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與宰臣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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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恩，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
往往鼓鑄，不獨闾巷細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
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而饑寒之患，此盜賊之所由起也。
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豈經久計哉？［44］ 在1106年五月一次上朝時，徽宗問谏官詹丕遠對當十錢的看法。
徽宗說：“當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卻反為民害如此。
非卿有陳，朕不知也。
便直欲改作當三亦不難，隻遠方客人有積貨钜萬以上者，陡镌之，不無胥怨否？”詹丕遠回答說：“陛下行法要改，則草薙而禽狝之。
或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
”徽宗接着說，王安石推出的政策專門為了營利，人們也會進行抱怨，這項政策可能與之類似。
詹丕遠反駁說，蔡京不能與王安石相提并論，因為王安石從未涉足茶鹽專賣。
［45］ 在這段對話中，徽宗似乎是對當十錢持反對意見，但在幾個月後，蔡京重返京城，他還是說服了徽宗重新實施這一制度。
1107年二月，蔡京命人使用熔毀私錢所得金屬鑄造刻有禦文的當十錢（圖11.2）。
為了遏制鑄造私錢，蔡京懲辦了私自鑄造幾千萬貫銅錢的章綖，以儆效尤。
這一案子後來在1107年牽連到很多東南地區的名人。
［46］ 蔡京第二次被貶時（1109年六月），發行當十錢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周行己的長篇奏疏可能就出現于這一時期。
周行己是程頤的學生，他的大部分工作經曆都是教書，沒有擔任過太多實質性的官職。
他認為，盡管政府看起來從發行大面值錢币中獲取了很多财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
……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
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
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
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 周行己建議，政府可以收購京城五路的當十錢，用度牒、封号、鹽鈔和紙币對持有人進行補償。
所有當十錢都回收後，政府就可以重新發行當三錢。
他認為，這樣就能夠使物價趨于平穩，同時打擊鑄造私錢。
宋朝政府在1110年的确發放了大量度牒（三萬份），但随着它們的價值下跌，也必然也會帶來一些問題。
［47］ 圖11.2 大觀年間（1107—1110）發行的一錢币、當二錢和當十錢大小對比，錢币上鑄刻的是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
（作者拍攝） 1110年七月新上任的首相張商英也提出了建議。
他提議從内藏庫和樞密院借用布帛、金銀和鹽鈔，用來收購全國的當十錢，為期六個月。
兌換當十錢不能得到全部面值，隻能收回百分之三四十。
張商英之所以提到内藏庫，是希望徽宗能為失敗的财經政策所導緻的部分損失買單。
［48］等到所有的當十錢都收回後，僞造的私錢将被熔毀，用來鑄造一錢币，而真錢則可以重新進入流通，隻不過價值被視為三錢。
關于這一問題，朝廷肯定争論了很久，因為徽宗直到1111年五月才宣布新的政策。
徽宗在親自書寫的手诏中，強調了貨币穩定對于民衆和政府的重要性。
近年來的失敗政策導緻物價飛漲，使有些人陷入貧困，同時誘使一些人私鑄假币。
在廣泛進行商議後，徽宗決定改革貨币制度。
政府和内藏庫将共同發行幾千萬貫的錢币，用來收購當十錢，每枚當十錢都以當三錢進行補償。
