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險關系：女性之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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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兩名華盛頓女子應邀參加《绯聞女孩》（GossipGirl）的觀摩聚會。
安·弗裡德曼（AnnFriedman）那年27歲，她帶着男友同來；艾米娜托·索烏（AminatouSow）那年24歲，穿了一件專門為這次聚會準備的襯衣，上面印有“Chuck+Blair”——劇中的兩名性感主角。
她們一見面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個能說會道又風趣的高個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簡稱）說她隻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尋找的那個人。
那天晚上聚會結束的時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這邊走來，可是他們沒有。
“那天我非常傷心，”艾米娜說。
但是她回到家裡發現安已經在Facebook上加她為好友，那個時候她就知道，她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許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這兩名女子又同時被邀請去參加另外一個活動。
此後她們就開始經常一起出去玩，并發現她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流行文化和時裝。
安是記者，艾米娜是一名數字策略師，為了相互之間增進了解，她們創建了一個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記錄她們對文學、政治和時尚的癡迷。
“我們很有共同語言，”艾米娜說。
“我們的關系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單獨采訪中，安也這麼承認。
雖然她們之間不是性的關系，但是這樣的一見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
安說，她從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卻又從男人那裡得不到的東西，促進我變得更好，又不會常常顯出對我的失望”。
沒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請教情感、個人問題和工作問題，讓她給予幫助和建議。
“這些問題别人都說問男朋友，可我都是問艾米娜，”安說。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說男人是能夠讓我們人生圓滿的人，因此我們要和男人之間形成那種能夠影響我們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間也可以結成同樣的關系，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視的事實之一。
女性之間的友情長久以來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
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于經濟上的考慮或社會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
但是如果機緣未現，沒有婚姻指導她們情感和心靈的成長，同性朋友就是為她們帶來慰藉的親密夥伴。
如今，雖然婚姻從理論上來說比過去更能讓人得到心靈上的滿足，但是随着現代人的晚婚趨勢，女性發現她們并非一定要通過和男人攜手，或者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才能成長和塑造自己，才能構築夢想和樹立人生目标。
相反，她們還可以和同樣是女性的其他人——她們的女性朋友——并肩奮鬥，實現自我。
艾米娜托·索烏出生于幾内亞，父親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親是幾内亞首批獲得工科學位的女性之一。
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亞、比利時和法國長大，後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上大學。
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為母親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時照顧父親和兄弟姐妹，但是沒多久就又回到美國工作。
九個月後，她以躲避割禮為由提出的庇護申請獲得批準，留在了美國。
安·弗裡德曼在艾奧瓦州東部長大，畢業于密蘇裡大學，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這樣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裡長大，”艾米娜說，“而安是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女孩，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我們有許多互補的地方，也存在許多分歧。
” 她們共同的地方在于，兩者都主張個人的獨立，并且身體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對不是通過包辦婚姻而是因為兩情相悅結婚的。
她的祖父有三個妻子，二十一個孩子，對于來自這樣一個家庭的她來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獨居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她說，單身生活根本“不屬于我來自的世界，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的事”。
她是家族中第一個自己掙錢、單獨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為朋友幾個月之後，就和她一同參加《绯聞女孩》聚會的那個男朋友分道揚镳。
成年之後終又單身，這樣的狀态給了她極大的滿足。
她說，這主要是因為在她正式恢複單身後的那幾年裡，她發現友誼至關重要。
“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有過愛情，也沒發生過性關系，甚至沒有男人接近過，”她說。
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們所謂的“被選中的家人”。
“我不隻是從女權主義角度或學術層面來說，”安解釋說，“我想說的是，如果你選擇在一個人身上投資，那麼你對她投入越多，她也會對你投入越多，這是感情上的一種維系。
”這個觀點已在科學界逐漸獲得認同。
根據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Angier）的報告，非血緣家庭關系長期被人類學家認為是“拟親屬關系”，但是研究人員“近來推翻了這種區分，他們認為自我組建的家庭和傳統家庭具有同樣的真實性和存在意義”，他們稱之為“自發性親屬”。
[1]安吉爾在報告中稱，自發性親屬關系和我們所稱的普通友誼，區别在于前者“常常成為一個人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可對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賦予歸屬感，緩解經濟壓力和情感壓力”。
安稱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
艾米娜也說，“我總是告訴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個人，這不是給她壓力，隻是因為那是我真實的想法。
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前生有緣”。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開始發生交融的幾年之後，安做出決定，她要離開華盛頓接受外地的一個工作機會。
