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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他讓人修建了高築的回廊，目的是在不被人發現行蹤的情況下往來于不同的宮殿之間。
［23］而在更早的朝代，盡管有大臣反對，皇帝們還是會經常離開皇宮外出狩獵，或是以各種理由到其他地方巡視，最常用到的理由可能就是率兵出征或親谒某些聖地。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中，這類流動都被視為統治行為的一部分。
用托馬斯·阿爾森（ThomasAllsen）的話說，“歐亞大陸上的絕大多數皇室、貴族都多多少少用狩獵來加強、維護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政治影響力”。
［24］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每年夏天都要前往距長安城一百五十多公裡的離宮住上一段時間。
［25］在其他地方，大多通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皇宮以外的地方接觸，君主的威嚴似乎被進一步加強，而非被削弱了。
的确，皇帝的很多官方職能都可以留在皇宮内履行。
作為國家的象征、集權政體的核心、等級架構中的最高首腦和宗教儀式中的主祭，皇帝在政治體系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這些目的，他們并不需要外出。
然而，君主無須外出并不意味着外出旅行不會帶來任何益處。
宋代前三位皇帝均未始終駐足于皇城内。
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武将出身，他們經常要率兵出征，與其他國家打仗。
真宗雖然在皇宮内出生，但也到京城之外的地方進行了幾次長途旅行：1004年他曾禦駕親征澶淵，至少是号稱抗擊契丹軍隊；1008年到泰山舉行封禅；1111年前往汾陰祭地；1114年巡莅亳州拜谒當地的老子廟。
［26］此後，宋朝皇帝外出巡遊就少得多了，這也許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宮廷的重要性不斷加強。
1047年，當宋仁宗希望第二次外出狩獵時，很多大臣都上表反對，最後他不得不取消這一計劃。
［27］自仁宗開始，宋朝的皇帝就基本上留在京畿一帶，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表明徽宗在位期間曾離開京畿地區。
宋朝政府共修建了四座都城，分别位于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然而，皇帝并不會定期巡視每座都城，而是在東都開封一住就是幾十年。
相比之下，從整個社會來看，旅行在宋朝變得越來越普遍。
文人和官員要前往京城接受教育，參加科舉考試，如果中舉，還有可能被派到全國各地就職。
同時，他們也喜歡旅遊，遊覽一些著名景點或古迹。
［28］但皇帝卻被剝奪了這種精英人士習以為常的旅行體驗。
為什麼皇帝提議外出狩獵或巡遊時，大臣們總是要強烈反對呢？反對打獵和其他出行的說辭最早出現于漢代［29］。
其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認為出遊是一種娛樂形式，尤其是狩獵，其主要目的是使皇帝得到消遣，但享樂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質疑的事情。
另一原因則是有可能發生不可預見的事，而皇帝身邊的侍衛無法完全控制這些事情發生，換言之，皇帝可能會因遭遇意外而受傷，甚至駕崩。
而且，皇帝越是接近百姓，就越難防範刺殺皇帝的陰謀。
［30］同時，那些與皇帝打交道的重要大臣，可能也不認為皇帝形成自己的觀點會帶來什麼好處。
出遊的皇帝可能會産生一些新的想法，希望改變一些常規做法，但這些變化也許是大臣不支持的。
皇帝的經曆越豐富，可能就越難以應付。
阿爾森認為，唐代大臣之所以反對狩獵，是為了阻止皇帝與文人圈子以外的人來往，尤其是接觸到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包括軍人、守邊官員和外國人等。
［31］唐朝與宋朝的極大不同，并非用什麼樣的理由去反對皇帝到京城外冒險，而是宋朝大臣更成功地使皇帝遵守了這些地理限制。
在兩本存世的用于教育皇帝的教科書（範祖禹的《帝學》和張居正的《帝鑒圖說》）中，宋仁宗被認為是最應該效仿的宋朝皇帝，因為他對待重要大臣如同對待老師一樣尊重，而且采納大臣們反對他出宮巡遊的谏言。
［32］ 另一方面，徽宗也的确發現了很多方式，不必遠行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樂趣和愉悅。
徽宗對宗教和藝術的追求，都使他的世界看起來不會太狹小。
道教思想中對宇宙的想象極其寬廣，且不受限制。
同時，徽宗通過修建艮嶽，對整個國家的壯麗景色和植物多樣性進行複制，并從全國各地收集了豐富的植物标本。
長久以來，現代曆史學家一直對宋朝不重視軍事方面的統治頗有微詞。
［33］皇帝被留在皇宮内，從而限制了與軍事将領及軍隊進行接觸，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間更關注人文與文化職能的一種方式。
如果徽宗能夠經常出巡，檢閱軍隊，并與前線将領交談，也許他對如何與女真人的統治者阿骨打談判就會有更好的直覺，對應該把什麼樣的任務放心地交給哪些将領，也會有更好的判斷。
