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都市誘惑：城市生活與女性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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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蕾蒂莎被解雇了，她意識到搬家迫在眉睫。
她和她的女兒洛拉去了弗吉尼亞州，這裡離她家人和洛拉的父親都近些。
離開紐約後，她覺得自己長舒了口氣，感覺像是“從一段虐心的感情中解脫出來。
我覺得‘哎！終于不再這麼操心費力了！我再也不用拖着一大堆東西爬五層樓梯了！’”她還說，送她女兒去紐約的好學校上學，送她參加公共教育系統中的資優班，“每一步都像是在打仗一樣。
我沒有錢，也不願意花兩萬五千美元送我的孩子去讀小學，在這裡，我不用再為了讓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發愁掙紮”。
蕾蒂莎目前和洛拉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幢公寓大樓裡。
蕾蒂莎現在發現自己對養殖和燒烤很感興趣，而她的父母正是依靠這些在城郊落地生根。
但蕾蒂莎也很懷念紐約的生活，懷念這個城市在她還是個單身母親的時候所給予她的一切，即使是當她被迫要離開的時候。
“在紐約，每條街都有認識我的人，”她說，“哦，是那個帶着孩子和狗的棕皮膚女人。
”這種群居的意識令人安慰，而且讓人安心，即便是在那些她并不覺得有多安全的社區裡。
她住過的一間公寓，蕾蒂莎回憶道，“旁邊就是一家隐秘的酒店，但她從來沒感到過不安全。
”她還說，她從來沒有在街上被人騷擾過，那些坐在街邊的商店老闆會用一種日常鄰裡間的目光來招呼她，她的紐約鄰居們都非常貼心，常常會幫她把東西和嬰兒車提上樓去。
有時候，當她到街對面去拿洗好的衣服時，她還會把洛拉留在商店裡請鄰居們照顧。
“他們的态度總是這樣的：她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照顧她就像在照顧我們自己一樣，”她說，“我從沒覺得我處在危險之中。
但是你控制不了槍擊案的發生，而且我也不願意去那些街區參加聚會。
” 在弗吉尼亞州的公寓大樓裡，蕾蒂莎說，他們鄰居們互相之間都不認識。
對于單身女性來說，不管有沒有孩子，城市都為她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完善的基礎設施。
城市變成了單身女性的另一半，給她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而這些服務是世世代代女性提供給男性的。
男性能夠參與公共事業，離不開背後那些一直在家裡煮飯、縫補衣物、洗衣服、打掃衛生的妻子們。
而當男性單身的時候（或者不是），他身邊還會有另外一群女性，她們給他當女仆、洗衣婦、裁縫、秘書以及妓女，以此換取微薄的薪水。
一直到現在，對于大多數單身女性而言，沒有相關的一套服務是反過來提供給她們的。
但至少，城市為了實現富裕的目标，還是做出了些彌補和改善。
比如說，為居民們提供更小型的居住環境，這樣就減輕了清潔和維護的工作量。
在城市通常會有一個管理員專門負責維護工作。
如果你的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話，那麼你還會有一個門衛替你收包裹和雜貨品，以及迎接你的訪客。
每個街角都會有商店和手推車，方便上班族購買早間咖啡和熱乎乎的早餐。
在城市裡還常年流傳着一個有關年輕成功女性的說法：她們用微波爐來儲存毛衣。
這一方面說明了女性衣櫃的空間不夠用，另一方面則證明了方便、快捷的食物外帶開始廣泛流行。
多少年來，準備食物的工作一直都落在女性身上，而如今，這一呆闆的傳統有了可以置喙的餘地。
城市裡還建起了自助洗衣店和裁縫店。
此外，還有幫忙照看孩子的鄰居、有分擔房租和電費的室友。
所有這些生活上的便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那個由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Hochschild）提出來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家庭主婦不再待在家裡了，那麼我們必須要問，‘她的工作将由誰來接替？’”[15] 除了以上提到的，大都市裡還有其他的城建設施：街路縱橫交錯，連通着各式各樣的娛樂場所，酒吧、俱樂部、電影院、體育館、籃球場和公園。
