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緻富有者：工作、金錢與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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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為女性“不再願意撫養子女”的趨勢扼腕歎息）這些人堅持認為女性的權力是在廚房裡。
“結婚了嗎”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結婚的早晚與薪酬水平之間的關系與女性完全相反的。
[26]不論受過大學教育與否，男性結婚越早，掙的錢就越多。
因此傳統的婚姻模式總是對男性有利，婚姻讓他們掌握了家庭中的經濟主導權，還讓女性依附于他們。
除此之外，男性賺得多，并不僅僅是結婚早的緣故，還因為他們在工作上能獲得更好的晉升機會。
美國曆史學會曾在2010年做過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一個已婚的女性曆史學家要花7.8年才能獲得終身教職，相比之下，單身女性需花6.7年。
男性則是完全反過來的：成為正教授，未婚男性要花6.4年，相比之下，已婚男性隻要花5.9年。
[27]對于男性而言，婚姻（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在背後幫忙打理家庭瑣事）促進了他們的事業成功。
而對于女性而言，沒有了婚姻和随之而來的各種責任的阻礙，她們才能在事業路途上飛馳。
更讓人感到憤怒的是，生孩子這件事能夠提高男性的職業地位，但對于女性而言則是個扯後腿的事。
社會學家米切爾·布迪格（MichelleBudig）以多對父母為樣本，對不同性别間的工資水平差異做了多年的研究，在分析了1979年至2006年間的數據之後，在2014年發布了研究結果。
據他觀察，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後，他們的工資平均上漲了六個百分點；與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她們的工資會下降4%。
[28]那些職位較高的女性——還有那些等事業基礎打好之後再結婚的晚婚女性——她們的工資與男性工資之間的差距明顯要小。
但是在2014年，還有一項專門針對哈佛商學院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們大多躊躇滿志）做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那些高薪酬的、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嫁為人婦之後，她們也不能完全實現她們理想的職業目标或者預期的薪酬。
因為這些女性，盡管她們受過比較好的教育，也有比較強的事業心，她們還是會先遷就丈夫的事業。
在那些X一代[3]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當然，其中還有3%的畢業生是出生于嬰兒潮時代的女性）中，隻有7%的人說她們希望自己的事業可以優先于丈夫的事業。
超過60%的男性說他們希望自己的事業是家庭的中心。
另外，在X一代和嬰兒潮時代的男性中，86%的人表示照料孩子的工作基本由他們的妻子擔任。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
比如，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崗位——不管是以員工還是以老闆的身份，她們都在慢慢地向領導層攀爬——是否極大地撼動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工作模式，她們的出現是否讓事業大門向更多的女性敞開，還是——像懷疑論者宣稱的那樣——僅僅隻有那些沖破了困難、開辟出一方天地的獨立女性才能從中獲益。
琳達·赫什曼在《步入工作》（GettoWork）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那麼世界上的很多職業——包括藝術領域、商業領域、法律領域——都将變得貧瘠不堪。
但是受這些職業女性影響的，并不隻有她們的同事和客戶，還有她們的丈夫。
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妻子沒有工作的男性對待女同事的态度可能會偏冷淡。
[29] 事實上，女性越不工作，人們關于性别分工的觀點就越牢固，進而就更促使男性把他們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
[30]個人選擇産生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個體或者家庭生活，波及整個大環境。
