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靠自己的單身女性
關燈
小
中
大
的，誰給付賬單我就嫁給誰。
噢，我好累，我受夠了”。
近年來，有關女性選擇退出職場，回歸家庭的話題寫得很多。
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結婚較晚的職業女性有了家庭之後就辭去工作，依靠丈夫生活。
我時常懷疑，當今女性選擇退出職場的做法除了說明家務勞動和家庭責任的分工一直不平等外，是不是還說明，她們在日益以工作為重的社會文化中獨自生活了幾十年後，人到中年，精力已經耗盡了。
我想這是人們因為長久單身，沒有妻子打掃屋子，沒有丈夫為我們掙錢，現在想擱起腳來放松休息的樸實願望，在與我同齡的女性和男性中都不乏這樣的人。
我的一些經濟狀況穩定的同齡單身朋友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們中有的年近四十，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卻依舊辭去了高強度的工作，或者自願降低薪水以減少工作時間。
雖說婚姻自古以來都是約束性的制度，但它同時也是分攤生活負擔的體系，雖然一個掙錢、一個做家務的分工常常是不平等的，但是當我們既要掙錢又要做家務，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待到中年之時，我們早就被生活拖垮了。
這裡所談的是很多單身人士往往不明白的一個道理：讓生活暫停是社會允許的。
我深有體會，在成年後，隻有很少的時候有人會熱心地勸你休息、留給自己一點時間，一般是在你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
當然，對于美國大多數工薪族來說，蜜月假和産後帶薪假是白日做夢，但是白領階層的單身人士，以及那些沒有孩子的人，不但沒有人鼓勵他們給自己放假，他們還要經常替休假的同事幹活，工作更長的時間。
在一個尚不能保障新父母在生育或領養孩子後的休假期間得到一份補助的國家，讨論為單身人士或沒有孩子的伴侶提供帶薪休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如果我們想要保障職場中日益增多的未婚人士的權益，就必須認識到，需要停下來喘口氣、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不僅僅是新郎新娘和那些剛有了孩子的父母。
恐懼 單身生活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那就是身體的不安全感，在我們享受着高度的社會自由的同時，恐慌感也如期而至。
在我20多歲和30歲出頭的時候，我和朋友常常在紐約的各個地方聊到深夜，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有時候我們要到半夜，甚至淩晨四點才開始回家。
那些夜晚我總是走在人行道上，穿過我所熟悉的街區，或從地鐵出來，聽着我的腳步聲在路面上回響，是的，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同時我也非常警惕，生怕在街上遇到危險。
四周的窗戶大都是黑的，且不說我在這樣的夜晚遭遇了搶劫，哪怕隻是絆倒，扭傷了腳踝，或者是撞了頭，有誰會知道呢？有誰在等着我回家嗎？誰也沒有。
獨立生活摻雜了生命中最好的和最糟的，有美妙的時刻，也有可怕的現實，這是天文學家瑪利亞·米切爾（MariaMitchell）寫于1853年的一首詩中表現的主題，這首詩是詩人在35歲左右的時候寫給不知哪一個叫薩拉的人，其中有幾段如下： 你不曾獨自回家嗎，薩拉 其實沒那麼可怕， 我曾無數次獨自回家，薩拉 沒有男人陪伴我的身旁。
獨自行走在夜晚的路上， 可以學習很多很多的道理， 若有男士相伴，他會講個不停， 你便沒了自己的眼睛和思緒。
但是倘若你獨自一人， 夜晚陰雲密布，你雖害怕， 但你所有的感官都異常活躍， 去領略那光與影的美。
