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與宰臣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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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變得謹慎，而是更加追求放蕩的生活方式。
［64］ 徽宗在遴選和管理宰輔方面表現如何呢？大概接近平均水平。
根據現存史料的描述，任何一項可以被列為文化活動的事情，徽宗都熱情參與。
他對禦用專家在多個領域的工作都饒有興趣，如醫學和繪畫。
他還會讓大臣把他們在宮廷以外創作的詩歌和繪畫拿給他看。
但是，人們很少認為徽宗在朝廷事務上的投入有相同的興緻。
他并沒有表現得玩忽職守，也從來沒有取消過視朝或不看奏疏。
他努力去理解大臣們呈報的問題，哪怕是一些很複雜的技術問題，例如發行貨币可能帶來的風險。
他對待宰輔很有禮貌和幽默感。
盡管很多官員認為宰相的權力過大會造成危險，但徽宗也同樣看到了集體領導的缺點。
相反，他認真接受了傳統儒家的建議，即挑選一位合适的宰相并用人不疑。
外部的人很可能會擔心，像蔡京這樣的宰相可能會操縱皇帝，而徽宗在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防範措施。
蔡京對徽宗一直畢恭畢敬，甚至當徽宗再三要求他不要拘泥于禮儀時依舊如此。
徽宗和蔡京并非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意見一緻，但與很多人不同，徽宗從未懷疑過蔡京的動機。
從徽宗的角度來看，有一位能夠獨立處理大部分事務的宰相，意味着他可以騰出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别的事情。
徽宗在位的第二個十年中，他希望自己投入道經、道士和仙境等事情上。
這些将是我們在第十二章讨論的内容。
［1］YuriPines,EnvisioningEternalEmpire:ChinesePoliticalThoughtsoftheWarringStatesEr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9【尤銳《展望永恒帝國：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孫英剛譯，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DenisTwicchett（杜希德）,“HowtobeanEmperor:T’angT’ai-tsung’sVisionofHisRole,”AsiaMajor9,3rdseries,pp.63—75；《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126—128頁；JamesT.C.Liu,Ou-yangHsiu:AnEleventh-CenturyNeo-Confuciani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p.118. ［2］關于魏征和唐太宗，參見HowardWechsler,MirrortotheSonofHeaven:WeiChengattheCourtofT’angT’ai-tsung,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4。
關于司馬光對君臣關系的觀點，參見Xiao-binJi,PoliticsandConservatisminNorthernSongChina,pp.36–49。
［3］《東都事略》卷一百零五，葉2a。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11024—11025頁）還記載了一些别的對話。
［4］《浮溪集》卷二十四，275—276頁。
蔣猷的墓志銘中也記錄了他與徽宗的對話。
參見《浮溪集》卷二十七，344—348頁。
［5］《林泉高緻》56—57；PingLeongFoong,“MonumentalandIntimateLandscapebyGuoXi.”PhDdiss.,PrincetonUniversity,2006,pp.125—126. ［6］這裡不包含蔡京在1124年的一次短暫回歸，當時他已七十多歲了，幾近失明，已經沒有能力再次掌權了。
［7］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2006,pp.31—77。
［8］《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3—734頁。
對蔡京發起新攻擊的原因之一是1110年五月出現了一次彗星，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49。
［9］《宋會要輯稿·職官一》，葉33a–b；《禮四七》，葉8a–b。
《宋大诏令集》卷七十，339—340頁。
［10］參見CharlesHartman,“ATextHistoryofCaiJing’sBibliographyinSongshi”,pp.517—564。
關于南宋初期曆史的編撰，參見CharlesHartman,“TheMakingofaVillain:Ch’inKueiTao-hsueh,”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8（1998）:59—146“TheReluctantHistorian:SunTi,ChuHis,andtheFallofNorthernSung,”T’oungPao89（2003）:100—48。
［11］《宣和書譜》卷十二，92—93頁。
中田勇次郎編《中國書論大系》第5卷，321—323頁。
關于這部書譜，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223—256。
關于書譜的更多譯文，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LiteratiCultur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izongandCaijing,”JournalofSong-YuanStudies36,2006,pp.1—24. ［12］《宣和書譜》卷十二，92頁。
［13］《全宋文》第143冊，61—65頁。
［14］《宋會要輯稿·職官五》，葉13a–b。
