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與宰臣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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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禮三四》，葉13a–b、18b；《崇儒四》，葉10b。
［35］《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30—13732頁。
［36］柯睿哲、賈志揚與李弘祺仔細研究過教育和用人政策上的具體改革細節。
EdwardA.KrackeJr,“TheExpansionofEducationalOpportunityintheReignofHuitsungandItsImplications,”SungStudiesNewsletter13,1977,pp.6—30；JohnW.Chaffee,TheThornyGatesofLearninginSungChin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ons,pp.77—84ThomasHong-chiLee,GovernmentEducationandExaminationsinSungChina,pp.64—65,77—80,126—127,256—257。
賈志揚還研究了對宗室的改革（BranchesofHeaven,pp.95—111）。
宋格文、SilviavonEschenbach和郭志松研究了慈善機構方面的政策。
HughScogin,“PoorReliefinNerthernSungChina,”OriensExtremus25,no.1,1978,pp.30—46SilviaFreiinEbnerVonEschenbach,“PublicGraveyardsoftheSongDynasty,”inBurialinSongChina,editedbyDieterKuhn,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4,pp.215—52；IsafMosheGoldschmidt,“Huizon’sImpactonMedicineandPublicHealth,”inEmperorHuizongandLateNe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275—323）。
［37］關于宋代的貨币體系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多數是中文和日文。
英文簡介參見RichardvonGlahn,TheSinisterWay:TheDivineandtheDemonicinChineseReligiousCulture；ZhihongLiangOberst,“ChineseEconomicStatecraftandEconomicIdeasintheSongPeriod（960—1279）,”PhDdiss.,ColumbiaUniversity,1996,pp.345—408。
比較詳細的闡述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TranslatedbyEdwardH.Kaplan,Berlingham:WesternWashingtonUniversity,CenterforEastAsianStudies,1994,pp.332—457【彭信威《中國貨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汪聖铎《兩宋貨币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52—386頁。
中嶋敏關于徽宗的每項貨币措施都進行了研究，這些文章收錄于他1988年的著作中（《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東京：汲古書院）。
關于每個鑄币廠的地點及産量，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35—336。
關于貨币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參見高聰明《北宋西北地區的銅鐵錢制度》，《河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21—29頁。
［3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一，734頁。
《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關于貨币的問題，除了《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94頁），其他有用資料包括：《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葉20a–30a）、《文獻通考》（卷九，葉96b–97c）、《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1—2305頁）。
［39］參見汪聖铎《兩宋财政史》，385—386頁。
根據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44—345，鑄造錫鐵合金錢币的理由是，這能夠防止将錢币熔化後制成器具。
關于确定這些錢币的成分是錫鐵合金而不是錫銅合金，參見中嶋敏《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44—45頁，以及華覺明和趙匡華《夾錫錢是鐵錢不是銅錢》，《中國錢币》1986年第3期，21—22頁。
［40］《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葉15b）的數字更高，為六十萬貫當十錢币，相當于六百萬貫一錢币。
［41］《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葉15b。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五，837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3頁。
《文獻通考》卷九，葉96b–c。
［42］《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葉34b—35b。
關于徽宗朝的紙币，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632—636頁。
從零星的資料中可看出整個徽宗朝都有物價上漲，但這些資料不足以識别出情況最惡劣的時期，或價格高到何種程度。
另外，大部分的物價上漲都是發生在特定的地區，在不同貨币形式上也表現各異，通常是一錢銅币最穩定，紙币最不穩定。
有關北宋時期物價的史料，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80—403。
更多相關分析參見高聰明《北宋物價變動原因之研究》，《河北學刊》1991年第4期，95—100頁。
［4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4—2295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68、869、870、874—878頁。
《群書考索》卷六十，葉24b。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葉34b–35b。
關于徽宗朝出現的紙币，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632—636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87頁。
關于發行紙币，參見中嶋敏《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61—63頁。
［44］《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5—2296頁。
《全宋文》第135冊，265頁。
［4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85—886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6頁。
《獨醒雜志》（卷九，86—87頁）對徽宗廢除當十錢币的原因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解釋。
在一次宴會上，俳優取笑了這一政策，使徽宗受到觸動。
［46］《宋史》卷一百八十，4389—4390頁。
另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367—371頁。
［47］《全宋文》卷一百三十七，77—78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葉23b–24a。
［48］《宋史》卷一百八十，4390—4391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3—984頁。
《全宋文》第102冊，136—137頁。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699—700頁）記載，張商英把鑄币資金分配給政府，而不是之前的内庫。
［49］《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9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1004—1006頁。
