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緻富有者：工作、金錢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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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固，這不僅導緻了勞動力的衰減，還打壓了女性的獨立意識”。
然而，當戰争結束後，由于物資稀缺，人們對于女性的心理預期又重新發生了變化。
迪利特在1891年的報道稱，“現在……在南方，靠自己生活的女性才是真正受人尊崇的……經曆過經濟蕭條的戰争時期，南方人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他們的女兒也許有一天需要依靠她自己生活，因此他們想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9]。
革命的女兒們 20歲的梅根·裡奇是一名來自西肯塔基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的大三學生。
她和她的家人都是美國南部浸信會的基督教徒，因此大部分的中學時光她都在家接受宗教教育。
梅根的一些朋友現在已經結婚了，但是每當她考慮結婚這件事，她就會想，“天啊，我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現在就結婚或者生孩子”。
梅根沒有男友，而且她父母（她的父親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她的母親是一名全職母親，負責在家裡照看當地的孩童）也都沒有催促她盡快結婚。
事實上，她的父親跟她說過，讓她畢業之前不要考慮結婚。
梅根的母親在結婚時還是個大二學生；為了搬去德克薩斯州，也就是她父親正在工作的地方，她從學校退了學，所有一直都沒有完成學業。
“也許這就是我父親想讓我讀完大學的原因”梅根說道。
即使在那些社會和宗教觀念都相對保守的地區，女性如果能完成學業并且開創她們自己的事業，也能夠産生持續的經濟影響力，不僅如此，人們還會重新考慮婚姻和教育在人生中孰先孰後的問題。
出于對學術的興趣，想要好好利用受教育的機會，以及為了學業和事業延緩談戀愛的打算，這些想法和願望都為女性将來的自我獨立打下了基礎：我為寫這本書所采訪過的每個大學生或者畢業生，她們幾乎都提到了上述的這些動力。
20歲的伊爾卡（Yllka）目前就讀于紐約市的一所公立大學，她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母親則是一名高中助教，2001年舉家從阿爾巴尼亞移民到了美國。
作為直系家庭成員中第一個進入大學的人，學習金融專業的伊爾卡說她想在畢業後從事投資銀行業領域的工作。
她父母希望她學習烹饪和保潔，并告訴她說“否則你會找不到丈夫的”，但是他們也同樣非常支持她完成學業和追求事業。
現在的伊爾卡并不想結婚，也不想交男朋友。
對于她和她的很多朋友來說，感情都“像是額外多加的課程或者其他組織之類的。
我們并不想談戀愛。
這負擔太重了。
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很長時間去履行你的承諾”。
伊爾卡把她學校的功課放在第一位，她說，是因為“我不想依賴于他人或者讓别人養活自己”。
假如有一天她遇見了她的真命天子，她會去考慮結婚的。
但是，她又強調說，“如果我真的決定走進婚姻，我也不想依賴對方，這樣雙方在感情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是平等的”。
伊爾卡的這種想法與密歇根大學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Armstrong）的調查結果是一緻的。
這名社會學家曾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女性們更傾向談一些小打小鬧的戀愛，而不是選擇去建立真正浪漫的愛情關系，用記者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她們覺得感情生活需要她們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還有可能阻礙她們對人生目标的追求”。
2012年，當23歲的凱特琳·吉格漢（CaitlinGeaghan）從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畢業時，她與男友分手了，因為經過六年的戀愛，吉格漢深知他們的下一步就是領結婚證，而她并不想結婚。
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室内裝潢設計師，還想要出去旅行。
“如果我還繼續和他在一起，”她說，“我可能就會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了。
”凱特琳告訴我，她很愛她的男友，她的男友因為分手整個人幾乎垮掉了。