［49］ 張商英對徽宗動用内藏庫大加稱贊，但同時他也承認，情況并沒有完全按照預期的那樣順利發展： 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诏，捐棄帑藏數千萬缗錢寶，改當十為當三。
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辭。
曆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來，未見如此之舉也。
然而奸邪之在内者，密倡其說曰：‘不久必複舊，可蓄以待也。
’奸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折中矣。
’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
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奸邪愧服，而漸消其兇悍不平之氣。
［50］ 換句話說，張商英将徽宗動用内藏庫的行動稱為史上前所未有的善行，但他同時也承認，老百姓仍然因為在上繳錢币時不得不承受部分損失而心存不滿，很多人在觀望，看政策是否會再次改變。
［51］ 1112年，蔡京恢複首相職務時，重新設立了鑄監局，并發行夾錫錢，但沒有恢複當十錢。
事實上，有一個知縣上疏提議恢複當十錢，這樣既能增加國家财富，又能為民衆帶來方便，但他因此被免官。
1113年，在徽宗的一次朝會上，大臣宇文粹中說，有些官員認為難以維持一錢币的供應，因此，他們提議重新推出當十錢币。
徽宗回答說：“有司直敢爾！當十錢改為三，尚且錢輕物重，豈可複為當十？自古利仄百不變法，利少害多，不若不為。
”［52］ 那麼，從這件事情中，我們能了解到徽宗作為一位監管者的哪些特點呢？事實上，鑄币這件事徽宗并未親自參與，他隻是就這一問題寫了幾份手诏而已。
［53］人們認為這件事的發起人是蔡京，而提出反對意見的是另外幾名大臣（趙挺之、張商英、沈畸等）。
根據現存史料記載，徽宗在這件事上的貢獻似乎僅限于批準各種方案。
不過，從徽宗與大臣們的一些對話記錄中，可以看出他了解正在實施的政策，而且十分在意民衆對政策的看法。
徽宗本人對這些政策決定的貢獻，是他願意在蔡京被貶時廢止蔡京實施的措施，蔡京官恢原職時再恢複這些政策。
考慮到這麼多人都與蔡京有矛盾，如果不這麼做，可能也很困難。
過快地取消這些政策是否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對此，徽宗從未讓趙挺之或張商英認真考慮過。
同時，蔡京1107年回到京城時，徽宗也沒有讓蔡京重新考慮，這些被取消的政策是否真的有必要完全恢複。
也許徽宗過于認真地聽從了大臣的告誡，即統治者應當選擇合适的宰輔，然後任由他來處理事情。
受信賴的宦官 在徽宗的時代，有個曆史教訓被廣為接受，即如果宦官掌握太多權力，就可能威脅到整個王朝。
在漢代後期和唐代後期，宮廷宦官控制了接近皇帝的機會，大臣若想在朝中有發言權，就不得不與宦官結盟。
宋代的官員常常瞧不起宦官，認為他們的地位和傭人差不多。
皇帝與宦官的接觸比較多，對他們不會一味排斥，而是認為其中有些人是可以利用和信賴的。
為了避免宦官控制朝廷，宋朝開國之君對宦官人數及職責都作出了限制。
然而，宦官的人數似乎還是在逐漸增加，13世紀的一位作者認為徽宗時宦官已超過了一千人。
［54］ 有兩個宦官最得徽宗尊重和信任。
童貫一直晉升到軍隊的最高職位，梁師成則負責宮廷文書及徽宗收藏品的順利進展。
梁師成在宮中最初是在賈詳的書藝局當差。
賈詳死後，梁師成開始掌管睿思殿的文字外庫，負責皇帝的進出文件，包括徽宗的禦筆手诏。
蔡絛曾寫道，在文字外庫，“使臣若楊球等掌之，張補等點檢，小閹三四人主出納用，寶以付外”。
（楊球和張補在诙諧詩方面與徽宗有密切的交流，他們的名字在第十章出現過。
）徽宗對梁師成很滿意，在1109年的科舉中授予他進士功名。
每當有書法作品送入皇宮，梁師成和蔡京都是首先來進行鑒定的專家團成員。
梁師成後來被提拔為秘書省總管，在職期間，他建議收集碑文的拓片。
此外，他還參與了徽宗的許多建築工程，包括明堂和艮嶽。
徽宗在艮嶽完工後所寫的《禦制艮嶽記》中，對梁師成的組織能力大為贊賞：“師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屬。
”［55］ 與梁師成相比，童貫擔任的公職更多，因此，我們對他的職業生涯也了解得多一些。
在北宋時期，宦官在軍隊中擔任官職已形成了傳統。
［56］在徽宗第一次見到童貫時，童貫好像還隻是一個内侍，但到了1102年徽宗登基後不久，他就派童貫前往杭州，監管為皇宮收集古書古畫的事宜。
在那之後，童貫更多地參與了軍隊事務，主要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邊界地區。
