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險關系：女性之間的友誼
關燈
小
中
大
來為她關上運輸車的大門，和她擁抱告别，目送她驅車離去。
她走了，留我獨自生活，想到這裡我哭了。
我心裡非常清楚薩拉是應該走的。
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們都希望彼此不僅能擁有深厚的友誼、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時光，還能從愛情和性伴侶那裡得到溫暖而實用的關系。
我們倆也都清楚地知道我們渴望愛，渴望來自愛情的承諾，渴望家庭的美好。
那個時候我就想，如要實現這一切，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棄獨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薩拉的友情，以及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侶之前的替代品或臨時組合，但也不能否認，我們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和維持我們的親密關系——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愛人教會我們處世之道的這些年裡，我們學會分享，學會吵架後互相妥協和溝通，學會克服嫉妒、打發無聊時光。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使對方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侶建立健康幸福的聯合。
友情使薩拉和男友的關系成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軌道，然後不可避免地和它脫離，獨自哀傷。
我之所以能夠對艾米娜所講的安離開她投奔男友的故事産生共鳴，是因為薩拉的離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遠遠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傷心。
很久以前我寫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AretheNew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當時的悲痛心情——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寫這樣一本書。
我在書中說，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裡成長，我們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單，我們可以成為彼此實際意義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訴說，這位長我十歲、三十好幾仍舊單身的生活導師一向悲觀，但是沒想到這次她卻安慰我說：“放心吧，她會回來的。
”我說，哦，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但那不一樣。
可我這位朋友卻更加肯定地說：“不，她會回來的，她的生活在這裡。
” 我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麼如此有把握地認為薩拉會回來。
薩拉怎麼可能回來呢？很早以前我就從勞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還有喬·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我太清楚這一點了。
命中的安排也許可以推延，但婚姻終究還是女人的最終目的地，它就像牽引光束一樣，終會将我們全都吸引過去。
可以說，我和薩拉的故事結束了。
她是我的人 安走後，艾米娜的悲傷久久不散，她重新開始做心理治療，因為“可以說話的人走了”。
同時她感到自己在華盛頓的關系網絡也散了，因此打算離開這個城市。
“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說，“沒有她，華盛頓對我來說也沒有了意義。
” 安在洛杉矶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對這個新的城市也漸漸産生了感情，要她回到東部幾乎是不可能了。
艾米娜想起了她們倆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車牌，她對新家的喜歡溢于言表。
艾米娜記得她對安說：“看到你愛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的心在變大。
” 一對情侶，若是一方在别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兩人會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歡南方，那麼他們通常會協商去哪裡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們被教導的那樣，在我們的成人生活中，我們不應将朋友列入最難解的邏輯等式，不可以、也不應該圍繞友情來建設我們的生活，相反，我們生活的中心應該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還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确實包含了對未來的打算。
她們讨論過搬家，“這種分處兩地的關系讓我感到非常疲憊，不久我們當中會有一個搬到另一個那裡去，”艾米娜說。
安也認同這個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難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裡也不現實。
2013年，艾米娜搬到紐約，那是安最不喜歡的城市，她們盡量六個星期見一次面，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給她發短信，”安說，“如果她哪天沒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為我已經死了。
”有一年安帶領一個團隊，她非常謹慎，從來不和同事說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說，“他們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讓我同事知道安，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說，“大家都隻說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讓他們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甚至沒想過說她是我好朋友，因為安對我來說遠遠不止是好朋友。
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個人，她是我的人。
” 雖然艾米娜說“我的人”這個說法，和電視劇《實習醫生格蕾》（Grey’sAnatomy）并無聯系，但那正是這部劇裡使用的語言。