［50］《全宋文》第102冊，138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7—988頁。
［51］關于人們對當十錢币有何反應，參見《萍州可談》卷二，27頁。
［52］《宋史》卷一百八十，439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一，1029頁。
《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葉29a—b。
［53］《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8—669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1005頁。
［54］《燕翼诒謀錄》卷五，46頁。
［55］《寶真齋法書贊》卷二，17—18頁。
《宋史》卷八十五，2101—2102頁；卷四百六十八，13552、13661—1366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十三，1324—1325頁。
MaggieBickford,“Huizong’sPaintings:ArtandtheArtofEmperorship,”inEmperorHuizongandthe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505—510；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114,133—134,139；《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713頁。
《揮麈錄·後錄》卷二，73頁。
［56］有關宦官在軍隊中的官職，參見JohnRichardLabadie,“RulersandSoldiers:PerceptionandManagementoftheMilitaryinNorthernSungChina（960-ca.1060）,”PhDdiss.,UniversityofWashington,1981,pp.174—176，更多細節參見柴德赓《宋宦官參預軍事考》，《輔仁學志》10卷，1—2号，1941年。
關于童貫的軍旅生涯，參見DonJ.Wyatt,“UnsungMenofWar:AcculturatedEmbodimentsoftheMartialEthosintheSongDynasty,”inMilitaryCultureinImperialChina,editedbyNicoladiCosmo,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pp.207—214。
［57］《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676頁。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8頁。
蔡京在神宗統治時期曾出使遼國（《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1頁）。
［58］《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8—519頁。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葉12b。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72—774、800—801頁。
［59］王平川和趙夢林編《宋徽宗書法全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6—35頁）對這幅作品有完整的說明。
其他著作中也有介紹。
［60］《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20頁。
《鐵圍山叢談》卷一，2頁。
根據一處記載，童貫上朝時會穿着官服，但上朝結束後，他就會進宮換上宦官的衣服，行使服侍主人的職責（《鐵圍山叢談》卷一，2頁）。
但沒有其他史料能證實這一點，因此，它也許隻是反映了一種仇視宦官的謠言，而不是事實。
有關仇視宦官強烈情緒的另一個例子，參見1118年安堯臣的奏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政宣上帙二，12—18頁，特别是第16—18頁）。
［61］《宣和畫譜》卷十二，205—206頁。
［62］《宋史》卷三百七十二，11544頁。
《全宋文》第125冊，100—113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九，炎興下帙五十九，336頁。
［63］關于告誡提防宦官濫用職權的奏疏，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楊時在欽宗繼位後不久呈遞的兩份奏疏中議論了徽宗朝的宦官問題，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三，704—705頁。
［64］《鐵圍山叢談》卷五，89頁；卷六，109—111頁。
［35］《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30—13732頁。
［36］柯睿哲、賈志揚與李弘祺仔細研究過教育和用人政策上的具體改革細節。
EdwardA.KrackeJr,“TheExpansionofEducationalOpportunityintheReignofHuitsungandItsImplications,”SungStudiesNewsletter13,1977,pp.6—30；JohnW.Chaffee,TheThornyGatesofLearninginSungChin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ons,pp.77—84ThomasHong-chiLee,GovernmentEducationandExaminationsinSungChina,pp.64—65,77—80,126—127,256—257。
賈志揚還研究了對宗室的改革（BranchesofHeaven,pp.95—111）。
宋格文、SilviavonEschenbach和郭志松研究了慈善機構方面的政策。
HughScogin,“PoorReliefinNerthernSungChina,”OriensExtremus25,no.1,1978,pp.30—46SilviaFreiinEbnerVonEschenbach,“PublicGraveyardsoftheSongDynasty,”inBurialinSongChina,editedbyDieterKuhn,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4,pp.215—52；IsafMosheGoldschmidt,“Huizon’sImpactonMedicineandPublicHealth,”inEmperorHuizongandLateNe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275—323）。
［37］關于宋代的貨币體系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多數是中文和日文。
英文簡介參見RichardvonGlahn,TheSinisterWay:TheDivineandtheDemonicinChineseReligiousCulture；ZhihongLiangOberst,“ChineseEconomicStatecraftandEconomicIdeasintheSongPeriod（960—1279）,”PhDdiss.,ColumbiaUniversity,1996,pp.345—408。
比較詳細的闡述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TranslatedbyEdwardH.Kaplan,Berlingham:WesternWashingtonUniversity,CenterforEastAsianStudies,1994,pp.332—457【彭信威《中國貨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汪聖铎《兩宋貨币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52—386頁。
中嶋敏關于徽宗的每項貨币措施都進行了研究，這些文章收錄于他1988年的著作中（《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東京：汲古書院）。
關于每個鑄币廠的地點及産量，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35—336。
關于貨币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參見高聰明《北宋西北地區的銅鐵錢制度》，《河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21—29頁。
［38］《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一，734頁。
《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關于貨币的問題，除了《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94頁），其他有用資料包括：《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葉20a–30a）、《文獻通考》（卷九，葉96b–97c）、《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1—2305頁）。
