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都市誘惑：城市生活與女性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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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neStansell）提供的1855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紐約市的四百名單身女性裡，獨自居住的隻有十一個人。
[17]大多數住在城市的職業女性，都是和兄弟姐妹、表親、父母和祖父母們一起擠在窄小的出租屋内，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近代；其他地區的窮困家庭和移民家庭一般也是這樣的居住情況。
即使單身女性很渴望打破多代人一起生活的居住方式，她們也很難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
一方面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另一方面顧忌社會對性行為的限制和道德規範的束縛，許多有工資收入的女孩們都住在寄宿公寓裡。
1863年，社會活動家弗吉尼亞·佩妮（VirginiaPenny）寫道，“許多售貨員女孩都是六個人擠在一間閣樓裡”[18]。
那種閣樓的業主一般是年長的女人，她出于類似父母的“負責任的态度”，對這些年輕的租戶們實行嚴格的宵禁，時刻監督她們的一舉一動。
曆史學家喬安娜·米耶維茨（JoanneMeyeowitz）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1891年的芝加哥，一名年輕女租戶向自立婦女之家（HomeforSelf-SupportingWomen）申請，想和一名年輕男性外出，婦女之家二話不說聯系了伊利諾伊人道協會（IllinoisHumaneSociety），該協會緊接着又聯系了這名年輕女子的繼母。
身在南達科他州的繼母非常感謝組織對她繼女的保護，稱讓其遠離了“城市裡的衆多陷阱和圈套”。
[19] 但想必讀過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olf）文章的人都很了解，女性們其實非常強烈地想要開辟一塊屬于她們自己的空間。
19世紀的物理學家哈莉特·亨特（HarriotHunt）和父母同住，後來她結了婚的妹妹也搬了進來，原本就不夠用的房間更顯擁擠，她說：“沒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真叫人備受打擊”[20]。
甚至12歲的路易薩·梅·奧爾科特（LouisaMayAlcott）也帶着奢望的語氣描述過一個看似渺茫的心願：“我一直很想擁有自己的小房間，雖然我知道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但我還是沒有打消這種期待，我想在裡邊唱歌、思考。
”奧爾科特後來成為了少數能負擔得起單獨房間的女性之一，而且她還把自己形容為蜘蛛，需要“獨自吐絲”。
[21] 貧窮的男人們，也像他們工薪階層的姐妹們一樣，和家人或者工友一起擠在有限的公寓空間内。
而那些稍富裕的單身男性——比如能繼承豐厚财産，賺取可觀數目的租金的男性——他們相對其他人而言有更多選擇。
這些男性可以住在住宅樓或者俱樂部裡，以金錢換取家庭方面的（大概是性方面的）需求。
到19世紀末，曼哈頓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的15歲以上的男性是未婚狀态了，其中多數人是獨自居住。
曾有一個住在男士俱樂部的單身漢這樣描述他的住處：“成員們都像住在自己的城堡裡一樣無拘無束；這座建築……就如私人住所一般幹淨、安全、舒适。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主，不會有來自主人的‘關心’或煩擾。
”[22] 這真讓人羨慕！在很長一段的時間裡，都沒有女性平等這一說。
但是，随着越來越多的女性來到城市，她們不僅料理家事，還投身新興的女性職業，這個時候，城市就必須給她們留出居住的位置了。
