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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價值不菲，但沒有一個具體的數額，而且很多物品顯然是進貢給皇帝的禮品，而非徽宗購買所得。
在建築方面，盡管徽宗修建的宮殿數量比之前任何一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後建成的宮殿群還是比唐代長安的皇宮面積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陽也建有一處規模宏大的皇宮，以及幾處廣袤的狩獵場。
在1117—1119年間，徽宗癡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的确是不計成本地開展了一些建築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罷免、軍費開支驟然上升，大臣們才開始注意到這些逐漸顯現的赤字問題。
不過即使到那時，女真人向開封勒索賠款時，宋官府藏庫中仍然有大量銅币，以及金、銀和絹等财富。
如果客觀地考察這些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認為統治者由于個人放縱而導緻亡國的觀點古已有之。
［6］在《左傳》中，即使隻是對華麗的衣服感興趣，也會被認為足以亡國。
［7］唐初史家在編纂唐朝之前滅亡的梁、陳和隋的曆史時，認為這些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末代皇帝的“放蕩生活”和“無節制地追求享樂”。
［8］他們也許由此推論，如果一位君主失去皇位，那麼這件事本身即證明他沒有對自己進行适當的節制。
唐太宗在他的著作中也意識到“敗國喪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
［9］在儒家傳統中，值得稱道的是皇家的節儉而非奢侈。
我們還可以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考察宋朝皇宮的花費。
建築、裝飾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與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為了加強皇室威嚴而投入的花費并不算出格。
縱觀歐亞大陸，在條件允許時，宮廷總是願意動用資源來增強自身的宏偉氣派，例如擴建皇宮設施和增加宮廷人員。
但這樣做的君主可能會被指責為不負責任，有時也不得不縮減開支，尤其是當宮廷希望派遣軍隊對外作戰時。
［10］當然，這都是相對的。
在文藝複興和近代早期的歐洲，宮廷中平均每人的花費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隻有一百萬人口，面積也不比中國的一個州大多少，但他們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碧提宮（PittiPalace），并雇用了一大批藝術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隻有兩千萬臣民，是徽宗時期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卻修建了凡爾賽宮、楓丹白露宮和盧浮宮等多處宏偉莊嚴的宮殿。
無疑，對東西方這種不同的一種解釋是，在歐洲，由于不同公國與封邑相互競争威望，促進了宮廷在富麗堂皇方面的發展，但這種情況并不适用于中國的宋朝。
曆史學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宮廷花費的問題，但沒有深入分析這一點反映出徽宗什麼樣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盡管中國很早就有為重要的政治人物立傳的慣例，但皇帝傳記是一個例外。
在史書中，對開國皇帝的叙述會比較詳細，但對其繼承人的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
就徽宗而言，史書中記載了他的正式谥号的全稱（共十八個字），他的名諱、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出生在皇宮，母親是一位姓陳的嫔妃，然後是他按時間順序獲得的各種封号。
緊接着就是哲宗駕崩和徽宗繼承皇位，但對他登基前的生活狀态沒有任何記載。
［11］ 《宋史》的本紀對每位皇帝的叙述非常枯燥，幾乎不能視為通常意義上的傳記。
而且，它對朝廷中發生的事件也沒有提供太多信息。
例如，以下是對1107年的兩個月中發生事件的記錄：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
戊子，诏括天下漏丁。
壬寅，班祭服于州郡。
乙巳，賢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
丁巳，封子構為蜀國公。
庚申，以戶部尚書徐處仁為尚書右丞，吏部尚書林摅同知樞密院事。
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吳、楚二十六州，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12］ 《宋史》其他部分的内容能夠對以上記載進行補充。
例如，我們可以了解到，去世的嫔妃是徽宗的庶母（即他兄弟的母親），分發祭服是由議禮局提議的，伊、洛河水泛濫在早年也曾發生過。
［13］但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内容，就必須将其他史料中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就像我在這本書中所做的一樣。
20世紀之前的史家似乎認為，為一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的皇帝）寫傳記是不适宜的。
為什麼呢？［14］是不是因為一個人在做了皇帝之後就會喪失全部個性、開始成為國家的象征呢？［15］在某些環境下，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除非是自古以來通常将政治危機歸咎于統治者個人行為。
傳記顯然會使君主與其行為之間的聯系更為清晰。
另一種解釋是，對王位安全的擔心使得為皇帝撰寫傳記成為一種禁忌。
因為當權者不希望讓臣民去想象做皇帝是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人們想象了在皇位上的感覺，可能就會受到鼓勵，認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
