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創造曆史的單身女性：美國的未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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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ilderLane），成年之後便離家工作，1936年，她在《女性家庭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家，才是女人的歸宿”（“Woman’sPlaceIsInTheHome”）的文章，認為女權運動嚴重威脅着“有着悠久曆史，滋養身心，并且可以結出果實來的男女關系”。
萊恩認為，女人真正的事業“是創造幸福的婚姻”。
[58] 結婚潮 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接二連三的危機，迫使許多已婚和單身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
對于一些從來不需要靠勞動掙錢的中産階層白人女性來說，這是新鮮事。
而對于一直在工作的黑人女性來說，需要熟練技能的工作機會增多了，但她們的報酬卻比白人女性低。
當經濟回暖，軍人從戰場回歸正常生活之後，女人們的愛國之路就變得艱難起來，随之而來的是嶄新的、更加鞏固的家庭模式。
由于《退伍軍人法案》（G.I.Bill）的實施，退伍軍人（至少是更容易被大學錄取的白人老兵）能夠通過接受大學教育跻身中産階級的隊伍。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承諾拿出大量貸款，資助興建郊區基礎設施，為不斷新生的數百萬人口（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嬰兒潮”）提供住所。
這是一個高效的循環體系。
廣告商向男男女女兜售賢妻良母型時代流行的舊觀念：女人最重要的職責是要把家打造成男人的港灣，男人是她們經濟上的依靠。
女人為了更好地照顧家庭，越來越多地購買吸塵器、洗衣機等新産品，她們花掉的錢最後還是回到這些産品的所有者——男人們手中。
這種消費循環既依賴于資本主義、又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緩和了戰後人們對核攻擊和共産主義的焦慮，而這兩方面的焦慮又引起了人們對女性性欲沖動失控的擔心。
曆史學家伊萊恩·泰勒·梅（ElaineTylerMay）稱：“戰後，以各種各樣形式出現的、非婚姻的性行為，就像瘟疫一樣在全國飛速蔓延”，而治療的方法就是讓女人結婚，并且取消她們近來取得的成績。
[59] 20世紀中期，種種舉措不僅是為了推動白人女性去結婚，更是讓她們趕在體驗獨立生活之前就早早結婚。
1949年，美國衛生協會的宣傳冊子上寫道：“晚婚比不婚好。
但早婚能讓你有更多機會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撫育後代、促進家庭的發展，使之成為社區的财富，還能看到孫輩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這比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對早婚的宣傳要早六十年。
[60] 20世紀50年代末期，約有60%的女大學生中途辍學，有些因為要結婚，有些因為聽信媒體的宣傳，相信受教育太多會妨礙女生嫁人。
19世紀時，中學教育讓女性可以更快獲得自立，而現在它卻成了女性被剝奪自主權的原因之一。
1957年，《哈珀》雜志（Harpers）發布的文章《美國年輕人的一夫一妻制》（“AmericanYouthGoesMonogamous”）中，阿默斯特學院的校長查爾斯·科爾（CharlesCole）博士寫道：“如果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學生還沒有找到男朋友的話，她很有可能成為老處女。
”科爾很遺憾地将他正在尋找未婚夫的女學生們，和他上世紀20年代教過的女學生做對比，當初她們都是懷着發展事業的理想而非為了找到伴侶來上學的。
[61] 1960年，在巴納德學院（BarnardCollege）的應屆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學生都在畢業前訂了婚，蓋爾·柯林斯（GailCollins）稱，在畢業前的聚會上，已訂婚的學生會收到胸花，而單身的學生隻能得到檸檬。