《宋會要輯稿補編》，308頁；《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87頁。
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36—40.IsafMosheGoldschmidt,“Huizong’sImpactonMedicineandPublicHealth,”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andtheCultureofPolitics,p.300. ［15］有關徽宗和詩的其他記載，參見《齊東野語》卷十六，292—293頁。
［16］《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頁；《全宋文》143冊，61—65頁。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頁）和《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70頁）記載他的年齡是七十九歲，但墓志銘中（《全宋文》第143冊，65頁）記載為七十七歲。
［17］《揮麈錄·後錄》卷七，164—165頁；《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11a–12a。
［18］《宋會要輯稿·禮一二》，葉3a–b；《禮四四》，葉17b。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0頁。
《初寮集》卷三，葉18b–24a；卷四，葉40b—46b、49a—52b。
《揮麈錄·前錄》，卷三，26—27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五，1130—1131頁。
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168—169.受賞者包括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于深、侯蒙、薛昂、白時中和童貫。
每個收到的祭器數量多少取決于他們的品銜大小（正一品、從一品或正二品）。
其中賜給童貫的一件祭器今存世，圖樣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171。
［19］《賓退錄》卷一，12頁。
《鐵圍山叢談》卷二，26—27頁。
［20］《宋會要輯稿·方域四》，葉23a—b。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2頁。
《鶴林玉露》乙集卷五，200頁；《老學庵筆記》卷五，63頁；卷八，106頁。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320頁。
王黼共收到兩套府宅，先是在1116年得到一套小的，然後在1122年替換為一套大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二，368頁；《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12b–13a）。
［21］《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9頁。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47—767頁。
另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46—49。
［22］《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1—1110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8頁。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699—700頁。
《揮麈錄·後錄》卷三，119頁。
［23］宋朝早期和後期的處于主導地位的其他首相也是同樣的情況。
參見DenisTwitchettandPaulJakovSmith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5,part1:TheSungDynastyandItsPrecursors,907—1279，見于各處。
［24］《邵氏聞見錄》卷五，44頁。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13717頁。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葉7a–b。
［25］《揮麈錄·餘話》卷一，278頁；《山左金石志》卷十七，葉29a—31a。
《癸辛雜識·别集》卷二，218頁；PatriciaBuckleyEbrey,“Huizong’sStoneInscriptions,”pp.241—248；PatriciaBuckleyEbrey,“LiteratiCultur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izongandCaijing,”pp.1—24.另參見詹凱琦《蔡京與徽宗朝新書風研究》，《中華弘道書學會會刊》第9期，2011年六月。
［26］《宣和書譜》卷十二，92—94頁。
［27］《揮麈錄·餘話》，卷一，277頁。
［28］《全宋文》第109冊，177—178頁，以及《雞肋編》卷二，62—64頁。
［29］《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葉2a—b；《方域四》，葉23a。
［30］有關王黼的正史傳記來源有《東都事略》（卷一百零六，葉1a–3a）、《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1—13684頁）、《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86—789頁）和《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5—309頁）。
［31］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54—55. ［32］《宋會要輯稿·職官四》，葉28a–b。
《曲洧舊聞》卷十，225頁。