曾有一項研究的結果表明，2008年，城市中22歲至30歲之間、未婚無子的女性，其薪水比同等條件的男性高出8%。
[31]當然，這個數據的取樣範圍很小，裡面也有可疑的成分。
其他一些調查也揭示了相似的結果：全國範圍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未婚無子的女性能賺96美分，幾乎與男性持平；而已婚媽媽們隻能掙76美分。
[32]晚婚已經成為女性獲得金錢、力求與男性保持同等地位的一項策略。
這些單身女性，她們通過工作創造真正的财富，這在曆史上是開天辟地的。
當然，她們也在消費。
根據勞工統計局2012年發布的數據，單身者們每年消費的金額超過了兩萬億美元。
[33]《今日美國》（USAToday）也在同一年報道稱，到2014年時，女性購買物品的總金額将到達十五萬億美元。
[34] 2012年，美國國家廣播環球公司（NBCUniversal）綜合媒體所發布的《曲線型報告》顯示，單身無子而且獨居的、年齡超過27歲的女性，相較其他女性，在外出就餐、交付房租或者抵押貸款、家裝、娛樂消遣以及穿衣等方面的人均花費都要更高：年均食品消費為五百億美元，娛樂消費為二百二十億美元，汽車消費為一百八十億美元。
[35] 這是一個全球範圍的現象。
2013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中國單身者們約定俗成的光棍節，迅速地演變成了一場購物盛宴。
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阿裡巴巴，這一天的網絡銷售成交總金額高達57.5億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2012年美國“網購星期一”那天的總金額。
當然，我們無法獲知在所有的單身消費者裡，到底有多少女性，但是根據阿裡巴巴的統計，在這一天的前十二個小時裡，就已經賣出了差不多兩百萬件胸罩。
1974年，《平等信用機會法》的實施，為那些有意願的借款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她們不再因為性别和婚姻狀況而遭受抵押放貸者的歧視。
到了80年代早期，所有的購房者中，已經有10%的人是單身女性了。
随着時間推移，這個比例幾乎在成倍增長，到了2006年，也就是次貸危機前夕，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已經高達22%，2014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大約16%。
[36]與此同時，未婚男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一直都很穩定，2014年的時候，他們大約占據了市場的8%。
[37]單身女性為自己購房的現象也比單身男性更為常見。
根據全國地産經紀商協會發布的數字，2010年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中值年齡是41歲，其收入中值為五萬美元。
單身女性正行使着前所未有的經濟權力，這在很多方面都産生了影響。
它影響了未來的婚姻制度，使那些已經掙了錢、可以養活自己的女性，不太可能再因為家庭而放棄工作；而夫妻之間也越來越多地采取财産分離的方式。
[38]受到影響的還有廣告商們，他們不斷給單身女性發送商品信息、推銷産品。
因為在他們眼裡，單身女性不像已婚女性那樣把錢花在家庭的其他成員身上，她們會把錢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在從晚婚到積累财富的這條路上，還躺着一塊極為諷刺的絆腳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在她31歲那年，一共參加了八場婚禮。
長途旅行、結婚禮物、新娘服裝、送禮會以及單身派對都花去了她不少錢。
“可供我自己支配的工資收入，全都貢獻給了别人的婚禮，”她說，“我記得我有次對我的朋友們說，‘當我的書出版以後，你們可以買我的書當作償還。
’”到了她40歲的時候，她說，她的錢又要花在各種寶寶派對上了。
随着女性薪水的增長和結婚年齡的延後，傳統的結婚典禮在婚慶業的帶動下，已經轉變成了一項女性買給自己的奢侈品。
依靠那些有一定積蓄的晚婚情侶們的金錢投入，所謂的婚慶公司業務迅速膨脹起來，平均一場婚禮的開銷将近三萬美金（僅僅針對新婚夫婦和他們的家庭來說）。
如果連這都不算鋪張浪費的話，那還真是荒誕可笑。
單身女性為她們的朋友結婚所付的份子錢，也是她們許多人的噩夢。
作家多黛·斯圖爾特告訴我：“對于結婚典禮等各種慶祝活動的憤恨，是導緻幾個單身的女性朋友友誼出現裂痕的原因；而這與她們的單身生活絕無關系”。
多黛回憶起一件事情，在為她的朋友舉辦了一次單身旅行、又去參加了她的婚禮之後，她終于忍無可忍。
“我退出，”她說，“不是從我們的友誼中退出，而是從她的送禮會中退出。
我甯願把這些錢花在我自己身上。
這些女性現在過上了有雙份收入的家庭生活，為什麼還要我給她們買禮物？怎麼就沒有單身女子的送禮會呢？” 事實上，單身女子派對也并不稀奇。