[62] 當時，一半左右的新娘都不到20歲，[63]17歲時訂婚的女性有一千四百萬人。
[64]1934年出生的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回憶說，在她居住的位于俄亥俄州托萊多的波蘭人社區裡，大多數女孩在高中時便結婚了。
“一個人不結婚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她瘋了。
”斯泰納姆記得，她小時候有個在歐洲紅十字會工作的表姐一直單身，大家都認為她精神有問題。
“在我印象中，她是個異類。
”斯泰納姆說。
斯泰納姆還記得有次去酒館參加一個波蘭人的婚禮招待會，“雖然我那時候很小，但我還是注意到新娘子心情很低落。
”最後，她問新娘怎麼了，新娘傷心地回答說，“你不懂的，我已經20歲了”。
斯泰納姆解釋說，社會對一個女孩的期望是“到了十六七歲就應該結婚，而新娘卻沒能找到丈夫。
眼看滿20歲了，家人隻得讓她嫁了個比她年齡小的人，這太糟糕了”。
一些得益于上代人的努力，獲得受教育權利的女性，在面對社會上出現的曆史倒退時，同樣感到無所适從。
作家朱迪·布魯姆（JudyBlume）曾是一名滿懷文學夢想的大學生，但迫于社會壓力，她年紀輕輕就結了婚。
就在拿到學位證書的時候，她得知自己懷孕了。
她回憶說，當時心情特别差，賭氣“把學位證書挂在了洗衣機的上方”。
[65]1996年，另外一位作家諾拉·埃夫隆（NoraEphron）在母校韋爾斯利學院給當時的畢業生發表緻辭講話，談到了1962年她畢業時的情形：“那時候，我們沒有未來，我們必須結婚嫁人，我們不得參與政治，不得有真正的事業，不得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生活。
那時候，如果你想要當建築師，那就得嫁給建築師。
” 埃夫隆和斯泰納姆都是在畢業前訂的婚。
埃夫隆後來在文章中說，“我每次想到那段訂婚經曆都非常尴尬”，并說她當時的未婚夫“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癡……他在哈佛商學院開了一家三明治店，十二月裡的某一天，在新罕布什爾，我一時發昏對他說了句‘我想結婚’——那完全是出于禮貌”。
最後她并沒有和他結婚。
斯泰納姆則說，她當時非常愛她的未婚夫，兩人的關系一直很好，他們還斷斷續續地談了十年戀愛。
但一想到要結婚，她就覺得“非常沮喪”，而且她發現，“盡管他十分優秀，但我還是不能和他結婚。
他喜歡打獵，喜歡滑雪，可我從來都不喜歡這些”。
但她還是接受了他的求婚，理由是“除了結婚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最後，在婚禮前夕，斯泰納姆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美國，前往亞洲。
“我去印度的部分原因是，”她說，“我隻能走得很遠很遠，才能做到不和那個魅力十足的男人結婚。
我把訂婚戒指放在他的枕頭底下就走了。
這麼做确實不太好。
” 再度受到限制 20世紀50年代，社會上刮起一陣“回歸家庭”的風潮，很多人認為這是社會對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時大量女性外出工作的反應。
但是提倡回歸家庭絕不隻是把女性趕出工廠，再向她們兜售食物攪拌機。
它是要用婚姻的枷鎖重新扼住女性的咽喉，把過去一百年裡她們消除的以婚嫁為中心的身份符号，重新加在她們身上。
或者，婚姻的枷鎖隻需要扼住一部分女性的咽喉就可以了。
中産階級白人女性的結婚率，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飛速提升，但黑人女性在這段時間卻不盡相同。
奴隸獲得解放後，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結婚更早，結婚率也更高。
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由于前線士兵回國，黑人的結婚率再次經曆了短期的增長。
[66] 但20世紀50年代，白人女性的結婚率持續上升，結婚年齡也越來越小，可黑人的結婚率卻開始下降，初婚年齡也越來越大。
[67]1970年出現了大反轉：黑人女性的結婚率遠遠低于白人女性，結婚年齡也明顯偏大。
這可不是什麼很好的巧合。