但這些隻是猜測，我提不出支持這些觀點的明确證據。
［16］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在記述統治者生活上的禁忌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許因為在西方曆史著作中，對君王生活的描寫是一個重要的類别。
在中世紀，很多編年史都是圍繞着君王以及發生在宮廷中的事件撰寫，使得君王的個性和癖好成為政治叙事中的核心。
對于重要的統治者，在去世後的一個世紀内，通常會出現多種描述他們生平的著作。
［17］一些關于歐洲君王的書籍直到現在仍然很受歡迎。
中國的著書者為了取悅讀者，有時的确會根據想象寫出一些故事，說明皇帝在宮廷各種誘惑下的放蕩生活。
［18］不過這些想象中的皇帝也很少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君王那樣，具有十分複雜而且有缺陷的人格特征。
盡管中國的史學和其他評論家可以随意地譴責徽宗，但徽宗的這些缺點是如何形成的，他們都沒有提供細節信息。
當我試圖重現徽宗的生活時，傳記的缺失隻是引起我興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皇帝所受到的限制。
我發現自己有意無意地在拿徽宗及别的宋朝皇帝與其他朝代的皇帝進行對比。
［19］如果在中國各個朝代之間進行比較，宋朝皇帝的教養是格外突出的。
徽宗和幾乎所有宋朝皇帝在與大臣打交道時，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禮、寬宏大量，但并非所有的中國皇帝都是如此。
徽宗曾公開列出一份被禁止在朝廷做官的數百人名單，也許一些批評者認為徽宗這一舉動太過分了，但他并沒有将這些人召入朝廷進行斥責，更沒有讓人毒打他們甚至将其賜死。
而暴躁和殘酷的皇帝在其他朝代并不少見。
［20］ 對于這種現象，一種解釋是宋朝大臣成功地使皇帝聽從了他們有關帝王得體行為的觀點。
例如，大臣們努力阻止皇帝離開皇宮去接觸更多外面的世界。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引用了一位大臣在1101年呈遞給徽宗的一份奏疏，以強烈的言辭反對皇帝任何可能的外出狩獵計劃。
我還引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一份奏疏，反對徽宗悄悄出宮去拜訪大臣府宅。
在宋代，除非是一些固有的禮儀，例如每三年舉行一次祭天大典或一年一度的郊祀，在其他時間，官員們都傾向于讓皇帝留在宮闱之内。
［21］不過，由于從全國各地來的人都會進宮拜見皇帝，因此，他也沒有與外界隔絕。
當然，在朝殿見到端坐于龍椅上的皇帝同在其他地方遇到皇帝有着本質的不同。
當代曆史學家黃仁宇在研究明末的皇帝時，看到了“一種将君王去人性化的傾向”，因為官僚機構“隻需要一位與世隔絕的君主作為執行官”。
［22］宋朝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大臣和皇帝經常提到的一個論點是，因為皇帝身居九重宮阙之内，不能親眼目睹當下帝國各處正在發生的一切，因此需要大臣們充當耳目。
那麼，為什麼不讓皇帝離開皇宮、更多地親眼看看他的王國呢？皇帝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重高牆與自己的臣民分隔開嗎？将皇帝隐藏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秦始皇更是一個典
在建築方面，盡管徽宗修建的宮殿數量比之前任何一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後建成的宮殿群還是比唐代長安的皇宮面積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陽也建有一處規模宏大的皇宮，以及幾處廣袤的狩獵場。
在1117—1119年間，徽宗癡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的确是不計成本地開展了一些建築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罷免、軍費開支驟然上升，大臣們才開始注意到這些逐漸顯現的赤字問題。
不過即使到那時，女真人向開封勒索賠款時，宋官府藏庫中仍然有大量銅币，以及金、銀和絹等财富。
如果客觀地考察這些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認為統治者由于個人放縱而導緻亡國的觀點古已有之。
［6］在《左傳》中，即使隻是對華麗的衣服感興趣，也會被認為足以亡國。
［7］唐初史家在編纂唐朝之前滅亡的梁、陳和隋的曆史時，認為這些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末代皇帝的“放蕩生活”和“無節制地追求享樂”。
［8］他們也許由此推論，如果一位君主失去皇位，那麼這件事本身即證明他沒有對自己進行适當的節制。
唐太宗在他的著作中也意識到“敗國喪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
［9］在儒家傳統中，值得稱道的是皇家的節儉而非奢侈。
我們還可以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考察宋朝皇宮的花費。
建築、裝飾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與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為了加強皇室威嚴而投入的花費并不算出格。
縱觀歐亞大陸，在條件允許時，宮廷總是願意動用資源來增強自身的宏偉氣派，例如擴建皇宮設施和增加宮廷人員。
但這樣做的君主可能會被指責為不負責任，有時也不得不縮減開支，尤其是當宮廷希望派遣軍隊對外作戰時。
［10］當然，這都是相對的。
在文藝複興和近代早期的歐洲，宮廷中平均每人的花費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隻有一百萬人口，面積也不比中國的一個州大多少，但他們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碧提宮（PittiPalace），并雇用了一大批藝術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隻有兩千萬臣民，是徽宗時期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卻修建了凡爾賽宮、楓丹白露宮和盧浮宮等多處宏偉莊嚴的宮殿。
無疑，對東西方這種不同的一種解釋是，在歐洲，由于不同公國與封邑相互競争威望，促進了宮廷在富麗堂皇方面的發展，但這種情況并不适用于中國的宋朝。
