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緻富有者：工作、金錢與獨立
關燈
小
中
大
一種策略。
著名女歌唱家瑪麗安·安德森（MarianAnderson）就曾在高中時拒絕了俄耳甫斯·費雪（OrpheusFisher）的求婚，因為她擔心過早結婚會毀了她事業上的光明前途。
後來瑪麗安在歐洲聲名鵲起，結識了作曲家讓·西貝柳斯（JeanSibelius）和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并于1939年在林肯紀念堂前的台階上向世人演唱愛國歌曲，奉獻了極具曆史性的一刻。
1943年，她才最終同意與俄耳甫斯·費雪共結連理，那年她46歲。
說到女性推遲婚姻的益處，人們大多會條件反射似的想到2015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所講述的一個故事。
當年克林頓到阿肯色州投身政治事業，他一共向女朋友求了三次婚，才得到肯定的回答。
他回憶起自己對希拉裡·羅德漢姆（HillaryRodham）說的話，“我想讓你嫁給我，但是你不應該這麼做”。
相反，克林頓力勸希拉裡去芝加哥或者紐約開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
“哦我的天！”他還記得有次希拉裡的反應，“我絕對不會去競選公職的，我太咄咄逼人了，沒有人會投票給我”。
後來希拉裡搬去阿肯色州嫁給了克林頓，做了一名律師及法律教授，同時供職于保護兒童基金會。
直到丈夫卸任總統、女兒上大學後，希拉裡才開始經營自己的政治事業。
如今，女性晚婚在整個國家、在所有階級中都已非常普遍。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有意識地拖延結婚，晚婚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容争辯。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人口普查數據報告，調查結果顯示：“今天的年輕女性，她們的工作待遇幾乎已經和男性持平，這在現代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2012年，在所有25歲至34歲的工作者中，女性每小時的薪酬是男性職工的93%。
”[6]在有工作的女性裡，選擇保持單身的人也越來越多。
從2000年到2009年，同一年齡段的女性工作者中，單身人口所占比例已經從34%升至46%。
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單身女性們，不論她們選擇單身的原因是為了謀求生計，還是為了多一些成人生活的空間，她們都創造性地改變了女性和工作之間的傳統關系。
越來越多的女性依靠工作來賺錢養活自己，她們的身影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大學校園和其他工作場所，人們對這些女性的看法也在随之改變。
我們逐漸認清并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女性同樣也有追求事業的壯志雄心。
單身女性，讓整個世界對職業女性的身影不再感到陌生。
關于我們母親的一切 2005年，我作為觀衆，見證了蒂娜·菲——通常情況下她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喜劇演員——在領獎時突然哭泣的那一刻。
她向我們描述說，她那“聰明優秀”的母親曾不被允許上大學，菲的外祖父告訴菲的母親，大學是“給男孩子們開設的”。
菲接着說，等到了她自己該上大學的年齡時，她的母親為了把她送進大學，加班加點地工作賺取學費。
菲又補充道，她希望母親在看到她的女兒現如今已經“在那些隻屬于男性的職業上小有成就”之後，能夠感到滿意。
每一代的女性，都曾努力掙紮着去克服性别上遭受的歧視——這些性别歧視也同樣擋在她們上一輩人的面前——同時，她們也在為下一代人掃除障礙。
談及女性們在個人生活與事業生涯上的選擇時，母親和祖母們的經曆對她們産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我們很容易看到，每一代女性都在不斷糾正着上一代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因此世世代代的母親們和女兒們，都在選擇工作還是成為家庭主婦之間，在跟随女權主義者的旗幟還是聽從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之間，來來回回、反反複複地彷徨。
但無論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力有多麼大，它都無法把前人取得的成果完全消除掉。
美國女性們在漫漫長路上向前跋涉，雖然有時會走一些回頭路，但是大體上她們是朝着一個方向行進的：為能夠更自由地參與社會活動與事業生涯、為獲得更好的知識教育而前行。