保障中産階級發展壯大有兩大基石，其一是強制白人女性回歸家庭，把她們限制在理想化的核心家庭裡；其二是排斥非裔美國人享受與核心家庭配套的機會和社區。
更直接地說，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和二戰後的數年裡，經濟效益覆蓋到了白人中産階級，但沒有惠及非裔美國人。
自1935年開始實施的社會保險并沒有覆蓋家政勞動者或農民工，而這兩類人絕大部分是非裔美國人、亞裔或墨西哥裔移民。
歧視性的雇傭政策、黑人群體在新興工會中的低比例、種族間薪資的持久差異（雖然稍有縮小），[68]再加上退伍軍人管理局實施的帶有争議性的政策和大學對黑人學生的拒收政策等，都使退伍回國的黑人士兵很難獲得《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規定的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
[69]另外還有戰後的住房問題，在美國城市的郊區，房地産市場非常繁榮，至今仍然是上世紀中葉家庭興旺的象征，但隻有白人家庭才能購買那些郊區住宅。
在威廉·萊維特（WilliamLevitt）打造的四個龐大的“萊維特鎮”，這些由退伍軍人管理局（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VA）和聯邦住房協會（FederalHousingAssociation）作擔保的郊區住宅，為符合條件的退伍軍人提供廉價住房，但是裡面居住的沒有一個是黑人。
[70]1934年到1962年，政府補貼1200億美元興建住房，98%都給了白人家庭。
城市曆史學家托馬斯·薩魯格（ThomasSugrue）稱，在費城，從戰争結束到1953年，“共興建12萬棟住宅，其中隻有347棟對黑人開放”。
購房資格上的限制造成黑人住房供不應求，向黑人出售的房子價格飛漲。
黑人隻能“蝸居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的破舊房子裡”，這些老房子的主人都是搬去郊區新住宅的白人。
銀行也經常拒絕為這些少數族裔社區居民提供抵押貸款。
即使有特例，貸款利率也很高，因為他們認為給黑人提供貸款存在很大的風險。
[71] 新建的高速公路把市郊和市區連為一體，郊區居民可以非常便利地到市區上班，但這些公路往往是在推倒了黑人社區之後修建的，通常把黑人居民帶離商業區、将他們與通往工作地點和公共服務機構的公共交通設施隔離開來。
戰後的“舊城改造”計劃号稱是為窮人提供公共住房，拆除的大部分社區卻是非白人居民聚居區，少數族裔居民隻得前往設施不完善的地區居住。
當黑人真的有能力與白人競争，獲得原本可以屬于白人的工作，買下白人領地附近的房子，試圖參與選舉、進入白人學校，或與白人女子戀愛時，卻往往會遭受暴力的威脅，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尤甚。
當時，3K黨恐吓黑人選民，動用私刑，焚燒十字架，破壞黑人财産。
雖然這些行為使黑人長期陷于經濟劣勢地位的惡性循環，但黑人女性可以因此脫離禁锢白人女性的傳統夫權婚姻。
如果黑人女性整天都要忙着工作（通常是為白人家庭打掃衛生），她們就不可能像白人女性一樣，待在家裡履行居家女性的職責，受人贊美。
如果黑人男性很難受到教育、找到工作、賺取可觀的薪水或獲得貸款，那麼他們就更難扮演養家者的角色。
如果沒有政府從各個層面來補助公立學校的學生，那麼對于大多數黑人女性而言，在核心家庭中扮演和白人女性一樣的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有同樣的優惠條件刺激她們（早）結婚，更沒有什麼住所、資金能讓她們落地生根、生長。
黑人女性并非沒有參與50年代中期的回歸家庭運動，而是被阻擋在這場運動之外，陷入另一個困境——生活在被公路包圍的、缺乏服務設施的社區。
薪酬優渥的白人男性卻可以每天通過這些公路回到井然有序而沉悶乏味的郊區、回到被禁锢在房子裡的妻子身邊。
曆史總是有進有退，這些試圖重新控制女性的努力，就像一把雙刃刀，壓制着女性和非裔正在萌芽的權利。
這兩個曆來被邊緣化的群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取得了巨大勝利。
而在大蕭條和戰争之後，這些新起之秀卻被邊緣化，白人男性重新執掌權柄。
但有趣的是，開“倒車”時可能會碰着“回火”。
美國的中産階級女性再次被塞回婚姻的樊籠裡，舊時的婚姻期待和家庭約束陰魂不散，在此不久前的上一代和上上一代女性還可以獲得以往不曾有過的機會。
