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都市誘惑：城市生活與女性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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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了，那時波格萊賓隻有十幾歲。
但是在曼哈頓，波格萊賓不會被貼上與出身和個人經曆有關的标簽。
她可以重新開始她的人生，波格萊賓帶着她的鴨子、兔子，開着摩托車轉悠兜風，談很多次戀愛，還為《玩偶之谷》（TheValleyoftheDolls）這部書的新聞稿辛苦奮戰。
“我擁有了最不可思議的六十年，”波格萊賓回憶起那段時光，那時候她還是生活在城市裡的年輕單身女性，“非常單純，我隻想和霍莉·戈萊特利[1]一樣，而且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 如今的女性們，像以往一樣，為了工作與金錢來到城市。
但同時，她們也會因為尋找樂趣而來，并因此留下。
大都市裡的女性，在愛情和性方面，可能會有更加深刻、多樣的體驗，同時她們可以隐匿姓名地去做一些事，不再受制于幾個世紀以來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行為規範。
從文化想象的角度來說，城市已經成為性、激情和權力的代言人了。
它們吸引着女性，推動女性自由解放的進程，也讓人們重新思考，對女性來講，到底什麼才是充實的人生。
在多樣化的城市景觀中，不同階級、性别、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熔爐。
19世紀末20世紀初，每一間擁擠的出租屋内都彌漫着疾病的惡臭——健康人難免也會生病——這臭味在人行街道上集聚，在窗戶外面和門廊上飄蕩，甚至彌漫在每一條大街小巷。
那些年輕人，他們和各個年齡段的人一起蜷縮在單身公寓。
為逃避令人窒息的屋子，他們成群結隊地到鮑厄裡區（Bowery）尋求慰藉。
凱西·佩斯曾寫過一本關于20世紀初期紐約工人階級日常娛樂和商貿活動的書。
她在書裡指出“在工人階級社區裡，街道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下東區街道上充斥着各式各樣的樂趣和低價的娛樂消遣：街頭手風琴師和賣唱藝人演奏着動人的歌，流動的雜技演員表演着逗人把戲，還有随處可見的烤土豆的小商販、賣熱玉米的小攤、供顧客購買汽水的自動售賣機”。
[10]職業女性則要在每天的清晨和深夜，輾轉幾條街道到達工作地點。
随着這樣的場景愈加普遍，性别上的困境和陳舊的禮儀規範在逐漸消失，女性是城市一份子的觀念正漸漸深入人心。
在1896年一次和内莉·布萊的訪談中，蘇珊·安東尼針對女性騎車的愛好表達了她的自豪之感。
“我認為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女性從束縛中釋放出來，”她說，“每當我看見女性騎車從我身旁經過時，我都感到異常愉悅。
它能夠帶給女性自由和信心，讓她們感受到獨立。
”[11] 就這樣，女性開始外出兜風，不再以之為羞恥。
她們參與社交活動，在承擔工業城市綠化清新空氣功能的公園中遊逛。
戶外活動提供了突破社會和性别限制的機會，而年輕人，佩斯寫道，“把街道作為邂逅異性的浪漫場所，他們尋覓着最初的性體驗，鍛煉着自己搭讪調情的本領，而這些都在父母的監控和告誡之外”[12]。
根據佩斯的調查報告，這種自由的城市生活讓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Women’sChristianAssociation，YWCA）頗感焦慮，她們擔心“這種不符合傳統的戶外生活，極容易讓年輕女孩們變得聒噪和無禮”。
貝琪·伊瑟列（BetsyIsrael）在她的書《獨身女子》（BachelorGirl）中寫道，在即将進入20世紀之時，“有那麼多單身女孩都在外面——工作、吃飯、跳舞——還真挺難立刻給她們分類”[13]。
人們再也不能把頑固不化的階級身份和行為規範強加到女性身上了，這意味着在這一新式人群之中，潛在的身份重塑和轉換已經蓄勢待發。
