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A 不采用有關徽宗及徽宗朝一些常見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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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杭州。
1102年三月，童貫被任命在杭州擔任官職，此時蔡京早已在1101年二月離開了杭州，前往定州就職。
［11］而且，有很多證據表明，徽宗在登基前就已經與蔡京非常熟悉，［12］因此根本不需要從童貫那裡聽說蔡京。
向太後和保守派的複興 曆史學家通常臆斷，在徽宗登基後，向太後是最迫切希望将保守派召回朝廷的人，但由于她在1101年初去世了，徽宗才得以改變政治方向。
［13］然而，如果對完整的史料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極為不同的結論。
徽宗并不是不願意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而向太後也至少非常希望将一位新法派留在京城。
至于為什麼這段時期的政治曆史在這個故事版本中會成為這樣，可能有幾個原因。
《宋史》在向太後的傳記中似乎暗示，将保守派召回京城主要是她的功勞。
根據記載，在徽宗的懇求下，向太後才答應攝政，随後，“凡紹聖、元符以還，（章）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
［14］這也符合了一個假設：一個人的核心性格特征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15］的确，擔任攝政的太後通常是掌握實權的人，因此，在女性攝政期間，做出的決定均會被認為是向太後，而非小皇帝徽宗。
宋仁宗幼年時期劉太後的攝政，以及宋哲宗剛繼位時高皇太後的攝政，曆史學家們持同樣的觀點。
但在這兩個例子中，小皇帝都是與攝政的太後一起坐在簾子後面，沒有與大臣們單獨會面。
我們在第二章提到過，徽宗的兩府大臣建議向太後不要采用劉太後和高太後的方式，而是采用受到更多限制的方式，宰輔們先與徽宗議事，再去拜見太後。
向太後的婆婆高太後在攝政期間将保守派召回朝廷，這一事實可能也促使曆史學家做出了這樣的臆斷。
然而，因為她的婆婆反對新政，就推斷出向太後也同樣反對新政，這沒有道理。
在召回保守派的事情上，判斷向太後究竟有多大貢獻，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召回保守派和貶斥變法派的時間，以及這些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與《曾公遺錄》的記載，徽宗熟悉大多數保守派大臣的名字，還提議具體有哪些人應該被召回。
徽宗剛登基七天，就讓宰輔給他提供了一份名單，列出了之前曾擔任朝廷要職并可以被召回的大臣，徽宗與宰輔一同對這些名字逐一進行分析，從中挑出了十個人，立即任命官職。
随後宰輔又去拜見了向太後，太後同意徽宗的所有決定。
［16］ 沒有證據表明向太後曾經自己提出将保守派召回朝廷，不僅如此，她甚至堅持将頑固的變法派蔡京留在京城。
四月初二，徽宗在見到曾布時提醒他說，向太後希望把蔡京留下來。
後來，曾布前去拜見太後，太後堅持要這麼做。
曾布威脅說，如果太後不肯讓步的話，他可能就會辭職。
但太後回答：“幹樞密甚事？”（曾布當時擔任知樞密院事，是徽宗的宰輔之一。
）曾布答以“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後反駁道：“先帝時亦同在此。
”由于曾布在這件事上喋喋不休，太後最後不得不對他下了逐客令。
［17］ 七月初一，向太後正式還政徽宗，不再攝政、參與政府事務。
然而，此時徽宗的宰輔中還是有變法派。
直到兩個月後的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才最後接受了變法派主将章惇的緻仕請求。
又過了一個月，蔡京也終于被貶出京城。
