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險關系：女性之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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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名男子熱戀、并且可能與他結婚，她在信中談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關系時寫道，“我一度熱戀安娜，當時我有非常強烈的感覺……這種愛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無數的珍寶，并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顆閃光的寶石，照亮了許多人性的黑暗”。
但同時弗勒也認為，雖然“無論男女，同性之間确實可以産生愛情”，但是這種關系“純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級本能的亵渎”。
[10] 史密斯–羅森伯格認為，由于當代人對個體的性沖動有種先入為主的認識，因此長久以來，當我們考察女性友誼的時候，社會政治背景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蓋掉了。
女性關系中性的因素也許對她們本人來說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的真正區别，對于我們研究她們在彼此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知道，在同性戀身份遠比過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間還是會建立起感情濃烈、且常常不避諱身體接觸的關系。
這種感情如果不細究很容易被人理解為同性戀，但事實上她們未必有性的關系。
我在初中的時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會有人說我是“拉拉”。
然而我和朱迪從來都不喜歡像許多其他女孩那樣有過多的身體交流——比如說擁抱或者相互編辮子——我們之間顯然是少女之間純粹的友情。
那時我和朱迪都沒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确定地說，我們沒有不是因為在彼此身上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們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關愛自我，渴望心靈的相通。
如果沒有匹配的愛情來照亮我們，我們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強光互相照射。
我們在生日賀卡上、學校年鑒的留言上、筆記本上寫下長段長段的親密話語，在課間交換。
我們開着隻有我們自己才懂的玩笑，我們讨論海灣戰争，我們一起看《當哈利遇到莎莉》（WhenHarryMetSally），我們會因為其他朋友的闖入而心生嫉妒，甚至興趣的改變也會引起對方的不滿，生怕兩人從此不能像鏡像那樣完全重合。
我們用什麼标準來正确判定“真正的”伴侶關系呢？兩個人必須經常有性的接觸、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侶嗎？他們必須經常互相給予性的滿足、而且互相忠誠嗎？如果按照這些标準來看，那麼，許多異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侶關系。
并非隻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許的戀愛關系，才能夠支撐女性的生活，也并非隻有它們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為她們指引方向，給予她們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對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區别女性伴侶和異性伴侶，那就是在同性關系中，不會有一方單憑性别就自動享有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财富。
“叫嚣的姐妹” 貝蒂娜·陳（BettinaChen）和愛麗絲·布魯克斯（AliceBrooks）一個畢業于加州理工學院，一個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她們是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程學碩士學位的時候相識的。
“那裡女生很少，”陳談到她們一開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對方的時候說，“我們都是理工學院畢業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語言，很投緣。
同時我們也想嘗試為身邊的女性創造更大的空間。
” 兩個女孩的關系變得非常親密，她們經常說起自己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工科圈子裡的遭遇，很想做點什麼将更多的年輕女性吸引到她們那個領域中來，交流各自選擇工程專業的原因。
貝蒂娜說她小時候總是玩哥哥們留下來的樂高和林肯積木，這些都是面向男孩銷售的建築玩具。
而愛麗絲則記得她曾經想要一個芭比娃娃作為聖誕禮物，最後卻得到一把鋸子，她就用那把鋸子自己制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龍。
布魯克斯說，随着友誼的加深，她和貝蒂娜開始一起度假，發現彼此相處融洽，于是想到說不定在事業上有合作的可能。
随後她們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系列面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這不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誕生的公司，它更是為了将更多的女性帶入這個由男人領導的行業中來，而布魯克斯和貝蒂娜這兩位女性正是在這個行業中結識彼此的。
從曆史來看，女性在互相鼓勵和彼此激發中進入了知識領域和公共領域。
在這些幾乎不受男性歡迎、更無平等可言的領域裡，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結伴合作成立“睦鄰之家”、“睦鄰學院”，共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
身為女性的辯護者、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她們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觀點，共同協作，成為婦女選舉權運動和禁酒運動的中流砥柱以及廢奴運動的核心力量。
她們分享工作場所經曆的危險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動了婦女集體勞工訴訟的發展和早期婦女工會的成立。
女性團結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會極大的不安。