他知道宋朝的一個主要對手是遼，因此，在1111年，童貫作為派往遼國的使團成員，希望對那裡有更多的了解。
［57］從遼國返回時，他的官銜和影響力均開始穩步上升。
1112年二月，他被授予武将中的最高職務太尉。
蔡京對童貫的升職很不滿意，試圖說服徽宗重新考慮對童貫的恩典。
史料記載，1111年童貫出使遼國時，蔡京正退隐杭州，他強烈認為童貫不是合适的人選，因此上表徽宗，對童貫的能力提出質疑。
但徽宗回複說，童貫在西部地區戰役中表現出色，赢得了很高的聲譽，遼國皇帝特意點名要見他。
1116年二月，童貫被任命為簽署樞密院事，成為首位擔任宰輔的宦官。
直到1123年，他一直位居宰輔，品銜與官職也不斷得到升遷。
有筆記記載，蔡京經常向徽宗抱怨，不應當給予宦官這麼高的榮譽，但徽宗對此未加理睬。
顯然，童貫喜歡出征打仗，因為他并沒有以自己的朝廷官職為由一直留在京城。
1119年，童貫率領軍隊與西夏作戰。
［58］ 徽宗對待童貫就如同朝中的文官或武将一樣。
1104年，童貫在青唐戰役中取得了第一場大勝仗，徽宗賜給他一件禦制書法，一篇用自己獨特的瘦金體抄寫的《千字文》，現藏上海博物館（參見圖11.3）。
［59］和其他幾個宦官主管一樣，童貫有時也會被派去監管一些重要的建築工程。
他是負責修建延福宮的部分設施的五名大宦官之一。
1113年延福宮竣工不久，他又被派去為徽宗的一位皇子修建府邸。
［60］ 圖11.3 徽宗以瘦金體抄寫的《千字文》（篇尾部分），1104年賜予童貫。
（上海博物館收藏） 徽宗顯然也很喜歡童貫的繪畫。
在徽宗編撰的《畫譜》中，有十個宋朝宦官的作品被收錄在内，童貫是其中之一。
根據對童貫的記錄，他是從父親（也許是收養他的宦官）那裡學的繪畫。
他的父親還收藏了崔白、易元吉和郭熙等同時代畫家的一些作品。
據說童貫作畫是為了自娛自樂，“作山林泉石，随意點綴，興盡則止”。
《畫譜》以通常用于文人畫家的語言描述他的繪畫風格：“大抵命思潇灑，落筆簡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習，而非求合取悅也。
”［61］ 與長期得寵的其他人一樣，童貫和梁師成也激起了人們的怨憤，徽宗聽過大量對童貫和梁師成等宦官的彈劾。
翟汝文是負責徽宗收藏古玩的官員，據說他向徽宗奏告，梁師成為了擴建一座花園，逼迫普通百姓賣掉田地和墓地。
梁師成知道後很生氣，說服首相将翟汝文貶出京城，擔任一個縣級小官。
1120年，周武仲向徽宗奏告杭州地區爆發的一次大饑荒，将饑荒歸咎為宦官們在當地的同黨。
此外，差不多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太學生朱夢說連續向徽宗呈遞奏疏，認為“宮中奢侈，内侍亂政”。
他指責說，腐敗的宦官為修建花園強奪百姓土地，賣官鬻爵，而且公然行賄。
［62］ 但這些譴責似乎都未能動搖徽宗對梁師成和童貫的信任。
畢竟，早期的宋朝皇帝也收到過類似的警告，要他們防備宦官。
［63］直到徽宗統治的最後一刻，他一直都很信任童貫和梁師成。
在徽宗統治後期，對宦官權力偏見最少的評價也許是蔡絛，因為他所處的位置有利于觀察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盡管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将責任推到宦官身上可以轉移對他父親的一部分批評。
蔡絛看到，在徽宗統治時期，宦官的權力不斷增大。
最初，文官與宦官并沒有太多的接觸，但自從1113年或1114年起，徽宗将更多的決策權力轉移到内廷，開始使用更多的禦筆手诏，并讓宦官負責文件的運轉。
蔡絛認為，童貫逐步控制了軍隊，而梁師成開始掌管一些曆來由主要大臣負責的事務，如此一來，這兩位宦官就合起來控制了朝中所有的文武事務，連宰相也要讨好梁師成。
蔡絛還提到了與其他宦官結盟的官員，包括何和王仍。
他還指出，王安中和王黼對梁師成言聽計從。
官員必須通過宦官才能觐見徽宗，而各部門之間也為了得到宦官的好感而相互争鬥。
蔡絛說，蔡京于1120年緻仕後，對這些變化感到很悲傷。
徽宗也看到事态開始失去控制，于是找了一些理由将馮浩等幾位宦官處死，而史書上并沒有說明是什麼理由。
但蔡絛認為，不幸的是，對宦官的威懾措施未能讓他
往往鼓鑄，不獨闾巷細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
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而饑寒之患，此盜賊之所由起也。
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豈經久計哉？［44］ 在1106年五月一次上朝時，徽宗問谏官詹丕遠對當十錢的看法。