我母親總是說，看到自己母親在科學夢想落空之後，又重新成為一名教師的這種蛻變，她就會告誡自己，堅決不要停下工作的腳步。
“我發現每當工作的時候，她臉上憂郁的神色就會消失不見，”我的母親（她當時已經當了差不多五十年的英文教授，馬上就要退休了）這樣告訴我：“就是這個時候，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選擇做家庭婦女。
”母親又繼續說道，埃莉諾的工作“讓她重新定義了自己。
而且說實話，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退休感到很惶恐的原因之一。
工作讓我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
我的意思是，我是很愛當個祖母、當個母親、當個妻子等等——這些都很美妙。
但首要的是，總得有個身份是代表我自己的，而這就是我的工作”。
帕特麗夏·威廉姆斯（PatriciaWilliams）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法學教授，她指着一張她母親的照片，自豪地講，她母親是在1951年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懷上自己的。
威廉姆斯的母親當時已經結婚，并且“從不覺得自己要因為婚姻而放棄深造。
她總是認為，你不該依賴任何人，包括男人”。
威廉姆斯的祖母也同樣有自己的事業，她曾是一家攝影工作室的總經理秘書。
威廉姆斯家族的三代女性——雖然她們的祖先曾經曆了奴隸制的剝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高等教育。
作為一名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也同樣接受了這種來自家庭的饋贈。
她的母親曾為美國國稅局（InteralRevenueService，IRS）工作過，她的父親則受雇于IBM公司。
艾莉森還小的時候，她的父親更容易休假請假，所以艾莉森生病的時候總是父親在家陪她，帶她去看醫生，還會陪她一起參加班級的出遊活動。
與此同時，她的母親則用實際行動告訴幼年的艾莉森和姐姐“如果你不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話，一個人是堅決不能步入婚姻或者戀愛的；你必須要堅持不懈地工作”。
艾莉森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當她結束了這份工作之後，她給自己開了一個個人退休金賬戶，那時她22歲。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母親的做法，則與特庫斯和威廉姆斯她們母親所做的示範完全相反，然而卻産生了相同的效果。
斯泰納姆的母親露絲·魯内維爾（RuthNuneviller），曾是俄亥俄州托萊多的一位極具開創精神的記者，但是在與斯泰納姆的父親結婚後，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和睦，她完全廢棄了她的工作，後來飽受多種精神疾病的折磨，幾乎處在抑郁崩潰的邊緣，不得不依靠女兒們的照顧來度過她人生的大部分時光。
露絲的遭遇，使她的小女兒非常“想要逃離母親的身邊，這樣我就不會像她那樣活着了，”斯泰納姆說。
她還回憶道，她在大學畢業後，便迅速地訂了婚，這時她的母親對她說了句帶點挖苦意味、但又非常有預見性的話：“你這麼早就訂婚了，這是件好事，因為如果你體驗過單身的生活，你就永遠也不會結婚了。
” 卡門·黃·烏利齊（CarmenWongUlrich）是家裡五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現在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董事長。
她的母親來自多米尼加，黃·烏利齊說她非常理解母親那“離經叛道”的行為，因為正是她母親堅定的決心，才使得她們這幾個女兒全都接受了大學教育。
黃·烏利齊解釋說她的母親從少女時期開始，大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十分執着于接受大學教育一事，因為她自己當時沒有機會上大學。
黃·烏利齊的母親在19歲懷孕、嫁為人婦，她用了一生的時間才意識到了自己對丈夫的依賴，也正是這種意識把她變成了“了不起的女權主義者”，她的女兒說道。
作為一個44歲的（離異的）單身母親，黃·烏利齊在電視和雜志上不斷為女性們提供經濟方面的建議，她鼓勵女性辦理信用卡，開設銀行賬戶，“這樣你就有逃離的資本了，”黃·烏利齊接着說，“這句話正是我母親教育我們的：不要依靠男人，因為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一個負心漢，或者一個在外和别的女人花天酒地的男人，你卻還把經濟權讓給他的話，你就會陷入困境，他會把你攥得死死的，讓你喘不過氣，因為他們有足夠的底氣來制服你。
而這就是她人生的寫照。
”擁有了經濟自主權，黃·烏利齊說：“你就擁有了自由的權利，你可以不與這個男人結婚，也能夠離開這個男人，它會幫助你重新開始一個人的，或許帶着孩子的新生活”。