［18］ 在向太後還政之後，她的确也表達過一些政治觀點，但不一定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觀點。
1100年九月十六日，最直言不諱的保守派言官之一陳瓘上表，批評向太後的親戚，并抨擊向太後并未真正放手朝政。
向太後聽後很難過，拒絕進食。
為了安撫太後，徽宗承諾貶逐陳瓘。
太後身邊的人建議提拔蔡京為宰輔，好消解太後的怒氣。
徽宗沒有這樣做，但他的确在次日貶逐陳瓘出京任職。
［19］ 顯然，在徽宗統治期間開始出現一種觀點，認為向太後限制了徽宗按照自己的真實意願去繼續推進父皇神宗的政策，甚至徽宗和蔡京也助推了這種解釋，也許是因為他們二人認為，團結一緻使他們的承諾看起來更有力。
人們通常認為，1107年“禦制”的《宣和殿錄》實際上是蔡京撰寫。
在這篇文章中，先是逐條列出了神宗新政的所有優點，然後是保守派對這些政策的歪曲诋毀。
神宗駕崩後，高太後垂簾聽政，“群奸汲引相援而起列置髙位”，将神宗所有的好政策都廢除了。
徽宗登基後，請求母親一起執政，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那些重新掌權的人出于報複心理，推翻了原來的所有政策，甚至稱“從父之失為非孝”。
在徽宗開始親政後，每一條法令或措施都堅持遵從神宗的先例，至少我們看到的史料上是這麼說的。
［20］如果連蔡京和徽宗也堅持這種說法，那麼毫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會附和他們。
蔡京與宋金聯盟 現代曆史學家通常都将蔡京描述成極力支持宋金聯盟的人。
［21］但對史料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就會發現，應當将蔡京的态度劃分為兩個階段：剛開始時，蔡京支持多了解遼國發生的事情與宋朝如何從局勢發展中獲益，以及後來對采取軍事行動抱有的強烈保留态度。
此外，我們還應當考慮到，蔡京在1120年六月緻仕，此後四年半中并沒有參與太多的朝廷事務，而這一時期正是宋金談判和簽訂盟約的時間。
當時的人們往往認為，蔡京要為所有的錯事負最終的責任，這種觀點尤其常見于彈劾蔡京的奏疏中。
1118年，安堯臣在一份長篇奏疏中以大部分篇幅譴
1102年三月，童貫被任命在杭州擔任官職，此時蔡京早已在1101年二月離開了杭州，前往定州就職。
［11］而且，有很多證據表明，徽宗在登基前就已經與蔡京非常熟悉，［12］因此根本不需要從童貫那裡聽說蔡京。
向太後和保守派的複興 曆史學家通常臆斷，在徽宗登基後，向太後是最迫切希望将保守派召回朝廷的人，但由于她在1101年初去世了，徽宗才得以改變政治方向。
［13］然而，如果對完整的史料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極為不同的結論。
徽宗并不是不願意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而向太後也至少非常希望将一位新法派留在京城。
至于為什麼這段時期的政治曆史在這個故事版本中會成為這樣，可能有幾個原因。
《宋史》在向太後的傳記中似乎暗示，将保守派召回京城主要是她的功勞。
根據記載，在徽宗的懇求下，向太後才答應攝政，随後，“凡紹聖、元符以還，（章）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
［14］這也符合了一個假設：一個人的核心性格特征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15］的确，擔任攝政的太後通常是掌握實權的人，因此，在女性攝政期間，做出的決定均會被認為是向太後，而非小皇帝徽宗。
宋仁宗幼年時期劉太後的攝政，以及宋哲宗剛繼位時高皇太後的攝政，曆史學家們持同樣的觀點。
但在這兩個例子中，小皇帝都是與攝政的太後一起坐在簾子後面，沒有與大臣們單獨會面。
我們在第二章提到過，徽宗的兩府大臣建議向太後不要采用劉太後和高太後的方式，而是采用受到更多限制的方式，宰輔們先與徽宗議事，再去拜見太後。
向太後的婆婆高太後在攝政期間将保守派召回朝廷，這一事實可能也促使曆史學家做出了這樣的臆斷。