劇中最主要的人物線索是外科醫生梅雷迪斯和克裡斯汀娜之間的友情，兩人之間不是性關系，而是彼此深愛着的友誼。
她們倆都是強悍的人，經常吵架、互相較勁，卻同睡一張床、同喝一瓶酒，她們都不喜歡擁抱，不喜歡廉價的情感，對工作和愛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親昵、獨占性地互稱“我的人”。
《實習醫生格蕾》是珊達·萊梅斯（ShondaRhimes）的作品，這位多産的作家執導過形形色色的女性電視劇，因此她的娛樂王國常常被人稱為“珊達鄉”（Shondaland）——一個幻想中的女性權力世界。
萊梅斯是一名有三個孩子的未婚媽媽。
長久以來，女性之間這種彼此相屬的親密關系在社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傳統婚姻家庭關系之外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
學者莎倫·法默（SharonFarmer）曾經寫道，在中世紀的巴黎，“單身女子有時可以從其他無婚戀女性的友誼中得到生活、經濟和情感上的幫助”。
[3]她還指出，在巴黎的稅務記錄中，有證據表明，在13、14世紀的時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稅了。
未婚女性的親密關系非常醒目，以緻兩個女子之間的堅固友誼（經常還有床伴關系）常常出現在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設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夢》的女主人公海倫娜，她稱她和赫米娅有着人與人之間那種“古老的愛”，她們是“結在同一莖上的兩顆可愛的果實，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我們的心卻連在一起”。
在19世紀的美國，西進運動造成東部地區大量男子流失，女性與男性締結婚姻的概率降低，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結成家庭伴侶關系的現象，俗稱“波士頓婚姻”（Bostonmarriages）。
随着寄宿學校和女子學院中年輕姑娘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她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也得到了認同，甚至這種關系還專門有個表述，叫她們“有戲”（theywere“smashed”）。
正如貝琪·伊瑟列所寫，父母是贊同女伴關系的，他們認為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這種關系一旦形成，她們可以互相教會對方信任、忠誠、寬容和忍耐”。
伊瑟列指出，她們彼此在實踐中培養這些品質，對于今後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從未在丈夫身上找到這種感覺”。
學者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愛與儀式：19世紀的美國女性關系》（“TheFemaleWorldofLoveandRitual:RelationsBetweenWomenin19thCenturyAmerica”）中寫道，女性關系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幾個世紀男女世界兩極分化決定的，造成了她所謂的“男女之間的情感隔離”。
[4] 在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工廠宿舍裡，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長的過程中互相指引，在戀愛和結婚生子的過程中形成親密的關系，正如史密斯–羅森伯格所言，她們“在情感上互相親近”。
那些在單性别環境下長大、接受教育和處世訓練的男女結成夫妻後，“雙方都必須做出改變，以适應與另一個人的共同生活，而這另一個人，從本質上說是來自完全不同的群體”[5]。
史密斯–羅森伯格在文章中寫道，“女性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主要特點是親密、自由的情感表達，身體接觸不受約束，而男女之間的關系則往往相反”。
在過去，結婚主要是出于财務和社會角度的考慮，人們想從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樂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滿足。
那個時候常常是友誼給了女性關心和親情，她們和朋友進行心靈溝通，讨論政治觀點。
這種關系在女性生活中至關重要，即使在一方或雙方成家之後，她們之間的情誼也會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
婚後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會在同性關系中尋找丈夫無法給予的東西。
正如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CadyStanton），這位忠于婚姻的妻子和五個孩子的母親，在說到她的女伴蘇珊·安東尼時說，“我們的生活、目标和經曆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一旦分開，我們就會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尋找現實生活和内心深處滿足感的，不僅僅是女性。
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煙草種植園裡共同生活，人們稱之為“夥伴”。
[6]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約書亞·斯皮德（Joshua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緻信給斯皮德說，“我想做你朋友的願望是永遠不變的”[7]。
而根據《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的報道，加菲爾德總統（JamesGarfield）和他的大學好友哈利·羅茲（HarryRhodes）也情深意笃，他曾經寫信說“我願我們能夠清醒地相擁着度過一個不眠的長夜”。
[8] 同性朋友之間的親密語言、床頭的肌膚相親，在許多現代人看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同性戀行為。
有些當然是确定無疑的，然而，同性戀作為一種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紀初才出現的，所以現在很難回頭去評判，當時許多同性之間那些有身體接觸的親密關系。
當然，也有女性不僅承認而且公開表明自己對某個同性的鐘情和生活上的依戀。
改革家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Willard）一生隻和女子相愛并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發表的自傳中寫道，“女子與女子相愛的現象與日俱增……等到每個能幹而謹慎的女人都有能力體面地養活自己的時候，每個村子都會出現‘兩人暗結同心’的現象，而且這兩個人均為女性”[9]。
另有一些人試圖強調生理沖動和愛的沖動這兩者之間的區别。