徽宗說：“當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卻反為民害如此。
非卿有陳，朕不知也。
便直欲改作當三亦不難，隻遠方客人有積貨钜萬以上者，陡镌之，不無胥怨否？”詹丕遠回答說：“陛下行法要改，則草薙而禽狝之。
或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
”徽宗接着說，王安石推出的政策專門為了營利，人們也會進行抱怨，這項政策可能與之類似。
詹丕遠反駁說，蔡京不能與王安石相提并論，因為王安石從未涉足茶鹽專賣。
［45］ 在這段對話中，徽宗似乎是對當十錢持反對意見，但在幾個月後，蔡京重返京城，他還是說服了徽宗重新實施這一制度。
1107年二月，蔡京命人使用熔毀私錢所得金屬鑄造刻有禦文的當十錢（圖11.2）。
為了遏制鑄造私錢，蔡京懲辦了私自鑄造幾千萬貫銅錢的章綖，以儆效尤。
這一案子後來在1107年牽連到很多東南地區的名人。
［46］ 蔡京第二次被貶時（1109年六月），發行當十錢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周行己的長篇奏疏可能就出現于這一時期。
周行己是程頤的學生，他的大部分工作經曆都是教書，沒有擔任過太多實質性的官職。
他認為，盡管政府看起來從發行大面值錢币中獲取了很多财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 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
……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
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
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
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 周行己建議，政府可以收購京城五路的當十錢，用度牒、封号、鹽鈔和紙币對持有人進行補償。
所有當十錢都回收後，政府就可以重新發行當三錢。
他認為，這樣就能夠使物價趨于平穩，同時打擊鑄造私錢。
宋朝政府在1110年的确發放了大量度牒（三萬份），但随着它們的價值下跌，也必然也會帶來一些問題。
［47］ 圖11.2 大觀年間（1107—1110）發行的一錢币、當二錢和當十錢大小對比，錢币上鑄刻的是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
（作者拍攝） 1110年七月新上任的首相張商英也提出了建議。
他提議從内藏庫和樞密院借用布帛、金銀和鹽鈔，用來收購全國的當十錢，為期六個月。
兌換當十錢不能得到全部面值，隻能收回百分之三四十。
張商英之所以提到内藏庫，是希望徽宗能為失敗的财經政策所導緻的部分損失買單。
［48］等到所有的當十錢都收回後，僞造的私錢将被熔毀，用來鑄造一錢币，而真錢則可以重新進入流通，隻不過價值被視為三錢。
關于這一問題，朝廷肯定争論了很久，因為徽宗直到1111年五月才宣布新的政策。
徽宗在親自書寫的手诏中，強調了貨币穩定對于民衆和政府的重要性。
近年來的失敗政策導緻物價飛漲，使有些人陷入貧困，同時誘使一些人私鑄假币。
在廣泛進行商議後，徽宗決定改革貨币制度。
政府和内藏庫将共同發行幾千萬貫的錢币，用來收購當十錢，每枚當十錢都以當三錢進行補償。
［49］ 張商英對徽宗動用内藏庫大加稱贊，但同時他也承認，情況并沒有完全按照預期的那樣順利發展： 陛下奮發英斷，慨然欲救錢輕物重之弊，一旦發德音，下明诏，捐棄帑藏數千萬缗錢寶，改當十為當三。
令下之日，中外歡呼，萬口一辭。
曆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來，未見如此之舉也。
然而奸邪之在内者，密倡其說曰：‘不久必複舊，可蓄以待也。
’奸邪之在外者，曉民以掠美曰：‘當三則虧汝，當七則折中矣。
’是以小民聽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猶未大孚也。
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議卒行，奸邪愧服，而漸消其兇悍不平之氣。
［50］ 換句話說，張商英将徽宗動用内藏庫的行動稱為史上前所未有的善行，但他同時也承認，老百姓仍然因為在上繳錢币時不得不承受部分損失而心存不滿，很多人在觀望，看政策是否會再次改變。