19世紀反女權運動的新聞記者伊萊紮·林恩·林頓（ElizaLynnLinton）就将女性團體，尤其是參與争取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那些婦女，稱為“叫嚣的姐妹”。
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剛剛經曆了一個政治和性意識巨變的進步時代，在試圖讓女性重新回歸婚姻的努力中，民衆對女性的友誼再次表示懷疑并進行诋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們擔心女性組織擾亂社會安定。
20世紀20年代，也許不是巧合，大約就在第19條修正案獲得通過的那個時候，“女同性戀”（lesbian）一詞頻繁出現，專指那些關系親密的單身女性。
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在書中提到，20年代末，美國精神分析師“提出警告說，最常見的性變态之一就是少女之間互相戀慕的傾向”，“他們稱，‘這種變态行為對正常的身心發展和婚姻是極大的威脅’”。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會聯盟，鼓勵異性之間通過戀愛進行更加自由的性嘗試。
[11] 為了避免同性結對造成社會動蕩，女性從很小的年齡起就被鼓勵追求男性。
男性也有其自身職責，那就是獲得女人心無旁骛的關注——人們越來越認為男性不僅要有金錢和地位，還要為女性提供她們過去隻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現在這些女性朋友卻成了在男人面前相互争寵的對手。
在諷刺漫畫裡，年輕女性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
她們不再是互相勾結使壞、抱團取暖的傷心戀人——原先她們常以《貝蒂和維羅妮卡》[2]式的、為吸引異性注意逗狠較勁的面貌為人所知。
現如今，女性之間的競争關系可不隻是為男人争風吃醋那麼簡單。
20世紀末期随着為數不多的升職通道的開放，在工廠并肩勞作的工人形象，讓位給了身穿墊肩上裝的職場女強人，她們為了尺寸之柄努力讨好巴結男上司，排擠覺得對自己有威脅的女同事或女下屬。
權力結構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小人物為了争奪難得的晉升機會而激發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間依然很難找到平衡，尤其今天，與我們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為了加薪、跳槽和升職和我們競争。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位女子跟我說起了她在職場上赢過好朋友和她鬧翻的事，她說她的朋友克制不住嫉妒的心理。
“我們和男人争了那麼多年，到頭來還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搶工作。
” 這不僅僅限于工作和男人。
對女性而言，很多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不管是旅遊或美宅之類的奢侈品，還是教育或可靠的兒童托管服務之類的稀缺資源，女性拿着形形色色的東西與同侪比較，繼而抱怨命運不公。
為了改變現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間是激烈競争對手的刻闆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們所謂的“閃光理論”。
“當我們遇見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時，會自然而然地嫉妒她們，”安曾寫道。
她說這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意味着“我們的機會少了”，她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遇到智慧、風度、美貌和職業成就都超過你并令你感到緊張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
和優秀的人在一起不會讓你失色，相反，你會顯得更優秀。
” 婚姻的裂痕 在以前沒有Skype、短信等溝通渠道的時候，女性朋友之間通過書信保持來往。
這些書信不僅讓我們對某些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了大緻的了解，還向我們展示她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觀念。
如果沒有這些書信，她們的生活很可能就會被我們忽視。
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對于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們為婚姻和友情争取空間而付出的努力。
《簡·愛》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愛寫信。
她在38歲的時候接受了她父親的助理牧師亞瑟·貝爾·尼科爾斯（ArthurBellNicholls）的求婚，她并不愛尼科爾斯，但是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她明白嫁給貝爾可以讓她父親“晚年有個好幫手”。
勃朗特不僅向閨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自己決定結婚的時候，她說，“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
我不會有絢麗的人生，不過尼科爾斯先生倒是一個忠于職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純潔，生活簡單……我非常感激他”。
她後來又在另一封信中說，她的婚事加深了她從前對于婚姻的許多疑慮。
“我比過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現實。
我想有許多錯誤觀念在流傳……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邊人結婚的已婚婦女，對此是負有責任的。
就我而言，我隻能以更深的誠意和更實在的意義，再說一遍我過去常說的那句話——相信命運的安排。
” 顯然，勃朗特在婚後明顯感到失去了自由。
“我的時間不再屬于我自己了，”她寫道，“另一個人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做什麼，于是我們做什麼，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确的——隻不過，我有時希望能寫寫信，散散步什麼的。
” 幾個星期以後，勃朗特寫信給好友艾倫·内爾·納西（EllenNellNussey），說她丈夫“剛剛看到這封信，說我寫得太率性了……我并不認為我說了什麼輕率的話——不過你看過後還是把它燒了吧（‘燒’字下面劃了三條線）。
亞瑟說我寫的這些信……非常危險——所以請一定聽從他的建議‘燒了它們’——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來這太好笑了，可亞瑟說他是認真的，從他的表情來看确實是認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裡充滿關切呢”。