一些高收入的單身女性通過舉辦40歲的生日派對——40歲，本應該是調整生物鐘、回歸正常作息的标志，是人們常說的青春消亡的轉折點，是人們踏進中年（而不再是成年）的入口——來向她們過去的歲月緻敬，并期待美好的未來。
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我們舉辦結婚慶典的原因。
凱特·波利克——2015年出版的書《老姑娘》的作者——曾和一個（已婚的）閨蜜一同舉辦了一場奢華的40歲生日派對，她們倆都把這個派對形容為“柏拉圖式的女同性戀生日婚禮”。
波利克曾在《世界時裝之苑》（Elle）上發表過一篇記述這場派對的文章，其中她寫道，“對我而言，這個派對真的就像我的婚禮一樣——這是我第一次完全因為我自己，邀請我的家人和朋友過來參加聚會，更不用說他們為參加我的派對而花的錢了……但是，他們不用再為新娘送禮會、單身告别派對、招待酒會、一天以後的早午餐、還有禮物破費。
而且如果這場婚禮非常順利地進行了下去，而不是像近半數的婚禮那樣走向離異，那親朋好友們又将奉上額外的紅包。
我可以向我的客人們做出這樣的承諾：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都會一直陪在他們身邊”。
高昂的代價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經濟實力的提升對于享有特權的女性來講，的确是個突破。
但是縱觀曆史，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些女性過上的舒适生活，通常離不開其他女性付出的代價。
19世紀，工業化進程減輕了中産階級白人婦女的家務負擔，把她們從制造食品和紡織這些磨人活計裡解放了出來。
而随着“共和母親”這個概念（它認為，女性的義務在于養育出德行良好的子女，并且對丈夫保持道德忠誠）的盛行，又掀起了一場家庭生活熱潮，這使得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們都困守家中。
人們普遍認為，女性最重要的道德責任與愛國責任，不是參與社會建設，而是保持家庭生活的穩定。
[39]這樣一來，富裕的女性不僅很少為她們那些貧窮的同伴分擔憂愁，相反，一直以來，她們還表達出對于貧窮者的責備之情，也許在她們看來，貧窮的女性們既沒有在家裡操持家務，也沒守護好家庭的神聖地位。
與此同時，新興的女性工作者群體，她們把中産階級家庭的房子打掃得幹幹淨淨，以便這些房子的女主人們騰出時間來更好地養育優秀的子女，并給予她們丈夫精神上的支持。
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指出，如果沒有拖着幹淨的水桶，幫她們擦洗房子的女仆人，如果沒有工廠女工生産的家庭必需物，“中産階級的主婦們恐怕就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在精神上扶持’她們的家庭，也不會有空和她們的丈夫和孩子交流感情”[40]。
20世紀中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
戰争的結束，擴大了中産階級白人群體的力量，這意味着，經濟拮據的工作人數正在逐漸減少，并且其中大多是有色人種。
打掃房子、清潔竈台，這的确是家庭婦女的完美典範，但是實際上，成天在為她們擦洗竈台的，通常是那些非常貧窮的女性、移民者以及非裔，這些群體由于沒有經濟地位，隻能幹這樣的工作。
她們既不能清掃自己的房子，也不能給她們自己的家庭提供“精神支持”。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到來，的确解放了許多中産階級白人女性，讓她們不再囿于家庭的牢籠。
當然，那些貧窮的有色人種女性，她們仍然做着收入低微的工作——比如保姆和女傭——而且她們的負擔比之前還要重，這些女性若想要與她們的丈夫享有同等的家庭地位，那可就是難上加難了。
如今，對于經濟富足的獨立女性而言，逐漸改善的（雖然速度很慢，但是确實有所改變）經濟環境讓她們比以前賺得更多，消費也更為自由了，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其他數百萬計的單身女性面臨的經濟窘況：她們為了低廉的工資辛勤勞作，日日夜夜奮鬥在商品的生産流水線上，為富人們提供各種服務。
這些工薪階層和經濟拮據的女性，同樣也徘徊于婚姻之外，她們單身的比例甚至還要高于那些經濟寬裕的女性。
談及未婚女性與金錢這個話題，能享受到經濟權力的女性還隻是龐大複雜的女性群體中的冰山一角。
注釋 [1]Shonda,意第續語，愚蠢的、不知廉恥的人。
[2]海德修正案（HydeAmendment），禁止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動用醫療資金為貧困婦女支付堕胎費用。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支持将其成為一項永久法律。
[3]X一代（GenerationX），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