城市缺陷 1988年，艾莉森·特庫斯（AlisonTurkos）出生在佛蒙特州的昂德希爾——這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小鎮，其居民不超過三千人。
高中和大學時，她說，她并沒有過多少感情經曆；事實上，她一直在努力思考有關身份與性别的問題。
後來她搬去了紐約，在一家生殖健康中心找到了工作。
她說，“我這才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有這麼多酷兒（queer），他們形成了一個酷兒群體。
”這個發現讓她大松了一口氣，她說，她更有信心去面對真實的自己了，也讓她勇于在家人面前，甚至在家鄉人面前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當然，有着無窮魅力的城市生活也有缺點，就像艾莉森觀察到的那樣，盡管她很喜歡在紐約的獨立生活，但是填不滿的欲望總讓她非常焦慮。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可以在别人面前表現得更睿智，或者自己能認識收入更高、智商更高的人。
人們總是盼望着更迷人、更有趣的人或物出現。
” 城市裡五花八門的人和事，有時瘋狂得讓人瞠目結舌。
我采訪了許多城市生活的人，他們不斷地向我抱怨，說遇見讓人心動的伴侶是多麼困難，尤其是（對異性戀女性而言）在傳統人口遷移模式下，城市中的女性人數已經遠遠大于男性的時候。
一般來說，在西部許多城市，也就是那些曾經是農莊而如今改造成了科技工業區的城市，單身男性的數量要大于單身女性的數量。
而在東部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頓和亞特蘭大，女性的人數仍然占據着主導地位。
紐約市單身女性的數量比單身男性的數量多了大約十五萬，[14]而與此同時，阿拉斯加州一直極為欠缺女性人口。
這也使得奧普拉·溫弗瑞[2]在1990年代做了一些以阿拉斯加單身漢為主題的節目。
而人們常常認為，那些想要尋求伴侶的異性戀女性已經錯過了享受都市樂趣的青春芳華。
我22歲大學畢業，找到了人生第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個時候我經常和一個40多歲、離異了的同事一起，在辦公室吸煙，八卦男人們的事。
這個同事每次都會逼我發誓，說如果我到28歲的時候還沒有結婚，我就要離開這兒，去個離城市遠點的地方。
“你不會想要跟那些女人一樣的，”她憂郁地說，“那些留在這裡卻不再享受樂趣的女人。
” 十年後，我已經30多歲了，然而我還一直享受着生活的樂趣。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約着吃飯，她曾經在紐約生活，35歲的時候被派遣到了新奧爾良，在那裡迅速墜入了情網。
“一旦你穿過了哈得遜河，”她跟我說，“你就會遇着一個男人。
”就在最近，當我和一小群女性談論紐約的黑人女性（尤其是事業成功的黑人女性）找到一個中意的男人有多麼困難的時候，微軟全國有線廣播公司（MSNBC）的主持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學者——梅麗莎·哈裡斯–佩裡（MelissaHarris-Perry）突然說道：“你隻需要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商場随便一站。
”哈裡斯–佩裡擔心她的話聽起來太過膚淺，于是更詳細地闡述道：“我說如果你往商場裡一站你就能擁有一個丈夫，并不意味着這個人是個好的丈夫或者他就是你想結婚的那個人。
”她又更加嚴肅地補充道，“憑我的經驗，對于南方的年輕男性和女性來說，婚姻是一種期盼和願望。
實際上，男人一直都渴望、期待婚姻的到來，因為他們把婚姻看做是成年男子氣概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準确地說，如果大多數女性并不願意站在商場裡找丈夫，而是選擇在大城市裡一直單身下去（或者說盡情享樂），那麼這就說明，也許這些女性根本不想依靠丈夫過生活，也不想把自己的成年生活牢牢拴在婚姻上。
記者珍·多爾（JenDoll）在《鄉村之聲》（TheVillageVoic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在紐約做單身者的各種樂趣：“這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住在這裡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想和一個有耐心的、可以信賴的、慢慢消磨時光的、腦袋不開竅的人結婚、生孩子，然後住在一個有三間卧室、帶兩個車位車庫的房子裡，過着每年夏天燒烤、冬天煮飯的平靜生活，一直到我們死去。