聯結一切工作、性别、婚姻和金錢關系的中樞是：依賴關系。
依賴男性——主要是在婚姻中——是世世代代女性們穩固不變的生存處境。
而且大多數女性，不管她們是否積極參與政治，是否具有女權主義思想，是否反思過她們母親和女性祖先們一直以來所過的生活，在她們血肉之下的靈魂深處，都明白擺脫依賴的關鍵在于金錢。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向我講述了她母親——一位中産階級猶太裔女性的故事。
那是1927年，她母親與她那有暴力傾向的第一任丈夫離了婚，離婚的時候，她母親還被人稱作是“Shonda”[1]。
接下來的十年裡，她母親一直都在為賺錢而奮鬥，在和波格萊賓的父親結婚之前，她在服裝設計師哈蒂·卡内基（HattieCarnegie）的手下工作。
但即使是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波格萊賓的母親依然沒有忘記逃離第一次婚姻時所經受的苦難。
她開始積攢“knippel”——在意第緒語中，指的是已婚女性的秘密私房錢——在這個錢與權都被丈夫監管的世界裡，“knippel”就是她的小救生筏。
波格萊賓的母親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去世了，于是波格萊賓繼承了她母親的“knippel”；她用這些錢給自己買了一輛小型的藍色Simca法國汽車，這輛車帶給了她自由，助她一臂之力。
“我母親的knippel，得益于她的單身經曆，”波格萊賓說，“而且也促使我成為了一位單身女性。
”這也讓波格萊賓懂得，她說，“你必須要獨立，你必須要自己養活自己”。
我的朋友薩拉為了搬去波士頓與她的男朋友同住，辭去了紐約的高薪工作，然而到了波士頓之後她才發現，這個城市與她專業對口的工作并不很多。
經過連續數個月的求職，她依然沒有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便在男朋友的小公寓中消磨光陰。
她就像我的外祖母一樣，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
她也逐漸變得憂郁起來。
波士頓的冬天來臨之際，她感到徹骨的寒冷。
她需要買一雙溫暖的冬靴。
在搬來這裡之前，她賺取的工資完全可以讓她給自己買一雙靴子。
然而突然間，她自己沒有收入了，她依賴他人的金錢，每買一件東西，她都要慎重地考慮權衡。
失去金錢的自主權讓薩拉的内心備受煎熬。
後來她在Crate&Barrel家具店裡找到了一份銷售員的工作，這與她之前在紐約的工作完全不沾邊。
但是，她說，這起碼恢複了她的理智。
她有能力給自己買一雙靴子了。
金錢是獨立的關鍵，這并不是什麼新潮的觀點。
要說它新，恐怕針對的是一直以來都堆金如山并且長期掌握金錢統治權的人群。
而對于那些在經濟困境中掙紮的女性，為（公平的）薪水而工作，早已成為她們争取性别與種族平等的關鍵一步了。
蘇珊·安東尼在20世紀初時說：“除了金錢的獨立外，沒有什麼可以孕育出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
[7] 就在幾十年後，也就是我的祖母放棄工作、專心當家庭主婦的那個時候，律師薩迪·亞曆山大表達了她的擔憂之情：“女性變換工作的頻率要高于男性……尤其是那些并不打算長久工作的女性。
她們并沒有工作上的信念，因為她們不把生産有價值的商品看作是她們的人生工作。
”亞曆山大說，大大小小的家庭瑣事制約了女性的自由，讓她們遠離工作，這使她們“很難在工會裡立足”，男性也“更難接受她們”做職業夥伴。
（亞曆山大關于女性與工作的思考，不僅比貝蒂·弗裡丹，還要比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她在《向前一步》［LeanIn］中強調了當代越來越多的職業女性選擇“在離開之前退出”的問題——都更具有前瞻性。
） 亞曆山大還指出，種族偏見使得女性常常陷入經濟窘境，“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需要通過工作來賺錢”，而且事實表明，這種行為不僅對這些黑人女性以及她們的家庭，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頗有裨益的。
“身為母親的女性在外工作對家庭造成的不便之處，已經被她們多賺取的收入填補上了”，亞曆山大繼續寫道，在賺取薪水的過程中，女性獲得了對自身的認同，這個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個體家庭的範疇。
“那些進入工業與制造業領域的女性們，越來越能享受到工作之外的閑适，這極大地提高了黑人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和她們的社會地位。
”[8] 經濟方面的需求，不僅鼓勵女性外出工作，有時也促進人們重新思考關于女性的問題。