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庫普蘭德（DouglasCoupland）在《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GenerationX:TalesforanAcceleratedCulture）描述這代人面臨美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所表現的搖擺不定的生活狀态。
他們常被媒體形容為憤世嫉俗、滿腹牢騷的。
“結婚了嗎”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結婚的早晚與薪酬水平之間的關系與女性完全相反的。
[26]不論受過大學教育與否，男性結婚越早，掙的錢就越多。
因此傳統的婚姻模式總是對男性有利，婚姻讓他們掌握了家庭中的經濟主導權，還讓女性依附于他們。
除此之外，男性賺得多，并不僅僅是結婚早的緣故，還因為他們在工作上能獲得更好的晉升機會。
美國曆史學會曾在2010年做過一項調查，其結果顯示，平均而言一個已婚的女性曆史學家要花7.8年才能獲得終身教職，相比之下，單身女性需花6.7年。
男性則是完全反過來的：成為正教授，未婚男性要花6.4年，相比之下，已婚男性隻要花5.9年。
[27]對于男性而言，婚姻（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妻子在背後幫忙打理家庭瑣事）促進了他們的事業成功。
而對于女性而言，沒有了婚姻和随之而來的各種責任的阻礙，她們才能在事業路途上飛馳。
更讓人感到憤怒的是，生孩子這件事能夠提高男性的職業地位，但對于女性而言則是個扯後腿的事。
社會學家米切爾·布迪格（MichelleBudig）以多對父母為樣本，對不同性别間的工資水平差異做了多年的研究，在分析了1979年至2006年間的數據之後，在2014年發布了研究結果。
據他觀察，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後，他們的工資平均上漲了六個百分點；與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她們的工資會下降4%。
[28]那些職位較高的女性——還有那些等事業基礎打好之後再結婚的晚婚女性——她們的工資與男性工資之間的差距明顯要小。
但是在2014年，還有一項專門針對哈佛商學院畢業生（這些畢業生們大多躊躇滿志）做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那些高薪酬的、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嫁為人婦之後，她們也不能完全實現她們理想的職業目标或者預期的薪酬。
因為這些女性，盡管她們受過比較好的教育，也有比較強的事業心，她們還是會先遷就丈夫的事業。
在那些X一代[3]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當然，其中還有3%的畢業生是出生于嬰兒潮時代的女性）中，隻有7%的人說她們希望自己的事業可以優先于丈夫的事業。
超過60%的男性說他們希望自己的事業是家庭的中心。
另外，在X一代和嬰兒潮時代的男性中，86%的人表示照料孩子的工作基本由他們的妻子擔任。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有待商榷。
比如，越來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崗位——不管是以員工還是以老闆的身份，她們都在慢慢地向領導層攀爬——是否極大地撼動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工作模式，她們的出現是否讓事業大門向更多的女性敞開，還是——像懷疑論者宣稱的那樣——僅僅隻有那些沖破了困難、開辟出一方天地的獨立女性才能從中獲益。
琳達·赫什曼在《步入工作》（GettoWork）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如果沒有女性的參與，那麼世界上的很多職業——包括藝術領域、商業領域、法律領域——都将變得貧瘠不堪。
但是受這些職業女性影響的，并不隻有她們的同事和客戶，還有她們的丈夫。
2013年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那些妻子沒有工作的男性對待女同事的态度可能會偏冷淡。
[29] 事實上，女性越不工作，人們關于性别分工的觀點就越牢固，進而就更促使男性把他們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
[30]個人選擇産生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個體或者家庭生活，波及整個大環境。
