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都市誘惑：城市生活與女性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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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娜·莫裡斯（SusanaMorris）是一名英文教授，目前在亞拉巴馬州的奧本大學執教。
她出生于1980年，在康涅狄格州和勞德代爾堡長大，後來進入到馬薩諸塞州的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大學。
在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她曾考慮過去波士頓、芝加哥，或者去聖母大學，但最終她還是選擇了位于亞特蘭大的埃默裡大學。
她的理由很實際——埃默裡大學的獎學金和補助更加豐厚——但是，學校的地理位置也是影響她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
莫裡斯非常懷念她在新英格蘭鄉村度過的大學時光，她在那兒頭一次讀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詩，也十分鐘愛那裡生機盎然的秋天。
然而，她說，在她20多歲，人生即将步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她會追求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有意識地選擇亞特蘭大市，因為那裡是一個黑人的城市。
”莫裡斯這樣告訴我。
據她回憶，2012年，她到了亞特蘭大，發現這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麼完美無瑕，時常有階級沖突，滿是裂痕的房子旁邊竟然坐落着高樓大廈。
但同時，這個城市也經曆了——按照莫裡斯的說法——“黑人好萊塢的複興”。
一座又一座世人矚目、雄偉輝煌的傳統黑人院校，不斷吸引着充滿朝氣、心懷大志的年輕學生們慕名前來；同時這個城市，毫無疑問，也是黑人企業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的集聚地。
“到處都是黑人，”莫裡斯說，“他們正做着了不起的事，而且沒有人對此感到吃驚。
”莫裡斯的生活很快就被朋友、博物館、劇院，以及那些允許女性在十一點之前免費進入的俱樂部占滿了。
據她回憶說，她的同學和朋友中，沒有幾個是結了婚的。
“我們年輕、單身，享受着美好快樂的生活，”她又補充道，“在一個朝氣蓬勃的、充滿單身黑人女性的城市中生活，的确很特别。
” 這讓她想到了辛迪加電視台的一部名叫《欲望都市》的電視劇。
在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書的時候，她曾經和一位來自多米尼加的女同性戀室友一起看過這部劇。
雖然當時她們倆都覺得劇裡的女性跟自己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但她們還是非常喜歡看。
《欲望都市》裡，不管是哪種性格的白人女性，她們身上都展現出了充沛的活力，這正是莫裡斯在亞特蘭大所感受到的。
“就是那種特别的感覺，”談到活力，莫裡斯這樣說道，“我們結交朋友，約着一起去市區，探索女性的交際圈，每天都很快活。
”她短暫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一談到我年輕時候的獨立生活，還有我在亞特蘭大度過的青春時光這些話題，我就停不下來。
” 我回想起以前的一個場景，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或者說是認識到了——莫裡斯口中所描述的世界：我當時30歲，有一天我和一個同事兼密友在曼哈頓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一邊互相傾訴着工作、男人、朋友和家庭上的瑣事。
這時候，坐在我們附近的一對異性夫妻突然激烈地吵起來——其中一個人還把盤子裡的食物扣到了另一個人的身上——這陣騷亂讓我們注意到四周的情形。