這次分離對她們的打擊非常大。
艾米娜對她們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告别聚會，等等。
在安即将遠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奧斯丁後來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憶她哭得非常厲害，“早上七點我去買了咖啡回來，就開始歇斯底裡地大哭，”她說，“那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事。
”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薩拉（Sara） 我和薩拉相識于1999年，那時我們都是公司的小職員。
最初我們互相間并沒有特别的好感。
因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間接的交往。
很多年以後我們在一個聚會上偶然相逢，那時候我們倆都剛剛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傷心故事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聯系。
我們真正成為朋友是在我們倆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在所在城市立穩腳跟的那段時間。
那時我和薩拉幹勁十足，胸懷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
我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忙裡偷閑的喜悅和認可，我們都熱切渴求放松，喜歡分析，喜歡天南海北地談天。
我們參加聚會都要帶上對方，成為彼此固定的女伴。
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們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種事情，互相了解家裡的故事，最終也認識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薩拉的關系有時隻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煙，但也有一般是長期伴侶或同胞姐妹之間才有的那種随意和親密。
當然，我們也會聊自己癡迷的男生，講講未曾與外人道之的單相思故事，說說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從月經不規律到避孕套落在體内，一些女生定期會遇到的生理問題。
不過這些隻是談資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我們說得更多的是身上發了疹子怎麼辦、怎麼處理辦公室的鬧劇，我們很少談論性高潮或男人的陰莖。
我們幫助對方尋找住處、争取加薪，我們指導對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開支，我們一起為大選瘋狂，一起分享讀書心得，一起看電影，一起滅蟲，一起看頒獎節目。
在友誼關系中，即使是最親密的兩個朋友也不會要求對方心裡隻能有自己一個。
就像安說的，“女性之間的友誼，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電影《高地人》（Highlander）裡的那種情形，不會說‘隻能有一個’”。
因此，我們二人甚至不能稱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說，我們各自都有許多“最好的朋友”。
我和薩拉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我們一共六人，關系非常密切，經常一起度假。
但是我們還有各自的朋友圈。
我有來自老家的朋友、大學時的朋友、關系要好的同事，還有一個已經結婚的朋友，我還經常去她家玩兒。
薩拉也有來自匹茲堡的老鄉、大學同學和同事。
雖然我們和彼此朋友的關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們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覺地，我們在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古老而又現代的關系網。
關于19世紀的女性關系，曆史學家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Smith-Rosenberg）曾經寫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體，相反，她們通常是高度發達的綜合關系網的一部分”[2]。
友情給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心靈相通的感覺、共同語言和快樂——還有安所說的她和艾米娜之間的那種感覺，那是我希望、但從來沒能在跟男人的愛情和性關系中體驗過的。
我僅有的幾次戀愛，幾乎讓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間的關系卻給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獲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東西也更加容易實現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連快樂也更加觸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愛情的替代品。
相互産生好感的兩個女性不會安于現狀，相反，她們會去尋找在愛情糾葛中缺失的重要東西，從而進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個人是否注定會遇到那個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談到尋找未來的伴侶時說，“但事實上，你希望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東西，我同樣能從我的友誼中得到，這不僅僅是指安。
我必須要為自己建這個家，我對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傷了我可以回家療傷。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夠維持這樣的關系。
于我而言，朋友不隻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 我和薩拉相遇四年後，薩拉的男友在波士頓有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他們異地戀了一年後不得不做出選擇。
他執意要留在波士頓，盡管薩拉在那裡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着薩拉在選擇中糾結我非常心疼。
她已經30歲了，喜歡紐約，而且在紐約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錯，她還特别喜歡她住的那套公寓，她愛她的朋友。
但是她也愛男友，也想嘗試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應。
人近中年面臨這樣的折騰，讓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
畢竟，我們年輕的時候彈性大，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别人進入我們的生活，但是單身的我們在承擔責任、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過程中獨自成長，我們自己開立銀行賬戶、自己貸款、自己簽訂租約。
我們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礎，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聯系，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漸漸定型，可變性越來越小。