公共交通也十分發達，人們可以選擇火車、地鐵、公共汽車以及有軌電車等多種交通方式，既便宜又快速（通常情況下）地去上班、回家以及拜訪親朋好友。
[16] 即使對于那些不太容易享受到這類便利的人，城市裡密集的人口也能讓她們感受到蕾蒂莎所提到的“鄰裡目光”：街道上那些愛管閑事的鄰居，路邊草坪椅子上的小區居民，他們注視着每一個經過的行人。
在公寓樓裡，人們之間互相了解，你可以随時把孩子交給鄰居照看，也可以随時從他們那裡借一杯糖。
在市中心，龐大的人口催生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通常來說，這些工作的薪酬确實很低，比如說給富人送外賣或者清洗健身房的毛巾之類的。
但是，城市裡的工作機會仍然比村鎮的要多，在村鎮，你也許得開幾英裡的車才能到達離你最近且願意雇傭你的商店、遊樂園或者醫院。
事實上，城市确實存在一個問題，即這些一應俱全的福利設施和便捷服務，讓人們不再需要來自伴侶的幫助了。
長此以往，恐怕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單身者。
談到不同地區的婚姻模式，梅麗莎·哈裡斯–佩裡向我講述了她的親身感受，她說那些和她一起在南方上大學的女孩子們結婚都比較早，而她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所遇到的那些女性朋友們都還是單身。
這讓她覺得：“在南方，事業有成的黑人女性在20多歲就結婚了”。
而在北方，她們結婚的年齡則要推後很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哈裡斯–佩裡又回想起她的一個朋友——“一個50歲的、典型的紐約單身漢”——這個朋友曾經解釋過他這麼多年仍然保持單身的原因，他說，“随便哪一天我都可以把衣服送去幹洗，如果半夜餓了也會有食物送來，我可以去外面閑逛，去公園小坐，或者去看場演出；所有的便捷服務，藝術文化活動，再加上各式各樣的約會對象，都讓婚姻顯得相形見绌。
” 女性（或者男性）從婚姻中所獲取的東西，如今也許同樣能從城市生活中獲取到，這其實是一種對婚姻意義的積極思考。
城市提供給我們的很多服務，都是在傳統婚姻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它們具有性别類化的性質；而城市的存在打破了這種性質，不僅讓我們可以通過金錢的交易來獲得這些服務，還讓我們真正享受着這些服務，這也是我們花錢的目的。
這種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女性看待、參與世界的方式——城市化身成了配偶，甚至有時候，變成了她們的真愛——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多黛·斯圖爾特（DodaiStewart）從小生活在紐約。
她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比她的母親大二十歲，在多黛十幾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去世了，她的母親一直都沒有再婚。
多黛交往過許多男性，每一個她都有過與之結婚的打算，但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她從來沒能踏進婚姻殿堂。
多黛跟我談話的時候剛過40歲，她說，“我和紐約談了一場最長的戀愛，真的是這樣。
我給它拍照，記錄着有關這個城市的一切，像‘曼哈頓女孩’[3]一樣”。
多黛跟我提起自己的一個舊金山前男友，他非常想和她結婚，還計劃在院子裡種一塊草坪。
但多黛并不喜歡打理草坪。
而且多黛覺得他不知道老牌朋克夜總會CBGB[4]，也分不清楚（不管是從文化意義上還是從地理位置上）住宅區和商業區。
兩人的共同話題少之又少。
最後多黛沒有接受他的求婚。
“你不了解我生活的城市，”她說，“你也不會懂我。
”她在紐約和男人之間，選擇了紐約。
她強烈地感覺到，這個城市才是一個更值得擁有的伴侶。
“這個城市，無時無刻不在和你對話，”多黛說，“他會給你留言。
當你走過塗鴉牆的時候，整個世界一瞬間都變了，因為你讀到了他的話。
紐約在我的生命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多黛的母親沒有改嫁——她的母親在紐約生活了二十多年——獨自把她撫養成人，所以多黛選擇獨身的話，她的母親應該比較能理解她的決定。