我們不想要規劃好的生活，我們想要真正去體驗生活。
” 多爾的觀點，正是一個世紀以前同為記者的朱麗葉·威爾伯·湯普金斯（JulietWilborTompkins）所嘲諷過的，在一篇名為《為什麼女人不結婚》（“WhyWomenDon’tMarry”）的文章裡，她這樣描述單身女性：“她們很快樂……在呼喊着自由的戰役裡！她們不知道生活中有這麼多美妙的出路。
于是當看見擺在眼前的十幾條小路時，她們對以前那些隻知道一條無趣大路的女性們抱有輕蔑的同情。
” 不論湯普金斯關于輕蔑的同情的說法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今天那條無趣的大路不會是所有人的選擇，尤其是在有着更多出路的當下。
而要想偏離大路，除了自身的選擇，還需要城市對她們一定程度上的接納。
對于那些想和其他類型的人一起工作、娛樂或者交媾的人，城市把他們從鄉村的約會場所攬進自己的懷裡。
也許，這些樂于逍遙的、渴求愛情的人本來就不應該做出婚姻的承諾，他們甯願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而城市，為這樣的人群提供了一片生存和成長的樂土。
通常，當一個人不去選擇締結長久的婚姻關系時，這個人會被我們看做是失敗的或者悲劇性的，這其實說明，我們已經在心裡認定婚姻是每個人都需要、或者都必須遵守的規則。
但是城市卻允許了那些人——那些在婚姻裡躁動不安的、不滿足的、總是充滿渴求的、會給伴侶帶來不幸的人——退出婚姻的大路，轉而踏上偏僻小路，從小路走向她們心儀的目的地。
總想要追求新鮮的事，想要結交更多的人，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想要趕上火車去遠方，想要痛快喝酒，想要參與馬拉松長跑，想要參加各類培訓課程，其實這些都不是壞事。
等到女性們尋覓到那個兩情相悅的伴侶時，曾經浸淫在城市深處的她們，将會脫離這潭深淵（如果她們比較幸運的話）；而那些推遲結婚的人，因為體驗過單身的生活，她們也會把婚姻看做是一種解脫，她們終于可以不用獨自躺在冰冷的床單上了，這也許不是什麼壞事。
假如這些晚婚的女性迫于壓力，提前結婚的話，當樓下的派對歌舞升平，而她們必須帶着孩子早早睡覺時，她們心中的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婚姻從未降臨，或者在婚姻姗姗來遲之前，一些女性還是想要留在城市裡，享受樂趣。
就像多爾所寫下的，“我們不清楚我們要什麼。
我們想要探尋這世界的一點一滴，一直一直地探索下去。
”多爾叙述道，“我們是單身的、獨立的、經濟自主的紐約女性……我們正坐在巅峰，俯身面對着前所未有的選擇。
這些選擇讓我們為之振奮。
因此我們想嘗試各種可能，不管是更大的、更好的、更快的、更閃亮的，還是更高的、更性感的、更強壯的或者更聰明的，還有那些非常與衆不同的或者完全自我的選擇。
主宰自己選擇的權利——何樂而不為呢？” 基礎設施與社區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Marrero）的父母都在紐約市長大。
他們雖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打定主意要讓他們的孩子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後來他們舉家遷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市郊。
當蕾蒂莎有足夠能力的時候，她立刻回到了紐約市，靠給明星雜志打工賺錢，後來在紐約的上西區給自己買了一間公寓。
她一直都在約會，但是從來沒有遇見讓她覺得心動的人。
35歲的時候，她懷孕了，卻下決心和孩子父親分手，獨自撫養這個孩子。
頃刻之間，這個令她魂牽夢萦的城市，變得如此冷漠。
為了緩解經濟上的困境，她把她那個小公寓賣了，然後在布魯克林一個正在改造的街區租了間便宜的房子。
然而，當她生下了她的女兒後——她沒有丈夫，而且她的工作也沒法讓她有足夠的空閑時間去照顧孩子——她發現自己住的地區并不發達，作為單身母親，她必須要住在一個她喜愛的社區，并且要有足夠的安全保障。
