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靠自己的單身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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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人結了婚也養了孩子，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時候，她發現自己還是孤零零一個人，因為伴侶的離去而變成了廢人。
“無論如何，我們所有人都是孤獨的，”弗朗西絲同意這一點，但是她又跟我說，我是結了婚的，而她沒有，所以我們兩個人的孤獨是不同的。
她有許多朋友，感情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本質上來說，她還是孤獨的。
野蠻的制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解決孤獨問題的方法一定不是重新提倡人人都去追求婚姻。
在這個婚慶業極其發達，而女性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放棄婚姻的社會裡，人們很容易明白婚姻雖然可以緩解孤獨，但卻不是解決切身問題的可靠辦法。
的确，當我們和我們的朋友陷入愛河、有人陪伴和支持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慶祝，會激動，會充滿感激，但因此就認為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的婚姻，掉進迪士尼和莎士比亞設下的陷阱，相信婚禮是故事的完美結局，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必須記得，之所以今天有這麼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千百年來，婚姻基本上都是強制性的，很多已婚女性過得十分悲慘。
20世紀初，愛瑪·戈德曼（EmmaGoldman）寫過婚姻如何強迫女性交出“她的名字，隐私，自尊，以及她全部的生活，‘直到死亡将我們分開’”。
戈德曼指出，社會對婚姻的期望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女性的不幸。
“幾乎從嬰兒時期開始，”她寫道，“大多數女孩都會被告知婚姻就是她一生的最終目标……就像無聲的動物被養肥是為了被屠宰一樣，她生下來就是為結婚而準備的。
” 英國護士的先驅、統計學家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Nightingale）疑惑“女性有激情，有智慧，也有道德……為什麼社會沒有給她們可以施展這些長處的空間？”南丁格爾多次拒絕求婚，發誓要不惜任何代價躲避結婚，她認為婚姻“教會我們什麼叫‘沒有永遠’……這個無情的詞語，讓我們真實面對生命的終結和死亡的冷酷。
”[20] 19世紀作家喬治·桑（GeorgeSand）（本名阿芒迪娜·露西爾·杜賓）寫過這樣的話，“生命中隻有一種幸福，那就是愛和被愛”，她與作曲家弗雷德裡克·肖邦（FredericChopin）的婚姻也成為了美談，但是她卻把婚姻稱作是“野蠻的制度”，并在20多歲的時候帶着兩個孩子退出了婚姻。
蘇珊·安東尼還在上寄宿學校的時候，得知幼時的一位朋友剛嫁了一個有六個孩子的中年鳏夫，便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換了任何女人都甯可做個老姑娘到死”[21]。
甚至有些男性也意識到了婚姻制度對女性的不利。
一位持上帝一神論立場（Unitarian）的牧師、“女性的天地和職責”系列演講的講者喬治·博納普寫道，“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一個重大危機……如果她知道未來将是怎樣的生活，她或許會害怕退縮”[22]。