我突然發現，除了這對正在打鬥的夫妻，其他飯桌旁（一共有二十桌左右）坐的全都是女性。
在這些女性中，有二人同行的，有成群結隊的，年齡從20多歲到40多歲不等；有白人，也有黑人，還有拉美裔和亞裔。
有些人打扮得高貴雅緻，有些人則像是剛從戶外服裝專賣店出來的；大多數人和我們一樣穿着簡單，像是普通的辦公室職員。
當我用眼光掠過每一張桌子時，我簡直無法相信，周圍竟然沒有多少男人。
但是在我因為那對吵架的夫妻觀察四周之前，我沒有覺察到什麼怪異之處。
這樣似乎很正常，也沒什麼可看的；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自己竟然在一塊女性的領地用餐。
彼時我已經在紐約市住了差不多快十年了，那對異性夫妻着實是個特例，他們并不能代表這個城市的常态。
在我周圍，全都是女人們在喝酒說笑、相互閑聊的聲音；她們會消費、聊天，還會和朋友一起商量着做決定：比如工作、家庭、生活、性與愛，再比如去哪裡吃飯、喝酒或者跳舞，看什麼電影，看什麼書，等等。
她們——實際上也是我們——從這個城市的每條人行道上汲取着一點一滴的能量，把自己的生活揮灑在城市街道、劇院、辦公大樓和公寓的每個角落，并且賦予這座城市獨特的個性和韻律，還有無與倫比的美麗與繁榮。
大都市中那些帶有陽具意味的高樓大廈，是對男性戰勝自然和自由市場取得勝利的贊美。
它們天生就是男子氣概的代名詞。
但是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尖塔和閃爍的證券代碼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城市中頑強堅韌的一面，都來自長居于此的女性。
更準确地說，是來自單身女性。
城市為她們提供了更安全的庇護，反之她們也促進了城市的完善。
城市裡到處都是單身的人，男性或女性，包括沒結過婚的、離異的、喪偶的、分居的。
總體來看，整個美國有超過25%的人過着單身生活，而在一些大都會，比如辛辛那提、聖路易斯、匹茲堡、西雅圖和丹佛，獨居人口數量則占到其城市總人口的40%以上。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蘇珊娜所在的亞特蘭大市單身者數量居于首位，其比例為44%；華盛頓以及周邊郊區的單身比例也大抵相當。
社會學家埃裡克·克林伯格（EricKlinenberg）在他的書《單身進行時》（GoingSolo）中指出，曼哈頓獨居人口的比例已經增至50%左右。
[2] 2010年，從未結過婚的女性數量占到了紐約市所有女性人口數的41.7%，超過了2006年的38.7%。
[3]想象一下這意味着什麼：在紐約市的五個區裡，每十位女性中就有超過四位從未踏入過婚姻。
在波士頓，一半以上的女性（數據顯示為55%）都沒有登記結婚，雖然在這座城市中，學生的數量很大，但這也不是造成單身女性比例高的原因。
波士頓女性初婚的年齡中值約為30歲，高居全國榜首。
[4] 城市裡居住着大量的單身女性，這個現象由來已久，而且遍及世界各地。
就像曆史學家朱迪斯·貝内特（JudithBennett）和艾米·弗洛德（AmyFroide）所寫的那樣，在15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單身女性已經占到所有女性數量的20%左右；而在15世紀晚期的蘇黎世，“近乎一半的女性從未擁有過丈夫”。
[5] 為什麼從古至今，城市中就一直存在着這麼多的單身者？這主要是因為，城市中長久以來都有着大量的工作機會。
在現代歐洲早期，一旦有非農業的工作機會出現，女性們就會立刻離開鄉村，前往城鎮。
在那裡她們可以找到像制作飾品或者紡紗之類的工作。
在人口更稠密的地區，她們可以結交其他女性，賺取工資，也可能會邂逅未來的伴侶，當然也可以——即使是暫時的——遠離丈夫和父親的控制，獨自生活。
就這樣，女性的遷移使她們的婚姻年齡不斷推後，不結婚的人數比例上升，生育率持續下降。
女性的聚集不僅打破了性别比例的平衡，同時也讓她們更難找到丈夫。
但是另一方面，離開鄉下老家，也就意味着離開父輩和當地牧師的監督與束縛，這的确讓她們獲得了一絲自由：哪怕隻有短暫的一段時間，她們還是有機會推遲被設定好的未來——成為依賴男人生存的妻子和母親。
曆史學家瑪麗安娜·科瓦萊斯基（MaryanneKowaleski）引用一些學者的研究并寫道，在早期的現代歐洲，即使女性們隻能做一些辛苦卻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和倫敦這些城市裡當服務生，她們還是“可能更願意保持單身，因為這起碼可以為她們提供有保障和獨立的生活”。