建于1903年的瑪莎華盛頓酒店（MarthaWashingtonHotel）是最早的綜合大樓之一，它共有十二層，專門為來紐約找工作的家庭婦女設計。
[23]2012年，這座大樓被定為紐約地标，《紐約時報》還發表了一篇報道，稱：“那時候，單身的職業女性費盡心力，尋找那些不被懷疑做了有傷風化之事的住所。
”瑪莎華盛頓酒店的首批住戶有五百人，其中包括速記員、編輯，還有一位律師（她後來成為了紐約第一位被任命的女法官），即使是在這樣的酒店裡，也有一些嚴格規定：男性不允許上樓，而且，剛一開始的時候，被要求拎所有重行李的是男服務生，但到了1904年，酒店聘請了十四位女服務生代替他們。
1906年，格林威治村建造了圖馬特酒店（TrowmartInn），它不僅為單身女性們提供住宿，也為“收入微薄的勞動階層，以及那些沒法為父母在城裡安家的人群”提供住處。
圖馬特酒店沒有宵禁，事實上，經過獨具匠心的設計，它成了未婚女性通往婚姻殿堂的過路站。
酒店的建立者告訴《紐約時報》，酒店原初被設計成一個允許男性追求女性的場所，如果不是獨自居住的話，單身男女會在約會、戀愛以及性生活等方面碰到很多障礙。
《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曾形容：“溫柔優雅的女孩們并不在乎對方在高速公路上還是在公園裡公開求愛，不過假如有一個更合适的地方，求愛者可以在那裡向姑娘們表達愛意，她們會成為快樂的、盡職盡責的妻子，以及更加幸福的母親。
這些姑娘們的數量正迅猛地增長。
”《紐約時報》繼續說，“如果女孩們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并且每年都會有人在圖馬特酒店締結姻緣的話”，這家酒店的建造者也會感到非常高興。
這些酒店讓女性們獨自居住成為可能，但是它們也逐步被那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住處所代替，比如說，1927年建立的巴比桑俱樂部（TheBarbizon）——“為職業女性建造的俱樂部式公寓”，它不僅提供了簡單的小房間，還提供了一些舊式男士住房所配備的服務。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Tribune）在形容巴比桑的建造特色時，稱它是“專門為商業和職業女性設計的，它配有健身房、遊泳池、工作室和其他一些男性俱樂部才有的便利設施，這種風格真是獨一無二”。
兩年以後，《紐約時報》也對那些正在享受巴比桑俱樂部健身設施的“現代女戰士們”進行了報道，并指出“據說，在她們的俱樂部裡，女性比男性更為自由”。
20世紀中葉，女性不但能很便捷地找到心儀的公寓，還可以在報紙的廣告頁上挑選室友。
但是能擁有一所屬于自己的房子——正如貝琪·伊瑟列（BetsyIsrael）形容得那樣——一直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80年代，“房租穩定”一詞，也“比‘嫁給我吧’更加讓人心潮澎湃，它寓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種成年人的生活”。
[24] 我和一位朋友在大學畢業前去了趟紐約，我已經計劃好要在這裡定居了。
湊巧朋友的姐姐當時也在紐約，她比我們大很多歲，事業有成，獨自在紐約的上西區租了一間小公寓。
當我計劃好去那裡與她們見面的時候，朋友跟我道歉說她姐姐不想讓我去她的公寓；她姐姐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即除了親人和戀人之外，别人都不能進她的家。
這間屋子是她姐姐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屬于自己的空間，她保衛着它不被别人入侵，然而這條不成文的規定，在當時還很年輕的我看來，是殘酷且沒法理解的。
随着一大波女性尋找着能讓她們立足的地方，城市的規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2013年，紐約市立博物館、公民住房與規劃委員會、紐約建築聯盟合作，一起舉辦了一個名為“開辟空間”（MakingRoom）的展覽，主要是展出一些房屋的設計方案，這些設計都是為了使住房“更好地适應紐約市急速變化的（有時是讓人震驚的）人口數量，包括大量增長的單身人群”。