［33］關于讓宰臣的兒子作為侍臣，參見《宋史》卷三百六十一，11316頁；《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葉21b–22a。
關于蔡攸在早年作為徽宗的一個玩伴，參見《揮麈錄·後錄》卷三，109—111頁；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
［34］參見《宋會要輯稿·樂四》，葉1b—2a；《禮二四》，葉72
［64］ 徽宗在遴選和管理宰輔方面表現如何呢？大概接近平均水平。
根據現存史料的描述，任何一項可以被列為文化活動的事情，徽宗都熱情參與。
他對禦用專家在多個領域的工作都饒有興趣，如醫學和繪畫。
他還會讓大臣把他們在宮廷以外創作的詩歌和繪畫拿給他看。
但是，人們很少認為徽宗在朝廷事務上的投入有相同的興緻。
他并沒有表現得玩忽職守，也從來沒有取消過視朝或不看奏疏。
他努力去理解大臣們呈報的問題，哪怕是一些很複雜的技術問題，例如發行貨币可能帶來的風險。
他對待宰輔很有禮貌和幽默感。
盡管很多官員認為宰相的權力過大會造成危險，但徽宗也同樣看到了集體領導的缺點。
相反，他認真接受了傳統儒家的建議，即挑選一位合适的宰相并用人不疑。
外部的人很可能會擔心，像蔡京這樣的宰相可能會操縱皇帝，而徽宗在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防範措施。
蔡京對徽宗一直畢恭畢敬，甚至當徽宗再三要求他不要拘泥于禮儀時依舊如此。
徽宗和蔡京并非在所有的問題上都意見一緻，但與很多人不同，徽宗從未懷疑過蔡京的動機。
從徽宗的角度來看，有一位能夠獨立處理大部分事務的宰相，意味着他可以騰出時間和精力來思考别的事情。
徽宗在位的第二個十年中，他希望自己投入道經、道士和仙境等事情上。
這些将是我們在第十二章讨論的内容。
［1］YuriPines,EnvisioningEternalEmpire:ChinesePoliticalThoughtsoftheWarringStatesEr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9【尤銳《展望永恒帝國：戰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孫英剛譯，王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DenisTwicchett（杜希德）,“HowtobeanEmperor:T’angT’ai-tsung’sVisionofHisRole,”AsiaMajor9,3rdseries,pp.63—75；《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126—128頁；JamesT.C.Liu,Ou-yangHsiu:AnEleventh-CenturyNeo-Confuciani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7,p.118. ［2］關于魏征和唐太宗，參見HowardWechsler,MirrortotheSonofHeaven:WeiChengattheCourtofT’angT’ai-tsung,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4。
關于司馬光對君臣關系的觀點，參見Xiao-binJi,PoliticsandConservatisminNorthernSongChina,pp.36–49。
［3］《東都事略》卷一百零五，葉2a。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11024—11025頁）還記載了一些别的對話。
［4］《浮溪集》卷二十四，275—276頁。
蔣猷的墓志銘中也記錄了他與徽宗的對話。
參見《浮溪集》卷二十七，344—348頁。
［5］《林泉高緻》56—57；PingLeongFoong,“MonumentalandIntimateLandscapebyGuoXi.”PhDdiss.,PrincetonUniversity,2006,pp.125—126. ［6］這裡不包含蔡京在1124年的一次短暫回歸，當時他已七十多歲了，幾近失明，已經沒有能力再次掌權了。
［7］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2006,pp.31—77。
［8］《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九十六，723—734頁。
對蔡京發起新攻擊的原因之一是1110年五月出現了一次彗星，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49。
［9］《宋會要輯稿·職官一》，葉33a–b；《禮四七》，葉8a–b。
《宋大诏令集》卷七十，339—340頁。
［10］參見CharlesHartman,“ATextHistoryofCaiJing’sBibliographyinSongshi”,pp.517—564。
關于南宋初期曆史的編撰，參見CharlesHartman,“TheMakingofaVillain:Ch’inKueiTao-hsueh,”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58（1998）:59—146“TheReluctantHistorian:SunTi,ChuHis,andtheFallofNorthernSung,”T’oungPao89（2003）:100—48。
［11］《宣和書譜》卷十二，92—93頁。
中田勇次郎編《中國書論大系》第5卷，321—323頁。
關于這部書譜，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223—256。
關于書譜的更多譯文，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LiteratiCultur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izongandCaijing,”JournalofSong-YuanStudies36,2006,pp.1—24. ［12］《宣和書譜》卷十二，92頁。
［13］《全宋文》第143冊，61—65頁。
［14］《宋會要輯稿·職官五》，葉13a–b。
《宋會要輯稿補編》，308頁；《宋史》卷一百八十，4386—4387頁。