而那些成長于早婚地區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較早結婚的朋友們，恐怕會對這種颠覆傳統的行為略有抵制。
都市神話 妮莎（Nisha）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内珀維爾小鎮，現在在華盛頓工作。
她向我描述了家鄉和華盛頓之間的巨大鴻溝。
妮莎今年24歲，在社交媒體界工作，她有個男朋友，還沒有談婚論嫁。
她注意到，家鄉的高中同學和朋友接二連三地結了婚，而在華盛頓和紐約（她也在紐約工作）社交圈裡的人都還是單身。
她說，城市的朋友們“更關注事業發展，享受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而家鄉的夥伴們卻在琢磨她們的男朋友什麼時候求婚”。
妮莎告訴我，她在華盛頓認識的所有人，除正式的工作外，還會做各種兼職，社交日程安排得特别緊湊，所以她實在很難想象在這樣的生活節奏下，她們會考慮老古董一般的婚姻大事。
她認為，在未來五年内，自己的人生前景會很不一樣。
“30歲是一道無形的分割線，”她說，“尤其是女人，快到30歲時，周圍人就開始關注你的婚姻問題。
”她的父母是印度移民，他們曾對妮莎說不希望她拖太久。
但是，她又補充道，他們同樣也很理解她，在一種新經濟的環境下，“女性繼續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可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 當然，數不清的單身女性們從未離開過村鎮，或者走相反的方向——從城市搬去市郊和村鎮。
雖然每個地方都開始流行晚婚，但在那些更傾向于早婚的地區，年齡稍大的獨身者還是常被污名化。
35歲的克裡斯蒂娜（Kristina）是一名考古研究領域的律師，她居住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
她在費城出生、長大，但由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總是搬來搬去，因此她成年生活的足迹遍及各地：馬薩諸塞州、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新墨西哥州的卡爾斯巴德、内華達州的裡諾、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新墨西哥州的法明頓以及蒙大拿州的米蘇拉。
去過這麼多地方之後，克裡斯蒂娜十分肯定地說，“在相對偏遠的鄉村，單身的确是個障礙。
”當時，她準備從米蘇拉搬去俾斯麥，許多人擔心俾斯麥的城市化程度更高（犯罪率更高），在那裡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很不安全。
大家都這麼說，弄得她很煩躁，“我從康涅狄格州搬到了新墨西哥州都沒什麼，你們反而擔心俾斯麥的高犯罪率？” 在北達科他州，如果她跟當地人說自己還單身、從來沒有結過婚的話，絕大部分人都會顯得十分驚訝。
還有不少人在聽到她說“沒有結婚”的回答之後，會跟她說“哦，我真抱歉”。
但是，克裡斯蒂娜告訴我，在這樣一個早婚現象特别普遍的地方生活久了，即使是她，也會潛移默化地對那些單身的人表現出某些偏見和警覺。
如果她遇見了個和她年齡相當、從來沒結過婚的男性，“她的心中就會響起預警信号；‘你怎麼回事？我知道我也單身，那是因為我來自不安分的東海岸。
你得把你的情況解釋給我聽聽’”。
她覺得還是在大城市生活更安心，可以更舒服地享受和單身男人的約會，城市裡單身的成年人越來越多，單身的狀态也更……正常。
不可否認的晚婚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且不單單局限于城市範圍。
有意識地選擇單身——或者至少對傳統婚姻不再持有浪漫的看法，而是對其抱有一種客觀的批判态度——已經不隻是城市居民的專屬了。
2013年，來自德克薩斯州戈爾登的24歲女歌手凱茜·馬斯格雷夫斯（KaceyMusgraves）在美國鄉村音樂獎上獲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她有一首歌叫做《旋轉木馬》（MerryGo’Round），這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如果你在21歲的時候還沒有兩個孩子/你很可能會孤獨終老/至少傳統告訴我們是這樣，”接下來她又向傳統提出了質疑：“我們百無聊賴，因此，我們走進婚姻聖殿，仿若塵埃，在小鎮上安然度日……我們自以為初戀很完美/于是我們堅守着高中時的愛情。