早在19世紀90年代，威爾伯·費斯克·迪利特（WilburFiskTillett），一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衛理公會教派牧師，就曾寫道，南北戰争前，“南方那些受人尊敬的女性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自力更生……高貴的女性是依賴于他人的，她們不靠自己立足于社會，這種觀念在南方人的思想意識裡根深
著名女歌唱家瑪麗安·安德森（MarianAnderson）就曾在高中時拒絕了俄耳甫斯·費雪（OrpheusFisher）的求婚，因為她擔心過早結婚會毀了她事業上的光明前途。
後來瑪麗安在歐洲聲名鵲起，結識了作曲家讓·西貝柳斯（JeanSibelius）和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并于1939年在林肯紀念堂前的台階上向世人演唱愛國歌曲，奉獻了極具曆史性的一刻。
1943年，她才最終同意與俄耳甫斯·費雪共結連理，那年她46歲。
說到女性推遲婚姻的益處，人們大多會條件反射似的想到2015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所講述的一個故事。
當年克林頓到阿肯色州投身政治事業，他一共向女朋友求了三次婚，才得到肯定的回答。
他回憶起自己對希拉裡·羅德漢姆（HillaryRodham）說的話，“我想讓你嫁給我，但是你不應該這麼做”。
相反，克林頓力勸希拉裡去芝加哥或者紐約開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
“哦我的天！”他還記得有次希拉裡的反應，“我絕對不會去競選公職的，我太咄咄逼人了，沒有人會投票給我”。
後來希拉裡搬去阿肯色州嫁給了克林頓，做了一名律師及法律教授，同時供職于保護兒童基金會。
直到丈夫卸任總統、女兒上大學後，希拉裡才開始經營自己的政治事業。
如今，女性晚婚在整個國家、在所有階級中都已非常普遍。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有意識地拖延結婚，晚婚帶來的經濟影響不容争辯。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人口普查數據報告，調查結果顯示：“今天的年輕女性，她們的工作待遇幾乎已經和男性持平，這在現代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2012年，在所有25歲至34歲的工作者中，女性每小時的薪酬是男性職工的93%。
”[6]在有工作的女性裡，選擇保持單身的人也越來越多。
從2000年到2009年，同一年齡段的女性工作者中，單身人口所占比例已經從34%升至46%。
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單身女性們，不論她們選擇單身的原因是為了謀求生計，還是為了多一些成人生活的空間，她們都創造性地改變了女性和工作之間的傳統關系。
越來越多的女性依靠工作來賺錢養活自己，她們的身影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大學校園和其他工作場所，人們對這些女性的看法也在随之改變。
我們逐漸認清并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女性同樣也有追求事業的壯志雄心。
單身女性，讓整個世界對職業女性的身影不再感到陌生。
關于我們母親的一切 2005年，我作為觀衆，見證了蒂娜·菲——通常情況下她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喜劇演員——在領獎時突然哭泣的那一刻。
她向我們描述說，她那“聰明優秀”的母親曾不被允許上大學，菲的外祖父告訴菲的母親，大學是“給男孩子們開設的”。
菲接着說，等到了她自己該上大學的年齡時，她的母親為了把她送進大學，加班加點地工作賺取學費。
菲又補充道，她希望母親在看到她的女兒現如今已經“在那些隻屬于男性的職業上小有成就”之後，能夠感到滿意。
每一代的女性，都曾努力掙紮着去克服性别上遭受的歧視——這些性别歧視也同樣擋在她們上一輩人的面前——同時，她們也在為下一代人掃除障礙。
談及女性們在個人生活與事業生涯上的選擇時，母親和祖母們的經曆對她們産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我們很容易看到，每一代女性都在不斷糾正着上一代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因此世世代代的母親們和女兒們，都在選擇工作還是成為家庭主婦之間，在跟随女權主義者的旗幟還是聽從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之間，來來回回、反反複複地彷徨。
但無論反女權主義者的召喚力有多麼大，它都無法把前人取得的成果完全消除掉。
美國女性們在漫漫長路上向前跋涉，雖然有時會走一些回頭路，但是大體上她們是朝着一個方向行進的：為能夠更自由地參與社會活動與事業生涯、為獲得更好的知識教育而前行。
我母親總是說，看到自己母親在科學夢想落空之後，又重新成為一名教師的這種蛻變，她就會告誡自己，堅決不要停下工作的腳步。