且聽那愉悅的話語， 一串串從天降下， 隻有在這獨自一人的夜晚， 你才能夠用你的雙耳去傾聽。
[15] 單身生活中并存的刺激和危險，即便是有非常傑出的社會關系的那些人也能感受得到，比如安和艾米娜。
安形容她在洛杉矶的單身生活時說“每天都開心地獨自醒來，更開心地獨自入睡”，然而她回憶起有天晚上和被她稱為“我在洛杉矶的單身圈”的一些女子參加的倉庫派對：舞會上，吉納文（Ginuwine）的《小馬》（Pony）一奏響，她便沖進舞池，結果一跤絆倒，摔趴在水泥地上，她立即爬起來，還一直跳到舞會結束。
但是在和一位朋友回家的途中，兩人在興緻勃勃地去富克漢堡店的時候，安手一甩，肩膀脫臼了。
朋友立即開車把她載到一家被她稱為“實在不咋樣的二十四小時急診中心”，那時已經是淩晨三點鐘了。
安是一個沒有穩定醫保的自由作家，她擔心自己的胳膊會花費一大筆錢。
醫護人員還不允許她的朋友跟着她進去一起看醫生，安開始哭了。
“豆大的淚珠往下掉，”她說，“我其實不怎麼哭，尤其是當着别人的面，也不是自尊心的問題，我隻是不會那樣表達感情。
但是那天我真的哭得很兇，我當時就在急診中心，還穿着髒兮兮的舞會裙子。
” 送安來診所的朋友不得已先走了，她第二天早上還要開車去奧哈伊參加婚禮。
獨自一人的安突然想起來，她的裙子是從背後扣起來的，可是這深更半夜的，胳膊又脫着臼，安明白，她隻能穿着裙子睡覺，直到第二天可以叫醒鄰居來幫忙。
慌亂中她已經給艾米娜打了電話，因為艾米娜了解她的健康計劃，可艾米娜當時生活在華盛頓。
“淩晨五點鐘，在我需要脫掉裙子睡覺的時候，有什麼用呢？” 就在那個時候，安開始對自己的想法産生了懷疑。
“我一直相信，有了我的朋友圈，我可以無所不能讓自己百分之百地快樂，”她說，“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說真的，這是我單身生活中唯一一次感到那樣的無助。
回家之後，我又哭了一會兒。
” 沒有任何婚姻或認真的戀愛關系，可以保證一定不會發生像安那天晚上那樣的絕望：丈夫可能會不在家，可能會因為被吵醒而發脾氣，也可能不理不睬或笑話她。
單身的安那天晚上也可以随便勾搭一個人回家，這個人也許會比一些當丈夫的更加細心地照顧她。
而她的朋友，要不是還得去奧哈伊，也是可以送她回家幫她換下衣服的。
但是，擁有同居伴侶的最大好處是——而且這常常是生活的現實——給予你陪伴的希望，一個暖心的人，他的責任是，幫你解扣子，在你年輕時在倉庫派對上把胳膊玩脫臼了的時候，在急診中心陪着你；在你年老的時候，在你生病的時候，在你生命快到盡頭的時候，這個人都會陪在你身邊。
疾病 有許多備受社會保守派推崇的研究顯示，婚姻能為健康帶來巨大的益處。
“婚姻可以使男女更加健康長壽，”作家（也是強烈反對同性戀婚姻、反對堕胎的社會活動家）瑪吉·加拉格爾（MaggieGallagher）和琳達·維特（LindaWaite）在她們于2000年合著的《主張婚姻：為何已婚者更快樂、更健康、更富裕》（TheCaseforMarriage:WhyMarriedPeopleAreHappier,HealthierandBetteroffFinancially）一書中這樣寫道，“研究者們發現，即便考慮到婚前的健康狀況，已婚人士的死亡率要更低。
甚至生病的已婚者也要比健康的單身者更加長壽。
”[16]蒂娜·菲（TinaFey）曾經開玩笑說：“别擔心，單身女人，你們很快就會死去的”。
然而，這些研究也必然會反映出這樣的事實。
首先，一般健康的人更可能結婚；其次，經濟條件優越的人——他們能夠承擔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好的食物和更加有益健康的居住環境——是最有可能結婚的人。
很多研究在發現已婚人士更快樂、健康之外；還指出未婚人士也享受着同等的快樂；這兩個人群比離異、分居和喪偶的人要健康和快樂得多——後三類人的狀态也是因為之前有過婚姻。
因此稱婚姻——僅指婚姻，而不是美好的婚姻——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和促進身體健康的說法，或許并不可信。