他接着又更加悲觀地說：“婚禮的歡聲笑語中隐隐透着悲傷，當那個光彩照人的美麗人兒走來，在所有的目光向她聚集、所有的心為她跳動的時候，我幾乎能想象到，她白色的婚紗變成了素服，臉上的紅暈化作了淚水”[23]。
19世紀的一些不願意或未能結婚的女性，和過去幾百年來的其他女性一樣，轉向教會尋求安慰。
1810年到1860年間，主張禁欲獨身的震顫派（Shaker）團體成員數量逐漸增多，參與者大部分為女性。
早在19世紀初就允許女性從事神職工作和組織廢奴運動的貴格會（Quaker），更吸引了大批的單身女性加入。
[24]到19世紀中期，在費城，有40%的貴格會女性從未結婚。
[25] 1904年，《獨立報》（Independent）刊出一篇署名“單身女學士”寫的《我為什麼不結婚》，稱是為了試圖“說明為何如今會有如此多有知識、有文化的女性宣稱不願意走進婚姻”。
文章的作者，據編輯說是一位“漂亮能幹”的年輕大學教師，她在文中說，她之所以不願意結婚，是因為“在我們快要結婚的時候，婚姻擺在我和那個男人面前的巨大鴻溝，讓我驚駭了。
那個時刻，不管是我們所接受的教育，還是我們對于未來的理想，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在她看來，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獲得了家庭生活，對他的工作事業是一種幫助，而非障礙”，但對她來說，“如果我結婚有了家庭，擺在我面前的選擇就是放棄所有寶貴的夢想”。
“單身女學士”舉了一個例子，說一位教授辭去教職、結婚并生了三個孩子，她由此诘問，為什麼要把一個有學問的女性“關在育嬰室裡，讓她的精神活動被無窮無盡的家務負擔和身體勞累束縛，而她那位傑出又有魅力的丈夫卻在文學圈和社交圈中廣受追捧”？文章語氣中流露出一種張狂的、對男人幾近冒犯的自信，認為未婚女性的生活不僅是正常的，更是優越的。
現代讀者經常會耳聞一些批評者的回應，說什麼這是一種自私啦，說什麼要求太高終要付出代價啦之類。
在1907年發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關于為什麼美國會遭遇婚姻危機的文章中，記者安娜·羅傑斯（AnnaRogers）提前一百年就預見，将女性的挑剔歸于病态會使羅莉·戈特利布和特蕾西·麥克米倫的作品大受歡迎。
羅傑斯嘲笑一些女性認定男人“必須有神一樣的體格……必須有财富，有智慧，有文化，有地位，還要脾氣好，跪伏在她的身邊，無限地愛慕着她”。
羅傑斯在新女性不願意結婚的現象中看到了“當今個人主義的泛濫，對‘自我’這尊金牛犢的崇拜”。
[26] 盡管今天的婚姻和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相比，在形式和感覺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要說婚姻是治愈不快樂的良藥，是毫無根據的。
心理學家泰·田代（TyTashiro）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說，隻有十分之三的已婚者擁有幸福健康的婚姻，而不幸福的伴侶關系會使患病的幾率提高35%。
[27]另一位研究人員約翰·戈德曼（JohnGottman）發現，婚姻不幸福會使壽命縮短四年。
[28]對于婚姻制度的其他懷疑也滲透到了大衆文化和公共媒體中：耶洗别網（Jezebel）有一個關于婚禮和婚姻的版塊，叫“可怕的你我”（ITheeDread）。
評論家艾力芙·巴圖曼（ElifBatuman）在2014年也指出，暢銷書和同名的賣座電影《消失的愛人》（GoneGirl）之所以引起大衆興趣，是因為大家普遍認同婚姻是一場綁架，“妻子就是那些消失了的人”。
《消失的愛人》傳達出一個令人沮喪的寓意，巴圖曼這樣寫道，“那就是在女人一旦到了結婚和生育的年齡，這個真相便會顯現：她們精心打造和修護的自我身份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為丈夫和子女犧牲這所有的一切”。
簡而言之，雖然單身生活有着各式各樣的弊端，但是婚姻的缺點也同樣不一而足。
獲得牢固的婚姻，找到一個于自己有益的伴侶，談何容易。