相比她們，50年代這個籠子的束縛讓人透不過氣來。
到了60年代，世界就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爐子，一觸即燃，并且爆發出比以往更大的力量。
在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哀歎“幾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都是女性當家”的兩年前，《女性的奧秘》開宗明義寫道，“‘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這問題在美國女性心中埋藏已久，一直沒有被提起……” 美國女性為擺脫婚姻束縛而進行的鬥争經曆了種種曲折，她們最終獲得了解放，獲得了選舉權，獲得了更加公平的勞工政策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她們在20世紀中期所遭遇的強烈阻撓恰恰為社會運動建立了舞台，讓我們終于取得了今天的勝利。
現如今，有超過半數的女性處于未婚狀态。
今天的自由女性，正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所說，正又一次地重塑世界，為自己，更是為未來追随自己的獨立女性，創造更多機會。
這是屬于單身女性的新時代，它是由無數的單身女性前輩所鑄就的。
注釋 [1]天命論（ManifestDestiny），19世紀在美國廣泛持有的一種信條，即美利堅合衆國是被上帝選中的土地，上帝将北美洲賜予美國。
“天命論”下，美國不斷擴張疆土，增強其在北美的影響力。
[2]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19世紀在美國盛行的哲學思潮。
超驗主義者強調個體在社會的重要位置，社會革新需要通過個人的修養與完善實現。
[3]《情感宣言》（DeclarationofSentiments），第一份由女性組織、讨論女性權利的宣言書，由68名女性以及32名男性聯合簽署，是女性在争取政治、宗教、社會權利過程中獲得的重大成果。
[4]《宅地法》（HomesteadAct），聯邦條例，政府将部分土地無償分配給申請人。
據統計，共有160萬美國人民獲得超過2億7000萬公畝的公共用地，占美國總領土面積的10%左右。
[5]第19條修正案（NineteenthAmendmenttotheUnitedStatesConstitution），将婦女有權投票參與政治寫入憲法，于1920年8月18日正式生效。
[6]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英國作家，哲學家，女權運動倡導者。
著有《女性權利辯護書》（A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
萊恩認為，女人真正的事業“是創造幸福的婚姻”。
[58] 結婚潮 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接二連三的危機，迫使許多已婚和單身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
對于一些從來不需要靠勞動掙錢的中産階層白人女性來說，這是新鮮事。
而對于一直在工作的黑人女性來說，需要熟練技能的工作機會增多了，但她們的報酬卻比白人女性低。
當經濟回暖，軍人從戰場回歸正常生活之後，女人們的愛國之路就變得艱難起來，随之而來的是嶄新的、更加鞏固的家庭模式。
由于《退伍軍人法案》（G.I.Bill）的實施，退伍軍人（至少是更容易被大學錄取的白人老兵）能夠通過接受大學教育跻身中産階級的隊伍。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承諾拿出大量貸款，資助興建郊區基礎設施，為不斷新生的數百萬人口（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嬰兒潮”）提供住所。
這是一個高效的循環體系。
廣告商向男男女女兜售賢妻良母型時代流行的舊觀念：女人最重要的職責是要把家打造成男人的港灣，男人是她們經濟上的依靠。
女人為了更好地照顧家庭，越來越多地購買吸塵器、洗衣機等新産品，她們花掉的錢最後還是回到這些産品的所有者——男人們手中。
這種消費循環既依賴于資本主義、又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緩和了戰後人們對核攻擊和共産主義的焦慮，而這兩方面的焦慮又引起了人們對女性性欲沖動失控的擔心。