後來這樣的關切有增無減。
“親愛的艾倫，”一星期後勃朗特在信中說，“亞瑟說你沒有明确地答應燒我的信……他說你一定要給他一個明确的保證——否則他就要審讀我寫的每一句話，他要當我們的書信審查官……我想你必須做出承諾——至少他是出于對我們的極大關心——不然你就會收到他寫的那樣的信……平鋪直叙，就事論事，不加半點修飾。
” 納西最後終于回複勃朗特的丈夫說：“親愛的尼科爾斯先生，鑒于您
但同時弗勒也認為，雖然“無論男女，同性之間确實可以産生愛情”，但是這種關系“純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級本能的亵渎”。
[10] 史密斯–羅森伯格認為，由于當代人對個體的性沖動有種先入為主的認識，因此長久以來，當我們考察女性友誼的時候，社會政治背景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蓋掉了。
女性關系中性的因素也許對她們本人來說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的真正區别，對于我們研究她們在彼此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知道，在同性戀身份遠比過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間還是會建立起感情濃烈、且常常不避諱身體接觸的關系。
這種感情如果不細究很容易被人理解為同性戀，但事實上她們未必有性的關系。
我在初中的時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會有人說我是“拉拉”。
然而我和朱迪從來都不喜歡像許多其他女孩那樣有過多的身體交流——比如說擁抱或者相互編辮子——我們之間顯然是少女之間純粹的友情。
那時我和朱迪都沒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确定地說，我們沒有不是因為在彼此身上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們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關愛自我，渴望心靈的相通。
如果沒有匹配的愛情來照亮我們，我們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強光互相照射。
我們在生日賀卡上、學校年鑒的留言上、筆記本上寫下長段長段的親密話語，在課間交換。
我們開着隻有我們自己才懂的玩笑，我們讨論海灣戰争，我們一起看《當哈利遇到莎莉》（WhenHarryMetSally），我們會因為其他朋友的闖入而心生嫉妒，甚至興趣的改變也會引起對方的不滿，生怕兩人從此不能像鏡像那樣完全重合。
我們用什麼标準來正确判定“真正的”伴侶關系呢？兩個人必須經常有性的接觸、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侶嗎？他們必須經常互相給予性的滿足、而且互相忠誠嗎？如果按照這些标準來看，那麼，許多異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侶關系。
并非隻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許的戀愛關系，才能夠支撐女性的生活，也并非隻有它們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為她們指引方向，給予她們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對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區别女性伴侶和異性伴侶，那就是在同性關系中，不會有一方單憑性别就自動享有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财富。
“叫嚣的姐妹” 貝蒂娜·陳（BettinaChen）和愛麗絲·布魯克斯（AliceBrooks）一個畢業于加州理工學院，一個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她們是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程學碩士學位的時候相識的。
“那裡女生很少，”陳談到她們一開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對方的時候說，“我們都是理工學院畢業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語言，很投緣。
同時我們也想嘗試為身邊的女性創造更大的空間。
” 兩個女孩的關系變得非常親密，她們經常說起自己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工科圈子裡的遭遇，很想做點什麼将更多的年輕女性吸引到她們那個領域中來，交流各自選擇工程專業的原因。
貝蒂娜說她小時候總是玩哥哥們留下來的樂高和林肯積木，這些都是面向男孩銷售的建築玩具。
而愛麗絲則記得她曾經想要一個芭比娃娃作為聖誕禮物，最後卻得到一把鋸子，她就用那把鋸子自己制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龍。
布魯克斯說，随着友誼的加深，她和貝蒂娜開始一起度假，發現彼此相處融洽，于是想到說不定在事業上有合作的可能。
随後她們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系列面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這不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誕生的公司，它更是為了将更多的女性帶入這個由男人領導的行業中來，而布魯克斯和貝蒂娜這兩位女性正是在這個行業中結識彼此的。
從曆史來看，女性在互相鼓勵和彼此激發中進入了知識領域和公共領域。
在這些幾乎不受男性歡迎、更無平等可言的領域裡，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結伴合作成立“睦鄰之家”、“睦鄰學院”，共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
身為女性的辯護者、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她們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觀點，共同協作，成為婦女選舉權運動和禁酒運動的中流砥柱以及廢奴運動的核心力量。
她們分享工作場所經曆的危險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動了婦女集體勞工訴訟的發展和早期婦女工會的成立。
女性團結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會極大的不安。
19世紀反女權運動的新聞記者伊萊紮·林恩·林頓（ElizaLynnLinton）就将女性團體，尤其是參與争取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那些婦女，稱為“叫嚣的姐妹”。
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剛剛經曆了一個政治和性意識巨變的進步時代，在試圖讓女性重新回歸婚姻的努力中，民衆對女性的友誼再次表示懷疑并進行诋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們擔心女性組織擾亂社會安定。