但是她仍然不後悔她的決定。
吉格漢現在居住在華盛頓，在一家小的室内設計公司上班，她說平時的工作很累很忙，但這正是她所期望的。
她享受讀書，享受獨處的時光。
為了考取私人飛機的駕照，她還在學習飛行課程。
她希望可以去倫敦，或是歐洲的其他什麼地方轉轉，也許還可以在那裡開一家她自己的小設計公司。
“至于我的個人感情問題，”她說，“我還沒有任何打算。
我并不覺得自己一定要在多少歲之前結婚。
我也不希望這個年限很快到來。
” 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則有着很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想為海德修正案[2]的廢除努力工作，為更多女性提供更多元化的堕胎選擇。
事實上，她想把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貢獻給這些理想。
“我并不想和伴侶鬧得不愉快，而且我還跟他說，‘嘿，我知道我應該和你在一起，但我還有些其他事情要做。
’我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現在來說，這意味着我會把工作放在首位。
”特庫斯說，“我的事業是我最好的伴侶”。
她那些談了戀愛的朋友們，“晚上和她們的愛人一起睡覺，而我晚上和《藥物與手術流産的臨床指南》（AClinician’sGuidetoMedicalandSurgicalAbortion）一同安眠。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想要在經濟上擺脫對男性的依賴，是促使年輕女性去工作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幸運的話，女性能在她們的學習生涯和職業生涯中獲取相同的動力：激情、目标、回報與認同。
對女性而言，追求教育和職業上的人生理想，不僅與金錢有關，還激起了女性對生命的無限熱愛。
19世紀的單身醫生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曾寫道，“工作是多麼美妙——它是有靈魂的！我想象不出還有其他的東西，能像工作這樣提供給女性所需之物。
在所有的人際關系中，女性都得做出讓步，犧牲一些自己的東西……然而，真正的工作意味着徹底的自由，是自我的完全滿足”[10]。
科妮莉亞·漢考克（CorneliaHancock）用親身經曆回應了這種“滿足”。
她成長于新澤西州一個貴格會教徒的家庭，從小她便被教育說，她生來就是要嫁為人婦。
1863年，也就是她23歲的時候，她去葛底斯堡當了一名志願者護工，那裡因為戰争而血流成河，屍身糜爛，她晚上就睡在露天的簡易床上。
“我感覺我以前的人生像是虛幻的，”她在家書中寫道，“我覺得我重生了……我像一名軍人一樣昂首闊步地走路，感覺到生命充滿了力量，這是我在家從未體驗過的……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我就是覺得自己生氣勃勃。
”漢考克後來在南卡羅來納州為那些解放了的奴隸們開了一間學校，同時她還創立了費城兒童救援會。
她終身未婚。
[11]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興起後的幾十年間，大量中産階級女性深受鼓舞，她們勇敢離家賺取薪酬、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蜂擁至學校和其他工作場所。
2010年，女性已經成了全國就業市場的主力軍，其中51%的管理層職位由女性擔任。
美國範圍内，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醫生和45%的律師為女性。
[12]如今，高中畢業的女性已經比高中畢業的男性更為常見了，獲取醫學和法律學位的女性人數與男性大體持平，取得碩士學位的女性人數已經超過了男性。
擁有學士和碩士兩種學位的、擁有法律和醫學專業學位的，以及被授予博士學位的女性占比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13] 但是女性對學業的這種巨大熱情，并不隻是發生在千禧年的偶然現象。
創建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到1902年時，女學生的數量就已經超過了男學生，獲取優秀畢業生稱号的女學生更是遠遠多于男學生。
由于擔心被當作是女子學校，芝加哥大學曾實行過一段時間的性别隔離政策。
[14]同樣的壓力也落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頭上，斯坦福大學成立于19世紀90年代，然而女性申請者的數量實在太多，導緻學校的捐贈者簡·斯坦福（JaneStanford）劃定女學生數量的上限為五百人，以免讓學校被人認為是“女子學院”。
到了1900年，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艾奧瓦州、堪薩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蘇裡州、内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華盛頓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學女性人數都已經超過男性人數。
