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險關系：女性之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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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們女流之輩的書信裡那些熱情言辭的惶恐，我向您保證我将從此銷毀夏洛蒂給我的來信——如果您發誓從此不再審查我們所交流的事”。
尼科爾斯同意了，但是納西卻沒有将信燒毀，感謝她對曆史做出了貢獻。
不到一年後，曾經寫信給納西說“女人成為妻子是一件莊嚴、奇異而又危險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歲那年（很可能是在懷孕期間）因病離世。
[12] 婚姻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傷害着女性的友誼。
薩拉·斯泰德曼（SarahSteadman）是猶他州弗納爾城的一名中學老師，29歲。
她說起了對于許多朋友早婚的複雜心情。
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猶他州，那些和她一樣的摩門教信徒，都年紀輕輕就結婚成家，使得該州的結婚年齡成為全國最低。
薩拉的中學好友在20歲出頭的年齡就結婚了，當時薩拉為她感到非常高興。
“我很喜歡那家夥，可以說他們倆是我一手撮合的。
”但是她又說，“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覺就像我生命中已經失去了她一樣。
雖然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了，完全不可能了，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歲那年，兩個最要好、最親近的朋友在幾個月裡相繼結婚，那是我感覺最糟糕的一段時間。
在其中一人的婚禮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給她的留言，說她非常慶幸“她們一起邁出這共同的一步”。
我當時看到這個留言頓時覺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記。
我們三人就像一個鐵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
各自有着不同的事業和理想，我們喜歡的風格、我們的想法和對性愛的口味也不盡相同。
沒錯，現在正好她們兩人都結婚了而我依舊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她們有什麼特别相似的經曆，她們的戀愛過程、伴侶，甚至婚禮都很不一樣。
但是這句留言卻讓我猛然醒悟，也許我依然是她們的同齡人、她們的知己、她們的社會同侪、她們的鄰居好友，但是這“共同的一步”喚醒了我，我忽然意識到，也許她們認為從今往後，我們便是兩種不太一樣的人了。
艾略特·霍爾特（ElliottHolt）是華盛頓的一名小說家。
她有兩個姐妹，上的是女子學校，她說和她關系最親的都是女性。
她回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她和朋友們一星期見面好幾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
等到大家都30多歲的時候，好朋友就接二連三地脫單，開始存錢買房、生兒育女，她們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面了。
現在她40歲了，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侶和孩子，能三四個月見一次就很不錯了。
她說，“我感覺自己完全和她們脫節了，可我是那樣地愛着她們！” 作為朋友圈裡唯一的一個單身女性，艾略特說：“我總是開玩笑說，我就像個外國交換生：我和她們說着同樣的語言，我有侄女，也參加别人的婚禮，可我還是覺得落單了”。
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請她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邀請越來越少。
她覺得可能是朋友意識到自己談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進這些話題。
但是在她看來，她們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
承認不知道自己屬于哪裡，但又不能讓自己聽上去像個找不到伴的怨女，這是很難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個前男友聊過，他說她需要多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歲的老人了。
她也真的去嘗試了。
有次出差到紐約，一幫年輕姑娘邀請她一起出去玩，她說那次玩得非常開心，“到了十一點半，她們說要換個地方接着玩兒，好像夜生活剛剛開始，不到淩晨兩點不會結束的樣子”。
她頓時覺得她們之間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時候還是尼克松在當總統，”她說：“她們出去抽煙的時候我就想，‘天哪，你們還抽煙！我的朋友到29歲都戒了！’我喝了一兩杯，又累又醉。
”後來她就先回去了。
薩拉回來了 薩拉搬去波士頓六個月以後，她又回來了。
她回來有多種原因，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艱難決定。
一方面是因為她是為男友去的波士頓，但是和男友的關系并不如意。
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觀的朋友所說的那樣：她所離開的紐約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對她來說很重要。
她是為了自己回來的。
這真是太棒了。
雖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難過，但是也慶幸她又獨自建立起順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彌補過去。
她回來我太高興了。
但是朋友之間的關系，就跟婚姻一樣不知不覺中就有了隔閡，也會像情人之間一樣裂縫越來越大。
我和薩拉依然非常親密，我們還會像以往那樣一起聊天、喝酒、看頒獎典禮，也會一起旅行。
但也許是因為她一邊傷痛未愈，一邊還要在紐約重建生活，同時也不願簡單地回到過去的生活模式；也許是因為我在經曆了之前的離别之痛後，也不願再像從前那樣完全地投入，我們之間的關系再也無法順利和輕松如初了。
薩拉回來幾年後，我開始戀愛了。
忽然之間，我不能像以前那樣每周好幾個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為我遇見了一個男人——人生中第一個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們很難做到同時保持朋友間和夫妻間的親密關系。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19世紀的女性是幸運的，因為她們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離在一個從屬、壓抑的性别等級當中。