“我不想當這個地方的拓荒者，”蕾蒂莎說，“無論如何，我可不希望看到槍擊案發生。
我決定我們必須搬走。
”
但是在曼哈頓，波格萊賓不會被貼上與出身和個人經曆有關的标簽。
她可以重新開始她的人生，波格萊賓帶着她的鴨子、兔子，開着摩托車轉悠兜風，談很多次戀愛，還為《玩偶之谷》（TheValleyoftheDolls）這部書的新聞稿辛苦奮戰。
“我擁有了最不可思議的六十年，”波格萊賓回憶起那段時光，那時候她還是生活在城市裡的年輕單身女性，“非常單純，我隻想和霍莉·戈萊特利[1]一樣，而且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 如今的女性們，像以往一樣，為了工作與金錢來到城市。
但同時，她們也會因為尋找樂趣而來，并因此留下。
大都市裡的女性，在愛情和性方面，可能會有更加深刻、多樣的體驗，同時她們可以隐匿姓名地去做一些事，不再受制于幾個世紀以來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行為規範。
從文化想象的角度來說，城市已經成為性、激情和權力的代言人了。
它們吸引着女性，推動女性自由解放的進程，也讓人們重新思考，對女性來講，到底什麼才是充實的人生。
在多樣化的城市景觀中，不同階級、性别、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無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熔爐。
19世紀末20世紀初，每一間擁擠的出租屋内都彌漫着疾病的惡臭——健康人難免也會生病——這臭味在人行街道上集聚，在窗戶外面和門廊上飄蕩，甚至彌漫在每一條大街小巷。
那些年輕人，他們和各個年齡段的人一起蜷縮在單身公寓。
為逃避令人窒息的屋子，他們成群結隊地到鮑厄裡區（Bowery）尋求慰藉。
凱西·佩斯曾寫過一本關于20世紀初期紐約工人階級日常娛樂和商貿活動的書。
她在書裡指出“在工人階級社區裡，街道是社會生活的中心……下東區街道上充斥着各式各樣的樂趣和低價的娛樂消遣：街頭手風琴師和賣唱藝人演奏着動人的歌，流動的雜技演員表演着逗人把戲，還有随處可見的烤土豆的小商販、賣熱玉米的小攤、供顧客購買汽水的自動售賣機”。
[10]職業女性則要在每天的清晨和深夜，輾轉幾條街道到達工作地點。
随着這樣的場景愈加普遍，性别上的困境和陳舊的禮儀規範在逐漸消失，女性是城市一份子的觀念正漸漸深入人心。
在1896年一次和内莉·布萊的訪談中，蘇珊·安東尼針對女性騎車的愛好表達了她的自豪之感。
“我認為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女性從束縛中釋放出來，”她說，“每當我看見女性騎車從我身旁經過時，我都感到異常愉悅。
它能夠帶給女性自由和信心，讓她們感受到獨立。
”[11] 就這樣，女性開始外出兜風，不再以之為羞恥。
她們參與社交活動，在承擔工業城市綠化清新空氣功能的公園中遊逛。
戶外活動提供了突破社會和性别限制的機會，而年輕人，佩斯寫道，“把街道作為邂逅異性的浪漫場所，他們尋覓着最初的性體驗，鍛煉着自己搭讪調情的本領，而這些都在父母的監控和告誡之外”[12]。
根據佩斯的調查報告，這種自由的城市生活讓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Women’sChristianAssociation，YWCA）頗感焦慮，她們擔心“這種不符合傳統的戶外生活，極容易讓年輕女孩們變得聒噪和無禮”。
貝琪·伊瑟列（BetsyIsrael）在她的書《獨身女子》（BachelorGirl）中寫道，在即将進入20世紀之時，“有那麼多單身女孩都在外面——工作、吃飯、跳舞——還真挺難立刻給她們分類”[13]。
人們再也不能把頑固不化的階級身份和行為規範強加到女性身上了，這意味着在這一新式人群之中，潛在的身份重塑和轉換已經蓄勢待發。
城市缺陷 1988年，艾莉森·特庫斯（AlisonTurkos）出生在佛蒙特州的昂德希爾——這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小鎮，其居民不超過三千人。
高中和大學時，她說，她并沒有過多少感情經曆；事實上，她一直在努力思考有關身份與性别的問題。
後來她搬去了紐約，在一家生殖健康中心找到了工作。