“我發現每當工作的時候，她臉上憂郁的神色就會消失不見，”我的母親（她當時已經當了差不多五十年的英文教授，馬上就要退休了）這樣告訴我：“就是這個時候，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選擇做家庭婦女。
”母親又繼續說道，埃莉諾的工作“讓她重新定義了自己。
而且說實話，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退休感到很惶恐的原因之一。
工作讓我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價值。
我的意思是，我是很愛當個祖母、當個母親、當個妻子等等——這些都很美妙。
但首要的是，總得有個身份是代表我自己的，而這就是我的工作”。
帕特麗夏·威廉姆斯（PatriciaWilliams）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法學教授，她指着一張她母親的照片，自豪地講，她母親是在1951年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懷上自己的。
威廉姆斯的母親當時已經結婚，并且“從不覺得自己要因為婚姻而放棄深造。
她總是認為，你不該依賴任何人，包括男人”。
威廉姆斯的祖母也同樣有自己的事業，她曾是一家攝影工作室的總經理秘書。
威廉姆斯家族的三代女性——雖然她們的祖先曾經曆了奴隸制的剝削——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高等教育。
作為一名提倡生殖健康的活動家，艾莉森·特庫斯也同樣接受了這種來自家庭的饋贈。
她的母親曾為美國國稅局（InteralRevenueService，IRS）工作過，她的父親則受雇于IBM公司。
艾莉森還小的時候，她的父親更容易休假請假，所以艾莉森生病的時候總是父親在家陪她，帶她去看醫生，還會陪她一起參加班級的出遊活動。
與此同時，她的母親則用實際行動告訴幼年的艾莉森和姐姐“如果你不能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話，一個人是堅決不能步入婚姻或者戀愛的；你必須要堅持不懈地工作”。
艾莉森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當她結束了這份工作之後，她給自己開了一個個人退休金賬戶，那時她22歲。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母親的做法，則與特庫斯和威廉姆斯她們母親所做的示範完全相反，然而卻産生了相同的效果。
斯泰納姆的母親露絲·魯内維爾（RuthNuneviller），曾是俄亥俄州托萊多的一位極具開創精神的記者，但是在與斯泰納姆的父親結婚後，由于婚姻生活的不和睦，她完全廢棄了她的工作，後來飽受多種精神疾病的折磨，幾乎處在抑郁崩潰的邊緣，不得不依靠女兒們的照顧來度過她人生的大部分時光。
露絲的遭遇，使她的小女兒非常“想要逃離母親的身邊，這樣我就不會像她那樣活着了，”斯泰納姆說。
她還回憶道，她在大學畢業後，便迅速地訂了婚，這時她的母親對她說了句帶點挖苦意味、但又非常有預見性的話：“你這麼早就訂婚了，這是件好事，因為如果你體驗過單身的生活，你就永遠也不會結婚了。
” 卡門·黃·烏利齊（CarmenWongUlrich）是家裡五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現在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董事長。
她的母親來自多米尼加，黃·烏利齊說她非常理解母親那“離經叛道”的行為，因為正是她母親堅定的決心，才使得她們這幾個女兒全都接受了大學教育。
黃·烏利齊解釋說她的母親從少女時期開始，大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十分執着于接受大學教育一事，因為她自己當時沒有機會上大學。
黃·烏利齊的母親在19歲懷孕、嫁為人婦，她用了一生的時間才意識到了自己對丈夫的依賴，也正是這種意識把她變成了“了不起的女權主義者”，她的女兒說道。
作為一個44歲的（離異的）單身母親，黃·烏利齊在電視和雜志上不斷為女性們提供經濟方面的建議，她鼓勵女性辦理信用卡，開設銀行賬戶，“這樣你就有逃離的資本了，”黃·烏利齊接着說，“這句話正是我母親教育我們的：不要依靠男人，因為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一個負心漢，或者一個在外和别的女人花天酒地的男人，你卻還把經濟權讓給他的話，你就會陷入困境，他會把你攥得死死的，讓你喘不過氣，因為他們有足夠的底氣來制服你。
而這就是她人生的寫照。
”擁有了經濟自主權，黃·烏利齊說：“你就擁有了自由的權利，你可以不與這個男人結婚，也能夠離開這個男人，它會幫助你重新開始一個人的，或許帶着孩子的新生活”。
聯結一切工作、性别、婚姻和金錢關系的中樞是：依賴關系。
依賴男性——主要是在婚姻中——是世世代代女性們穩固不變的生存處境。