[15] 那時，學術的大門朝女性敞開，它狠狠地諷刺了人們對于女性婚姻身份的心理預期。
在瓦薩學院首屆二十四個畢業班級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女畢業生已經結婚。
[16]到了19世紀70年代，瓦薩學院中每五個女畢業生中，隻有兩人在24歲之前結了婚。
1889年至1908年期間，布林茅爾學院53%的女畢業生都是單身，同一時期，密歇根大學的女畢業生中單身的比例是47%。
[17]根據貝琪·伊瑟列的統計數據，19世紀70年代，[18]整個女性群體的結婚率是90%，而其中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的結婚率已經跌到了60%。
[19]對于那些在法律、科學、醫藥專業和學術上追求更高學位的女性群體，她們的結婚率相比之下就更低了。
在1890年，超過一半的女性醫生都是單身，而那些在1877年至1924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們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徘徊于婚姻大門外。
我們很難判斷，到底是這些有着學術學位和工作機會的女性不再符合男性心中那溫順的傳統妻子形象，還是教育拓展了女學生們的希望與理想，或許還提升了她們對愛情的标準；亦或是說大學生活與事業生涯，為那些本來就在猶豫是否要早婚的女性們，提供了逃離婚姻的美好理由。
可以确定的是，現實情況肯定受上述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
但是，就算出于第一種原因，也就是大衆新聞媒體——它們總是伺機懲戒心懷大志的女性們——最鐘愛的那種觀點，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迫切想要進入學校學習。
這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婚姻已不再是衡量女性自身價值的唯一标準。
嫁給工作 我們經常用一個短語來形容某類特定的職業男性：他“娶了他的工作”。
這個短語稍稍帶一些評判的意味：即這個男人很忠誠，很勤奮，是一個工作狂。
漸漸地，這個短語，或者說它所傳達的意思，開始用在女性的身上，但是從來不會帶有感情色彩。
已婚媽媽埃莉諾·米爾斯（EleanorMills）曾在2010年寫過一本書，名叫《倫敦時代》（TheTimesofLondon），其中她是這樣描寫她那些追求事業的未婚朋友們的：“當她們望向貧瘠的未來……這些有着光鮮工作、多次使用護照、過着燈紅酒綠的社交生活的單身女人們，是多麼希望曾經的自己能夠分點精力給更平凡的生活，她們後悔自己沒有組建家庭。
”米爾斯還寫道，許多心懷大志的夥伴們都意識到“太晚了……沒有工作會回報給你愛”，而且她還非常毒舌地添了上了一句，“看看墳墓，裡面全都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
先不說墳墓裡面還躺着那麼多的妻子和母親，米爾斯還說錯了一點：那就是工作非常有可能會回報給你愛。
它會給你物質支撐，賦予你堅持的力量，振奮你的精神，活躍你的思維，就像一段最美好的愛情所能提供給你的那樣；而且相比于一個不怎麼樣的情侶，工作也許更能幫助到你，在工作中，還能找到承諾、依戀、化學反應和心靈溝通。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都承認，工作對她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她們能感受到事業理想的熱情以及成功時的激動心情。
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年代，這樣的情形都已經屢見不鮮了，比如，2009年上映的電影《朱莉與朱莉娅》（Julie&Julia）就是一曲歌頌事業熱情的贊歌。
它講述了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廚師朱莉娅·柴爾德和生活在21世紀的紐約博客寫手朱莉·鮑威爾兩個人的故事，這兩位女性的相似之處在于，她們渴望愛情，但更向往自己在意的工作，而且她們非常想要獲得他人的認可，想要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豐厚的薪酬。
這部電影是寫給女性事業心的一封情書。
在2013年的《紐約客》雜志網站上，薩沙·魏斯（SashaWeiss）曾發表過一篇有關克裡斯汀·韋格（KreistenWiig）告别《周六夜現場》（SaturdayNightLive）舞台的故事。
克裡斯汀·韋格是名喜劇演員，她在《周六夜現場》節目裡當情景喜劇的臨時演員已有七年之久。
由于擔任了電影《最爆伴娘團》的編劇和主演，突然爆紅的她決定離開《周六夜現場》節目，轉而投身好萊塢。