曆史學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宮廷花費的問題，但沒有深入分析這一點反映出徽宗什麼樣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盡管中國很早就有為重要的政治人物立傳的慣例，但皇帝傳記是一個例外。
在史書中，對開國皇帝的叙述會比較詳細，但對其繼承人的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
就徽宗而言，史書中記載了他的正式谥号的全稱（共十八個字），他的名諱、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出生在皇宮，母親是一位姓陳的嫔妃，然後是他按時間順序獲得的各種封号。
緊接着就是哲宗駕崩和徽宗繼承皇位，但對他登基前的生活狀态沒有任何記載。
［11］ 《宋史》的本紀對每位皇帝的叙述非常枯燥，幾乎不能視為通常意義上的傳記。
而且，它對朝廷中發生的事件也沒有提供太多信息。
例如，以下是對1107年的兩個月中發生事件的記錄：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
戊子，诏括天下漏丁。
壬寅，班祭服于州郡。
乙巳，賢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
丁巳，封子構為蜀國公。
庚申，以戶部尚書徐處仁為尚書右丞，吏部尚書林摅同知樞密院事。
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吳、楚二十六州，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12］ 《宋史》其他部分的内容能夠對以上記載進行補充。
例如，我們可以了解到，去世的嫔妃是徽宗的庶母（即他兄弟的母親），分發祭服是由議禮局提議的，伊、洛河水泛濫在早年也曾發生過。
［13］但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内容，就必須将其他史料中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就像我在這本書中所做的一樣。
20世紀之前的史家似乎認為，為一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的皇帝）寫傳記是不适宜的。
為什麼呢？［14］是不是因為一個人在做了皇帝之後就會喪失全部個性、開始成為國家的象征呢？［15］在某些環境下，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除非是自古以來通常将政治危機歸咎于統治者個人行為。
傳記顯然會使君主與其行為之間的聯系更為清晰。
另一種解釋是，對王位安全的擔心使得為皇帝撰寫傳記成為一種禁忌。
因為當權者不希望讓臣民去想象做皇帝是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人們想象了在皇位上的感覺，可能就會受到鼓勵，認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
但這些隻是猜測，我提不出支持這些觀點的明确證據。
［16］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在記述統治者生活上的禁忌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許因為在西方曆史著作中，對君王生活的描寫是一個重要的類别。
在中世紀，很多編年史都是圍繞着君王以及發生在宮廷中的事件撰寫，使得君王的個性和癖好成為政治叙事中的核心。
對于重要的統治者，在去世後的一個世紀内，通常會出現多種描述他們生平的著作。
［17］一些關于歐洲君王的書籍直到現在仍然很受歡迎。
中國的著書者為了取悅讀者，有時的确會根據想象寫出一些故事，說明皇帝在宮廷各種誘惑下的放蕩生活。
［18］不過這些想象中的皇帝也很少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君王那樣，具有十分複雜而且有缺陷的人格特征。
盡管中國的史學和其他評論家可以随意地譴責徽宗，但徽宗的這些缺點是如何形成的，他們都沒有提供細節信息。
當我試圖重現徽宗的生活時，傳記的缺失隻是引起我興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皇帝所受到的限制。
我發現自己有意無意地在拿徽宗及别的宋朝皇帝與其他朝代的皇帝進行對比。
［19］如果在中國各個朝代之間進行比較，宋朝皇帝的教養是格外突出的。
徽宗和幾乎所有宋朝皇帝在與大臣打交道時，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禮、寬宏大量，但并非所有的中國皇帝都是如此。
徽宗曾公開列出一份被禁止在朝廷做官的數百人名單，也許一些批評者認為徽宗這一舉動太過分了，但他并沒有将這些人召入朝廷進行斥責，更沒有讓人毒打他們甚至将其賜死。
而暴躁和殘酷的皇帝在其他朝代并不少見。
［20］ 對于這種現象，一種解釋是宋朝大臣成功地使皇帝聽從了他們有關帝王得體行為的觀點。
例如，大臣們努力阻止皇帝離開皇宮去接觸更多外面的世界。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引用了一位大臣在1101年呈遞給徽宗的一份奏疏，以強烈的言辭反對皇帝任何可能的外出狩獵計劃。
我還引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一份奏疏，反對徽宗悄悄出宮去拜訪大臣府宅。
在宋代，除非是一些固有的禮儀，例如每三年舉行一次祭天大典或一年一度的郊祀，在其他時間，官員們都傾向于讓皇帝留在宮闱之内。
［21］不過，由于從全國各地來的人都會進宮拜見皇帝，因此，他也沒有與外界隔絕。
當然，在朝殿見到端坐于龍椅上的皇帝同在其他地方遇到皇帝有着本質的不同。
當代曆史學家黃仁宇在研究明末的皇帝時，看到了“一種将君王去人性化的傾向”，因為官僚機構“隻需要一位與世隔絕的君主作為執行官”。
［22］宋朝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大臣和皇帝經常提到的一個論點是，因為皇帝身居九重宮阙之内，不能親眼目睹當下帝國各處正在發生的一切，因此需要大臣們充當耳目。
那麼，為什麼不讓皇帝離開皇宮、更多地親眼看看他的王國呢？皇帝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重高牆與自己的臣民分隔開嗎？将皇帝隐藏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秦始皇更是一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