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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麼使得徽宗成為這麼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聰明，飽讀詩書，在儒家禮儀、道教天界、音樂和藥物學等廣泛領域委派專家進行研究。
他能寬容地對待别人的過失，還很喜歡向交往的人贈送禮物，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一個驚喜，例如命人在儲祥宮為劉混康修建了新的住處。
有時，他還會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态，對周圍的人表達尊重和感謝，例如親自為他們備茶，或是問候他們的家人。
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宮女中發現了很多自己喜歡的人。
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為他不僅不知疲倦地親自參與諸多工程的細節，而且有時間留給自己不斷增加的家庭成員。
此外，在藝術上他也非常有天賦，并願意讓别人看到他在詩詞、書法和繪畫上的努力和才華。
即使當他受到命運的沉重打擊時，依然以一定程度的優雅和尊嚴應對苦難，對那些境遇比他悲慘的人表示同情，并盡量避免将罪責歸咎于他人。
即使他有時表現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我們應當如何評價作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書中，我試圖從徽宗的視角來理解他的世界，并考慮到他在當時能夠了解哪些信息。
徽宗在1120年底聽到方臘起義時，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将要凄慘地結束；或是他為修建一座新園林而耗費巨資，在六七年之後會顯得非常荒誕，因為到時政府甚至無力為前線将士提供足夠的食物。
與此相反，他将賭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場一百多年都沒有發生過的重大軍事勝利上，如果取得勝利，宋朝就能将領土擴大到一些主要由漢人聚居的地區。
那麼，與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們是否對可能發生的戰争準備得不夠充分呢？為了發動軍事行動，宋神宗用了很長時間儲備物資，但他還是發現戰争太昂貴了，因此在西北地區打過幾次戰役後，就将軍隊撤了回來。
面對徽宗和欽宗所卷入的軍事災難，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資儲備去輕松應對。
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贊。
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
還有編印書籍也值得稱道，徽宗不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還編纂了幾部醫學著作和《政和五禮新儀》，甚至還整理了一本書法作品的拓本。
另外還有一些大項目，也許看上去沒有那麼崇高，但它們有助于提升朝廷的莊嚴和威武，例如對宮廷樂制的改革，對藝術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觀、宮殿和園林。
徽宗有什麼缺點呢？他顯然很虛榮，因為也許沒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釋他對祥瑞的狂熱。
虛榮心或許還可以用來理解，他對自己的文學和書法技巧造詣之高非常自信，他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有機會一睹禦筆，因此命人将他的書法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各州。
過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個缺點。
這一缺點導緻他錯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造成的後果。
也正是由于過分自信，他認為自己可以忽視其他人對蔡京的敵視，以及後來做出聯金的決定。
當一些大臣對宋朝是否充分準備好北征提出異議時，盡管徽宗也猶豫過，但後來他仍然拒絕聽取那些擔憂者的意見，而是站在了夢想家們一邊，認為有可能打一場大勝仗。
徽宗的精力和熱情在很多情況下令人欽佩，但同時也為他帶來了一些問題，特别是他對道教的虔誠信仰。
我并不認為徽宗是受了蒙騙或神道設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間，他的确摒棄了自己以前的謹慎态度。
傳統的中國史家看待徽宗的态度有所不同。
他們從徽宗的王朝總結出一條道德教訓：統治者放縱自己的欲望或沉迷于宗教時，就會使國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險之中。
在徽宗朝之後兩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編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這類頗具影響力的觀點。
在《宋史·徽宗本紀》的結尾，編著這部書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并非不可避免。
如果在1100年選擇哲宗另外一個弟弟繼承皇位，這場戰争也許就不會發生。
此外，如果對後來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選擇，也有可能産生不一樣的結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絕接納從金國叛逃到宋的張瑴，“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縱觀一些亡國之君，要麼是由于愚蠢或殘酷，要麼是成為軍事政變的犧牲品，但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為受到了誤導。
蔡京使他對保守派産生了偏見，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蔡京還以精美華麗的物質生活去誘惑徽宗，讓他耽溺于自己的欲望。
此外，徽宗還沉迷于道教信仰，不僅為此耗費巨資，同時也疏于軍事和國防管理。
“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
尤其是讓童貫掌管軍隊後，更是加快了災難的到來。