[6] 随着農耕經濟逐漸被工業經濟取代，這種人口遷移方式和行為不斷地循環、擴大。
在19世紀的美國，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新興的磨坊和工廠雇傭了大批的年輕女性，以滿足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公路、隧道以及鐵路的繁榮發展，也讓女性離開鄉下老家，到大城市工作——通常是做裁縫、女帽商、女家庭教師和洗衣工——變得更加容易。
對于在貧困中掙紮的女性，包括那些黑人自由勞動力，也都被新興的城市工業家們雇傭去做家庭女仆。
這些女性勞工們吃盡了苦頭。
且不說少得可憐的工錢和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她們的一舉一動全都在老闆、鄰居、牧師以及私宅女主人的監管控制下。
不過一旦進入了城市，她們就能夠進入更廣闊的社交圈子，能夠結識更多的未婚男性和朋友，還能賺些工錢（雖然不太多），這些都标志着，在美國曆史上，女性第一次在經濟和公共領域内占有了一席之地。
需要女性做的通常都是些無報酬或者重體力的工作。
在《女性之城：紐約的性與階級（1789——1860）》（CityofWomen:SexandClassinNewYork1789——1860）這本書中，曆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Stansell）回顧了1805年的紐約人口普查數據，她發現其中一些女性的工作是當雜貨商、水果商、經營小酒館和商店；還有更多的在做女裁縫。
一些髒亂的城市，斯坦塞爾寫道，最需要的是洗衣女工，這個工作通常由黑人女性擔任，因為它不僅需要體力，還需要經常在高溫熱水和冰水中幹活。
[7] 盡管如此，19世紀中葉，依然不斷有成百上千的未婚婦女和年輕女性們來到紐約市，[8]她們從村鎮甚至跨海而來。
雖然白人與黑人女性都在城市中經曆了工作的變化，但她們的處境并不相同。
1925年，作家伊麗絲·麥克杜格爾（EliseMcDougald）發表了一篇名為《雙重使命：黑人女性尋求性别與種族解放的戰役》（“TheDoubleTask:TheStruggleofNegroWomenforSexandRaceEmancipation”）的文章，其中她重點關注了生活在紐約哈萊姆區的黑人女性們。
因為她覺得，作為曼哈頓最重要的北方黑人社區，哈萊姆區中的黑人女性“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黑人女性，更能掙脫貧困的家庭生活鐐铐，也更能沖破利用性别和種族壓榨來牟利的行徑。
在這兒，她們更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價值，為這座大城市的工業領域和知識領域貢獻自己的力量”。
那些以前一直由白人男性穩固掌握着的職業領地，如今哈萊姆區的女性也參與進來了。
麥克杜格爾描述道，她們會“成為緩刑官和審查員，或在圖書館和細菌學實驗室工作，在服裝工業和公共衛生系統分部工作”。
但麥克杜格爾又補充道，“……即使是在紐約，主流意識和态度還是會讓黑人女性陷入困境。
黑人女性意識到所謂的騎士精神餘緒與她們并無關系，她們知道那些藝術裡勾勒的美好理想，已經基本把她們排除在外了。
”[9] 聒噪與無禮 1959年，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CottinPogrebin）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後，前往曼哈頓謀求生路。
她居住在一個小公寓裡，街對面就是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Albee）的住所。
後來因為車子被偷，她買了一輛小摩托。
有一任男友送了她一隻鴨子做寵物——她把這隻鴨子叫做“摩西”（Moses）——她一下子就愛上了它，後來她又多了一隻兔子，名叫“桶桶”（Buckety）。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波格萊賓就一直在出版行業的宣傳部以及附屬部門積累經驗，直到她最終得到了一份在年輕女性中“從未聽聞”的正式帶薪工作，那就是負責推廣海倫·格利·布朗（HelenGurleyBrown）的作品《單身女孩與性》（SexandtheSingleGirl），與其他暢銷書競争。