她說，“我這才發現，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有這麼多酷兒（queer），他們形成了一個酷兒群體。
”這個發現讓她大松了一口氣，她說，她更有信心去面對真實的自己了，也讓她勇于在家人面前，甚至在家鄉人面前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當然，有着無窮魅力的城市生活也有缺點，就像艾莉森觀察到的那樣，盡管她很喜歡在紐約的獨立生活，但是填不滿的欲望總讓她非常焦慮。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可以在别人面前表現得更睿智，或者自己能認識收入更高、智商更高的人。
人們總是盼望着更迷人、更有趣的人或物出現。
” 城市裡五花八門的人和事，有時瘋狂得讓人瞠目結舌。
我采訪了許多城市生活的人，他們不斷地向我抱怨，說遇見讓人心動的伴侶是多麼困難，尤其是（對異性戀女性而言）在傳統人口遷移模式下，城市中的女性人數已經遠遠大于男性的時候。
一般來說，在西部許多城市，也就是那些曾經是農莊而如今改造成了科技工業區的城市，單身男性的數量要大于單身女性的數量。
而在東部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頓和亞特蘭大，女性的人數仍然占據着主導地位。
紐約市單身女性的數量比單身男性的數量多了大約十五萬，[14]而與此同時，阿拉斯加州一直極為欠缺女性人口。
這也使得奧普拉·溫弗瑞[2]在1990年代做了一些以阿拉斯加單身漢為主題的節目。
而人們常常認為，那些想要尋求伴侶的異性戀女性已經錯過了享受都市樂趣的青春芳華。
我22歲大學畢業，找到了人生第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個時候我經常和一個40多歲、離異了的同事一起，在辦公室吸煙，八卦男人們的事。
這個同事每次都會逼我發誓，說如果我到28歲的時候還沒有結婚，我就要離開這兒，去個離城市遠點的地方。
“你不會想要跟那些女人一樣的，”她憂郁地說，“那些留在這裡卻不再享受樂趣的女人。
” 十年後，我已經30多歲了，然而我還一直享受着生活的樂趣。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約着吃飯，她曾經在紐約生活，35歲的時候被派遣到了新奧爾良，在那裡迅速墜入了情網。
“一旦你穿過了哈得遜河，”她跟我說，“你就會遇着一個男人。
”就在最近，當我和一小群女性談論紐約的黑人女性（尤其是事業成功的黑人女性）找到一個中意的男人有多麼困難的時候，微軟全國有線廣播公司（MSNBC）的主持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學者——梅麗莎·哈裡斯–佩裡（MelissaHarris-Perry）突然說道：“你隻需要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商場随便一站。
”哈裡斯–佩裡擔心她的話聽起來太過膚淺，于是更詳細地闡述道：“我說如果你往商場裡一站你就能擁有一個丈夫，并不意味着這個人是個好的丈夫或者他就是你想結婚的那個人。
”她又更加嚴肅地補充道，“憑我的經驗，對于南方的年輕男性和女性來說，婚姻是一種期盼和願望。
實際上，男人一直都渴望、期待婚姻的到來，因為他們把婚姻看做是成年男子氣概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準确地說，如果大多數女性并不願意站在商場裡找丈夫，而是選擇在大城市裡一直單身下去（或者說盡情享樂），那麼這就說明，也許這些女性根本不想依靠丈夫過生活，也不想把自己的成年生活牢牢拴在婚姻上。
記者珍·多爾（JenDoll）在《鄉村之聲》（TheVillageVoic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在紐約做單身者的各種樂趣：“這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住在這裡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想和一個有耐心的、可以信賴的、慢慢消磨時光的、腦袋不開竅的人結婚、生孩子，然後住在一個有三間卧室、帶兩個車位車庫的房子裡，過着每年夏天燒烤、冬天煮飯的平靜生活，一直到我們死去。