［1］《宋史》卷二十二，417—418頁。
［2］《帝鑒圖說》下篇，葉88b—89a、91a、96a。
關于這本書，參見JuliaK.Murray,“FromTextbooktoTestimonial:TheEmperor’sMirror,anIllustratedDiscussion（Dijiantushuo/TeikanZusetsu）inChinaandJapan,”ArsOrientalis31,2001,pp.65—101“DidacticIllustrationinPrintedBooks,”inPrintingand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EditedbyCynthiaJ.BrokawandKai-wingChow,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pp.417—50。
［3］關于王夫之，參見Wm.TheodoredeBary（狄百瑞）andRichardLufranoeds.,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vol.2,2ndedi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pp.26—35。
［4］關于隋炀帝成為荒淫無度末代皇帝的典型形象，參見ArthurF.Wright（芮沃壽）,“SuiYang-ti,PersonalityandStereotype,”inTheConfusionPersuasion,editedbyArthurF.Wrigh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0。
李林甫是唐玄宗的重要大臣，對幾乎推翻唐朝的安祿山叛亂負有責任。
［5］《宋論》卷八。
［6］參見ArthurF.Wright,“SuiYang-ti,PersonalityandStereotype”。
［7］DavidShaberg,APatternPast:FormandThoughtinEarlyChineseHistoriograph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1,pp.224—225. ［8］StephenOwen（宇文所安）,“TheDifficultyofPleasure,”Extrème-Orient,Extrème-Occident20（1998）,p.14. ［9］StephenOwen,“TheDifficultyofPleasure,”p.16.另參見JackChen,ThePoeticsofSovereignty:OnEmperorTaizongoftheTangDynasty,pp.73,76。
［10］關于歐洲的宮殿花銷，參見PeterBurke,The
［23］而在更早的朝代，盡管有大臣反對，皇帝們還是會經常離開皇宮外出狩獵，或是以各種理由到其他地方巡視，最常用到的理由可能就是率兵出征或親谒某些聖地。
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中，這類流動都被視為統治行為的一部分。
用托馬斯·阿爾森（ThomasAllsen）的話說，“歐亞大陸上的絕大多數皇室、貴族都多多少少用狩獵來加強、維護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政治影響力”。
［24］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每年夏天都要前往距長安城一百五十多公裡的離宮住上一段時間。
［25］在其他地方，大多通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皇宮以外的地方接觸，君主的威嚴似乎被進一步加強，而非被削弱了。
的确，皇帝的很多官方職能都可以留在皇宮内履行。
作為國家的象征、集權政體的核心、等級架構中的最高首腦和宗教儀式中的主祭，皇帝在政治體系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這些目的，他們并不需要外出。
然而，君主無須外出并不意味着外出旅行不會帶來任何益處。
宋代前三位皇帝均未始終駐足于皇城内。
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武将出身，他們經常要率兵出征，與其他國家打仗。
真宗雖然在皇宮内出生，但也到京城之外的地方進行了幾次長途旅行：1004年他曾禦駕親征澶淵，至少是号稱抗擊契丹軍隊；1008年到泰山舉行封禅；1111年前往汾陰祭地；1114年巡莅亳州拜谒當地的老子廟。
［26］此後，宋朝皇帝外出巡遊就少得多了，這也許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宮廷的重要性不斷加強。
1047年，當宋仁宗希望第二次外出狩獵時，很多大臣都上表反對，最後他不得不取消這一計劃。
［27］自仁宗開始，宋朝的皇帝就基本上留在京畿一帶，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表明徽宗在位期間曾離開京畿地區。
宋朝政府共修建了四座都城，分别位于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然而，皇帝并不會定期巡視每座都城，而是在東都開封一住就是幾十年。
相比之下，從整個社會來看，旅行在宋朝變得越來越普遍。