在最後一期的諷刺短劇中，米克·賈格爾（MickJagger）——他曾開玩笑地說韋格是要離開去做尼姑——導演了一個高中畢業典禮的情景劇，在這出喜劇裡，隻有韋格一個人真正畢業了。
當她在台上領取她的畢業證書時，她丢掉了她的學士帽和學士服，展露出她那米白色的連衣裙；她開始跳舞，帶着淚水微笑着翩翩起舞，而其他演員也在滾石樂隊的一曲《她是一道彩虹》（She’sARainbow）中與她共舞。
“畢業典禮化身成了婚禮，”才思敏捷的魏斯寫道，“但是韋格此刻看起來卻非常滿足于和她的事業結婚，盡管她總是扮演一些對單身感到焦慮的女性形象。
”無可辯駁，這是一個宣洩情感的、值得慶賀的時刻，就像魏斯所描述的“釋懷”了一樣，雖然“這對改變美國女性的薪資現狀——平均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時女性隻能賺77美分——并不能起什麼作用”，但卻還
然而，當戰争結束後，由于物資稀缺，人們對于女性的心理預期又重新發生了變化。
迪利特在1891年的報道稱，“現在……在南方，靠自己生活的女性才是真正受人尊崇的……經曆過經濟蕭條的戰争時期，南方人已經深刻地意識到，他們的女兒也許有一天需要依靠她自己生活，因此他們想要她接受良好的教育”[9]。
革命的女兒們 20歲的梅根·裡奇是一名來自西肯塔基大學特殊教育專業的大三學生。
她和她的家人都是美國南部浸信會的基督教徒，因此大部分的中學時光她都在家接受宗教教育。
梅根的一些朋友現在已經結婚了，但是每當她考慮結婚這件事，她就會想，“天啊，我完全不敢想象自己現在就結婚或者生孩子”。
梅根沒有男友，而且她父母（她的父親是一名電子工程師，她的母親是一名全職母親，負責在家裡照看當地的孩童）也都沒有催促她盡快結婚。
事實上，她的父親跟她說過，讓她畢業之前不要考慮結婚。
梅根的母親在結婚時還是個大二學生；為了搬去德克薩斯州，也就是她父親正在工作的地方，她從學校退了學，所有一直都沒有完成學業。
“也許這就是我父親想讓我讀完大學的原因”梅根說道。
即使在那些社會和宗教觀念都相對保守的地區，女性如果能完成學業并且開創她們自己的事業，也能夠産生持續的經濟影響力，不僅如此，人們還會重新考慮婚姻和教育在人生中孰先孰後的問題。
出于對學術的興趣，想要好好利用受教育的機會，以及為了學業和事業延緩談戀愛的打算，這些想法和願望都為女性将來的自我獨立打下了基礎：我為寫這本書所采訪過的每個大學生或者畢業生，她們幾乎都提到了上述的這些動力。
20歲的伊爾卡（Yllka）目前就讀于紐約市的一所公立大學，她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母親則是一名高中助教，2001年舉家從阿爾巴尼亞移民到了美國。
作為直系家庭成員中第一個進入大學的人，學習金融專業的伊爾卡說她想在畢業後從事投資銀行業領域的工作。
她父母希望她學習烹饪和保潔，并告訴她說“否則你會找不到丈夫的”，但是他們也同樣非常支持她完成學業和追求事業。
現在的伊爾卡并不想結婚，也不想交男朋友。
對于她和她的很多朋友來說，感情都“像是額外多加的課程或者其他組織之類的。
我們并不想談戀愛。
這負擔太重了。
你需要花很多精力、很長時間去履行你的承諾”。
伊爾卡把她學校的功課放在第一位，她說，是因為“我不想依賴于他人或者讓别人養活自己”。
假如有一天她遇見了她的真命天子，她會去考慮結婚的。
但是，她又強調說，“如果我真的決定走進婚姻，我也不想依賴對方，這樣雙方在感情生活中的地位可以是平等的”。
伊爾卡的這種想法與密歇根大學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Armstrong）的調查結果是一緻的。
這名社會學家曾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女性們更傾向談一些小打小鬧的戀愛，而不是選擇去建立真正浪漫的愛情關系，用記者的話來說，這是因為“她們覺得感情生活需要她們付出太多太多了，而且還有可能阻礙她們對人生目标的追求”。
2012年，當23歲的凱特琳·吉格漢（CaitlinGeaghan）從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畢業時，她與男友分手了，因為經過六年的戀愛，吉格漢深知他們的下一步就是領結婚證，而她并不想結婚。
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室内裝潢設計師，還想要出去旅行。
“如果我還繼續和他在一起，”她說，“我可能就會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了。
”凱特琳告訴我，她很愛她的男友，她的男友因為分手整個人幾乎垮掉了。
但是她仍然不後悔她的決定。
吉格漢現在居住在華盛頓，在一家小的室内設計公司上班，她說平時的工作很累很忙，但這正是她所期望的。
她享受讀書，享受獨處的時光。
為了考取私人飛機的駕照，她還在學習飛行課程。
她希望可以去倫敦，或是歐洲的其他什麼地方轉轉，也許還可以在那裡開一家她自己的小設計公司。
“至于我的個人感情問題，”她說，“我還沒有任何打算。
我并不覺得自己一定要在多少歲之前結婚。
我也不希望這個年限很快到來。
” 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則有着很崇高的人生理想：她想為海德修正案[2]的廢除努力工作，為更多女性提供更多元化的堕胎選擇。