現在卻要将這一切推倒，在别處重來，這比在22歲就找個人結婚，兩人一起共同建設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
薩拉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打包行李、處理物品。
在她搬去波士頓的那天，一群朋友過
安·弗裡德曼（AnnFriedman）那年27歲，她帶着男友同來；艾米娜托·索烏（AminatouSow）那年24歲，穿了一件專門為這次聚會準備的襯衣，上面印有“Chuck+Blair”——劇中的兩名性感主角。
她們一見面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個能說會道又風趣的高個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簡稱）說她隻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尋找的那個人。
那天晚上聚會結束的時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這邊走來，可是他們沒有。
“那天我非常傷心，”艾米娜說。
但是她回到家裡發現安已經在Facebook上加她為好友，那個時候她就知道，她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許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這兩名女子又同時被邀請去參加另外一個活動。
此後她們就開始經常一起出去玩，并發現她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流行文化和時裝。
安是記者，艾米娜是一名數字策略師，為了相互之間增進了解，她們創建了一個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記錄她們對文學、政治和時尚的癡迷。
“我們很有共同語言，”艾米娜說。
“我們的關系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單獨采訪中，安也這麼承認。
雖然她們之間不是性的關系，但是這樣的一見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
安說，她從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卻又從男人那裡得不到的東西，促進我變得更好，又不會常常顯出對我的失望”。
沒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請教情感、個人問題和工作問題，讓她給予幫助和建議。
“這些問題别人都說問男朋友，可我都是問艾米娜，”安說。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說男人是能夠讓我們人生圓滿的人，因此我們要和男人之間形成那種能夠影響我們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間也可以結成同樣的關系，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視的事實之一。
女性之間的友情長久以來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
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于經濟上的考慮或社會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
但是如果機緣未現，沒有婚姻指導她們情感和心靈的成長，同性朋友就是為她們帶來慰藉的親密夥伴。
如今，雖然婚姻從理論上來說比過去更能讓人得到心靈上的滿足，但是随着現代人的晚婚趨勢，女性發現她們并非一定要通過和男人攜手，或者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才能成長和塑造自己，才能構築夢想和樹立人生目标。
相反，她們還可以和同樣是女性的其他人——她們的女性朋友——并肩奮鬥，實現自我。
艾米娜托·索烏出生于幾内亞，父親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親是幾内亞首批獲得工科學位的女性之一。
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亞、比利時和法國長大，後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上大學。
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為母親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時照顧父親和兄弟姐妹，但是沒多久就又回到美國工作。
九個月後，她以躲避割禮為由提出的庇護申請獲得批準，留在了美國。
安·弗裡德曼在艾奧瓦州東部長大，畢業于密蘇裡大學，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這樣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裡長大，”艾米娜說，“而安是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女孩，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完全不同，我們有許多互補的地方，也存在許多分歧。
” 她們共同的地方在于，兩者都主張個人的獨立，并且身體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對不是通過包辦婚姻而是因為兩情相悅結婚的。
她的祖父有三個妻子，二十一個孩子，對于來自這樣一個家庭的她來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獨居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她說，單身生活根本“不屬于我來自的世界，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的事”。
她是家族中第一個自己掙錢、單獨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為朋友幾個月之後，就和她一同參加《绯聞女孩》聚會的那個男朋友分道揚镳。
成年之後終又單身，這樣的狀态給了她極大的滿足。
她說，這主要是因為在她正式恢複單身後的那幾年裡，她發現友誼至關重要。
“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有過愛情，也沒發生過性關系，甚至沒有男人接近過，”她說。
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們所謂的“被選中的家人”。
“我不隻是從女權主義角度或學術層面來說，”安解釋說，“我想說的是，如果你選擇在一個人身上投資，那麼你對她投入越多，她也會對你投入越多，這是感情上的一種維系。
”這個觀點已在科學界逐漸獲得認同。
根據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Angier）的報告，非血緣家庭關系長期被人類學家認為是“拟親屬關系”，但是研究人員“近來推翻了這種區分，他們認為自我組建的家庭和傳統家庭具有同樣的真實性和存在意義”，他們稱之為“自發性親屬”。
[1]安吉爾在報告中稱，自發性親屬關系和我們所稱的普通友誼，區别在于前者“常常成為一個人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可對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賦予歸屬感，緩解經濟壓力和情感壓力”。
安稱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
艾米娜也說，“我總是告訴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個人，這不是給她壓力，隻是因為那是我真實的想法。
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前生有緣”。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開始發生交融的幾年之後，安做出決定，她要離開華盛頓接受外地的一個工作機會。