曆史學家伊萊恩·泰勒·梅（ElaineTylerMay）稱：“戰後，以各種各樣形式出現的、非婚姻的性行為，就像瘟疫一樣在全國飛速蔓延”，而治療的方法就是讓女人結婚，并且取消她們近來取得的成績。
[59] 20世紀中期，種種舉措不僅是為了推動白人女性去結婚，更是讓她們趕在體驗獨立生活之前就早早結婚。
1949年，美國衛生協會的宣傳冊子上寫道：“晚婚比不婚好。
但早婚能讓你有更多機會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撫育後代、促進家庭的發展，使之成為社區的财富，還能看到孫輩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這比米特·羅姆尼（MittRomney）對早婚的宣傳要早六十年。
[60] 20世紀50年代末期，約有60%的女大學生中途辍學，有些因為要結婚，有些因為聽信媒體的宣傳，相信受教育太多會妨礙女生嫁人。
19世紀時，中學教育讓女性可以更快獲得自立，而現在它卻成了女性被剝奪自主權的原因之一。
1957年，《哈珀》雜志（Harpers）發布的文章《美國年輕人的一夫一妻制》（“AmericanYouthGoesMonogamous”）中，阿默斯特學院的校長查爾斯·科爾（CharlesCole）博士寫道：“如果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學生還沒有找到男朋友的話，她很有可能成為老處女。
”科爾很遺憾地将他正在尋找未婚夫的女學生們，和他上世紀20年代教過的女學生做對比，當初她們都是懷着發展事業的理想而非為了找到伴侶來上學的。
[61] 1960年，在巴納德學院（BarnardCollege）的應屆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學生都在畢業前訂了婚，蓋爾·柯林斯（GailCollins）稱，在畢業前的聚會上，已訂婚的學生會收到胸花，而單身的學生隻能得到檸檬。
[62] 當時，一半左右的新娘都不到20歲，[63]17歲時訂婚的女性有一千四百萬人。
[64]1934年出生的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回憶說，在她居住的位于俄亥俄州托萊多的波蘭人社區裡，大多數女孩在高中時便結婚了。
“一個人不結婚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她瘋了。
”斯泰納姆記得，她小時候有個在歐洲紅十字會工作的表姐一直單身，大家都認為她精神有問題。
“在我印象中，她是個異類。
”斯泰納姆說。
斯泰納姆還記得有次去酒館參加一個波蘭人的婚禮招待會，“雖然我那時候很小，但我還是注意到新娘子心情很低落。
”最後，她問新娘怎麼了，新娘傷心地回答說，“你不懂的，我已經20歲了”。
斯泰納姆解釋說，社會對一個女孩的期望是“到了十六七歲就應該結婚，而新娘卻沒能找到丈夫。
眼看滿20歲了，家人隻得讓她嫁了個比她年齡小的人，這太糟糕了”。
一些得益于上代人的努力，獲得受教育權利的女性，在面對社會上出現的曆史倒退時，同樣感到無所适從。
作家朱迪·布魯姆（JudyBlume）曾是一名滿懷文學夢想的大學生，但迫于社會壓力，她年紀輕輕就結了婚。
就在拿到學位證書的時候，她得知自己懷孕了。
她回憶說，當時心情特别差，賭氣“把學位證書挂在了洗衣機的上方”。
[65]1996年，另外一位作家諾拉·埃夫隆（NoraEphron）在母校韋爾斯利學院給當時的畢業生發表緻辭講話，談到了1962年她畢業時的情形：“那時候，我們沒有未來，我們必須結婚嫁人，我們不得參與政治，不得有真正的事業，不得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生活。
那時候，如果你想要當建築師，那就得嫁給建築師。
” 埃夫隆和斯泰納姆都是在畢業前訂的婚。
埃夫隆後來在文章中說，“我每次想到那段訂婚經曆都非常尴尬”，并說她當時的未婚夫“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癡……他在哈佛商學院開了一家三明治店，十二月裡的某一天，在新罕布什爾，我一時發昏對他說了句‘我想結婚’——那完全是出于禮貌”。
最後她并沒有和他結婚。
斯泰納姆則說，她當時非常愛她的未婚夫，兩人的關系一直很好，他們還斷斷續續地談了十年戀愛。
但一想到要結婚，她就覺得“非常沮喪”，而且她發現，“盡管他十分優秀，但我還是不能和他結婚。