然而，因為她的婆婆反對新政，就推斷出向太後也同樣反對新政，這沒有道理。
在召回保守派的事情上，判斷向太後究竟有多大貢獻，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召回保守派和貶斥變法派的時間，以及這些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根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與《曾公遺錄》的記載，徽宗熟悉大多數保守派大臣的名字，還提議具體有哪些人應該被召回。
徽宗剛登基七天，就讓宰輔給他提供了一份名單，列出了之前曾擔任朝廷要職并可以被召回的大臣，徽宗與宰輔一同對這些名字逐一進行分析，從中挑出了十個人，立即任命官職。
随後宰輔又去拜見了向太後，太後同意徽宗的所有決定。
［16］ 沒有證據表明向太後曾經自己提出将保守派召回朝廷，不僅如此，她甚至堅持将頑固的變法派蔡京留在京城。
四月初二，徽宗在見到曾布時提醒他說，向太後希望把蔡京留下來。
後來，曾布前去拜見太後，太後堅持要這麼做。
曾布威脅說，如果太後不肯讓步的話，他可能就會辭職。
但太後回答：“幹樞密甚事？”（曾布當時擔任知樞密院事，是徽宗的宰輔之一。
）曾布答以“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後反駁道：“先帝時亦同在此。
”由于曾布在這件事上喋喋不休，太後最後不得不對他下了逐客令。
［17］ 七月初一，向太後正式還政徽宗，不再攝政、參與政府事務。
然而，此時徽宗的宰輔中還是有變法派。
直到兩個月後的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才最後接受了變法派主将章惇的緻仕請求。
又過了一個月，蔡京也終于被貶出京城。
［18］ 在向太後還政之後，她的确也表達過一些政治觀點，但不一定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觀點。
1100年九月十六日，最直言不諱的保守派言官之一陳瓘上表，批評向太後的親戚，并抨擊向太後并未真正放手朝政。
向太後聽後很難過，拒絕進食。
為了安撫太後，徽宗承諾貶逐陳瓘。
太後身邊的人建議提拔蔡京為宰輔，好消解太後的怒氣。
徽宗沒有這樣做，但他的确在次日貶逐陳瓘出京任職。
［19］ 顯然，在徽宗統治期間開始出現一種觀點，認為向太後限制了徽宗按照自己的真實意願去繼續推進父皇神宗的政策，甚至徽宗和蔡京也助推了這種解釋，也許是因為他們二人認為，團結一緻使他們的承諾看起來更有力。
人們通常認為，1107年“禦制”的《宣和殿錄》實際上是蔡京撰寫。
在這篇文章中，先是逐條列出了神宗新政的所有優點，然後是保守派對這些政策的歪曲诋毀。
神宗駕崩後，高太後垂簾聽政，“群奸汲引相援而起列置髙位”，将神宗所有的好政策都廢除了。
徽宗登基後，請求母親一起執政，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那些重新掌權的人出于報複心理，推翻了原來的所有政策，甚至稱“從父之失為非孝”。
在徽宗開始親政後，每一條法令或措施都堅持遵從神宗的先例，至少我們看到的史料上是這麼說的。
［20］如果連蔡京和徽宗也堅持這種說法，那麼毫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會附和他們。
蔡京與宋金聯盟 現代曆史學家通常都将蔡京描述成極力支持宋金聯盟的人。
［21］但對史料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就會發現，應當将蔡京的态度劃分為兩個階段：剛開始時，蔡京支持多了解遼國發生的事情與宋朝如何從局勢發展中獲益，以及後來對采取軍事行動抱有的強烈保留态度。
此外，我們還應當考慮到，蔡京在1120年六月緻仕，此後四年半中并沒有參與太多的朝廷事務，而這一時期正是宋金談判和簽訂盟約的時間。
當時的人們往往認為，蔡京要為所有的錯事負最終的責任，這種觀點尤其常見于彈劾蔡京的奏疏中。
1118年，安堯臣在一份長篇奏疏中以大部分篇幅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