然而正是這樣，她們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繼續保持密切聯系，因為相比之下，她們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靈上與她們進行更有趣的交流（當然，也有像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内爾·納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樣，無愛的婚姻也可能會限制通信自由）。
在我和達瑞斯（Darius）相愛的那個時候，我很驚訝自己一心隻想和他厮守，根本沒有時間像以前那樣和朋友一起活動。
我不能經常在下班後和薩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傑拉爾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飯，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閑聊過往一周裡中所發生的事。
這些事我都沒法做了，因為如果我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時間和我所愛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變化是，我竟然還想和這家夥做愛。
一旦我和朋友之間少了經常的交流，我們就不再那樣輕松随意了，那種相知相契、同舟共濟和友情至上的感覺也開始漸漸消散。
20世紀初有些人的擔心或許不無道理，他們認為女性之間的友誼是婚姻的對手，會抑制女性結婚的願望，尤其是面對不理想的婚姻時。
但是問題的實質是，因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願意将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個足夠喜歡并願意為他改變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愛。
我就是屬于這種情況。
并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樣愛我的朋友了，她們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愛她們，懷念我們曾經有過的點點滴滴。
我雖心懷内疚，但實在無法同樣用心的對待友情和婚姻。
因為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樣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在單身者更多、單身時間更長的今天。
無論是我們的整個人生，還是生命之初的幾十年、離婚或喪偶後的最後歲月，都是我們的朋友幫助我們搬入新居，我們和朋友一起購物和照料寵物，和朋友一起經曆生老病死，有些人還和朋友一起撫養孩子、看着他們長大成人。
然而沒有儀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沒有婚禮，沒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侶關系，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認。
而當友誼遭遇變故——一方搬家、結婚或死亡，沒有離婚協議，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為你療傷，沒有贍養費，甚至沒有人來安慰我們、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正是這些使得女性所講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說裡、在電視和電影中——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
我之所以喜歡《簡·愛》，部分也是因為其中有簡和罹患肺結核的不幸姑娘海倫·伯恩斯（HelenBurns）之間的友誼，使得她在寄宿學校的生活不至于孤獨；我喜歡安妮·雪莉（Anne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為安妮·雪莉視她的同學戴安娜·巴裡（DianaBarry）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并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認真地考慮互相發誓永不結婚，我們要相伴到老永遠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麼是女性友誼，以及這些陪伴我們、猶如親人的單身女性的生活狀況：告訴未婚女性，她們的人生也是真實和豐滿的，也有精彩動人的故事。
流行文化中的“那個女孩” 海倫·格利·布朗（HelenGurley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廣告文案一職的印第安女子，雖然她和後來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組織毫無聯系，但是1962年，40歲的她出版了一本紅極一時的暢銷書，這本稍顯劣質的平裝書從影響力來說，雖遠不及第二年發表的《女性的奧秘》，但是它講到了被弗裡丹幾乎忽略的一個問題。
這本題為《單身女孩與性》（SexandtheSingleGirl）的書，是為未婚女性進行性探索而寫的性愛指南，語言直白而坦誠。
書中認為單身女性的主要任務是為自己尋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說，在這條路上，女性同時應該享樂，應該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覺。
布朗寫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種在什麼年齡做什麼事（如結婚）、什麼時間該放縱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觀念，而是利用這些時間，不再羞澀，不再自憐，去做一些有創造性、有建設性的事情……我想單身女孩的困難就已經克服了一半。
”她說單身時代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那是你有時間、有自由去冒險的時候”，她對婚姻持實用主義的觀點，稱婚姻是“給人生最艱難的時段買的保險”。
該書當時在主流媒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後來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合辦《單身女性》雜志的蕾蒂·科汀·波格萊賓——那時候她60歲出頭，是負責推廣該書的出版宣傳主管。
她說她第一次讀到書稿時就想，“真是太棒了，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别的書向讀者展現20世紀未婚女性的生活。
羅納·賈夫（Rona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Bestof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飙突進式的小說，講述一名從事神職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瑪麗·麥卡錫（MaryMcCarthy）的《團體》（TheGroup）（1963），講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寫她們在性、避孕、同性戀問題、強奸問題、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面的矛盾。