史家最後尖銳地評論道：“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
”［1］ 對徽宗作出這種負面評價的背景，是12、13世紀士大夫階層反對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
一些民間文學作品也助推了這種思想，特别是明代小說《水浒傳》，其背景就是徽宗統治時期發生的事件。
16世紀晚期，為了教導年幼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編撰了一部圖文并茂的書籍《帝鑒圖說》，書中列出了古代帝王的一些善舉和劣行。
在收錄的七十二則善舉中，有十六則發生在宋朝，包括宋太祖五則、宋太宗兩則，以及宋仁宗九則。
在收錄的三十六則劣行中，三則發生在宋朝，全都與徽宗有關。
第一則是在舉行道教儀式時，徽宗将自己的位置設在了林靈素的下席。
張居正先是從《宋史》中引用了一段文字，然後進行評論：“夫徽宗為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于異流，猥雜于凡庶，甚至親受道号，甘為矯誣。
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極矣。
卒有北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欤？”顯然，張居正認為徽宗的道教信仰不僅荒謬，也是毀滅性的。
書中舉出的第二則不明智的事例是設立“花石綱”，從東南地區搜刮奇花怪石運送到京師，放進徽宗新修的園林艮嶽中。
修建艮嶽的工程也造成了大量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的行為。
張居正評論了這件事，指出花石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徽宗對這些東西的喜愛卻導緻國家動亂，外族入侵，自己身死荒漠，家人離散各處。
在張居正看來，皇家的氣派沒有實際的用途。
第三則劣行的例子是徽宗任用“六賊”（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和梁師成）。
張居正評論，忠臣會勸說君主節儉和克制，就算君主不願意聽他們的谏言時也會這樣做。
而那些隻對君主講讨好獻媚的話、鼓勵君主奢靡之風的一定是奸臣，将贻害無窮。
［2］根據張居正對曆史興衰的理解，他認為以上三則劣行中的任何一則都足以導緻徽宗的悲慘結局。
盡管《帝鑒圖說》是為小皇帝撰寫的初級讀物，但它很受歡迎，也多次修訂。
後來，17世紀時，王夫之在《宋論》中對徽宗朝進行了更為嚴肅的學術評價（但這部書在當時流傳不廣）。
［3］王夫之關注的主要是當時文人與大臣的選擇，特别是楊時和李綱等知名的儒士。
但他對人們普遍認為徽宗是庸君這一觀點沒有質疑，稱徽宗為“醉夢傾頹”。
王夫之指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樣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曆代主要輔臣惡劣，但降臨在徽宗身上的災難卻要沉重得多。
［4］王夫之認為徽宗朝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戲，這是王夫之提出的最有趣的一個觀點。
王夫之說，蔡京自稱是王安石的追随者是在演戲，甚至聯金抗遼也不過是徽宗和蔡京共同操縱的一場遊戲。
［5］ 那麼，指責徽宗主要因放縱奢欲而喪失皇位是否有依據呢？當然，徽宗的确在物質生活中找到了很多樂趣，尤其是藝術品、古代青銅器、園林和宮殿建築。
徽宗的收藏品也
他能寬容地對待别人的過失，還很喜歡向交往的人贈送禮物，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一個驚喜，例如命人在儲祥宮為劉混康修建了新的住處。
有時，他還會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态，對周圍的人表達尊重和感謝，例如親自為他們備茶，或是問候他們的家人。
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宮女中發現了很多自己喜歡的人。
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為他不僅不知疲倦地親自參與諸多工程的細節，而且有時間留給自己不斷增加的家庭成員。
此外，在藝術上他也非常有天賦，并願意讓别人看到他在詩詞、書法和繪畫上的努力和才華。
即使當他受到命運的沉重打擊時，依然以一定程度的優雅和尊嚴應對苦難，對那些境遇比他悲慘的人表示同情，并盡量避免将罪責歸咎于他人。
即使他有時表現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我們應當如何評價作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書中，我試圖從徽宗的視角來理解他的世界，并考慮到他在當時能夠了解哪些信息。
徽宗在1120年底聽到方臘起義時，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将要凄慘地結束；或是他為修建一座新園林而耗費巨資，在六七年之後會顯得非常荒誕，因為到時政府甚至無力為前線将士提供足夠的食物。
與此相反，他将賭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場一百多年都沒有發生過的重大軍事勝利上，如果取得勝利，宋朝就能将領土擴大到一些主要由漢人聚居的地區。
那麼，與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們是否對可能發生的戰争準備得不夠充分呢？為了發動軍事行動，宋神宗用了很長時間儲備物資，但他還是發現戰争太昂貴了，因此在西北地區打過幾次戰役後，就将軍隊撤了回來。
面對徽宗和欽宗所卷入的軍事災難，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資儲備去輕松應對。
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贊。
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
還有編印書籍也值得稱道，徽宗不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還編纂了幾部醫學著作和《政和五禮新儀》，甚至還整理了一本書法作品的拓本。
另外還有一些大項目，也許看上去沒有那麼崇高，但它們有助于提升朝廷的莊嚴和威武，例如對宮廷樂制的改革，對藝術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觀、宮殿和園林。
徽宗有什麼缺點呢？他顯然很虛榮，因為也許沒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釋他對祥瑞的狂熱。