他喜歡打獵，喜歡滑雪，可我從來都不喜歡這些”。
但她還是接受了他的求婚，理由是“除了結婚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最後，在婚禮前夕，斯泰納姆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美國，前往亞洲。
“我去印度的部分原因是，”她說，“我隻能走得很遠很遠，才能做到不和那個魅力十足的男人結婚。
我把訂婚戒指放在他的枕頭底下就走了。
這麼做确實不太好。
” 再度受到限制 20世紀50年代，社會上刮起一陣“回歸家庭”的風潮，很多人認為這是社會對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時大量女性外出工作的反應。
但是提倡回歸家庭絕不隻是把女性趕出工廠，再向她們兜售食物攪拌機。
它是要用婚姻的枷鎖重新扼住女性的咽喉，把過去一百年裡她們消除的以婚嫁為中心的身份符号，重新加在她們身上。
或者，婚姻的枷鎖隻需要扼住一部分女性的咽喉就可以了。
中産階級白人女性的結婚率，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飛速提升，但黑人女性在這段時間卻不盡相同。
奴隸獲得解放後，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結婚更早，結婚率也更高。
二戰結束後的幾年裡，由于前線士兵回國，黑人的結婚率再次經曆了短期的增長。
[66] 但20世紀50年代，白人女性的結婚率持續上升，結婚年齡也越來越小，可黑人的結婚率卻開始下降，初婚年齡也越來越大。
[67]1970年出現了大反轉：黑人女性的結婚率遠遠低于白人女性，結婚年齡也明顯偏大。
這可不是什麼很好的巧合。
保障中産階級發展壯大有兩大基石，其一是強制白人女性回歸家庭，把她們限制在理想化的核心家庭裡；其二是排斥非裔美國人享受與核心家庭配套的機會和社區。
更直接地說，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和二戰後的數年裡，經濟效益覆蓋到了白人中産階級，但沒有惠及非裔美國人。
自1935年開始實施的社會保險并沒有覆蓋家政勞動者或農民工，而這兩類人絕大部分是非裔美國人、亞裔或墨西哥裔移民。
歧視性的雇傭政策、黑人群體在新興工會中的低比例、種族間薪資的持久差異（雖然稍有縮小），[68]再加上退伍軍人管理局實施的帶有争議性的政策和大學對黑人學生的拒收政策等，都使退伍回國的黑人士兵很難獲得《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規定的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
[69]另外還有戰後的住房問題，在美國城市的郊區，房地産市場非常繁榮，至今仍然是上世紀中葉家庭興旺的象征，但隻有白人家庭才能購買那些郊區住宅。
在威廉·萊維特（WilliamLevitt）打造的四個龐大的“萊維特鎮”，這些由退伍軍人管理局（DepartmentofVeteransAffairs，VA）和聯邦住房協會（FederalHousingAssociation）作擔保的郊區住宅，為符合條件的退伍軍人提供廉價住房，但是裡面居住的沒有一個是黑人。
[70]1934年到1962年，政府補貼1200億美元興建住房，98%都給了白人家庭。
城市曆史學家托馬斯·薩魯格（ThomasSugrue）稱，在費城，從戰争結束到1953年，“共興建12萬棟住宅，其中隻有347棟對黑人開放”。
購房資格上的限制造成黑人住房供不應求，向黑人出售的房子價格飛漲。
黑人隻能“蝸居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的破舊房子裡”，這些老房子的主人都是搬去郊區新住宅的白人。
銀行也經常拒絕為這些少數族裔社區居民提供抵押貸款。
即使有特例，貸款利率也很高，因為他們認為給黑人提供貸款存在很大的風險。
[71] 新建的高速公路把市郊和市區連為一體，郊區居民可以非常便利地到市區上班，但這些公路往往是在推倒了黑人社區之後修建的，通常把黑人居民帶離商業區、将他們與通往工作地點和公共服務機構的公共交通設施隔離開來。
戰後的“舊城改造”計劃号稱是為窮人提供公共住房，拆除的大部分社區卻是非白人居民聚居區，少數族裔居民隻得前往設施不完善的地區居住。
當黑人真的有能力與白人競争，獲得原本可以屬于白人的工作，買下白人領地附近的房子，試圖參與選舉、進入白人學校，或與白人女子戀愛時，卻往往會遭受暴力的威脅，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尤甚。