這次展覽特别展出了約為30平方米公寓的設計圖，這種房型基本上就是前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魯姆伯格（MichaelBloomberg）推薦的專為單身者設計的新型“微型公寓”構想方案。
在華盛頓，一座位于杜邦環島的大廈正改建為一座92戶的公寓樓，公寓面積平均為32.5平方米；[25]2012年，一條街巷裡蓋起了一片小戶型住房，每戶的面積約為14至23平方米，這個設計為将來的小型住房提供了借鑒模型。
[26]同時，西雅圖也掀起了一股微型公寓的熱潮，為适應人們高漲的住房需求，原先那些老舊的大房子都被拆除，改造成約18.5平方米的、帶有公共廚房的單元樓。
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造招來了不少抗議。
一名居民告訴《西雅圖時報》（TheSeattleTimes）記者，“我們不關心誰要租這些微型公寓，我們想知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
這裡肯定會變得非常擁擠”[27]。
在多洛莉絲·海登（DoloresHayden）的經典著作《家庭大變革》（TheGrandDomesticRevolution）裡，作者回顧了城市家庭房屋建築的變遷，描寫女性們如何逐步獨自居住、擁有個人專屬空間。
女性烏托邦小說《她鄉》（Herland）的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曾設想過，女性可以雇傭專職人員為她們做飯，因此她們的房子不需要廚房。
而19世紀的改革家、女權主義者梅露西娜·費伊·皮爾斯（MelusinaFayPeirce）則發起一項房屋合用的運動，她認為把那些既要做飯又要照顧孩子的女性們分散在各自的住處，會阻礙争取平等的進程。
[28] 現如今，越來越多的當代女性逃離了先人那種整日囿于廚房和嬰兒室的生活。
碰巧，她們還實現了先鋒前輩們的幻想——廚房與娛樂空間可以共享，獨立的成年人把家庭生活與公共活動融為一體，她們并不需要配偶。
危險警鐘 風險伴随自由而來。
隐匿真實身份和放飛自我也許是個美好解脫，但是這些也滋生了危險：具有安全隐患的性行為，更高的暴力犯罪率，以及更多的非法活動。
在早期社會，對于獨自（或者和其他女性一起）住在城市裡的女性們來說，她們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有可能會被帶去當妓女。
或者說，被貧窮和物欲橫流的都市生活所迫，不得已去做妓女。
1832年，紐約妓女收容協會刊登了一則（也許是錯誤的）警示——“我們已經十分仔細地統計過了，這個城市裡堕落為妓女的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一萬人！！！！”[29]在芝加哥，那些居住在市鎮裡最廉價和最落後區域——所謂“帶家具的公寓區”——的女性們，更可能通過賣身來增加收入。
在20世紀早期，有調查顯示，“在這裡的漂亮女人如果不去‘賺外快’，那麼她很可能會被街坊鄰居們認為是個傻瓜”[30]。
但是多元化的思想觀念，讓城市以寬宥之心包容了這些女性們，并且向她們提供救贖與改過自新的庇護所，這些都是小村鎮和市郊無法給予的。
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Stansell）強調，正是因為城市對女性的寬恕，給她們提供多種選擇和自我改正的空間，才讓城市在拓展女性的潛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城市裡面的公寓樓、血汗工廠、長街小路，都在美國女性的曆史上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31] 在我們讨論女性氣質與都市生活時，難免會落入俗套，讨論究竟是城市使女性誤入歧途，還是女性自身對城市而言就是個魅惑之物。
随着城市被越來越多單身的、掌握權力的女性所填滿，我們會時不時地在新聞中讀到有關這些女性的典型悲慘故事。
而且，在這些報道裡，我們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這樣的暗示：那些敢于獨自生活的自信女性們，已經走得太遠太遠了。