曾有一項研究的結果表明，2008年，城市中22歲至30歲之間、未婚無子的女性，其薪水比同等條件的男性高出8%。
[31]當然，這個數據的取樣範圍很小，裡面也有可疑的成分。
其他一些調查也揭示了相似的結果：全國範圍來講，男性每賺1美元，未婚無子的女性能賺96美分，幾乎與男性持平；而已婚媽媽們隻能掙76美分。
[32]晚婚已經成為女性獲得金錢、力求與男性保持同等地位的一項策略。
這些單身女性，她們通過工作創造真正的财富，這在曆史上是開天辟地的。
當然，她們也在消費。
根據勞工統計局2012年發布的數據，單身者們每年消費的金額超過了兩萬億美元。
[33]《今日美國》（USAToday）也在同一年報道稱，到2014年時，女性購買物品的總金額将到達十五萬億美元。
[34] 2012年，美國國家廣播環球公司（NBCUniversal）綜合媒體所發布的《曲線型報告》顯示，單身無子而且獨居的、年齡超過27歲的女性，相較其他女性，在外出就餐、交付房租或者抵押貸款、家裝、娛樂消遣以及穿衣等方面的人均花費都要更高：年均食品消費為五百億美元，娛樂消費為二百二十億美元，汽車消費為一百八十億美元。
[35] 這是一個全球範圍的現象。
2013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中國單身者們約定俗成的光棍節，迅速地演變成了一場購物盛宴。
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阿裡巴巴，這一天的網絡銷售成交總金額高達57.5億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2012年美國“網購星期一”那天的總金額。
當然，我們無法獲知在所有的單身消費者裡，到底有多少女性，但是根據阿裡巴巴的統計，在這一天的前十二個小時裡，就已經賣出了差不多兩百萬件胸罩。
1974年，《平等信用機會法》的實施，為那些有意願的借款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她們不再因為性别和婚姻狀況而遭受抵押放貸者的歧視。
到了80年代早期，所有的購房者中，已經有10%的人是單身女性了。
随着時間推移，這個比例幾乎在成倍增長，到了2006年，也就是次貸危機前夕，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已經高達22%，2014年，這個數字下降到了大約16%。
[36]與此同時，未婚男性購房者的人數比例一直都很穩定，2014年的時候，他們大約占據了市場的8%。
[37]單身女性為自己購房的現象也比單身男性更為常見。
根據全國地産經紀商協會發布的數字，2010年單身女性購房者的中值年齡是41歲，其收入中值為五萬美元。
單身女性正行使着前所未有的經濟權力，這在很多方面都産生了影響。
它影響了未來的婚姻制度，使那些已經掙了錢、可以養活自己的女性，不太可能再因為家庭而放棄工作；而夫妻之間也越來越多地采取财産分離的方式。
[38]受到影響的還有廣告商們，他們不斷給單身女性發送商品信息、推銷産品。
因為在他們眼裡，單身女性不像已婚女性那樣把錢花在家庭的其他成員身上，她們會把錢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在從晚婚到積累财富的這條路上，還躺着一塊極為諷刺的絆腳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在她31歲那年，一共參加了八場婚禮。
長途旅行、結婚禮物、新娘服裝、送禮會以及單身派對都花去了她不少錢。
“可供我自己支配的工資收入，全都貢獻給了别人的婚禮，”她說，“我記得我有次對我的朋友們說，‘當我的書出版以後，你們可以買我的書當作償還。
’”到了她40歲的時候，她說，她的錢又要花在各種寶寶派對上了。
随着女性薪水的增長和結婚年齡的延後，傳統的結婚典禮在婚慶業的帶動下，已經轉變成了一項女性買給自己的奢侈品。
依靠那些有一定積蓄的晚婚情侶們的金錢投入，所謂的婚慶公司業務迅速膨脹起來，平均一場婚禮的開銷将近三萬美金（僅僅針對新婚夫婦和他們的家庭來說）。
如果連這都不算鋪張浪費的話，那還真是荒誕可笑。
單身女性為她們的朋友結婚所付的份子錢，也是她們許多人的噩夢。
作家多黛·斯圖爾特告訴我：“對于結婚典禮等各種慶祝活動的憤恨，是導緻幾個單身的女性朋友友誼出現裂痕的原因；而這與她們的單身生活絕無關系”。
多黛回憶起一件事情，在為她的朋友舉辦了一次單身旅行、又去參加了她的婚禮之後，她終于忍無可忍。
“我退出，”她說，“不是從我們的友誼中退出，而是從她的送禮會中退出。
我甯願把這些錢花在我自己身上。
這些女性現在過上了有雙份收入的家庭生活，為什麼還要我給她們買禮物？怎麼就沒有單身女子的送禮會呢？” 事實上，單身女子派對也并不稀奇。
一些高收入的單身女性通過舉辦40歲的生日派對——40歲，本應該是調整生物鐘、回歸正常作息的标志，是人們常說的青春消亡的轉折點，是人們踏進中年（而不再是成年）的入口——來向她們過去的歲月緻敬，并期待美好的未來。
至少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我們舉辦結婚慶典的原因。