20世紀20年代，也許不是巧合，大約就在第19條修正案獲得通過的那個時候，“女同性戀”（lesbian）一詞頻繁出現，專指那些關系親密的單身女性。
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Coontz）在書中提到，20年代末，美國精神分析師“提出警告說，最常見的性變态之一就是少女之間互相戀慕的傾向”，“他們稱，‘這種變态行為對正常的身心發展和婚姻是極大的威脅’”。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會聯盟，鼓勵異性之間通過戀愛進行更加自由的性嘗試。
[11] 為了避免同性結對造成社會動蕩，女性從很小的年齡起就被鼓勵追求男性。
男性也有其自身職責，那就是獲得女人心無旁骛的關注——人們越來越認為男性不僅要有金錢和地位，還要為女性提供她們過去隻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現在這些女性朋友卻成了在男人面前相互争寵的對手。
在諷刺漫畫裡，年輕女性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
她們不再是互相勾結使壞、抱團取暖的傷心戀人——原先她們常以《貝蒂和維羅妮卡》[2]式的、為吸引異性注意逗狠較勁的面貌為人所知。
現如今，女性之間的競争關系可不隻是為男人争風吃醋那麼簡單。
20世紀末期随着為數不多的升職通道的開放，在工廠并肩勞作的工人形象，讓位給了身穿墊肩上裝的職場女強人，她們為了尺寸之柄努力讨好巴結男上司，排擠覺得對自己有威脅的女同事或女下屬。
權力結構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小人物為了争奪難得的晉升機會而激發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間依然很難找到平衡，尤其今天，與我們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為了加薪、跳槽和升職和我們競争。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位女子跟我說起了她在職場上赢過好朋友和她鬧翻的事，她說她的朋友克制不住嫉妒的心理。
“我們和男人争了那麼多年，到頭來還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搶工作。
” 這不僅僅限于工作和男人。
對女性而言，很多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不管是旅遊或美宅之類的奢侈品，還是教育或可靠的兒童托管服務之類的稀缺資源，女性拿着形形色色的東西與同侪比較，繼而抱怨命運不公。
為了改變現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間是激烈競争對手的刻闆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們所謂的“閃光理論”。
“當我們遇見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時，會自然而然地嫉妒她們，”安曾寫道。
她說這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意味着“我們的機會少了”，她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遇到智慧、風度、美貌和職業成就都超過你并令你感到緊張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
和優秀的人在一起不會讓你失色，相反，你會顯得更優秀。
” 婚姻的裂痕 在以前沒有Skype、短信等溝通渠道的時候，女性朋友之間通過書信保持來往。
這些書信不僅讓我們對某些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了大緻的了解，還向我們展示她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觀念。
如果沒有這些書信，她們的生活很可能就會被我們忽視。
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對于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們為婚姻和友情争取空間而付出的努力。
《簡·愛》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愛寫信。
她在38歲的時候接受了她父親的助理牧師亞瑟·貝爾·尼科爾斯（ArthurBellNicholls）的求婚，她并不愛尼科爾斯，但是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她明白嫁給貝爾可以讓她父親“晚年有個好幫手”。
勃朗特不僅向閨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自己決定結婚的時候，她說，“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
我不會有絢麗的人生，不過尼科爾斯先生倒是一個忠于職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純潔，生活簡單……我非常感激他”。
她後來又在另一封信中說，她的婚事加深了她從前對于婚姻的許多疑慮。
“我比過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現實。
我想有許多錯誤觀念在流傳……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邊人結婚的已婚婦女，對此是負有責任的。
就我而言，我隻能以更深的誠意和更實在的意義，再說一遍我過去常說的那句話——相信命運的安排。
” 顯然，勃朗特在婚後明顯感到失去了自由。
“我的時間不再屬于我自己了，”她寫道，“另一個人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做什麼，于是我們做什麼，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确的——隻不過，我有時希望能寫寫信，散散步什麼的。
” 幾個星期以後，勃朗特寫信給好友艾倫·内爾·納西（EllenNellNussey），說她丈夫“剛剛看到這封信，說我寫得太率性了……我并不認為我說了什麼輕率的話——不過你看過後還是把它燒了吧（‘燒’字下面劃了三條線）。
亞瑟說我寫的這些信……非常危險——所以請一定聽從他的建議‘燒了它們’——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來這太好笑了，可亞瑟說他是認真的，從他的表情來看确實是認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裡充滿關切呢”。
後來這樣的關切有增無減。
“親愛的艾倫，”一星期後勃朗特在信中說，“亞瑟說你沒有明确地答應燒我的信……他說你一定要給他一個明确的保證——否則他就要審讀我寫的每一句話，他要當我們的書信審查官……我想你必須做出承諾——至少他是出于對我們的極大關心——不然你就會收到他寫的那樣的信……平鋪直叙，就事論事，不加半點修飾。
” 納西最後終于回複勃朗特的丈夫說：“親愛的尼科爾斯先生，鑒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