虛榮心或許還可以用來理解，他對自己的文學和書法技巧造詣之高非常自信，他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有機會一睹禦筆，因此命人将他的書法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各州。
過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個缺點。
這一缺點導緻他錯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造成的後果。
也正是由于過分自信，他認為自己可以忽視其他人對蔡京的敵視，以及後來做出聯金的決定。
當一些大臣對宋朝是否充分準備好北征提出異議時，盡管徽宗也猶豫過，但後來他仍然拒絕聽取那些擔憂者的意見，而是站在了夢想家們一邊，認為有可能打一場大勝仗。
徽宗的精力和熱情在很多情況下令人欽佩，但同時也為他帶來了一些問題，特别是他對道教的虔誠信仰。
我并不認為徽宗是受了蒙騙或神道設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間，他的确摒棄了自己以前的謹慎态度。
傳統的中國史家看待徽宗的态度有所不同。
他們從徽宗的王朝總結出一條道德教訓：統治者放縱自己的欲望或沉迷于宗教時，就會使國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險之中。
在徽宗朝之後兩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編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這類頗具影響力的觀點。
在《宋史·徽宗本紀》的結尾，編著這部書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并非不可避免。
如果在1100年選擇哲宗另外一個弟弟繼承皇位，這場戰争也許就不會發生。
此外，如果對後來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選擇，也有可能産生不一樣的結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絕接納從金國叛逃到宋的張瑴，“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縱觀一些亡國之君，要麼是由于愚蠢或殘酷，要麼是成為軍事政變的犧牲品，但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為受到了誤導。
蔡京使他對保守派産生了偏見，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蔡京還以精美華麗的物質生活去誘惑徽宗，讓他耽溺于自己的欲望。
此外，徽宗還沉迷于道教信仰，不僅為此耗費巨資，同時也疏于軍事和國防管理。
“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
尤其是讓童貫掌管軍隊後，更是加快了災難的到來。
史家最後尖銳地評論道：“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
”［1］ 對徽宗作出這種負面評價的背景，是12、13世紀士大夫階層反對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
一些民間文學作品也助推了這種思想，特别是明代小說《水浒傳》，其背景就是徽宗統治時期發生的事件。
16世紀晚期，為了教導年幼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編撰了一部圖文并茂的書籍《帝鑒圖說》，書中列出了古代帝王的一些善舉和劣行。
在收錄的七十二則善舉中，有十六則發生在宋朝，包括宋太祖五則、宋太宗兩則，以及宋仁宗九則。
在收錄的三十六則劣行中，三則發生在宋朝，全都與徽宗有關。
第一則是在舉行道教儀式時，徽宗将自己的位置設在了林靈素的下席。
張居正先是從《宋史》中引用了一段文字，然後進行評論：“夫徽宗為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于異流，猥雜于凡庶，甚至親受道号，甘為矯誣。
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極矣。
卒有北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欤？”顯然，張居正認為徽宗的道教信仰不僅荒謬，也是毀滅性的。
書中舉出的第二則不明智的事例是設立“花石綱”，從東南地區搜刮奇花怪石運送到京師，放進徽宗新修的園林艮嶽中。
修建艮嶽的工程也造成了大量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的行為。
張居正評論了這件事，指出花石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徽宗對這些東西的喜愛卻導緻國家動亂，外族入侵，自己身死荒漠，家人離散各處。
在張居正看來，皇家的氣派沒有實際的用途。
第三則劣行的例子是徽宗任用“六賊”（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和梁師成）。
張居正評論，忠臣會勸說君主節儉和克制，就算君主不願意聽他們的谏言時也會這樣做。
而那些隻對君主講讨好獻媚的話、鼓勵君主奢靡之風的一定是奸臣，将贻害無窮。
［2］根據張居正對曆史興衰的理解，他認為以上三則劣行中的任何一則都足以導緻徽宗的悲慘結局。
盡管《帝鑒圖說》是為小皇帝撰寫的初級讀物，但它很受歡迎，也多次修訂。
後來，17世紀時，王夫之在《宋論》中對徽宗朝進行了更為嚴肅的學術評價（但這部書在當時流傳不廣）。
［3］王夫之關注的主要是當時文人與大臣的選擇，特别是楊時和李綱等知名的儒士。
但他對人們普遍認為徽宗是庸君這一觀點沒有質疑，稱徽宗為“醉夢傾頹”。
王夫之指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樣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曆代主要輔臣惡劣，但降臨在徽宗身上的災難卻要沉重得多。
［4］王夫之認為徽宗朝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戲，這是王夫之提出的最有趣的一個觀點。
王夫之說，蔡京自稱是王安石的追随者是在演戲，甚至聯金抗遼也不過是徽宗和蔡京共同操縱的一場遊戲。
［5］ 那麼，指責徽宗主要因放縱奢欲而喪失皇位是否有依據呢？當然，徽宗的确在物質生活中找到了很多樂趣，尤其是藝術品、古代青銅器、園林和宮殿建築。
徽宗的收藏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