先驗主義作家、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弗勒（MargaretFuller）曾和卡羅琳·斯特吉斯（CarolineSturgis）保持着長久的書信友誼，晚年她
她走了，留我獨自生活，想到這裡我哭了。
我心裡非常清楚薩拉是應該走的。
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們都希望彼此不僅能擁有深厚的友誼、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時光，還能從愛情和性伴侶那裡得到溫暖而實用的關系。
我們倆也都清楚地知道我們渴望愛，渴望來自愛情的承諾，渴望家庭的美好。
那個時候我就想，如要實現這一切，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棄獨立的生活。
我并不想把我和薩拉的友情，以及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侶之前的替代品或臨時組合，但也不能否認，我們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和維持我們的親密關系——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愛人教會我們處世之道的這些年裡，我們學會分享，學會吵架後互相妥協和溝通，學會克服嫉妒、打發無聊時光。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使對方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侶建立健康幸福的聯合。
友情使薩拉和男友的關系成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将太空梭送入了軌道，然後不可避免地和它脫離，獨自哀傷。
我之所以能夠對艾米娜所講的安離開她投奔男友的故事産生共鳴，是因為薩拉的離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遠遠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傷心。
很久以前我寫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AretheNew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當時的悲痛心情——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寫這樣一本書。
我在書中說，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裡成長，我們的成年生活并不孤單，我們可以成為彼此實際意義上的配偶。
我哭着向另一位朋友訴說，這位長我十歲、三十好幾仍舊單身的生活導師一向悲觀，但是沒想到這次她卻安慰我說：“放心吧，她會回來的。
”我說，哦，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但那不一樣。
可我這位朋友卻更加肯定地說：“不，她會回來的，她的生活在這裡。
” 我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麼如此有把握地認為薩拉會回來。
薩拉怎麼可能回來呢？很早以前我就從勞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還有喬·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我太清楚這一點了。
命中的安排也許可以推延，但婚姻終究還是女人的最終目的地，它就像牽引光束一樣，終會将我們全都吸引過去。
可以說，我和薩拉的故事結束了。
她是我的人 安走後，艾米娜的悲傷久久不散，她重新開始做心理治療，因為“可以說話的人走了”。
同時她感到自己在華盛頓的關系網絡也散了，因此打算離開這個城市。
“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說，“沒有她，華盛頓對我來說也沒有了意義。
” 安在洛杉矶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對這個新的城市也漸漸産生了感情，要她回到東部幾乎是不可能了。
艾米娜想起了她們倆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車牌，她對新家的喜歡溢于言表。
艾米娜記得她對安說：“看到你愛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的心在變大。
” 一對情侶，若是一方在别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兩人會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歡南方，那麼他們通常會協商去哪裡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們被教導的那樣，在我們的成人生活中，我們不應将朋友列入最難解的邏輯等式，不可以、也不應該圍繞友情來建設我們的生活，相反，我們生活的中心應該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還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确實包含了對未來的打算。
她們讨論過搬家，“這種分處兩地的關系讓我感到非常疲憊，不久我們當中會有一個搬到另一個那裡去，”艾米娜說。
安也認同這個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難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裡也不現實。
2013年，艾米娜搬到紐約，那是安最不喜歡的城市，她們盡量六個星期見一次面，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給她發短信，”安說，“如果她哪天沒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為我已經死了。
”有一年安帶領一個團隊，她非常謹慎，從來不和同事說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說，“他們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讓我同事知道安，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說，“大家都隻說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讓他們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甚至沒想過說她是我好朋友，因為安對我來說遠遠不止是好朋友。
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個人，她是我的人。
” 雖然艾米娜說“我的人”這個說法，和電視劇《實習醫生格蕾》（Grey’sAnatomy）并無聯系，但那正是這部劇裡使用的語言。
劇中最主要的人物線索是外科醫生梅雷迪斯和克裡斯汀娜之間的友情，兩人之間不是性關系，而是彼此深愛着的友誼。
她們倆都是強悍的人，經常吵架、互相較勁，卻同睡一張床、同喝一瓶酒，她們都不喜歡擁抱，不喜歡廉價的情感，對工作和愛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親昵、獨占性地互稱“我的人”。