文人和官員要前往京城接受教育，參加科舉考試，如果中舉，還有可能被派到全國各地就職。
同時，他們也喜歡旅遊，遊覽一些著名景點或古迹。
［28］但皇帝卻被剝奪了這種精英人士習以為常的旅行體驗。
為什麼皇帝提議外出狩獵或巡遊時，大臣們總是要強烈反對呢？反對打獵和其他出行的說辭最早出現于漢代［29］。
其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認為出遊是一種娛樂形式，尤其是狩獵，其主要目的是使皇帝得到消遣，但享樂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質疑的事情。
另一原因則是有可能發生不可預見的事，而皇帝身邊的侍衛無法完全控制這些事情發生，換言之，皇帝可能會因遭遇意外而受傷，甚至駕崩。
而且，皇帝越是接近百姓，就越難防範刺殺皇帝的陰謀。
［30］同時，那些與皇帝打交道的重要大臣，可能也不認為皇帝形成自己的觀點會帶來什麼好處。
出遊的皇帝可能會産生一些新的想法，希望改變一些常規做法，但這些變化也許是大臣不支持的。
皇帝的經曆越豐富，可能就越難以應付。
阿爾森認為，唐代大臣之所以反對狩獵，是為了阻止皇帝與文人圈子以外的人來往，尤其是接觸到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包括軍人、守邊官員和外國人等。
［31］唐朝與宋朝的極大不同，并非用什麼樣的理由去反對皇帝到京城外冒險，而是宋朝大臣更成功地使皇帝遵守了這些地理限制。
在兩本存世的用于教育皇帝的教科書（範祖禹的《帝學》和張居正的《帝鑒圖說》）中，宋仁宗被認為是最應該效仿的宋朝皇帝，因為他對待重要大臣如同對待老師一樣尊重，而且采納大臣們反對他出宮巡遊的谏言。
［32］ 另一方面，徽宗也的确發現了很多方式，不必遠行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樂趣和愉悅。
徽宗對宗教和藝術的追求，都使他的世界看起來不會太狹小。
道教思想中對宇宙的想象極其寬廣，且不受限制。
同時，徽宗通過修建艮嶽，對整個國家的壯麗景色和植物多樣性進行複制，并從全國各地收集了豐富的植物标本。
長久以來，現代曆史學家一直對宋朝不重視軍事方面的統治頗有微詞。
［33］皇帝被留在皇宮内，從而限制了與軍事将領及軍隊進行接觸，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間更關注人文與文化職能的一種方式。
如果徽宗能夠經常出巡，檢閱軍隊，并與前線将領交談，也許他對如何與女真人的統治者阿骨打談判就會有更好的直覺，對應該把什麼樣的任務放心地交給哪些将領，也會有更好的判斷。
［1］《宋史》卷二十二，417—418頁。
［2］《帝鑒圖說》下篇，葉88b—89a、91a、96a。
關于這本書，參見JuliaK.Murray,“FromTextbooktoTestimonial:TheEmperor’sMirror,anIllustratedDiscussion（Dijiantushuo/TeikanZusetsu）inChinaandJapan,”ArsOrientalis31,2001,pp.65—101“DidacticIllustrationinPrintedBooks,”inPrintingand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EditedbyCynthiaJ.BrokawandKai-wingChow,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pp.417—50。
［3］關于王夫之，參見Wm.TheodoredeBary（狄百瑞）andRichardLufranoeds.,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vol.2,2ndedi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pp.26—35。
［4］關于隋炀帝成為荒淫無度末代皇帝的典型形象，參見ArthurF.Wright（芮沃壽）,“SuiYang-ti,PersonalityandStereotype,”inTheConfusionPersuasion,editedbyArthurF.Wrigh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0。
李林甫是唐玄宗的重要大臣，對幾乎推翻唐朝的安祿山叛亂負有責任。
［5］《宋論》卷八。
［6］參見ArthurF.Wright,“SuiYang-ti,PersonalityandStereotype”。
［7］DavidShaberg,APatternPast:FormandThoughtinEarlyChineseHistoriograph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1,pp.224—225. ［8］StephenOwen（宇文所安）,“TheDifficultyofPleasure,”Extrème-Orient,Extrème-Occident20（1998）,p.14. ［9］StephenOwen,“TheDifficultyofPleasure,”p.16.另參見JackChen,ThePoeticsofSovereignty:OnEmperorTaizongoftheTangDynasty,pp.73,76。
［10］關于歐洲的宮殿花銷，參見PeterBurke,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