我們中的許多人依然遭遇着落入不幸婚姻的可怕命運，可是我們幾乎看不到什麼文章充滿焦慮地讨論那些不幸的妻子，盡管這一人群基數衆多。
有人做過研究，比較已婚女人性生活獲得幸福或事業獲得滿足的概率，和被恐怖分子殺害的概率哪個更大，卻幾乎沒有人來過問我們。
我們仍舊樂于将婚姻看成是女性故事的（幸福）結局，樂于看到她們追求幸福的決心。
我們不會去問一個女性結婚後的命運如何，也不會認為她們婚姻中可能會遭遇的危機（有時隻是擔心、不滿或孤獨）是婚姻特有的問題，卻總是輕易地認為如果單身女性出現這樣的情況，就一定是因為她們沒有結婚。
這是非常糟糕的。
如凱倫·德賓（KarenDurbin）于1976年在《鄉村之聲》上發表的文章“做一個獨身女人”裡所說，“比失去男人更可怕的，是失去你自己”。
得與失的權衡 1950年，在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獨自生活。
而今天，壽命的延長和離婚率的上升，使得這個比例提高至三分之一。
[29]此項統計數據既讓人擔心，又給人帶來了希望。
這是因為，人們不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單位裡完成生老病死，社會壓力的增加促使我們以更加協作的态度來對待醫療保健、家庭事務的合作，以及安樂死。
女性之間組成關系一直以來都是一種雖不完美但卻真實存在的選擇。
正如弗朗西絲·帕沃爾·科布（FrancesPowerCobbe）在1869年所寫，“老處女也不會像單身漢那樣為孤單的歲月發愁。
孤單的歲月是艱難的，但她會找一個願意和她分享孤獨時光的同性”[30]。
而弗朗西絲·基斯林作為安樂死的支持者，說她和與她有着同樣想法的朋友已經立下約定，要幫助彼此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如果我哪天變成了我母親當年的狀态，那麼我和我這些朋友的約定就會起到作用”她說。
而且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依賴伴侶和子女，就一定好過依靠朋友或鄰居。
越來越多的單身人士被迫互相依賴，讓人想起一個不被注意的女性主義研究課題：看護工作和家庭事務的社會化。
除此之外還要建立對傳統異性戀婚姻之外關系的社會認同，而這一向是同性戀權利，特别是同性戀婚姻運動的主要奮鬥目标。
賦予朋友和非傳統伴侶拟親屬的角色，允許他們進入病房，給予他們醫療辯護權和生命終結權，在為越來越多至死沒有婚姻的群體提供更多的臨終關懷上，以上舉措是至關重要。
但是單身的擁護者貝拉·迪波洛認為，這也是同性婚姻運動一直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部分原因所在，同性戀婚姻運動強調的是要取得社會認可的婚姻。
即便同性戀男女獲得了真實有效的婚姻平權，迪波洛寫道，“那些單身的人們，不管他們是異性戀、同性戀，還是别的，也将依然是二等公民”。
一些女性還在别的方面尋求對女性伴侶關系的正式認可。
艾米娜和我談到“單身人士獲得贊美是多麼不容易”，說她從18歲開始就自己養活自己，“我所擁有的一切全都是我自己買的，但是這個社會沒有人為我唱贊歌，在我家人的眼中，我是個失敗者，因為到現在我還沒有伴侶”。
她說她和安經常開玩笑說要做一個TED演講，話題就是“我們兩個應該結為夫妻，享受婚姻的好處。
浪漫，我們是不感興趣的，但是單身的經濟狀況嘛，老天……你還得有些單身人士的入門裝備”。
當然，我們還需要承受得起的醫療保健和住房，以及穩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
國家必須發揮它的作用，為那些沒有傳統家庭單位的人群提供幫助。
除了出台社會政策，我們的社會還必須承認獨立女性之間終生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關系。
我們設想中的照護契約——不管締結的兩個女子是想要為人父母，或是為了享受稅收優惠，或是在年老得病時彼此尋求幫助——雖然聽起來有操作上的難度，因為這要看環境、看财力，還要看當事者是否可靠，但是就這方面而言，它與傳統婚姻并無太本質的區别。
傳統婚姻中，共同照顧孩子的承諾通常會因為離婚、疾病或死亡而無法履行，而照顧的責任也會更多地落在其中一方的身上，使另一方無法再參與進來。