我們不想要規劃好的生活，我們想要真正去體驗生活。
” 多爾的觀點，正是一個世紀以前同為記者的朱麗葉·威爾伯·湯普金斯（JulietWilborTompkins）所嘲諷過的，在一篇名為《為什麼女人不結婚》（“WhyWomenDon’tMarry”）的文章裡，她這樣描述單身女性：“她們很快樂……在呼喊着自由的戰役裡！她們不知道生活中有這麼多美妙的出路。
于是當看見擺在眼前的十幾條小路時，她們對以前那些隻知道一條無趣大路的女性們抱有輕蔑的同情。
” 不論湯普金斯關于輕蔑的同情的說法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今天那條無趣的大路不會是所有人的選擇，尤其是在有着更多出路的當下。
而要想偏離大路，除了自身的選擇，還需要城市對她們一定程度上的接納。
對于那些想和其他類型的人一起工作、娛樂或者交媾的人，城市把他們從鄉村的約會場所攬進自己的懷裡。
也許，這些樂于逍遙的、渴求愛情的人本來就不應該做出婚姻的承諾，他們甯願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而城市，為這樣的人群提供了一片生存和成長的樂土。
通常，當一個人不去選擇締結長久的婚姻關系時，這個人會被我們看做是失敗的或者悲劇性的，這其實說明，我們已經在心裡認定婚姻是每個人都需要、或者都必須遵守的規則。
但是城市卻允許了那些人——那些在婚姻裡躁動不安的、不滿足的、總是充滿渴求的、會給伴侶帶來不幸的人——退出婚姻的大路，轉而踏上偏僻小路，從小路走向她們心儀的目的地。
總想要追求新鮮的事，想要結交更多的人，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想要趕上火車去遠方，想要痛快喝酒，想要參與馬拉松長跑，想要參加各類培訓課程，其實這些都不是壞事。
等到女性們尋覓到那個兩情相悅的伴侶時，曾經浸淫在城市深處的她們，将會脫離這潭深淵（如果她們比較幸運的話）；而那些推遲結婚的人，因為體驗過單身的生活，她們也會把婚姻看做是一種解脫，她們終于可以不用獨自躺在冰冷的床單上了，這也許不是什麼壞事。
假如這些晚婚的女性迫于壓力，提前結婚的話，當樓下的派對歌舞升平，而她們必須帶着孩子早早睡覺時，她們心中的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婚姻從未降臨，或者在婚姻姗姗來遲之前，一些女性還是想要留在城市裡，享受樂趣。
就像多爾所寫下的，“我們不清楚我們要什麼。
我們想要探尋這世界的一點一滴，一直一直地探索下去。
”多爾叙述道，“我們是單身的、獨立的、經濟自主的紐約女性……我們正坐在巅峰，俯身面對着前所未有的選擇。
這些選擇讓我們為之振奮。
因此我們想嘗試各種可能，不管是更大的、更好的、更快的、更閃亮的，還是更高的、更性感的、更強壯的或者更聰明的，還有那些非常與衆不同的或者完全自我的選擇。
主宰自己選擇的權利——何樂而不為呢？” 基礎設施與社區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Marrero）的父母都在紐約市長大。
他們雖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打定主意要讓他們的孩子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後來他們舉家遷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市郊。
當蕾蒂莎有足夠能力的時候，她立刻回到了紐約市，靠給明星雜志打工賺錢，後來在紐約的上西區給自己買了一間公寓。
她一直都在約會，但是從來沒有遇見讓她覺得心動的人。
35歲的時候，她懷孕了，卻下決心和孩子父親分手，獨自撫養這個孩子。
頃刻之間，這個令她魂牽夢萦的城市，變得如此冷漠。
為了緩解經濟上的困境，她把她那個小公寓賣了，然後在布魯克林一個正在改造的街區租了間便宜的房子。
然而，當她生下了她的女兒後——她沒有丈夫，而且她的工作也沒法讓她有足夠的空閑時間去照顧孩子——她發現自己住的地區并不發達，作為單身母親，她必須要住在一個她喜愛的社區，并且要有足夠的安全保障。
“我不想當這個地方的拓荒者，”蕾蒂莎說，“無論如何，我可不希望看到槍擊案發生。
我決定我們必須搬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