19世紀90年代，一個以貼海報為生的年輕孩子艾達·貝克（AdaBaeker），從德克薩斯州來到紐約投奔一個女性親戚，但在這座冷酷的大都市裡，她沒法融入身邊的人群，以至于她曾兩次嘗試自殺。
當時，各種小報上鋪天蓋地全是關于她的故事，人們拿她的經曆警示那些執意要改變人生航線的女性們，如果堅持要駛入這孤獨無助的城市深水之中，命運會帶給她們什麼樣的結局。
[32] 大約一百年後，一名在中心公園慢跑的女性被強奸
[17]大多數住在城市的職業女性，都是和兄弟姐妹、表親、父母和祖父母們一起擠在窄小的出租屋内，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至近代；其他地區的窮困家庭和移民家庭一般也是這樣的居住情況。
即使單身女性很渴望打破多代人一起生活的居住方式，她們也很難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
一方面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另一方面顧忌社會對性行為的限制和道德規範的束縛，許多有工資收入的女孩們都住在寄宿公寓裡。
1863年，社會活動家弗吉尼亞·佩妮（VirginiaPenny）寫道，“許多售貨員女孩都是六個人擠在一間閣樓裡”[18]。
那種閣樓的業主一般是年長的女人，她出于類似父母的“負責任的态度”，對這些年輕的租戶們實行嚴格的宵禁，時刻監督她們的一舉一動。
曆史學家喬安娜·米耶維茨（JoanneMeyeowitz）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1891年的芝加哥，一名年輕女租戶向自立婦女之家（HomeforSelf-SupportingWomen）申請，想和一名年輕男性外出，婦女之家二話不說聯系了伊利諾伊人道協會（IllinoisHumaneSociety），該協會緊接着又聯系了這名年輕女子的繼母。
身在南達科他州的繼母非常感謝組織對她繼女的保護，稱讓其遠離了“城市裡的衆多陷阱和圈套”。
[19] 但想必讀過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olf）文章的人都很了解，女性們其實非常強烈地想要開辟一塊屬于她們自己的空間。
19世紀的物理學家哈莉特·亨特（HarriotHunt）和父母同住，後來她結了婚的妹妹也搬了進來，原本就不夠用的房間更顯擁擠，她說：“沒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真叫人備受打擊”[20]。
甚至12歲的路易薩·梅·奧爾科特（LouisaMayAlcott）也帶着奢望的語氣描述過一個看似渺茫的心願：“我一直很想擁有自己的小房間，雖然我知道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但我還是沒有打消這種期待，我想在裡邊唱歌、思考。
”奧爾科特後來成為了少數能負擔得起單獨房間的女性之一，而且她還把自己形容為蜘蛛，需要“獨自吐絲”。
[21] 貧窮的男人們，也像他們工薪階層的姐妹們一樣，和家人或者工友一起擠在有限的公寓空間内。
而那些稍富裕的單身男性——比如能繼承豐厚财産，賺取可觀數目的租金的男性——他們相對其他人而言有更多選擇。
這些男性可以住在住宅樓或者俱樂部裡，以金錢換取家庭方面的（大概是性方面的）需求。
到19世紀末，曼哈頓已經有超過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的15歲以上的男性是未婚狀态了，其中多數人是獨自居住。
曾有一個住在男士俱樂部的單身漢這樣描述他的住處：“成員們都像住在自己的城堡裡一樣無拘無束；這座建築……就如私人住所一般幹淨、安全、舒适。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主，不會有來自主人的‘關心’或煩擾。
”[22] 這真讓人羨慕！在很長一段的時間裡，都沒有女性平等這一說。
但是，随着越來越多的女性來到城市，她們不僅料理家事，還投身新興的女性職業，這個時候，城市就必須給她們留出居住的位置了。
建于1903年的瑪莎華盛頓酒店（MarthaWashingtonHotel）是最早的綜合大樓之一，它共有十二層，專門為來紐約找工作的家庭婦女設計。