這個猶太裔女孩來自皇後區，她的母親結束了第一段忍辱負重的婚姻後，曾在服裝行業上過班，後來成了一位中産階級家庭主婦，再後來因為癌症去
她出生于1980年，在康涅狄格州和勞德代爾堡長大，後來進入到馬薩諸塞州的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大學。
在準備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她曾考慮過去波士頓、芝加哥，或者去聖母大學，但最終她還是選擇了位于亞特蘭大的埃默裡大學。
她的理由很實際——埃默裡大學的獎學金和補助更加豐厚——但是，學校的地理位置也是影響她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
莫裡斯非常懷念她在新英格蘭鄉村度過的大學時光，她在那兒頭一次讀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詩，也十分鐘愛那裡生機盎然的秋天。
然而，她說，在她20多歲，人生即将步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她會追求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有意識地選擇亞特蘭大市，因為那裡是一個黑人的城市。
”莫裡斯這樣告訴我。
據她回憶，2012年，她到了亞特蘭大，發現這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麼完美無瑕，時常有階級沖突，滿是裂痕的房子旁邊竟然坐落着高樓大廈。
但同時，這個城市也經曆了——按照莫裡斯的說法——“黑人好萊塢的複興”。
一座又一座世人矚目、雄偉輝煌的傳統黑人院校，不斷吸引着充滿朝氣、心懷大志的年輕學生們慕名前來；同時這個城市，毫無疑問，也是黑人企業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的集聚地。
“到處都是黑人，”莫裡斯說，“他們正做着了不起的事，而且沒有人對此感到吃驚。
”莫裡斯的生活很快就被朋友、博物館、劇院，以及那些允許女性在十一點之前免費進入的俱樂部占滿了。
據她回憶說，她的同學和朋友中，沒有幾個是結了婚的。
“我們年輕、單身，享受着美好快樂的生活，”她又補充道，“在一個朝氣蓬勃的、充滿單身黑人女性的城市中生活，的确很特别。
” 這讓她想到了辛迪加電視台的一部名叫《欲望都市》的電視劇。
在曼荷蓮女子文理學院讀書的時候，她曾經和一位來自多米尼加的女同性戀室友一起看過這部劇。
雖然當時她們倆都覺得劇裡的女性跟自己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但她們還是非常喜歡看。
《欲望都市》裡，不管是哪種性格的白人女性，她們身上都展現出了充沛的活力，這正是莫裡斯在亞特蘭大所感受到的。
“就是那種特别的感覺，”談到活力，莫裡斯這樣說道，“我們結交朋友，約着一起去市區，探索女性的交際圈，每天都很快活。
”她短暫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一談到我年輕時候的獨立生活，還有我在亞特蘭大度過的青春時光這些話題，我就停不下來。
” 我回想起以前的一個場景，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了——或者說是認識到了——莫裡斯口中所描述的世界：我當時30歲，有一天我和一個同事兼密友在曼哈頓的一個小餐館裡吃飯，一邊互相傾訴着工作、男人、朋友和家庭上的瑣事。
這時候，坐在我們附近的一對異性夫妻突然激烈地吵起來——其中一個人還把盤子裡的食物扣到了另一個人的身上——這陣騷亂讓我們注意到四周的情形。
我突然發現，除了這對正在打鬥的夫妻，其他飯桌旁（一共有二十桌左右）坐的全都是女性。
在這些女性中，有二人同行的，有成群結隊的，年齡從20多歲到40多歲不等；有白人，也有黑人，還有拉美裔和亞裔。
有些人打扮得高貴雅緻，有些人則像是剛從戶外服裝專賣店出來的；大多數人和我們一樣穿着簡單，像是普通的辦公室職員。
當我用眼光掠過每一張桌子時，我簡直無法相信，周圍竟然沒有多少男人。