諾曼·梅勒（NormanMailer）對《團體》一書很是不屑，顯然就像每個時代裡都有的、被強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譏諷作者是“蠢婆娘……到頭
尼科爾斯同意了，但是納西卻沒有将信燒毀，感謝她對曆史做出了貢獻。
不到一年後，曾經寫信給納西說“女人成為妻子是一件莊嚴、奇異而又危險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歲那年（很可能是在懷孕期間）因病離世。
[12] 婚姻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傷害着女性的友誼。
薩拉·斯泰德曼（SarahSteadman）是猶他州弗納爾城的一名中學老師，29歲。
她說起了對于許多朋友早婚的複雜心情。
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猶他州，那些和她一樣的摩門教信徒，都年紀輕輕就結婚成家，使得該州的結婚年齡成為全國最低。
薩拉的中學好友在20歲出頭的年齡就結婚了，當時薩拉為她感到非常高興。
“我很喜歡那家夥，可以說他們倆是我一手撮合的。
”但是她又說，“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覺就像我生命中已經失去了她一樣。
雖然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了，完全不可能了，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歲那年，兩個最要好、最親近的朋友在幾個月裡相繼結婚，那是我感覺最糟糕的一段時間。
在其中一人的婚禮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給她的留言，說她非常慶幸“她們一起邁出這共同的一步”。
我當時看到這個留言頓時覺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記。
我們三人就像一個鐵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
各自有着不同的事業和理想，我們喜歡的風格、我們的想法和對性愛的口味也不盡相同。
沒錯，現在正好她們兩人都結婚了而我依舊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她們有什麼特别相似的經曆，她們的戀愛過程、伴侶，甚至婚禮都很不一樣。
但是這句留言卻讓我猛然醒悟，也許我依然是她們的同齡人、她們的知己、她們的社會同侪、她們的鄰居好友，但是這“共同的一步”喚醒了我，我忽然意識到，也許她們認為從今往後，我們便是兩種不太一樣的人了。
艾略特·霍爾特（ElliottHolt）是華盛頓的一名小說家。
她有兩個姐妹，上的是女子學校，她說和她關系最親的都是女性。
她回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她和朋友們一星期見面好幾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
等到大家都30多歲的時候，好朋友就接二連三地脫單，開始存錢買房、生兒育女，她們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面了。
現在她40歲了，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侶和孩子，能三四個月見一次就很不錯了。
她說，“我感覺自己完全和她們脫節了，可我是那樣地愛着她們！” 作為朋友圈裡唯一的一個單身女性，艾略特說：“我總是開玩笑說，我就像個外國交換生：我和她們說着同樣的語言，我有侄女，也參加别人的婚禮，可我還是覺得落單了”。
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請她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邀請越來越少。
她覺得可能是朋友意識到自己談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進這些話題。
但是在她看來，她們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
承認不知道自己屬于哪裡，但又不能讓自己聽上去像個找不到伴的怨女，這是很難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個前男友聊過，他說她需要多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歲的老人了。
她也真的去嘗試了。
有次出差到紐約，一幫年輕姑娘邀請她一起出去玩，她說那次玩得非常開心，“到了十一點半，她們說要換個地方接着玩兒，好像夜生活剛剛開始，不到淩晨兩點不會結束的樣子”。
她頓時覺得她們之間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時候還是尼克松在當總統，”她說：“她們出去抽煙的時候我就想，‘天哪，你們還抽煙！我的朋友到29歲都戒了！’我喝了一兩杯，又累又醉。
”後來她就先回去了。
薩拉回來了 薩拉搬去波士頓六個月以後，她又回來了。
她回來有多種原因，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艱難決定。
一方面是因為她是為男友去的波士頓，但是和男友的關系并不如意。
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觀的朋友所說的那樣：她所離開的紐約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對她來說很重要。
她是為了自己回來的。
這真是太棒了。
雖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難過，但是也慶幸她又獨自建立起順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彌補過去。
她回來我太高興了。
但是朋友之間的關系，就跟婚姻一樣不知不覺中就有了隔閡，也會像情人之間一樣裂縫越來越大。
我和薩拉依然非常親密，我們還會像以往那樣一起聊天、喝酒、看頒獎典禮，也會一起旅行。
但也許是因為她一邊傷痛未愈，一邊還要在紐約重建生活，同時也不願簡單地回到過去的生活模式；也許是因為我在經曆了之前的離别之痛後，也不願再像從前那樣完全地投入，我們之間的關系再也無法順利和輕松如初了。
薩拉回來幾年後，我開始戀愛了。
忽然之間，我不能像以前那樣每周好幾個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為我遇見了一個男人——人生中第一個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們很難做到同時保持朋友間和夫妻間的親密關系。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19世紀的女性是幸運的，因為她們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離在一個從屬、壓抑的性别等級當中。
然而正是這樣，她們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繼續保持密切聯系，因為相比之下，她們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靈上與她們進行更有趣的交流（當然，也有像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内爾·納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樣，無愛的婚姻也可能會限制通信自由）。