[23]2012年，這座大樓被定為紐約地标，《紐約時報》還發表了一篇報道，稱：“那時候，單身的職業女性費盡心力，尋找那些不被懷疑做了有傷風化之事的住所。
”瑪莎華盛頓酒店的首批住戶有五百人，其中包括速記員、編輯，還有一位律師（她後來成為了紐約第一位被任命的女法官），即使是在這樣的酒店裡，也有一些嚴格規定：男性不允許上樓，而且，剛一開始的時候，被要求拎所有重行李的是男服務生，但到了1904年，酒店聘請了十四位女服務生代替他們。
1906年，格林威治村建造了圖馬特酒店（TrowmartInn），它不僅為單身女性們提供住宿，也為“收入微薄的勞動階層，以及那些沒法為父母在城裡安家的人群”提供住處。
圖馬特酒店沒有宵禁，事實上，經過獨具匠心的設計，它成了未婚女性通往婚姻殿堂的過路站。
酒店的建立者告訴《紐約時報》，酒店原初被設計成一個允許男性追求女性的場所，如果不是獨自居住的話，單身男女會在約會、戀愛以及性生活等方面碰到很多障礙。
《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曾形容：“溫柔優雅的女孩們并不在乎對方在高速公路上還是在公園裡公開求愛，不過假如有一個更合适的地方，求愛者可以在那裡向姑娘們表達愛意，她們會成為快樂的、盡職盡責的妻子，以及更加幸福的母親。
這些姑娘們的數量正迅猛地增長。
”《紐約時報》繼續說，“如果女孩們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并且每年都會有人在圖馬特酒店締結姻緣的話”，這家酒店的建造者也會感到非常高興。
這些酒店讓女性們獨自居住成為可能，但是它們也逐步被那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住處所代替，比如說，1927年建立的巴比桑俱樂部（TheBarbizon）——“為職業女性建造的俱樂部式公寓”，它不僅提供了簡單的小房間，還提供了一些舊式男士住房所配備的服務。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Tribune）在形容巴比桑的建造特色時，稱它是“專門為商業和職業女性設計的，它配有健身房、遊泳池、工作室和其他一些男性俱樂部才有的便利設施，這種風格真是獨一無二”。
兩年以後，《紐約時報》也對那些正在享受巴比桑俱樂部健身設施的“現代女戰士們”進行了報道，并指出“據說，在她們的俱樂部裡，女性比男性更為自由”。
20世紀中葉，女性不但能很便捷地找到心儀的公寓，還可以在報紙的廣告頁上挑選室友。
但是能擁有一所屬于自己的房子——正如貝琪·伊瑟列（BetsyIsrael）形容得那樣——一直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80年代，“房租穩定”一詞，也“比‘嫁給我吧’更加讓人心潮澎湃，它寓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種成年人的生活”。
[24] 我和一位朋友在大學畢業前去了趟紐約，我已經計劃好要在這裡定居了。
湊巧朋友的姐姐當時也在紐約，她比我們大很多歲，事業有成，獨自在紐約的上西區租了一間小公寓。
當我計劃好去那裡與她們見面的時候，朋友跟我道歉說她姐姐不想讓我去她的公寓；她姐姐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即除了親人和戀人之外，别人都不能進她的家。
這間屋子是她姐姐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屬于自己的空間，她保衛着它不被别人入侵，然而這條不成文的規定，在當時還很年輕的我看來，是殘酷且沒法理解的。
随着一大波女性尋找着能讓她們立足的地方，城市的規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2013年，紐約市立博物館、公民住房與規劃委員會、紐約建築聯盟合作，一起舉辦了一個名為“開辟空間”（MakingRoom）的展覽，主要是展出一些房屋的設計方案，這些設計都是為了使住房“更好地适應紐約市急速變化的（有時是讓人震驚的）人口數量，包括大量增長的單身人群”。
這次展覽特别展出了約為30平方米公寓的設計圖，這種房型基本上就是前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魯姆伯格（MichaelBloomberg）推薦的專為單身者設計的新型“微型公寓”構想方案。