但是在我因為那對吵架的夫妻觀察四周之前，我沒有覺察到什麼怪異之處。
這樣似乎很正常，也沒什麼可看的；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自己竟然在一塊女性的領地用餐。
彼時我已經在紐約市住了差不多快十年了，那對異性夫妻着實是個特例，他們并不能代表這個城市的常态。
在我周圍，全都是女人們在喝酒說笑、相互閑聊的聲音；她們會消費、聊天，還會和朋友一起商量着做決定：比如工作、家庭、生活、性與愛，再比如去哪裡吃飯、喝酒或者跳舞，看什麼電影，看什麼書，等等。
她們——實際上也是我們——從這個城市的每條人行道上汲取着一點一滴的能量，把自己的生活揮灑在城市街道、劇院、辦公大樓和公寓的每個角落，并且賦予這座城市獨特的個性和韻律，還有無與倫比的美麗與繁榮。
大都市中那些帶有陽具意味的高樓大廈，是對男性戰勝自然和自由市場取得勝利的贊美。
它們天生就是男子氣概的代名詞。
但是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尖塔和閃爍的證券代碼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城市中頑強堅韌的一面，都來自長居于此的女性。
更準确地說，是來自單身女性。
城市為她們提供了更安全的庇護，反之她們也促進了城市的完善。
城市裡到處都是單身的人，男性或女性，包括沒結過婚的、離異的、喪偶的、分居的。
總體來看，整個美國有超過25%的人過着單身生活，而在一些大都會，比如辛辛那提、聖路易斯、匹茲堡、西雅圖和丹佛，獨居人口數量則占到其城市總人口的40%以上。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蘇珊娜所在的亞特蘭大市單身者數量居于首位，其比例為44%；華盛頓以及周邊郊區的單身比例也大抵相當。
社會學家埃裡克·克林伯格（EricKlinenberg）在他的書《單身進行時》（GoingSolo）中指出，曼哈頓獨居人口的比例已經增至50%左右。
[2] 2010年，從未結過婚的女性數量占到了紐約市所有女性人口數的41.7%，超過了2006年的38.7%。
[3]想象一下這意味着什麼：在紐約市的五個區裡，每十位女性中就有超過四位從未踏入過婚姻。
在波士頓，一半以上的女性（數據顯示為55%）都沒有登記結婚，雖然在這座城市中，學生的數量很大，但這也不是造成單身女性比例高的原因。
波士頓女性初婚的年齡中值約為30歲，高居全國榜首。
[4] 城市裡居住着大量的單身女性，這個現象由來已久，而且遍及世界各地。
就像曆史學家朱迪斯·貝内特（JudithBennett）和艾米·弗洛德（AmyFroide）所寫的那樣，在15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單身女性已經占到所有女性數量的20%左右；而在15世紀晚期的蘇黎世，“近乎一半的女性從未擁有過丈夫”。
[5] 為什麼從古至今，城市中就一直存在着這麼多的單身者？這主要是因為，城市中長久以來都有着大量的工作機會。
在現代歐洲早期，一旦有非農業的工作機會出現，女性們就會立刻離開鄉村，前往城鎮。
在那裡她們可以找到像制作飾品或者紡紗之類的工作。
在人口更稠密的地區，她們可以結交其他女性，賺取工資，也可能會邂逅未來的伴侶，當然也可以——即使是暫時的——遠離丈夫和父親的控制，獨自生活。
就這樣，女性的遷移使她們的婚姻年齡不斷推後，不結婚的人數比例上升，生育率持續下降。
女性的聚集不僅打破了性别比例的平衡，同時也讓她們更難找到丈夫。
但是另一方面，離開鄉下老家，也就意味着離開父輩和當地牧師的監督與束縛，這的确讓她們獲得了一絲自由：哪怕隻有短暫的一段時間，她們還是有機會推遲被設定好的未來——成為依賴男人生存的妻子和母親。
曆史學家瑪麗安娜·科瓦萊斯基（MaryanneKowaleski）引用一些學者的研究并寫道，在早期的現代歐洲，即使女性們隻能做一些辛苦卻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和倫敦這些城市裡當服務生，她們還是“可能更願意保持單身，因為這起碼可以為她們提供有保障和獨立的生活”。
[6] 随着農耕經濟逐漸被工業經濟取代，這種人口遷移方式和行為不斷地循環、擴大。
