐約後，她開始重新把人生的重點放在事業上面，并且從工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極大熱忱。
這個選擇，對她而言，不僅可以讓她每年收獲十幾萬美元的薪酬，還讓她獲得了心靈上的财富，她再也不用在一段不幸福的感情裡掙紮了。
她們的選擇 保守派言論家蘇珊娜·範可（SuzanneVenker）（反女權主義革命家菲麗斯·施拉夫利的侄女）曾在2013年福克斯新聞的一檔專欄寫過一篇名為《為什麼女性仍然需要丈夫》（“WhyWomenStillNeedHusbands”）的文章，在文章裡她寫道，“經濟獨立的确是很偉大的一步，但是你卻不能讓你的工資條陪着你睡覺”[22]。
範可還争辯道，隻有丈夫才能讓女性擁有孩子，當她們生了孩子以後，“你是沒有辦法在既當妻子又當母親的情況下還全職工作，你無法均衡你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依靠丈夫，他一年都在做全職工作，你就可以平衡你的時間了”。
為什麼不呢？範可奇怪地說，“就讓丈夫們去掙錢養家，這樣女性就能安排她們一直都渴望的生活了”。
社會上的保守派，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支持男性主導的權力範示，但是這種觀點一直以來都遭受威脅，因為女性們很有可能會在事業中實現自身的滿足。
而且女性潛在的高薪酬還會加大這種可能性，到時候男性也許會被擠出權力中心而成為配角，在女性的生活中，那些以前被男性所占據的部分，已經全部用在工作掙錢上了。
這個威脅毋庸置疑。
但是範可和她的同行者們仍然錯誤地認為，傳統的男女婚姻對于那些事業心重的女性來說還是具有吸引力的。
事實上，如果讓女性在過了時的婚姻依賴關系與一份滿意的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大多數女性會選擇工作。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曾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千禧一代中，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把工作放在生活的首位。
[23] 談到在工作崗位上當個單身者的好處，弗朗西絲·基斯林說：“工作讓我收獲了一些特别的東西。
我并不需要去思考我的行為會對丈夫和孩子有什麼影響”。
她的職業——促進社會改革以及推動社會運動——會引起一些特殊的混亂與麻煩。
“如果我被捕了，誰在乎呢？” 霍莉·克拉克（HollyClark）是一名26歲的電視新聞攝影師，她的母親為了撫養孩子們成人，奉獻了她的一生。
“我不願意像我母親一樣，”克拉克說，“她放棄了她的人生，隻為了撫養我哥哥和我長大。
我不會這樣做的。
永遠不會。
”霍莉說她的母親從開始在家當全職媽媽以後，經濟上就一直依賴霍莉的父親，這把她自己鎖進了婚姻的牢籠裡。
霍莉認為婚姻和事業都是需要奉獻一生的大事，就拿現在來說，她會優先選擇工作。
“當戀愛阻礙我的事業發展時，”她說，“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戀愛。
要是你毀了我的工作，你就沒活路了。
”因此，到現在她都是單身。
“很有趣，”她說，“當人們為新的一年制定計劃的時候，我心裡隻想要在新年那天滿懷希望地工作。
當别人在想‘零點的吻我要獻給誰呢’的時候，我在想，‘零點的鏡頭要怎麼拍？’”霍莉承認，她對工作的忠誠吓跑了許多求愛者。
她說，因為“對很多男人來講，強大的女性并不是他們想要的”。
39歲的斯黛芬妮也向我表達了同樣的想法。
她來自亞特蘭大，是一名危地馬拉藝術品的進口商。
她把她的工作形容為“像戀愛故事一樣”。
她環遊世界各地，和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夥伴們一起參加藝術家協會，在自然災害過後參與救援工作，所有的一切，她都認為是在“推動世界的車輪向前行進”。
斯黛芬妮的母親曾向她建議說：“親愛的，也許你不該告訴男人們你所做的一切，這可能會把他們吓跑”。
但同時，斯黛芬妮說，也有男性會因為她幹的這些事追求她。
“我覺得有些男人，雖然他們支持女性變得強大、變得獨立，但他們并不想和這樣強大又獨立的女性結婚，”斯黛芬妮說，“我很多朋友都這麼說。
男人支持我們的想法——成為強大、獨立的女性，周遊世界，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讓他們感到害怕。
” 女性事業上的成功，總是會引起男性——最起碼是那些對高成就的女性感到恐慌的男性——不懷好意的關注。