但如果是慢性疾病，的确有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伴侶會起到積極作用。
2013年發表在《臨床腫瘤雜志》（TheJournalofClinicalOncology）的一篇研究報告顯示，已婚的癌症病人比單身病人有更好的治療結果，[17]并指出單身病人因為沒有伴侶敦促他們及時就醫，有17%的人在确診的時候已經是癌症晚期了。
單身癌症患者接受必要的治療，比已婚病人少53%，這個統計數據更反映了治療過程中産生的大量後勤服務工作：有人給你支持和愛是有益健康的，而在你接受化療時，有人照顧孩子，有人賺錢，或者有人開車送你去化療，對健康也是頗有裨益的。
羅莉·戈特利布（LoriGottlieb）那篇對婚姻的贊歌聽起來那麼有說服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在發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中，戈特利布說，即使是她那些婚姻并不那麼幸福的朋友，“都和我一樣，甯可在婚姻中感受孤獨，也不願意單身，因為他們，包括我，發現婚姻最終并不是為了心意相通，而是為了擁有一個隊友，即便他不是你的此生摯愛，也總好過誰都沒有”[18]。
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Kissling）是個十分享受孤獨的人，在我寫這本書期間，幾乎所有和我交談過的人中，她是最厭惡婚姻的一個。
我們聊到她在50多歲時照顧母親的事，當時她的母親得了肺癌，快要不行了。
有一天，基斯林幫着她虛弱的母親穿好衣服去看醫生，她回憶說：“母親突然看着我說：‘将來，誰來為你做這些呢？’我一下蒙了，”弗朗西絲說道：“天哪，以後誰來為我做這些？” 母親去世幾年後，基斯林被确診患有腎病。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事，因為死亡就在我的眼前，”她說，“如果你單身，你對待生病的态度真的就會不一樣。
”基斯林繼續接受心理治療，她想重新審視自己的決定。
“我們說到單身，說到現在多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要解決：我是單身。
” 當然，即使有婚姻和子女，生老病死的殘酷事實也不一定就會改變。
那些自我安慰以為結了婚就可以避免将來孤獨老去的人，往往不會考慮可能離婚、被抛棄，或早年喪偶這些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一般不會想到，即使是在兩人彼此深愛、永遠相愛的最好情形下，當論及生命的終點時，我們都是在下一個令人心碎的賭注。
因為生命不會碰巧在同一時間到期，即使婚姻再幸福，我們也還是有一半的概率死在伴侶之後。
而統計又顯示女性比男性更長壽，且女性更傾向于找比自己年長的伴侶，概率因此就更大了。
在美國，寡居女性的平均年齡是59歲，而2009年的數據[19]顯示，70歲以上的女性中，超過一半的人寡居，是喪妻男性比例的兩倍多，這意味着，婚姻再幸福的女人也要經曆喪親的痛苦，接着還要獨自面對這個世界——面對自己的死亡。
是的，也許我們還有孩子，不管我們是單身還是已婚，子女的确也會給我們安慰、聯系和關懷。
但是，任何一個在養老院或癡呆症中心打發時光的人都會告訴你，在你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在經濟或情感上指望子女是不可靠的。
這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在這個國家，階級不平等日益擴大，社會又沒有結構性的支持和福利提供給那些忙于生活、卻要請假照顧年邁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伴侶和孩子。
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故事，作者是一名喪偶不久的女性，她在故事中講述了自己的孤獨。
她有子女，但是據她說，他們不能理解她的悲痛。