” 她們自己的房間 對于貧窮的女性而言，不論她們的婚姻狀态如何，一般都會選擇群居生活。
據曆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
她和她的女兒洛拉去了弗吉尼亞州，這裡離她家人和洛拉的父親都近些。
離開紐約後，她覺得自己長舒了口氣，感覺像是“從一段虐心的感情中解脫出來。
我覺得‘哎！終于不再這麼操心費力了！我再也不用拖着一大堆東西爬五層樓梯了！’”她還說，送她女兒去紐約的好學校上學，送她參加公共教育系統中的資優班，“每一步都像是在打仗一樣。
我沒有錢，也不願意花兩萬五千美元送我的孩子去讀小學，在這裡，我不用再為了讓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發愁掙紮”。
蕾蒂莎目前和洛拉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幢公寓大樓裡。
蕾蒂莎現在發現自己對養殖和燒烤很感興趣，而她的父母正是依靠這些在城郊落地生根。
但蕾蒂莎也很懷念紐約的生活，懷念這個城市在她還是個單身母親的時候所給予她的一切，即使是當她被迫要離開的時候。
“在紐約，每條街都有認識我的人，”她說，“哦，是那個帶着孩子和狗的棕皮膚女人。
”這種群居的意識令人安慰，而且讓人安心，即便是在那些她并不覺得有多安全的社區裡。
她住過的一間公寓，蕾蒂莎回憶道，“旁邊就是一家隐秘的酒店，但她從來沒感到過不安全。
”她還說，她從來沒有在街上被人騷擾過，那些坐在街邊的商店老闆會用一種日常鄰裡間的目光來招呼她，她的紐約鄰居們都非常貼心，常常會幫她把東西和嬰兒車提上樓去。
有時候，當她到街對面去拿洗好的衣服時，她還會把洛拉留在商店裡請鄰居們照顧。
“他們的态度總是這樣的：她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照顧她就像在照顧我們自己一樣，”她說，“我從沒覺得我處在危險之中。
但是你控制不了槍擊案的發生，而且我也不願意去那些街區參加聚會。
” 在弗吉尼亞州的公寓大樓裡，蕾蒂莎說，他們鄰居們互相之間都不認識。
對于單身女性來說，不管有沒有孩子，城市都為她們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完善的基礎設施。
城市變成了單身女性的另一半，給她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而這些服務是世世代代女性提供給男性的。
男性能夠參與公共事業，離不開背後那些一直在家裡煮飯、縫補衣物、洗衣服、打掃衛生的妻子們。
而當男性單身的時候（或者不是），他身邊還會有另外一群女性，她們給他當女仆、洗衣婦、裁縫、秘書以及妓女，以此換取微薄的薪水。
一直到現在，對于大多數單身女性而言，沒有相關的一套服務是反過來提供給她們的。
但至少，城市為了實現富裕的目标，還是做出了些彌補和改善。
比如說，為居民們提供更小型的居住環境，這樣就減輕了清潔和維護的工作量。
在城市通常會有一個管理員專門負責維護工作。
如果你的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話，那麼你還會有一個門衛替你收包裹和雜貨品，以及迎接你的訪客。
每個街角都會有商店和手推車，方便上班族購買早間咖啡和熱乎乎的早餐。
在城市裡還常年流傳着一個有關年輕成功女性的說法：她們用微波爐來儲存毛衣。
這一方面說明了女性衣櫃的空間不夠用，另一方面則證明了方便、快捷的食物外帶開始廣泛流行。
多少年來，準備食物的工作一直都落在女性身上，而如今，這一呆闆的傳統有了可以置喙的餘地。
城市裡還建起了自助洗衣店和裁縫店。
此外，還有幫忙照看孩子的鄰居、有分擔房租和電費的室友。
所有這些生活上的便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那個由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Hochschild）提出來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家庭主婦不再待在家裡了，那麼我們必須要問，‘她的工作将由誰來接替？’”[15] 除了以上提到的，大都市裡還有其他的城建設施：街路縱橫交錯，連通着各式各樣的娛樂場所，酒吧、俱樂部、電影院、體育館、籃球場和公園。