在華盛頓，一座位于杜邦環島的大廈正改建為一座92戶的公寓樓，公寓面積平均為32.5平方米；[25]2012年，一條街巷裡蓋起了一片小戶型住房，每戶的面積約為14至23平方米，這個設計為将來的小型住房提供了借鑒模型。
[26]同時，西雅圖也掀起了一股微型公寓的熱潮，為适應人們高漲的住房需求，原先那些老舊的大房子都被拆除，改造成約18.5平方米的、帶有公共廚房的單元樓。
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造招來了不少抗議。
一名居民告訴《西雅圖時報》（TheSeattleTimes）記者，“我們不關心誰要租這些微型公寓，我們想知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
這裡肯定會變得非常擁擠”[27]。
在多洛莉絲·海登（DoloresHayden）的經典著作《家庭大變革》（TheGrandDomesticRevolution）裡，作者回顧了城市家庭房屋建築的變遷，描寫女性們如何逐步獨自居住、擁有個人專屬空間。
女性烏托邦小說《她鄉》（Herland）的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曾設想過，女性可以雇傭專職人員為她們做飯，因此她們的房子不需要廚房。
而19世紀的改革家、女權主義者梅露西娜·費伊·皮爾斯（MelusinaFayPeirce）則發起一項房屋合用的運動，她認為把那些既要做飯又要照顧孩子的女性們分散在各自的住處，會阻礙争取平等的進程。
[28] 現如今，越來越多的當代女性逃離了先人那種整日囿于廚房和嬰兒室的生活。
碰巧，她們還實現了先鋒前輩們的幻想——廚房與娛樂空間可以共享，獨立的成年人把家庭生活與公共活動融為一體，她們并不需要配偶。
危險警鐘 風險伴随自由而來。
隐匿真實身份和放飛自我也許是個美好解脫，但是這些也滋生了危險：具有安全隐患的性行為，更高的暴力犯罪率，以及更多的非法活動。
在早期社會，對于獨自（或者和其他女性一起）住在城市裡的女性們來說，她們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有可能會被帶去當妓女。
或者說，被貧窮和物欲橫流的都市生活所迫，不得已去做妓女。
1832年，紐約妓女收容協會刊登了一則（也許是錯誤的）警示——“我們已經十分仔細地統計過了，這個城市裡堕落為妓女的女性數量，已經超過了一萬人！！！！”[29]在芝加哥，那些居住在市鎮裡最廉價和最落後區域——所謂“帶家具的公寓區”——的女性們，更可能通過賣身來增加收入。
在20世紀早期，有調查顯示，“在這裡的漂亮女人如果不去‘賺外快’，那麼她很可能會被街坊鄰居們認為是個傻瓜”[30]。
但是多元化的思想觀念，讓城市以寬宥之心包容了這些女性們，并且向她們提供救贖與改過自新的庇護所，這些都是小村鎮和市郊無法給予的。
克麗絲汀·斯坦塞爾（ChristineStansell）強調，正是因為城市對女性的寬恕，給她們提供多種選擇和自我改正的空間，才讓城市在拓展女性的潛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城市裡面的公寓樓、血汗工廠、長街小路，都在美國女性的曆史上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31] 在我們讨論女性氣質與都市生活時，難免會落入俗套，讨論究竟是城市使女性誤入歧途，還是女性自身對城市而言就是個魅惑之物。
随着城市被越來越多單身的、掌握權力的女性所填滿，我們會時不時地在新聞中讀到有關這些女性的典型悲慘故事。
而且，在這些報道裡，我們總能輕而易舉地得到這樣的暗示：那些敢于獨自生活的自信女性們，已經走得太遠太遠了。
19世紀90年代，一個以貼海報為生的年輕孩子艾達·貝克（AdaBaeker），從德克薩斯州來到紐約投奔一個女性親戚，但在這座冷酷的大都市裡，她沒法融入身邊的人群，以至于她曾兩次嘗試自殺。
當時，各種小報上鋪天蓋地全是關于她的故事，人們拿她的經曆警示那些執意要改變人生航線的女性們，如果堅持要駛入這孤獨無助的城市深水之中，命運會帶給她們什麼樣的結局。
[32] 大約一百年後，一名在中心公園慢跑的女性被強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