［39］參見汪聖铎《兩宋财政史》，385—386頁。
根據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44—345，鑄造錫鐵合金錢币的理由是，這能夠防止将錢币熔化後制成器具。
關于确定這些錢币的成分是錫鐵合金而不是錫銅合金，參見中嶋敏《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44—45頁，以及華覺明和趙匡華《夾錫錢是鐵錢不是銅錢》，《中國錢币》1986年第3期，21—22頁。
［40］《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葉15b）的數字更高，為六十萬貫當十錢币，相當于六百萬貫一錢币。
［41］《宋史》卷一百八十，4387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葉15b。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五，837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3頁。
《文獻通考》卷九，葉96b–c。
［42］《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葉34b—35b。
關于徽宗朝的紙币，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632—636頁。
從零星的資料中可看出整個徽宗朝都有物價上漲，但這些資料不足以識别出情況最惡劣的時期，或價格高到何種程度。
另外，大部分的物價上漲都是發生在特定的地區，在不同貨币形式上也表現各異，通常是一錢銅币最穩定，紙币最不穩定。
有關北宋時期物價的史料，參見XinweiPeng,AMonetaryHistoryofChina,pp.380—403。
更多相關分析參見高聰明《北宋物價變動原因之研究》，《河北學刊》1991年第4期，95—100頁。
［4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4—2295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68、869、870、874—878頁。
《群書考索》卷六十，葉24b。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四》，葉34b–35b。
關于徽宗朝出現的紙币，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632—636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87頁。
關于發行紙币，參見中嶋敏《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61—63頁。
［44］《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5—2296頁。
《全宋文》第135冊，265頁。
［45］《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六，885—886頁。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2296頁。
《獨醒雜志》（卷九，86—87頁）對徽宗廢除當十錢币的原因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解釋。
在一次宴會上，俳優取笑了這一政策，使徽宗受到觸動。
［46］《宋史》卷一百八十，4389—4390頁。
另參見汪聖铎《兩宋貨币史》，367—371頁。
［47］《全宋文》卷一百三十七，77—78頁。
《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三》，葉23b–24a。
［48］《宋史》卷一百八十，4390—4391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3—984頁。
《全宋文》第102冊，136—137頁。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699—700頁）記載，張商英把鑄币資金分配給政府，而不是之前的内庫。
［49］《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9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1004—1006頁。
［50］《全宋文》第102冊，138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7—988頁。
［51］關于人們對當十錢币有何反應，參見《萍州可談》卷二，27頁。
［52］《宋史》卷一百八十，439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一，1029頁。
《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十，葉29a—b。
［53］《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668—669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1005頁。
［54］《燕翼诒謀錄》卷五，46頁。
［55］《寶真齋法書贊》卷二，17—18頁。
《宋史》卷八十五，2101—2102頁；卷四百六十八，13552、13661—1366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十三，1324—1325頁。
MaggieBickford,“Huizong’sPaintings:ArtandtheArtofEmperorship,”inEmperorHuizongandthe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505—510；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114,133—134,139；《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八，713頁。
《揮麈錄·後錄》卷二，73頁。
［56］有關宦官在軍隊中的官職，參見JohnRichardLabadie,“RulersandSoldiers:PerceptionandManagementoftheMilitaryinNorthernSungChina（960-ca.1060）,”PhDdiss.,UniversityofWashington,1981,pp.174—176，更多細節參見柴德赓《宋宦官參預軍事考》，《輔仁學志》10卷，1—2号，1941年。
關于童貫的軍旅生涯，參見DonJ.Wyatt,“UnsungMenofWar:AcculturatedEmbodimentsoftheMartialEthosintheSongDynasty,”inMilitaryCultureinImperialChina,editedbyNicoladiCosmo,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9,pp.207—214。
［57］《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676頁。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8頁。
蔡京在神宗統治時期曾出使遼國（《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1頁）。
［58］《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8—519頁。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葉12b。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72—774、800—801頁。
［59］王平川和趙夢林編《宋徽宗書法全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6—35頁）對這幅作品有完整的說明。
其他著作中也有介紹。
［60］《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20頁。
《鐵圍山叢談》卷一，2頁。
根據一處記載，童貫上朝時會穿着官服，但上朝結束後，他就會進宮換上宦官的衣服，行使服侍主人的職責（《鐵圍山叢談》卷一，2頁）。
但沒有其他史料能證實這一點，因此，它也許隻是反映了一種仇視宦官的謠言，而不是事實。
有關仇視宦官強烈情緒的另一個例子，參見1118年安堯臣的奏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政宣上帙二，12—18頁，特别是第16—18頁）。
［61］《宣和畫譜》卷十二，205—206頁。
［62］《宋史》卷三百七十二，11544頁。
《全宋文》第125冊，100—113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五十九，炎興下帙五十九，336頁。
［63］關于告誡提防宦官濫用職權的奏疏，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一至六十三。
楊時在欽宗繼位後不久呈遞的兩份奏疏中議論了徽宗朝的宦官問題，參見《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三，704—705頁。
［64］《鐵圍山叢談》卷五，89頁；卷六，109—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