公共交通也十分發達，人們可以選擇火車、地鐵、公共汽車以及有軌電車等多種交通方式，既便宜又快速（通常情況下）地去上班、回家以及拜訪親朋好友。
[16] 即使對于那些不太容易享受到這類便利的人，城市裡密集的人口也能讓她們感受到蕾蒂莎所提到的“鄰裡目光”：街道上那些愛管閑事的鄰居，路邊草坪椅子上的小區居民，他們注視着每一個經過的行人。
在公寓樓裡，人們之間互相了解，你可以随時把孩子交給鄰居照看，也可以随時從他們那裡借一杯糖。
在市中心，龐大的人口催生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通常來說，這些工作的薪酬确實很低，比如說給富人送外賣或者清洗健身房的毛巾之類的。
但是，城市裡的工作機會仍然比村鎮的要多，在村鎮，你也許得開幾英裡的車才能到達離你最近且願意雇傭你的商店、遊樂園或者醫院。
事實上，城市确實存在一個問題，即這些一應俱全的福利設施和便捷服務，讓人們不再需要來自伴侶的幫助了。
長此以往，恐怕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單身者。
談到不同地區的婚姻模式，梅麗莎·哈裡斯–佩裡向我講述了她的親身感受，她說那些和她一起在南方上大學的女孩子們結婚都比較早，而她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所遇到的那些女性朋友們都還是單身。
這讓她覺得：“在南方，事業有成的黑人女性在20多歲就結婚了”。
而在北方，她們結婚的年齡則要推後很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哈裡斯–佩裡又回想起她的一個朋友——“一個50歲的、典型的紐約單身漢”——這個朋友曾經解釋過他這麼多年仍然保持單身的原因，他說，“随便哪一天我都可以把衣服送去幹洗，如果半夜餓了也會有食物送來，我可以去外面閑逛，去公園小坐，或者去看場演出；所有的便捷服務，藝術文化活動，再加上各式各樣的約會對象，都讓婚姻顯得相形見绌。
” 女性（或者男性）從婚姻中所獲取的東西，如今也許同樣能從城市生活中獲取到，這其實是一種對婚姻意義的積極思考。
城市提供給我們的很多服務，都是在傳統婚姻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它們具有性别類化的性質；而城市的存在打破了這種性質，不僅讓我們可以通過金錢的交易來獲得這些服務，還讓我們真正享受着這些服務，這也是我們花錢的目的。
這種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女性看待、參與世界的方式——城市化身成了配偶，甚至有時候，變成了她們的真愛——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多黛·斯圖爾特（DodaiStewart）從小生活在紐約。
她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比她的母親大二十歲，在多黛十幾歲的時候，她的父親去世了，她的母親一直都沒有再婚。
多黛交往過許多男性，每一個她都有過與之結婚的打算，但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她從來沒能踏進婚姻殿堂。
多黛跟我談話的時候剛過40歲，她說，“我和紐約談了一場最長的戀愛，真的是這樣。
我給它拍照，記錄着有關這個城市的一切，像‘曼哈頓女孩’[3]一樣”。
多黛跟我提起自己的一個舊金山前男友，他非常想和她結婚，還計劃在院子裡種一塊草坪。
但多黛并不喜歡打理草坪。
而且多黛覺得他不知道老牌朋克夜總會CBGB[4]，也分不清楚（不管是從文化意義上還是從地理位置上）住宅區和商業區。
兩人的共同話題少之又少。
最後多黛沒有接受他的求婚。
“你不了解我生活的城市，”她說，“你也不會懂我。
”她在紐約和男人之間，選擇了紐約。
她強烈地感覺到，這個城市才是一個更值得擁有的伴侶。
“這個城市，無時無刻不在和你對話，”多黛說，“他會給你留言。
當你走過塗鴉牆的時候，整個世界一瞬間都變了，因為你讀到了他的話。
紐約在我的生命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多黛的母親沒有改嫁——她的母親在紐約生活了二十多年——獨自把她撫養成人，所以多黛選擇獨身的話，她的母親應該比較能理解她的決定。