而且大多數女性，不管她們是否積極參與政治，是否具有女權主義思想，是否反思過她們母親和女性祖先們一直以來所過的生活，在她們血肉之下的靈魂深處，都明白擺脫依賴的關鍵在于金錢。
蕾蒂·科汀·波格萊賓向我講述了她母親——一位中産階級猶太裔女性的故事。
那是1927年，她母親與她那有暴力傾向的第一任丈夫離了婚，離婚的時候，她母親還被人稱作是“Shonda”[1]。
接下來的十年裡，她母親一直都在為賺錢而奮鬥，在和波格萊賓的父親結婚之前，她在服裝設計師哈蒂·卡内基（HattieCarnegie）的手下工作。
但即使是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波格萊賓的母親依然沒有忘記逃離第一次婚姻時所經受的苦難。
她開始積攢“knippel”——在意第緒語中，指的是已婚女性的秘密私房錢——在這個錢與權都被丈夫監管的世界裡，“knippel”就是她的小救生筏。
波格萊賓的母親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去世了，于是波格萊賓繼承了她母親的“knippel”；她用這些錢給自己買了一輛小型的藍色Simca法國汽車，這輛車帶給了她自由，助她一臂之力。
“我母親的knippel，得益于她的單身經曆，”波格萊賓說，“而且也促使我成為了一位單身女性。
”這也讓波格萊賓懂得，她說，“你必須要獨立，你必須要自己養活自己”。
我的朋友薩拉為了搬去波士頓與她的男朋友同住，辭去了紐約的高薪工作，然而到了波士頓之後她才發現，這個城市與她專業對口的工作并不很多。
經過連續數個月的求職，她依然沒有找到一份工作，于是她便在男朋友的小公寓中消磨光陰。
她就像我的外祖母一樣，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
她也逐漸變得憂郁起來。
波士頓的冬天來臨之際，她感到徹骨的寒冷。
她需要買一雙溫暖的冬靴。
在搬來這裡之前，她賺取的工資完全可以讓她給自己買一雙靴子。
然而突然間，她自己沒有收入了，她依賴他人的金錢，每買一件東西，她都要慎重地考慮權衡。
失去金錢的自主權讓薩拉的内心備受煎熬。
後來她在Crate&Barrel家具店裡找到了一份銷售員的工作，這與她之前在紐約的工作完全不沾邊。
但是，她說，這起碼恢複了她的理智。
她有能力給自己買一雙靴子了。
金錢是獨立的關鍵，這并不是什麼新潮的觀點。
要說它新，恐怕針對的是一直以來都堆金如山并且長期掌握金錢統治權的人群。
而對于那些在經濟困境中掙紮的女性，為（公平的）薪水而工作，早已成為她們争取性别與種族平等的關鍵一步了。
蘇珊·安東尼在20世紀初時說：“除了金錢的獨立外，沒有什麼可以孕育出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
[7] 就在幾十年後，也就是我的祖母放棄工作、專心當家庭主婦的那個時候，律師薩迪·亞曆山大表達了她的擔憂之情：“女性變換工作的頻率要高于男性……尤其是那些并不打算長久工作的女性。
她們并沒有工作上的信念，因為她們不把生産有價值的商品看作是她們的人生工作。
”亞曆山大說，大大小小的家庭瑣事制約了女性的自由，讓她們遠離工作，這使她們“很難在工會裡立足”，男性也“更難接受她們”做職業夥伴。
（亞曆山大關于女性與工作的思考，不僅比貝蒂·弗裡丹，還要比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她在《向前一步》［LeanIn］中強調了當代越來越多的職業女性選擇“在離開之前退出”的問題——都更具有前瞻性。
） 亞曆山大還指出，種族偏見使得女性常常陷入經濟窘境，“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需要通過工作來賺錢”，而且事實表明，這種行為不僅對這些黑人女性以及她們的家庭，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頗有裨益的。
“身為母親的女性在外工作對家庭造成的不便之處，已經被她們多賺取的收入填補上了”，亞曆山大繼續寫道，在賺取薪水的過程中，女性獲得了對自身的認同，這個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個體家庭的範疇。
“那些進入工業與制造業領域的女性們，越來越能享受到工作之外的閑适，這極大地提高了黑人女性受教育的水平和她們的社會地位。
”[8] 經濟方面的需求，不僅鼓勵女性外出工作，有時也促進人們重新思考關于女性的問題。
早在19世紀90年代，威爾伯·費斯克·迪利特（WilburFiskTillett），一位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衛理公會教派牧師，就曾寫道，南北戰争前，“南方那些受人尊敬的女性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自力更生……高貴的女性是依賴于他人的，她們不靠自己立足于社會，這種觀念在南方人的思想意識裡根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