也許，如果将來女性之間有更多互相照料，如果我們看到了成功的模式，上述的照護契約有可能變得更加可靠，覆蓋更多的人，成為全面而又靈活（甚至在許多方面比婚姻更加靈活）的保護機制，讓單身的人能夠在一起來抵禦生和死的殘酷現實。
這個女人結了婚也養了孩子，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時候，她發現自己還是孤零零一個人，因為伴侶的離去而變成了廢人。
“無論如何，我們所有人都是孤獨的，”弗朗西絲同意這一點，但是她又跟我說，我是結了婚的，而她沒有，所以我們兩個人的孤獨是不同的。
她有許多朋友，感情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本質上來說，她還是孤獨的。
野蠻的制度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解決孤獨問題的方法一定不是重新提倡人人都去追求婚姻。
在這個婚慶業極其發達，而女性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放棄婚姻的社會裡，人們很容易明白婚姻雖然可以緩解孤獨，但卻不是解決切身問題的可靠辦法。
的确，當我們和我們的朋友陷入愛河、有人陪伴和支持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慶祝，會激動，會充滿感激，但因此就認為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的婚姻，掉進迪士尼和莎士比亞設下的陷阱，相信婚禮是故事的完美結局，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必須記得，之所以今天有這麼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千百年來，婚姻基本上都是強制性的，很多已婚女性過得十分悲慘。
20世紀初，愛瑪·戈德曼（EmmaGoldman）寫過婚姻如何強迫女性交出“她的名字，隐私，自尊，以及她全部的生活，‘直到死亡将我們分開’”。
戈德曼指出，社會對婚姻的期望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女性的不幸。
“幾乎從嬰兒時期開始，”她寫道，“大多數女孩都會被告知婚姻就是她一生的最終目标……就像無聲的動物被養肥是為了被屠宰一樣，她生下來就是為結婚而準備的。
” 英國護士的先驅、統計學家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Nightingale）疑惑“女性有激情，有智慧，也有道德……為什麼社會沒有給她們可以施展這些長處的空間？”南丁格爾多次拒絕求婚，發誓要不惜任何代價躲避結婚，她認為婚姻“教會我們什麼叫‘沒有永遠’……這個無情的詞語，讓我們真實面對生命的終結和死亡的冷酷。
”[20] 19世紀作家喬治·桑（GeorgeSand）（本名阿芒迪娜·露西爾·杜賓）寫過這樣的話，“生命中隻有一種幸福，那就是愛和被愛”，她與作曲家弗雷德裡克·肖邦（FredericChopin）的婚姻也成為了美談，但是她卻把婚姻稱作是“野蠻的制度”，并在20多歲的時候帶着兩個孩子退出了婚姻。
蘇珊·安東尼還在上寄宿學校的時候，得知幼時的一位朋友剛嫁了一個有六個孩子的中年鳏夫，便在日記中寫道，“我覺得換了任何女人都甯可做個老姑娘到死”[21]。
甚至有些男性也意識到了婚姻制度對女性的不利。
一位持上帝一神論立場（Unitarian）的牧師、“女性的天地和職責”系列演講的講者喬治·博納普寫道，“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一個重大危機……如果她知道未來将是怎樣的生活，她或許會害怕退縮”[22]。
他接着又更加悲觀地說：“婚禮的歡聲笑語中隐隐透着悲傷，當那個光彩照人的美麗人兒走來，在所有的目光向她聚集、所有的心為她跳動的時候，我幾乎能想象到，她白色的婚紗變成了素服，臉上的紅暈化作了淚水”[23]。
19世紀的一些不願意或未能結婚的女性，和過去幾百年來的其他女性一樣，轉向教會尋求安慰。