事實上，她想把人生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貢獻給這些理想。
“我并不想和伴侶鬧得不愉快，而且我還跟他說，‘嘿，我知道我應該和你在一起，但我還有些其他事情要做。
’我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現在來說，這意味着我會把工作放在首位。
”特庫斯說，“我的事業是我最好的伴侶”。
她那些談了戀愛的朋友們，“晚上和她們的愛人一起睡覺，而我晚上和《藥物與手術流産的臨床指南》（AClinician’sGuidetoMedicalandSurgicalAbortion）一同安眠。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
想要在經濟上擺脫對男性的依賴，是促使年輕女性去工作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幸運的話，女性能在她們的學習生涯和職業生涯中獲取相同的動力：激情、目标、回報與認同。
對女性而言，追求教育和職業上的人生理想，不僅與金錢有關，還激起了女性對生命的無限熱愛。
19世紀的單身醫生伊麗莎白·布萊克維爾曾寫道，“工作是多麼美妙——它是有靈魂的！我想象不出還有其他的東西，能像工作這樣提供給女性所需之物。
在所有的人際關系中，女性都得做出讓步，犧牲一些自己的東西……然而，真正的工作意味着徹底的自由，是自我的完全滿足”[10]。
科妮莉亞·漢考克（CorneliaHancock）用親身經曆回應了這種“滿足”。
她成長于新澤西州一個貴格會教徒的家庭，從小她便被教育說，她生來就是要嫁為人婦。
1863年，也就是她23歲的時候，她去葛底斯堡當了一名志願者護工，那裡因為戰争而血流成河，屍身糜爛，她晚上就睡在露天的簡易床上。
“我感覺我以前的人生像是虛幻的，”她在家書中寫道，“我覺得我重生了……我像一名軍人一樣昂首闊步地走路，感覺到生命充滿了力量，這是我在家從未體驗過的……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我就是覺得自己生氣勃勃。
”漢考克後來在南卡羅來納州為那些解放了的奴隸們開了一間學校，同時她還創立了費城兒童救援會。
她終身未婚。
[11]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興起後的幾十年間，大量中産階級女性深受鼓舞，她們勇敢離家賺取薪酬、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蜂擁至學校和其他工作場所。
2010年，女性已經成了全國就業市場的主力軍，其中51%的管理層職位由女性擔任。
美國範圍内，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醫生和45%的律師為女性。
[12]如今，高中畢業的女性已經比高中畢業的男性更為常見了，獲取醫學和法律學位的女性人數與男性大體持平，取得碩士學位的女性人數已經超過了男性。
擁有學士和碩士兩種學位的、擁有法律和醫學專業學位的，以及被授予博士學位的女性占比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13] 但是女性對學業的這種巨大熱情，并不隻是發生在千禧年的偶然現象。
創建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到1902年時，女學生的數量就已經超過了男學生，獲取優秀畢業生稱号的女學生更是遠遠多于男學生。
由于擔心被當作是女子學校，芝加哥大學曾實行過一段時間的性别隔離政策。
[14]同樣的壓力也落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頭上，斯坦福大學成立于19世紀90年代，然而女性申請者的數量實在太多，導緻學校的捐贈者簡·斯坦福（JaneStanford）劃定女學生數量的上限為五百人，以免讓學校被人認為是“女子學院”。
到了1900年，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艾奧瓦州、堪薩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蘇裡州、内布拉斯加州、俄亥俄州、德克薩斯州、華盛頓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學女性人數都已經超過男性人數。
[15] 那時，學術的大門朝女性敞開，它狠狠地諷刺了人們對于女性婚姻身份的心理預期。
在瓦薩學院首屆二十四個畢業班級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女畢業生已經結婚。
[16]到了19世紀70年代，瓦薩學院中每五個女畢業生中，隻有兩人在24歲之前結了婚。
1889年至1908年期間，布林茅爾學院53%的女畢業生都是單身，同一時期，密歇根大學的女畢業生中單身的比例是47%。
[17]根據貝琪·伊瑟列的統計數據，19世紀70年代，[18]整個女性群體的結婚率是90%，而其中受過教育的女性群體的結婚率已經跌到了60%。