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告訴我：“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的黑人女性……不論我是不是真的持有一把手槍，是不是真的穿着一件帶錐子的胸罩，有些男性就是這樣看我的”。
曾有報道稱，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尼娅·索托馬約爾在被委派擔任國家最高法院的職務之前，十分熱衷于與男人約會。
她在接任工作後，還曾受到恐吓：當時她正走向法院的工作台，一側的桌子突然炸裂，在她身邊燃燒起來。
[24]2005年，《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d）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男人是必需品嗎？》（AreMenNecessary），這裡面記述了一件在當時反響強烈的事。
作者寫到她一個非常要好的閨蜜（聽起來非常像是《紐約時報》的書評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Kakutani］）打電話來說，自從被授予了普利策獎，她再也沒有收到過約會的邀請。
但是，熱愛自己的工作、因為工作出色而被别人贊美，這也是一種保護措施，它可以抵抗另外一種類型的（不是金錢方面的）依賴。
因為如果女性真的把她們所有的希望、夢想和精力都拴在愛情上，她們需要的就不僅僅是經濟支持，她們還會需要來自伴侶的興趣、認同和娛樂。
而學習、工作和金錢可以讓女性的生活變得充實，不論她們有沒有伴侶，不論她們的感情生活是否出現破裂。
教育家安娜·朱莉娅·庫珀（AnnaJuliaCooper）在19世紀的時候就看到了這一點，她當時是這樣描寫知識分子女性的，“她并沒有屈服于外界的思想，把性愛當成是給生活增添亮色的、給生命帶來活力的唯一一種情感”。
事實上，在你人生的某段時間，或終生與工作結婚，看似少了些浪漫憧憬，但它絕不是一種糟糕的命運，相反，你應該覺得非常幸運，因為你可以享受你的工作，享受通過工作而賺到的錢，享受工作賦予你的力量，還有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賺錢，花錢 2013年，當調查員米歇爾·施密特（MichelleSchmitt）為她的公司“ManetoMapping&Analysis”收集數據時，她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數字，讓她很是震驚。
她注意到，在費城的女性人口中，那些被劃分為中等收入（即收入在整個城市收入中值的60%到200%之間，換算成當時的金額是4.1萬美元到12.3萬美元之間）的女性群體，其中有48%的人都從未結過婚，這個比例高于70年代早期的40%。
施密特發現，不管是那些特别貧窮的女性，還是那些條件極為優越的女性，不婚或者晚婚都已經漸漸成為一種常見的行為模式了。
通過她的分析，結果顯示，在70年代早期，高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是22%，然而到了2009年至2011年，這個數字已經一躍上升到了40%；同一時期，低收入女性群體中從未結過婚的人數比例也從49%提高到了61%。
她還發現，這種上漲，同樣也适用于那些收入處于中間水平的女性。
“這些數據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無論她們的收入級别是怎樣的，單身已然成為各個女性群體的共同選擇，”施密特說。
對于那些在人生早年階段保持單身的女性來說，尤其是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她們單身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多賺錢。
一項發表于2013年的，名為“結婚了嗎”（KnotYet）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上過大學的女性群體裡，一直等到30多歲再結婚的女性比那些在20多歲就結婚了的女性，每年能多賺1.8萬美元。
[25]而在沒有大學文憑的女性中，拖到30多歲再結婚的人在工資水平上也有明顯的優勢，雖然她們平均每年隻能多賺四千美元。
另外還有一項更有力的證據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大衛·布魯克斯（還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紐約時報》的評論家羅斯·多賽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