在我和達瑞斯（Darius）相愛的那個時候，我很驚訝自己一心隻想和他厮守，根本沒有時間像以前那樣和朋友一起活動。
我不能經常在下班後和薩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傑拉爾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飯，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閑聊過往一周裡中所發生的事。
這些事我都沒法做了，因為如果我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時間和我所愛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變化是，我竟然還想和這家夥做愛。
一旦我和朋友之間少了經常的交流，我們就不再那樣輕松随意了，那種相知相契、同舟共濟和友情至上的感覺也開始漸漸消散。
20世紀初有些人的擔心或許不無道理，他們認為女性之間的友誼是婚姻的對手，會抑制女性結婚的願望，尤其是面對不理想的婚姻時。
但是問題的實質是，因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願意将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個足夠喜歡并願意為他改變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愛。
我就是屬于這種情況。
并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樣愛我的朋友了，她們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愛她們，懷念我們曾經有過的點點滴滴。
我雖心懷内疚，但實在無法同樣用心的對待友情和婚姻。
因為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樣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在單身者更多、單身時間更長的今天。
無論是我們的整個人生，還是生命之初的幾十年、離婚或喪偶後的最後歲月，都是我們的朋友幫助我們搬入新居，我們和朋友一起購物和照料寵物，和朋友一起經曆生老病死，有些人還和朋友一起撫養孩子、看着他們長大成人。
然而沒有儀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沒有婚禮，沒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侶關系，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認。
而當友誼遭遇變故——一方搬家、結婚或死亡，沒有離婚協議，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為你療傷，沒有贍養費，甚至沒有人來安慰我們、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正是這些使得女性所講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說裡、在電視和電影中——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
我之所以喜歡《簡·愛》，部分也是因為其中有簡和罹患肺結核的不幸姑娘海倫·伯恩斯（HelenBurns）之間的友誼，使得她在寄宿學校的生活不至于孤獨；我喜歡安妮·雪莉（Anne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為安妮·雪莉視她的同學戴安娜·巴裡（DianaBarry）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并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認真地考慮互相發誓永不結婚，我們要相伴到老永遠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麼是女性友誼，以及這些陪伴我們、猶如親人的單身女性的生活狀況：告訴未婚女性，她們的人生也是真實和豐滿的，也有精彩動人的故事。
流行文化中的“那個女孩” 海倫·格利·布朗（HelenGurley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廣告文案一職的印第安女子，雖然她和後來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組織毫無聯系，但是1962年，40歲的她出版了一本紅極一時的暢銷書，這本稍顯劣質的平裝書從影響力來說，雖遠不及第二年發表的《女性的奧秘》，但是它講到了被弗裡丹幾乎忽略的一個問題。
這本題為《單身女孩與性》（SexandtheSingleGirl）的書，是為未婚女性進行性探索而寫的性愛指南，語言直白而坦誠。
書中認為單身女性的主要任務是為自己尋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說，在這條路上，女性同時應該享樂，應該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覺。
布朗寫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種在什麼年齡做什麼事（如結婚）、什麼時間該放縱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觀念，而是利用這些時間，不再羞澀，不再自憐，去做一些有創造性、有建設性的事情……我想單身女孩的困難就已經克服了一半。
”她說單身時代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那是你有時間、有自由去冒險的時候”，她對婚姻持實用主義的觀點，稱婚姻是“給人生最艱難的時段買的保險”。
該書當時在主流媒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後來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合辦《單身女性》雜志的蕾蒂·科汀·波格萊賓——那時候她60歲出頭，是負責推廣該書的出版宣傳主管。
她說她第一次讀到書稿時就想，“真是太棒了，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别的書向讀者展現20世紀未婚女性的生活。
羅納·賈夫（Rona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Bestof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飙突進式的小說，講述一名從事神職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瑪麗·麥卡錫（MaryMcCarthy）的《團體》（TheGroup）（1963），講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寫她們在性、避孕、同性戀問題、強奸問題、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面的矛盾。
諾曼·梅勒（NormanMailer）對《團體》一書很是不屑，顯然就像每個時代裡都有的、被強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譏諷作者是“蠢婆娘……到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