《實習醫生格蕾》是珊達·萊梅斯（ShondaRhimes）的作品，這位多産的作家執導過形形色色的女性電視劇，因此她的娛樂王國常常被人稱為“珊達鄉”（Shondaland）——一個幻想中的女性權力世界。
萊梅斯是一名有三個孩子的未婚媽媽。
長久以來，女性之間這種彼此相屬的親密關系在社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傳統婚姻家庭關系之外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
學者莎倫·法默（SharonFarmer）曾經寫道，在中世紀的巴黎，“單身女子有時可以從其他無婚戀女性的友誼中得到生活、經濟和情感上的幫助”。
[3]她還指出，在巴黎的稅務記錄中，有證據表明，在13、14世紀的時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稅了。
未婚女性的親密關系非常醒目，以緻兩個女子之間的堅固友誼（經常還有床伴關系）常常出現在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設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夢》的女主人公海倫娜，她稱她和赫米娅有着人與人之間那種“古老的愛”，她們是“結在同一莖上的兩顆可愛的果實，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我們的心卻連在一起”。
在19世紀的美國，西進運動造成東部地區大量男子流失，女性與男性締結婚姻的概率降低，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結成家庭伴侶關系的現象，俗稱“波士頓婚姻”（Bostonmarriages）。
随着寄宿學校和女子學院中年輕姑娘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她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也得到了認同，甚至這種關系還專門有個表述，叫她們“有戲”（theywere“smashed”）。
正如貝琪·伊瑟列所寫，父母是贊同女伴關系的，他們認為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這種關系一旦形成，她們可以互相教會對方信任、忠誠、寬容和忍耐”。
伊瑟列指出，她們彼此在實踐中培養這些品質，對于今後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從未在丈夫身上找到這種感覺”。
學者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愛與儀式：19世紀的美國女性關系》（“TheFemaleWorldofLoveandRitual:RelationsBetweenWomenin19thCenturyAmerica”）中寫道，女性關系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幾個世紀男女世界兩極分化決定的，造成了她所謂的“男女之間的情感隔離”。
[4] 在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工廠宿舍裡，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長的過程中互相指引，在戀愛和結婚生子的過程中形成親密的關系，正如史密斯–羅森伯格所言，她們“在情感上互相親近”。
那些在單性别環境下長大、接受教育和處世訓練的男女結成夫妻後，“雙方都必須做出改變，以适應與另一個人的共同生活，而這另一個人，從本質上說是來自完全不同的群體”[5]。
史密斯–羅森伯格在文章中寫道，“女性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主要特點是親密、自由的情感表達，身體接觸不受約束，而男女之間的關系則往往相反”。
在過去，結婚主要是出于财務和社會角度的考慮，人們想從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樂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滿足。
那個時候常常是友誼給了女性關心和親情，她們和朋友進行心靈溝通，讨論政治觀點。
這種關系在女性生活中至關重要，即使在一方或雙方成家之後，她們之間的情誼也會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
婚後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會在同性關系中尋找丈夫無法給予的東西。
正如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CadyStanton），這位忠于婚姻的妻子和五個孩子的母親，在說到她的女伴蘇珊·安東尼時說，“我們的生活、目标和經曆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一旦分開，我們就會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尋找現實生活和内心深處滿足感的，不僅僅是女性。
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煙草種植園裡共同生活，人們稱之為“夥伴”。
[6]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約書亞·斯皮德（Joshua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緻信給斯皮德說，“我想做你朋友的願望是永遠不變的”[7]。
而根據《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的報道，加菲爾德總統（JamesGarfield）和他的大學好友哈利·羅茲（HarryRhodes）也情深意笃，他曾經寫信說“我願我們能夠清醒地相擁着度過一個不眠的長夜”。
[8] 同性朋友之間的親密語言、床頭的肌膚相親，在許多現代人看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同性戀行為。
有些當然是确定無疑的，然而，同性戀作為一種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紀初才出現的，所以現在很難回頭去評判，當時許多同性之間那些有身體接觸的親密關系。
當然，也有女性不僅承認而且公開表明自己對某個同性的鐘情和生活上的依戀。
改革家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Willard）一生隻和女子相愛并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發表的自傳中寫道，“女子與女子相愛的現象與日俱增……等到每個能幹而謹慎的女人都有能力體面地養活自己的時候，每個村子都會出現‘兩人暗結同心’的現象，而且這兩個人均為女性”[9]。
另有一些人試圖強調生理沖動和愛的沖動這兩者之間的區别。
先驗主義作家、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弗勒（MargaretFuller）曾和卡羅琳·斯特吉斯（CarolineSturgis）保持着長久的書信友誼，晚年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