[19]對于那些在法律、科學、醫藥專業和學術上追求更高學位的女性群體，她們的結婚率相比之下就更低了。
在1890年，超過一半的女性醫生都是單身，而那些在1877年至1924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她們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徘徊于婚姻大門外。
我們很難判斷，到底是這些有着學術學位和工作機會的女性不再符合男性心中那溫順的傳統妻子形象，還是教育拓展了女學生們的希望與理想，或許還提升了她們對愛情的标準；亦或是說大學生活與事業生涯，為那些本來就在猶豫是否要早婚的女性們，提供了逃離婚姻的美好理由。
可以确定的是，現實情況肯定受上述因素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共同影響。
但是，就算出于第一種原因，也就是大衆新聞媒體——它們總是伺機懲戒心懷大志的女性們——最鐘愛的那種觀點，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迫切想要進入學校學習。
這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婚姻已不再是衡量女性自身價值的唯一标準。
嫁給工作 我們經常用一個短語來形容某類特定的職業男性：他“娶了他的工作”。
這個短語稍稍帶一些評判的意味：即這個男人很忠誠，很勤奮，是一個工作狂。
漸漸地，這個短語，或者說它所傳達的意思，開始用在女性的身上，但是從來不會帶有感情色彩。
已婚媽媽埃莉諾·米爾斯（EleanorMills）曾在2010年寫過一本書，名叫《倫敦時代》（TheTimesofLondon），其中她是這樣描寫她那些追求事業的未婚朋友們的：“當她們望向貧瘠的未來……這些有着光鮮工作、多次使用護照、過着燈紅酒綠的社交生活的單身女人們，是多麼希望曾經的自己能夠分點精力給更平凡的生活，她們後悔自己沒有組建家庭。
”米爾斯還寫道，許多心懷大志的夥伴們都意識到“太晚了……沒有工作會回報給你愛”，而且她還非常毒舌地添了上了一句，“看看墳墓，裡面全都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
先不說墳墓裡面還躺着那麼多的妻子和母親，米爾斯還說錯了一點：那就是工作非常有可能會回報給你愛。
它會給你物質支撐，賦予你堅持的力量，振奮你的精神，活躍你的思維，就像一段最美好的愛情所能提供給你的那樣；而且相比于一個不怎麼樣的情侶，工作也許更能幫助到你，在工作中，還能找到承諾、依戀、化學反應和心靈溝通。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人都承認，工作對她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她們能感受到事業理想的熱情以及成功時的激動心情。
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年代，這樣的情形都已經屢見不鮮了，比如，2009年上映的電影《朱莉與朱莉娅》（Julie&Julia）就是一曲歌頌事業熱情的贊歌。
它講述了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巴黎廚師朱莉娅·柴爾德和生活在21世紀的紐約博客寫手朱莉·鮑威爾兩個人的故事，這兩位女性的相似之處在于，她們渴望愛情，但更向往自己在意的工作，而且她們非常想要獲得他人的認可，想要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豐厚的薪酬。
這部電影是寫給女性事業心的一封情書。
在2013年的《紐約客》雜志網站上，薩沙·魏斯（SashaWeiss）曾發表過一篇有關克裡斯汀·韋格（KreistenWiig）告别《周六夜現場》（SaturdayNightLive）舞台的故事。
克裡斯汀·韋格是名喜劇演員，她在《周六夜現場》節目裡當情景喜劇的臨時演員已有七年之久。
由于擔任了電影《最爆伴娘團》的編劇和主演，突然爆紅的她決定離開《周六夜現場》節目，轉而投身好萊塢。
在最後一期的諷刺短劇中，米克·賈格爾（MickJagger）——他曾開玩笑地說韋格是要離開去做尼姑——導演了一個高中畢業典禮的情景劇，在這出喜劇裡，隻有韋格一個人真正畢業了。
當她在台上領取她的畢業證書時，她丢掉了她的學士帽和學士服，展露出她那米白色的連衣裙；她開始跳舞，帶着淚水微笑着翩翩起舞，而其他演員也在滾石樂隊的一曲《她是一道彩虹》（She’sARainbow）中與她共舞。
“畢業典禮化身成了婚禮，”才思敏捷的魏斯寫道，“但是韋格此刻看起來卻非常滿足于和她的事業結婚，盡管她總是扮演一些對單身感到焦慮的女性形象。
”無可辯駁，這是一個宣洩情感的、值得慶賀的時刻，就像魏斯所描述的“釋懷”了一樣，雖然“這對改變美國女性的薪資現狀——平均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時女性隻能賺77美分——并不能起什麼作用”，但卻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