而那些成長于早婚地區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較早結婚的朋友們，恐怕會對這種颠覆傳統的行為略有抵制。
都市神話 妮莎（Nisha）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内珀維爾小鎮，現在在華盛頓工作。
她向我描述了家鄉和華盛頓之間的巨大鴻溝。
妮莎今年24歲，在社交媒體界工作，她有個男朋友，還沒有談婚論嫁。
她注意到，家鄉的高中同學和朋友接二連三地結了婚，而在華盛頓和紐約（她也在紐約工作）社交圈裡的人都還是單身。
她說，城市的朋友們“更關注事業發展，享受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而家鄉的夥伴們卻在琢磨她們的男朋友什麼時候求婚”。
妮莎告訴我，她在華盛頓認識的所有人，除正式的工作外，還會做各種兼職，社交日程安排得特别緊湊，所以她實在很難想象在這樣的生活節奏下，她們會考慮老古董一般的婚姻大事。
她認為，在未來五年内，自己的人生前景會很不一樣。
“30歲是一道無形的分割線，”她說，“尤其是女人，快到30歲時，周圍人就開始關注你的婚姻問題。
”她的父母是印度移民，他們曾對妮莎說不希望她拖太久。
但是，她又補充道，他們同樣也很理解她，在一種新經濟的環境下，“女性繼續在經濟上依賴男性，可不是什麼明智的選擇。
” 當然，數不清的單身女性們從未離開過村鎮，或者走相反的方向——從城市搬去市郊和村鎮。
雖然每個地方都開始流行晚婚，但在那些更傾向于早婚的地區，年齡稍大的獨身者還是常被污名化。
35歲的克裡斯蒂娜（Kristina）是一名考古研究領域的律師，她居住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
她在費城出生、長大，但由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總是搬來搬去，因此她成年生活的足迹遍及各地：馬薩諸塞州、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新墨西哥州的卡爾斯巴德、内華達州的裡諾、羅得島州、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新墨西哥州的法明頓以及蒙大拿州的米蘇拉。
去過這麼多地方之後，克裡斯蒂娜十分肯定地說，“在相對偏遠的鄉村，單身的确是個障礙。
”當時，她準備從米蘇拉搬去俾斯麥，許多人擔心俾斯麥的城市化程度更高（犯罪率更高），在那裡沒有男人可以依靠很不安全。
大家都這麼說，弄得她很煩躁，“我從康涅狄格州搬到了新墨西哥州都沒什麼，你們反而擔心俾斯麥的高犯罪率？” 在北達科他州，如果她跟當地人說自己還單身、從來沒有結過婚的話，絕大部分人都會顯得十分驚訝。
還有不少人在聽到她說“沒有結婚”的回答之後，會跟她說“哦，我真抱歉”。
但是，克裡斯蒂娜告訴我，在這樣一個早婚現象特别普遍的地方生活久了，即使是她，也會潛移默化地對那些單身的人表現出某些偏見和警覺。
如果她遇見了個和她年齡相當、從來沒結過婚的男性，“她的心中就會響起預警信号；‘你怎麼回事？我知道我也單身，那是因為我來自不安分的東海岸。
你得把你的情況解釋給我聽聽’”。
她覺得還是在大城市生活更安心，可以更舒服地享受和單身男人的約會，城市裡單身的成年人越來越多，單身的狀态也更……正常。
不可否認的晚婚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而且不單單局限于城市範圍。
有意識地選擇單身——或者至少對傳統婚姻不再持有浪漫的看法，而是對其抱有一種客觀的批判态度——已經不隻是城市居民的專屬了。
2013年，來自德克薩斯州戈爾登的24歲女歌手凱茜·馬斯格雷夫斯（KaceyMusgraves）在美國鄉村音樂獎上獲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她有一首歌叫做《旋轉木馬》（MerryGo’Round），這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如果你在21歲的時候還沒有兩個孩子/你很可能會孤獨終老/至少傳統告訴我們是這樣，”接下來她又向傳統提出了質疑：“我們百無聊賴，因此，我們走進婚姻聖殿，仿若塵埃，在小鎮上安然度日……我們自以為初戀很完美/于是我們堅守着高中時的愛情。
” 她們自己的房間 對于貧窮的女性而言，不論她們的婚姻狀态如何，一般都會選擇群居生活。
據曆史學家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