在19世紀的美國，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新興的磨坊和工廠雇傭了大批的年輕女性，以滿足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公路、隧道以及鐵路的繁榮發展，也讓女性離開鄉下老家，到大城市工作——通常是做裁縫、女帽商、女家庭教師和洗衣工——變得更加容易。
對于在貧困中掙紮的女性，包括那些黑人自由勞動力，也都被新興的城市工業家們雇傭去做家庭女仆。
這些女性勞工們吃盡了苦頭。
且不說少得可憐的工錢和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她們的一舉一動全都在老闆、鄰居、牧師以及私宅女主人的監管控制下。
不過一旦進入了城市，她們就能夠進入更廣闊的社交圈子，能夠結識更多的未婚男性和朋友，還能賺些工錢（雖然不太多），這些都标志着，在美國曆史上，女性第一次在經濟和公共領域内占有了一席之地。
需要女性做的通常都是些無報酬或者重體力的工作。
在《女性之城：紐約的性與階級（1789——1860）》（CityofWomen:SexandClassinNewYork1789——1860）這本書中，曆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Stansell）回顧了1805年的紐約人口普查數據，她發現其中一些女性的工作是當雜貨商、水果商、經營小酒館和商店；還有更多的在做女裁縫。
一些髒亂的城市，斯坦塞爾寫道，最需要的是洗衣女工，這個工作通常由黑人女性擔任，因為它不僅需要體力，還需要經常在高溫熱水和冰水中幹活。
[7] 盡管如此，19世紀中葉，依然不斷有成百上千的未婚婦女和年輕女性們來到紐約市，[8]她們從村鎮甚至跨海而來。
雖然白人與黑人女性都在城市中經曆了工作的變化，但她們的處境并不相同。
1925年，作家伊麗絲·麥克杜格爾（EliseMcDougald）發表了一篇名為《雙重使命：黑人女性尋求性别與種族解放的戰役》（“TheDoubleTask:TheStruggleofNegroWomenforSexandRaceEmancipation”）的文章，其中她重點關注了生活在紐約哈萊姆區的黑人女性們。
因為她覺得，作為曼哈頓最重要的北方黑人社區，哈萊姆區中的黑人女性“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黑人女性，更能掙脫貧困的家庭生活鐐铐，也更能沖破利用性别和種族壓榨來牟利的行徑。
在這兒，她們更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價值，為這座大城市的工業領域和知識領域貢獻自己的力量”。
那些以前一直由白人男性穩固掌握着的職業領地，如今哈萊姆區的女性也參與進來了。
麥克杜格爾描述道，她們會“成為緩刑官和審查員，或在圖書館和細菌學實驗室工作，在服裝工業和公共衛生系統分部工作”。
但麥克杜格爾又補充道，“……即使是在紐約，主流意識和态度還是會讓黑人女性陷入困境。
黑人女性意識到所謂的騎士精神餘緒與她們并無關系，她們知道那些藝術裡勾勒的美好理想，已經基本把她們排除在外了。
”[9] 聒噪與無禮 1959年，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CottinPogrebin）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後，前往曼哈頓謀求生路。
她居住在一個小公寓裡，街對面就是劇作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Albee）的住所。
後來因為車子被偷，她買了一輛小摩托。
有一任男友送了她一隻鴨子做寵物——她把這隻鴨子叫做“摩西”（Moses）——她一下子就愛上了它，後來她又多了一隻兔子，名叫“桶桶”（Buckety）。
從青少年時期開始，波格萊賓就一直在出版行業的宣傳部以及附屬部門積累經驗，直到她最終得到了一份在年輕女性中“從未聽聞”的正式帶薪工作，那就是負責推廣海倫·格利·布朗（HelenGurleyBrown）的作品《單身女孩與性》（SexandtheSingleGirl），與其他暢銷書競争。
這個猶太裔女孩來自皇後區，她的母親結束了第一段忍辱負重的婚姻後，曾在服裝行業上過班，後來成了一位中産階級家庭主婦，再後來因為癌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