凱特·波利克——2015年出版的書《老姑娘》的作者——曾和一個（已婚的）閨蜜一同舉辦了一場奢華的40歲生日派對，她們倆都把這個派對形容為“柏拉圖式的女同性戀生日婚禮”。
波利克曾在《世界時裝之苑》（Elle）上發表過一篇記述這場派對的文章，其中她寫道，“對我而言，這個派對真的就像我的婚禮一樣——這是我第一次完全因為我自己，邀請我的家人和朋友過來參加聚會，更不用說他們為參加我的派對而花的錢了……但是，他們不用再為新娘送禮會、單身告别派對、招待酒會、一天以後的早午餐、還有禮物破費。
而且如果這場婚禮非常順利地進行了下去，而不是像近半數的婚禮那樣走向離異，那親朋好友們又将奉上額外的紅包。
我可以向我的客人們做出這樣的承諾：直到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都會一直陪在他們身邊”。
高昂的代價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經濟實力的提升對于享有特權的女性來講，的确是個突破。
但是縱觀曆史，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些女性過上的舒适生活，通常離不開其他女性付出的代價。
19世紀，工業化進程減輕了中産階級白人婦女的家務負擔，把她們從制造食品和紡織這些磨人活計裡解放了出來。
而随着“共和母親”這個概念（它認為，女性的義務在于養育出德行良好的子女，并且對丈夫保持道德忠誠）的盛行，又掀起了一場家庭生活熱潮，這使得那些生活富足的女性們都困守家中。
人們普遍認為，女性最重要的道德責任與愛國責任，不是參與社會建設，而是保持家庭生活的穩定。
[39]這樣一來，富裕的女性不僅很少為她們那些貧窮的同伴分擔憂愁，相反，一直以來，她們還表達出對于貧窮者的責備之情，也許在她們看來，貧窮的女性們既沒有在家裡操持家務，也沒守護好家庭的神聖地位。
與此同時，新興的女性工作者群體，她們把中産階級家庭的房子打掃得幹幹淨淨，以便這些房子的女主人們騰出時間來更好地養育優秀的子女，并給予她們丈夫精神上的支持。
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指出，如果沒有拖着幹淨的水桶，幫她們擦洗房子的女仆人，如果沒有工廠女工生産的家庭必需物，“中産階級的主婦們恐怕就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在精神上扶持’她們的家庭，也不會有空和她們的丈夫和孩子交流感情”[40]。
20世紀中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
戰争的結束，擴大了中産階級白人群體的力量，這意味着，經濟拮據的工作人數正在逐漸減少，并且其中大多是有色人種。
打掃房子、清潔竈台，這的确是家庭婦女的完美典範，但是實際上，成天在為她們擦洗竈台的，通常是那些非常貧窮的女性、移民者以及非裔，這些群體由于沒有經濟地位，隻能幹這樣的工作。
她們既不能清掃自己的房子，也不能給她們自己的家庭提供“精神支持”。
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的到來，的确解放了許多中産階級白人女性，讓她們不再囿于家庭的牢籠。
當然，那些貧窮的有色人種女性，她們仍然做着收入低微的工作——比如保姆和女傭——而且她們的負擔比之前還要重，這些女性若想要與她們的丈夫享有同等的家庭地位，那可就是難上加難了。
如今，對于經濟富足的獨立女性而言，逐漸改善的（雖然速度很慢，但是确實有所改變）經濟環境讓她們比以前賺得更多，消費也更為自由了，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其他數百萬計的單身女性面臨的經濟窘況：她們為了低廉的工資辛勤勞作，日日夜夜奮鬥在商品的生産流水線上，為富人們提供各種服務。
這些工薪階層和經濟拮據的女性，同樣也徘徊于婚姻之外，她們單身的比例甚至還要高于那些經濟寬裕的女性。
談及未婚女性與金錢這個話題，能享受到經濟權力的女性還隻是龐大複雜的女性群體中的冰山一角。
注釋 [1]Shonda,意第續語，愚蠢的、不知廉恥的人。
[2]海德修正案（HydeAmendment），禁止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動用醫療資金為貧困婦女支付堕胎費用。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支持将其成為一項永久法律。
[3]X一代（GenerationX），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
加拿大作家道格拉斯·庫普蘭德（DouglasCoupland）在《X一代：在加速文化中失重的故事》（GenerationX:TalesforanAcceleratedCulture）描述這代人面臨美國社會的巨大變遷所表現的搖擺不定的生活狀态。
他們常被媒體形容為憤世嫉俗、滿腹牢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