1810年到1860年間，主張禁欲獨身的震顫派（Shaker）團體成員數量逐漸增多，參與者大部分為女性。
早在19世紀初就允許女性從事神職工作和組織廢奴運動的貴格會（Quaker），更吸引了大批的單身女性加入。
[24]到19世紀中期，在費城，有40%的貴格會女性從未結婚。
[25] 1904年，《獨立報》（Independent）刊出一篇署名“單身女學士”寫的《我為什麼不結婚》，稱是為了試圖“說明為何如今會有如此多有知識、有文化的女性宣稱不願意走進婚姻”。
文章的作者，據編輯說是一位“漂亮能幹”的年輕大學教師，她在文中說，她之所以不願意結婚，是因為“在我們快要結婚的時候，婚姻擺在我和那個男人面前的巨大鴻溝，讓我驚駭了。
那個時刻，不管是我們所接受的教育，還是我們對于未來的理想，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在她看來，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獲得了家庭生活，對他的工作事業是一種幫助，而非障礙”，但對她來說，“如果我結婚有了家庭，擺在我面前的選擇就是放棄所有寶貴的夢想”。
“單身女學士”舉了一個例子，說一位教授辭去教職、結婚并生了三個孩子，她由此诘問，為什麼要把一個有學問的女性“關在育嬰室裡，讓她的精神活動被無窮無盡的家務負擔和身體勞累束縛，而她那位傑出又有魅力的丈夫卻在文學圈和社交圈中廣受追捧”？文章語氣中流露出一種張狂的、對男人幾近冒犯的自信，認為未婚女性的生活不僅是正常的，更是優越的。
現代讀者經常會耳聞一些批評者的回應，說什麼這是一種自私啦，說什麼要求太高終要付出代價啦之類。
在1907年發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關于為什麼美國會遭遇婚姻危機的文章中，記者安娜·羅傑斯（AnnaRogers）提前一百年就預見，将女性的挑剔歸于病态會使羅莉·戈特利布和特蕾西·麥克米倫的作品大受歡迎。
羅傑斯嘲笑一些女性認定男人“必須有神一樣的體格……必須有财富，有智慧，有文化，有地位，還要脾氣好，跪伏在她的身邊，無限地愛慕着她”。
羅傑斯在新女性不願意結婚的現象中看到了“當今個人主義的泛濫，對‘自我’這尊金牛犢的崇拜”。
[26] 盡管今天的婚姻和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相比，在形式和感覺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要說婚姻是治愈不快樂的良藥，是毫無根據的。
心理學家泰·田代（TyTashiro）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說，隻有十分之三的已婚者擁有幸福健康的婚姻，而不幸福的伴侶關系會使患病的幾率提高35%。
[27]另一位研究人員約翰·戈德曼（JohnGottman）發現，婚姻不幸福會使壽命縮短四年。
[28]對于婚姻制度的其他懷疑也滲透到了大衆文化和公共媒體中：耶洗别網（Jezebel）有一個關于婚禮和婚姻的版塊，叫“可怕的你我”（ITheeDread）。
評論家艾力芙·巴圖曼（ElifBatuman）在2014年也指出，暢銷書和同名的賣座電影《消失的愛人》（GoneGirl）之所以引起大衆興趣，是因為大家普遍認同婚姻是一場綁架，“妻子就是那些消失了的人”。
《消失的愛人》傳達出一個令人沮喪的寓意，巴圖曼這樣寫道，“那就是在女人一旦到了結婚和生育的年齡，這個真相便會顯現：她們精心打造和修護的自我身份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為丈夫和子女犧牲這所有的一切”。
簡而言之，雖然單身生活有着各式各樣的弊端，但是婚姻的缺點也同樣不一而足。
獲得牢固的婚姻，找到一個于自己有益的伴侶，談何容易。
我們中的許多人依然遭遇着落入不幸婚姻的可怕命運，可是我們幾乎看不到什麼文章充滿焦慮地讨論那些不幸的妻子，盡管這一人群基數衆多。
有人做過研究，比較已婚女人性生活獲得幸福或事業獲得滿足的概率，和被恐怖分子殺害的概率哪個更大，卻幾乎沒有人來過問我們。
我們仍舊樂于将婚姻看成是女性故事的（幸福）結局，樂于看到她們追求幸福的決心。