她沒有朋友，深受孤獨的折磨，以至于有一天在開車的時候，就突然癱瘓不能動了
噢，我好累，我受夠了”。
近年來，有關女性選擇退出職場，回歸家庭的話題寫得很多。
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結婚較晚的職業女性有了家庭之後就辭去工作，依靠丈夫生活。
我時常懷疑，當今女性選擇退出職場的做法除了說明家務勞動和家庭責任的分工一直不平等外，是不是還說明，她們在日益以工作為重的社會文化中獨自生活了幾十年後，人到中年，精力已經耗盡了。
我想這是人們因為長久單身，沒有妻子打掃屋子，沒有丈夫為我們掙錢，現在想擱起腳來放松休息的樸實願望，在與我同齡的女性和男性中都不乏這樣的人。
我的一些經濟狀況穩定的同齡單身朋友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們中有的年近四十，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卻依舊辭去了高強度的工作，或者自願降低薪水以減少工作時間。
雖說婚姻自古以來都是約束性的制度，但它同時也是分攤生活負擔的體系，雖然一個掙錢、一個做家務的分工常常是不平等的，但是當我們既要掙錢又要做家務，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待到中年之時，我們早就被生活拖垮了。
這裡所談的是很多單身人士往往不明白的一個道理：讓生活暫停是社會允許的。
我深有體會，在成年後，隻有很少的時候有人會熱心地勸你休息、留給自己一點時間，一般是在你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
當然，對于美國大多數工薪族來說，蜜月假和産後帶薪假是白日做夢，但是白領階層的單身人士，以及那些沒有孩子的人，不但沒有人鼓勵他們給自己放假，他們還要經常替休假的同事幹活，工作更長的時間。
在一個尚不能保障新父母在生育或領養孩子後的休假期間得到一份補助的國家，讨論為單身人士或沒有孩子的伴侶提供帶薪休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如果我們想要保障職場中日益增多的未婚人士的權益，就必須認識到，需要停下來喘口氣、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不僅僅是新郎新娘和那些剛有了孩子的父母。
恐懼 單身生活還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那就是身體的不安全感，在我們享受着高度的社會自由的同時，恐慌感也如期而至。
在我20多歲和30歲出頭的時候，我和朋友常常在紐約的各個地方聊到深夜，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有時候我們要到半夜，甚至淩晨四點才開始回家。
那些夜晚我總是走在人行道上，穿過我所熟悉的街區，或從地鐵出來，聽着我的腳步聲在路面上回響，是的，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同時我也非常警惕，生怕在街上遇到危險。
四周的窗戶大都是黑的，且不說我在這樣的夜晚遭遇了搶劫，哪怕隻是絆倒，扭傷了腳踝，或者是撞了頭，有誰會知道呢？有誰在等着我回家嗎？誰也沒有。
獨立生活摻雜了生命中最好的和最糟的，有美妙的時刻，也有可怕的現實，這是天文學家瑪利亞·米切爾（MariaMitchell）寫于1853年的一首詩中表現的主題，這首詩是詩人在35歲左右的時候寫給不知哪一個叫薩拉的人，其中有幾段如下： 你不曾獨自回家嗎，薩拉 其實沒那麼可怕， 我曾無數次獨自回家，薩拉 沒有男人陪伴我的身旁。
獨自行走在夜晚的路上， 可以學習很多很多的道理， 若有男士相伴，他會講個不停， 你便沒了自己的眼睛和思緒。
但是倘若你獨自一人， 夜晚陰雲密布，你雖害怕， 但你所有的感官都異常活躍， 去領略那光與影的美。
且聽那愉悅的話語， 一串串從天降下， 隻有在這獨自一人的夜晚， 你才能夠用你的雙耳去傾聽。