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36—40.IsafMosheGoldschmidt,“Huizong’sImpactonMedicineandPublicHealth,”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andtheCultureofPolitics,p.300. ［15］有關徽宗和詩的其他記載，參見《齊東野語》卷十六，292—293頁。
［16］《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頁；《全宋文》143冊，61—65頁。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10921—10922頁）和《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70頁）記載他的年齡是七十九歲，但墓志銘中（《全宋文》第143冊，65頁）記載為七十七歲。
［17］《揮麈錄·後錄》卷七，164—165頁；《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11a–12a。
［18］《宋會要輯稿·禮一二》，葉3a–b；《禮四四》，葉17b。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0頁。
《初寮集》卷三，葉18b–24a；卷四，葉40b—46b、49a—52b。
《揮麈錄·前錄》，卷三，26—27頁；《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三十五，1130—1131頁。
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p.168—169.受賞者包括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于深、侯蒙、薛昂、白時中和童貫。
每個收到的祭器數量多少取決于他們的品銜大小（正一品、從一品或正二品）。
其中賜給童貫的一件祭器今存世，圖樣參見PatriciaBuckleyEbrey,AccumulatingCulture:TheCollectionsofEmperorHuizong,p.171。
［19］《賓退錄》卷一，12頁。
《鐵圍山叢談》卷二，26—27頁。
［20］《宋會要輯稿·方域四》，葉23a—b。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2頁。
《鶴林玉露》乙集卷五，200頁；《老學庵筆記》卷五，63頁；卷八，106頁。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320頁。
王黼共收到兩套府宅，先是在1116年得到一套小的，然後在1122年替換為一套大的（《能改齋漫錄》卷十二，368頁；《宋會要輯稿·崇儒六》，葉12b–13a）。
［21］《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9頁。
《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47—767頁。
另參見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46—49。
［22］《宋史》卷三百五十一，11101—11103頁。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九，988頁。
《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十七，699—700頁。
《揮麈錄·後錄》卷三，119頁。
［23］宋朝早期和後期的處于主導地位的其他首相也是同樣的情況。
參見DenisTwitchettandPaulJakovSmitheds.,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5,part1:TheSungDynastyandItsPrecursors,907—1279，見于各處。
［24］《邵氏聞見錄》卷五，44頁。
《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6—13717頁。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葉7a–b。
［25］《揮麈錄·餘話》卷一，278頁；《山左金石志》卷十七，葉29a—31a。
《癸辛雜識·别集》卷二，218頁；PatriciaBuckleyEbrey,“Huizong’sStoneInscriptions,”pp.241—248；PatriciaBuckleyEbrey,“LiteratiCultur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izongandCaijing,”pp.1—24.另參見詹凱琦《蔡京與徽宗朝新書風研究》，《中華弘道書學會會刊》第9期，2011年六月。
［26］《宣和書譜》卷十二，92—94頁。
［27］《揮麈錄·餘話》，卷一，277頁。
［28］《全宋文》第109冊，177—178頁，以及《雞肋編》卷二，62—64頁。
［29］《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葉2a—b；《方域四》，葉23a。
［30］有關王黼的正史傳記來源有《東都事略》（卷一百零六，葉1a–3a）、《宋史》（卷四百七十，13681—13684頁）、《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十二，786—789頁）和《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一，靖康中帙六，305—309頁）。
［31］DavidW.Chaffee,“Huizong,CaiJ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pp.54—55. ［32］《宋會要輯稿·職官四》，葉28a–b。
《曲洧舊聞》卷十，225頁。
［33］關于讓宰臣的兒子作為侍臣，參見《宋史》卷三百六十一，11316頁；《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葉21b–22a。
關于蔡攸在早年作為徽宗的一個玩伴，參見《揮麈錄·後錄》卷三，109—111頁；藤本猛《北宋末の宣和殿—皇帝徽宗と學士蔡攸—》。
［34］參見《宋會要輯稿·樂四》，葉1b—2a；《禮二四》，葉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