當時，3K黨恐吓黑人選民，動用私刑，焚燒十字架，破壞黑人财産。
雖然這些行為使黑人長期陷于經濟劣勢地位的惡性循環，但黑人女性可以因此脫離禁锢白人女性的傳統夫權婚姻。
如果黑人女性整天都要忙着工作（通常是為白人家庭打掃衛生），她們就不可能像白人女性一樣，待在家裡履行居家女性的職責，受人贊美。
如果黑人男性很難受到教育、找到工作、賺取可觀的薪水或獲得貸款，那麼他們就更難扮演養家者的角色。
如果沒有政府從各個層面來補助公立學校的學生，那麼對于大多數黑人女性而言，在核心家庭中扮演和白人女性一樣的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
沒有同樣的優惠條件刺激她們（早）結婚，更沒有什麼住所、資金能讓她們落地生根、生長。
黑人女性并非沒有參與50年代中期的回歸家庭運動，而是被阻擋在這場運動之外，陷入另一個困境——生活在被公路包圍的、缺乏服務設施的社區。
薪酬優渥的白人男性卻可以每天通過這些公路回到井然有序而沉悶乏味的郊區、回到被禁锢在房子裡的妻子身邊。
曆史總是有進有退，這些試圖重新控制女性的努力，就像一把雙刃刀，壓制着女性和非裔正在萌芽的權利。
這兩個曆來被邊緣化的群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取得了巨大勝利。
而在大蕭條和戰争之後，這些新起之秀卻被邊緣化，白人男性重新執掌權柄。
但有趣的是，開“倒車”時可能會碰着“回火”。
美國的中産階級女性再次被塞回婚姻的樊籠裡，舊時的婚姻期待和家庭約束陰魂不散，在此不久前的上一代和上上一代女性還可以獲得以往不曾有過的機會。
相比她們，50年代這個籠子的束縛讓人透不過氣來。
到了60年代，世界就像一個密不透風的爐子，一觸即燃，并且爆發出比以往更大的力量。
在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哀歎“幾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都是女性當家”的兩年前，《女性的奧秘》開宗明義寫道，“‘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這問題在美國女性心中埋藏已久，一直沒有被提起……” 美國女性為擺脫婚姻束縛而進行的鬥争經曆了種種曲折，她們最終獲得了解放，獲得了選舉權，獲得了更加公平的勞工政策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她們在20世紀中期所遭遇的強烈阻撓恰恰為社會運動建立了舞台，讓我們終于取得了今天的勝利。
現如今，有超過半數的女性處于未婚狀态。
今天的自由女性，正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所說，正又一次地重塑世界，為自己，更是為未來追随自己的獨立女性，創造更多機會。
這是屬于單身女性的新時代，它是由無數的單身女性前輩所鑄就的。
注釋 [1]天命論（ManifestDestiny），19世紀在美國廣泛持有的一種信條，即美利堅合衆國是被上帝選中的土地，上帝将北美洲賜予美國。
“天命論”下，美國不斷擴張疆土，增強其在北美的影響力。
[2]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19世紀在美國盛行的哲學思潮。
超驗主義者強調個體在社會的重要位置，社會革新需要通過個人的修養與完善實現。
[3]《情感宣言》（DeclarationofSentiments），第一份由女性組織、讨論女性權利的宣言書，由68名女性以及32名男性聯合簽署，是女性在争取政治、宗教、社會權利過程中獲得的重大成果。
[4]《宅地法》（HomesteadAct），聯邦條例，政府将部分土地無償分配給申請人。
據統計，共有160萬美國人民獲得超過2億7000萬公畝的公共用地，占美國總領土面積的10%左右。
[5]第19條修正案（NineteenthAmendmenttotheUnitedStatesConstitution），将婦女有權投票參與政治寫入憲法，于1920年8月18日正式生效。
[6]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英國作家，哲學家，女權運動倡導者。
著有《女性權利辯護書》（A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