[15] 單身生活中并存的刺激和危險，即便是有非常傑出的社會關系的那些人也能感受得到，比如安和艾米娜。
安形容她在洛杉矶的單身生活時說“每天都開心地獨自醒來，更開心地獨自入睡”，然而她回憶起有天晚上和被她稱為“我在洛杉矶的單身圈”的一些女子參加的倉庫派對：舞會上，吉納文（Ginuwine）的《小馬》（Pony）一奏響，她便沖進舞池，結果一跤絆倒，摔趴在水泥地上，她立即爬起來，還一直跳到舞會結束。
但是在和一位朋友回家的途中，兩人在興緻勃勃地去富克漢堡店的時候，安手一甩，肩膀脫臼了。
朋友立即開車把她載到一家被她稱為“實在不咋樣的二十四小時急診中心”，那時已經是淩晨三點鐘了。
安是一個沒有穩定醫保的自由作家，她擔心自己的胳膊會花費一大筆錢。
醫護人員還不允許她的朋友跟着她進去一起看醫生，安開始哭了。
“豆大的淚珠往下掉，”她說，“我其實不怎麼哭，尤其是當着别人的面，也不是自尊心的問題，我隻是不會那樣表達感情。
但是那天我真的哭得很兇，我當時就在急診中心，還穿着髒兮兮的舞會裙子。
” 送安來診所的朋友不得已先走了，她第二天早上還要開車去奧哈伊參加婚禮。
獨自一人的安突然想起來，她的裙子是從背後扣起來的，可是這深更半夜的，胳膊又脫着臼，安明白，她隻能穿着裙子睡覺，直到第二天可以叫醒鄰居來幫忙。
慌亂中她已經給艾米娜打了電話，因為艾米娜了解她的健康計劃，可艾米娜當時生活在華盛頓。
“淩晨五點鐘，在我需要脫掉裙子睡覺的時候，有什麼用呢？” 就在那個時候，安開始對自己的想法産生了懷疑。
“我一直相信，有了我的朋友圈，我可以無所不能讓自己百分之百地快樂，”她說，“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沒有辦法。
說真的，這是我單身生活中唯一一次感到那樣的無助。
回家之後，我又哭了一會兒。
” 沒有任何婚姻或認真的戀愛關系，可以保證一定不會發生像安那天晚上那樣的絕望：丈夫可能會不在家，可能會因為被吵醒而發脾氣，也可能不理不睬或笑話她。
單身的安那天晚上也可以随便勾搭一個人回家，這個人也許會比一些當丈夫的更加細心地照顧她。
而她的朋友，要不是還得去奧哈伊，也是可以送她回家幫她換下衣服的。
但是，擁有同居伴侶的最大好處是——而且這常常是生活的現實——給予你陪伴的希望，一個暖心的人，他的責任是，幫你解扣子，在你年輕時在倉庫派對上把胳膊玩脫臼了的時候，在急診中心陪着你；在你年老的時候，在你生病的時候，在你生命快到盡頭的時候，這個人都會陪在你身邊。
疾病 有許多備受社會保守派推崇的研究顯示，婚姻能為健康帶來巨大的益處。
“婚姻可以使男女更加健康長壽，”作家（也是強烈反對同性戀婚姻、反對堕胎的社會活動家）瑪吉·加拉格爾（MaggieGallagher）和琳達·維特（LindaWaite）在她們于2000年合著的《主張婚姻：為何已婚者更快樂、更健康、更富裕》（TheCaseforMarriage:WhyMarriedPeopleAreHappier,HealthierandBetteroffFinancially）一書中這樣寫道，“研究者們發現，即便考慮到婚前的健康狀況，已婚人士的死亡率要更低。
甚至生病的已婚者也要比健康的單身者更加長壽。
”[16]蒂娜·菲（TinaFey）曾經開玩笑說：“别擔心，單身女人，你們很快就會死去的”。
然而，這些研究也必然會反映出這樣的事實。
首先，一般健康的人更可能結婚；其次，經濟條件優越的人——他們能夠承擔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好的食物和更加有益健康的居住環境——是最有可能結婚的人。
很多研究在發現已婚人士更快樂、健康之外；還指出未婚人士也享受着同等的快樂；這兩個人群比離異、分居和喪偶的人要健康和快樂得多——後三類人的狀态也是因為之前有過婚姻。
因此稱婚姻——僅指婚姻，而不是美好的婚姻——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和促進身體健康的說法，或許并不可信。
但如果是慢性疾病，的确有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伴侶會起到積極作用。