這次分離對她們的打擊非常大。
艾米娜對她們分别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告别聚會，等等。
在安即将遠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奧斯丁後來又到洛杉矶——艾米娜回憶她哭得非常厲害，“早上七點我去買了咖啡回來，就開始歇斯底裡地大哭，”她說，“那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事。
”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我和薩拉（Sara） 我和薩拉相識于1999年，那時我們都是公司的小職員。
最初我們互相間并沒有特别的好感。
因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間接的交往。
很多年以後我們在一個聚會上偶然相逢，那時候我們倆都剛剛和男朋友分手，在聊着各自傷心故事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聯系。
我們真正成為朋友是在我們倆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在所在城市立穩腳跟的那段時間。
那時我和薩拉幹勁十足，胸懷大志，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
我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忙裡偷閑的喜悅和認可，我們都熱切渴求放松，喜歡分析，喜歡天南海北地談天。
我們參加聚會都要帶上對方，成為彼此固定的女伴。
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們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種事情，互相了解家裡的故事，最終也認識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薩拉的關系有時隻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煙，但也有一般是長期伴侶或同胞姐妹之間才有的那種随意和親密。
當然，我們也會聊自己癡迷的男生，講講未曾與外人道之的單相思故事，說說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從月經不規律到避孕套落在體内，一些女生定期會遇到的生理問題。
不過這些隻是談資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我們說得更多的是身上發了疹子怎麼辦、怎麼處理辦公室的鬧劇，我們很少談論性高潮或男人的陰莖。
我們幫助對方尋找住處、争取加薪，我們指導對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開支，我們一起為大選瘋狂，一起分享讀書心得，一起看電影，一起滅蟲，一起看頒獎節目。
在友誼關系中，即使是最親密的兩個朋友也不會要求對方心裡隻能有自己一個。
就像安說的，“女性之間的友誼，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電影《高地人》（Highlander）裡的那種情形，不會說‘隻能有一個’”。
因此，我們二人甚至不能稱為“最好的朋友”，确切地說，我們各自都有許多“最好的朋友”。
我和薩拉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我們一共六人，關系非常密切，經常一起度假。
但是我們還有各自的朋友圈。
我有來自老家的朋友、大學時的朋友、關系要好的同事，還有一個已經結婚的朋友，我還經常去她家玩兒。
薩拉也有來自匹茲堡的老鄉、大學同學和同事。
雖然我們和彼此朋友的關系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們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覺地，我們在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古老而又現代的關系網。
關于19世紀的女性關系，曆史學家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Smith-Rosenberg）曾經寫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體，相反，她們通常是高度發達的綜合關系網的一部分”[2]。
友情給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心靈相通的感覺、共同語言和快樂——還有安所說的她和艾米娜之間的那種感覺，那是我希望、但從來沒能在跟男人的愛情和性關系中體驗過的。
我僅有的幾次戀愛，幾乎讓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間的關系卻給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獲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東西也更加容易實現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連快樂也更加觸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愛情的替代品。
相互産生好感的兩個女性不會安于現狀，相反，她們會去尋找在愛情糾葛中缺失的重要東西，從而進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确定每個人是否注定會遇到那個特别的人，”艾米娜在談到尋找未來的伴侶時說，“但事實上，你希望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東西，我同樣能從我的友誼中得到，這不僅僅是指安。
我必須要為自己建這個家，我對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傷了我可以回家療傷。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夠維持這樣的關系。
于我而言，朋友不隻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 我和薩拉相遇四年後，薩拉的男友在波士頓有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他們異地戀了一年後不得不做出選擇。
他執意要留在波士頓，盡管薩拉在那裡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着薩拉在選擇中糾結我非常心疼。
她已經30歲了，喜歡紐約，而且在紐約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錯，她還特别喜歡她住的那套公寓，她愛她的朋友。
但是她也愛男友，也想嘗試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适應。
人近中年面臨這樣的折騰，讓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
畢竟，我們年輕的時候彈性大，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别人進入我們的生活，但是單身的我們在承擔責任、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過程中獨自成長，我們自己開立銀行賬戶、自己貸款、自己簽訂租約。
我們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礎，和别人的生活建立了聯系，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漸漸定型，可變性越來越小。
現在卻要将這一切推倒，在别處重來，這比在22歲就找個人結婚，兩人一起共同建設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
薩拉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打包行李、處理物品。
在她搬去波士頓的那天，一群朋友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