我們不會去問一個女性結婚後的命運如何，也不會認為她們婚姻中可能會遭遇的危機（有時隻是擔心、不滿或孤獨）是婚姻特有的問題，卻總是輕易地認為如果單身女性出現這樣的情況，就一定是因為她們沒有結婚。
這是非常糟糕的。
如凱倫·德賓（KarenDurbin）于1976年在《鄉村之聲》上發表的文章“做一個獨身女人”裡所說，“比失去男人更可怕的，是失去你自己”。
得與失的權衡 1950年，在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獨自生活。
而今天，壽命的延長和離婚率的上升，使得這個比例提高至三分之一。
[29]此項統計數據既讓人擔心，又給人帶來了希望。
這是因為，人們不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單位裡完成生老病死，社會壓力的增加促使我們以更加協作的态度來對待醫療保健、家庭事務的合作，以及安樂死。
女性之間組成關系一直以來都是一種雖不完美但卻真實存在的選擇。
正如弗朗西絲·帕沃爾·科布（FrancesPowerCobbe）在1869年所寫，“老處女也不會像單身漢那樣為孤單的歲月發愁。
孤單的歲月是艱難的，但她會找一個願意和她分享孤獨時光的同性”[30]。
而弗朗西絲·基斯林作為安樂死的支持者，說她和與她有着同樣想法的朋友已經立下約定，要幫助彼此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如果我哪天變成了我母親當年的狀态，那麼我和我這些朋友的約定就會起到作用”她說。
而且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依賴伴侶和子女，就一定好過依靠朋友或鄰居。
越來越多的單身人士被迫互相依賴，讓人想起一個不被注意的女性主義研究課題：看護工作和家庭事務的社會化。
除此之外還要建立對傳統異性戀婚姻之外關系的社會認同，而這一向是同性戀權利，特别是同性戀婚姻運動的主要奮鬥目标。
賦予朋友和非傳統伴侶拟親屬的角色，允許他們進入病房，給予他們醫療辯護權和生命終結權，在為越來越多至死沒有婚姻的群體提供更多的臨終關懷上，以上舉措是至關重要。
但是單身的擁護者貝拉·迪波洛認為，這也是同性婚姻運動一直沒有取得完全勝利的部分原因所在，同性戀婚姻運動強調的是要取得社會認可的婚姻。
即便同性戀男女獲得了真實有效的婚姻平權，迪波洛寫道，“那些單身的人們，不管他們是異性戀、同性戀，還是别的，也将依然是二等公民”。
一些女性還在别的方面尋求對女性伴侶關系的正式認可。
艾米娜和我談到“單身人士獲得贊美是多麼不容易”，說她從18歲開始就自己養活自己，“我所擁有的一切全都是我自己買的，但是這個社會沒有人為我唱贊歌，在我家人的眼中，我是個失敗者，因為到現在我還沒有伴侶”。
她說她和安經常開玩笑說要做一個TED演講，話題就是“我們兩個應該結為夫妻，享受婚姻的好處。
浪漫，我們是不感興趣的，但是單身的經濟狀況嘛，老天……你還得有些單身人士的入門裝備”。
當然，我們還需要承受得起的醫療保健和住房，以及穩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
國家必須發揮它的作用，為那些沒有傳統家庭單位的人群提供幫助。
除了出台社會政策，我們的社會還必須承認獨立女性之間終生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關系。
我們設想中的照護契約——不管締結的兩個女子是想要為人父母，或是為了享受稅收優惠，或是在年老得病時彼此尋求幫助——雖然聽起來有操作上的難度，因為這要看環境、看财力，還要看當事者是否可靠，但是就這方面而言，它與傳統婚姻并無太本質的區别。
傳統婚姻中，共同照顧孩子的承諾通常會因為離婚、疾病或死亡而無法履行，而照顧的責任也會更多地落在其中一方的身上，使另一方無法再參與進來。
也許，如果将來女性之間有更多互相照料，如果我們看到了成功的模式，上述的照護契約有可能變得更加可靠，覆蓋更多的人，成為全面而又靈活（甚至在許多方面比婚姻更加靈活）的保護機制，讓單身的人能夠在一起來抵禦生和死的殘酷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