2013年發表在《臨床腫瘤雜志》（TheJournalofClinicalOncology）的一篇研究報告顯示，已婚的癌症病人比單身病人有更好的治療結果，[17]并指出單身病人因為沒有伴侶敦促他們及時就醫，有17%的人在确診的時候已經是癌症晚期了。
單身癌症患者接受必要的治療，比已婚病人少53%，這個統計數據更反映了治療過程中産生的大量後勤服務工作：有人給你支持和愛是有益健康的，而在你接受化療時，有人照顧孩子，有人賺錢，或者有人開車送你去化療，對健康也是頗有裨益的。
羅莉·戈特利布（LoriGottlieb）那篇對婚姻的贊歌聽起來那麼有說服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在發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中，戈特利布說，即使是她那些婚姻并不那麼幸福的朋友，“都和我一樣，甯可在婚姻中感受孤獨，也不願意單身，因為他們，包括我，發現婚姻最終并不是為了心意相通，而是為了擁有一個隊友，即便他不是你的此生摯愛，也總好過誰都沒有”[18]。
弗朗西絲·基斯林（FrancesKissling）是個十分享受孤獨的人，在我寫這本書期間，幾乎所有和我交談過的人中，她是最厭惡婚姻的一個。
我們聊到她在50多歲時照顧母親的事，當時她的母親得了肺癌，快要不行了。
有一天，基斯林幫着她虛弱的母親穿好衣服去看醫生，她回憶說：“母親突然看着我說：‘将來，誰來為你做這些呢？’我一下蒙了，”弗朗西絲說道：“天哪，以後誰來為我做這些？” 母親去世幾年後，基斯林被确診患有腎病。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事，因為死亡就在我的眼前，”她說，“如果你單身，你對待生病的态度真的就會不一樣。
”基斯林繼續接受心理治療，她想重新審視自己的決定。
“我們說到單身，說到現在多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要解決：我是單身。
” 當然，即使有婚姻和子女，生老病死的殘酷事實也不一定就會改變。
那些自我安慰以為結了婚就可以避免将來孤獨老去的人，往往不會考慮可能離婚、被抛棄，或早年喪偶這些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一般不會想到，即使是在兩人彼此深愛、永遠相愛的最好情形下，當論及生命的終點時，我們都是在下一個令人心碎的賭注。
因為生命不會碰巧在同一時間到期，即使婚姻再幸福，我們也還是有一半的概率死在伴侶之後。
而統計又顯示女性比男性更長壽，且女性更傾向于找比自己年長的伴侶，概率因此就更大了。
在美國，寡居女性的平均年齡是59歲，而2009年的數據[19]顯示，70歲以上的女性中，超過一半的人寡居，是喪妻男性比例的兩倍多，這意味着，婚姻再幸福的女人也要經曆喪親的痛苦，接着還要獨自面對這個世界——面對自己的死亡。
是的，也許我們還有孩子，不管我們是單身還是已婚，子女的确也會給我們安慰、聯系和關懷。
但是，任何一個在養老院或癡呆症中心打發時光的人都會告訴你，在你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在經濟或情感上指望子女是不可靠的。
這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在這個國家，階級不平等日益擴大，社會又沒有結構性的支持和福利提供給那些忙于生活、卻要請假照顧年邁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伴侶和孩子。
2013年，《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故事，作者是一名喪偶不久的女性，她在故事中講述了自己的孤獨。
她有子女，但是據她說，他們不能理解她的悲痛。
她沒有朋友，深受孤獨的折磨，以至于有一天在開車的時候，就突然癱瘓不能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