［51］ 1112年，蔡京恢複首相職務時，重新設立了鑄監局，并發行夾錫錢，但沒有恢複當十錢。
事實上，有一個知縣上疏提議恢複當十錢，這樣既能增加國家财富，又能為民衆帶來方便，但他因此被免官。
1113年，在徽宗的一次朝會上，大臣宇文粹中說，有些官員認為難以維持一錢币的供應，因此，他們提議重新推出當十錢币。
徽宗回答說：“有司直敢爾！當十錢改為三，尚且錢輕物重，豈可複為當十？自古利仄百不變法，利少害多，不若不為。
”［52］ 那麼，從這件事情中，我們能了解到徽宗作為一位監管者的哪些特點呢？事實上，鑄币這件事徽宗并未親自參與，他隻是就這一問題寫了幾份手诏而已。
［53］人們認為這件事的發起人是蔡京，而提出反對意見的是另外幾名大臣（趙挺之、張商英、沈畸等）。
根據現存史料記載，徽宗在這件事上的貢獻似乎僅限于批準各種方案。
不過，從徽宗與大臣們的一些對話記錄中，可以看出他了解正在實施的政策，而且十分在意民衆對政策的看法。
徽宗本人對這些政策決定的貢獻，是他願意在蔡京被貶時廢止蔡京實施的措施，蔡京官恢原職時再恢複這些政策。
考慮到這麼多人都與蔡京有矛盾，如果不這麼做，可能也很困難。
過快地取消這些政策是否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對此，徽宗從未讓趙挺之或張商英認真考慮過。
同時，蔡京1107年回到京城時，徽宗也沒有讓蔡京重新考慮，這些被取消的政策是否真的有必要完全恢複。
也許徽宗過于認真地聽從了大臣的告誡，即統治者應當選擇合适的宰輔，然後任由他來處理事情。
受信賴的宦官 在徽宗的時代，有個曆史教訓被廣為接受，即如果宦官掌握太多權力，就可能威脅到整個王朝。
在漢代後期和唐代後期，宮廷宦官控制了接近皇帝的機會，大臣若想在朝中有發言權，就不得不與宦官結盟。
宋代的官員常常瞧不起宦官，認為他們的地位和傭人差不多。
皇帝與宦官的接觸比較多，對他們不會一味排斥，而是認為其中有些人是可以利用和信賴的。
為了避免宦官控制朝廷，宋朝開國之君對宦官人數及職責都作出了限制。
然而，宦官的人數似乎還是在逐漸增加，13世紀的一位作者認為徽宗時宦官已超過了一千人。
［54］ 有兩個宦官最得徽宗尊重和信任。
童貫一直晉升到軍隊的最高職位，梁師成則負責宮廷文書及徽宗收藏品的順利進展。
梁師成在宮中最初是在賈詳的書藝局當差。
賈詳死後，梁師成開始掌管睿思殿的文字外庫，負責皇帝的進出文件，包括徽宗的禦筆手诏。
蔡絛曾寫道，在文字外庫，“使臣若楊球等掌之，張補等點檢，小閹三四人主出納用，寶以付外”。
（楊球和張補在诙諧詩方面與徽宗有密切的交流，他們的名字在第十章出現過。
）徽宗對梁師成很滿意，在1109年的科舉中授予他進士功名。
每當有書法作品送入皇宮，梁師成和蔡京都是首先來進行鑒定的專家團成員。
梁師成後來被提拔為秘書省總管，在職期間，他建議收集碑文的拓片。
此外，他還參與了徽宗的許多建築工程，包括明堂和艮嶽。
徽宗在艮嶽完工後所寫的《禦制艮嶽記》中，對梁師成的組織能力大為贊賞：“師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屬。
”［55］ 與梁師成相比，童貫擔任的公職更多，因此，我們對他的職業生涯也了解得多一些。
在北宋時期，宦官在軍隊中擔任官職已形成了傳統。
［56］在徽宗第一次見到童貫時，童貫好像還隻是一個内侍，但到了1102年徽宗登基後不久，他就派童貫前往杭州，監管為皇宮收集古書古畫的事宜。
在那之後，童貫更多地參與了軍隊事務，主要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邊界地區。
他知道宋朝的一個主要對手是遼，因此，在1111年，童貫作為派往遼國的使團成員，希望對那裡有更多的了解。
［57］從遼國返回時，他的官銜和影響力均開始穩步上升。
1112年二月，他被授予武将中的最高職務太尉。
蔡京對童貫的升職很不滿意，試圖說服徽宗重新考慮對童貫的恩典。
史料記載，1111年童貫出使遼國時，蔡京正退隐杭州，他強烈認為童貫不是合适的人選，因此上表徽宗，對童貫的能力提出質疑。
但徽宗回複說，童貫在西部地區戰役中表現出色，赢得了很高的聲譽，遼國皇帝特意點名要見他。
1116年二月，童貫被任命為簽署樞密院事，成為首位擔任宰輔的宦官。
直到1123年，他一直位居宰輔，品銜與官職也不斷得到升遷。
有筆記記載，蔡京經常向徽宗抱怨，不應當給予宦官這麼高的榮譽，但徽宗對此未加理睬。
顯然，童貫喜歡出征打仗，因為他并沒有以自己的朝廷官職為由一直留在京城。
1119年，童貫率領軍隊與西夏作戰。
［58］ 徽宗對待童貫就如同朝中的文官或武将一樣。
1104年，童貫在青唐戰役中取得了第一場大勝仗，徽宗賜給他一件禦制書法，一篇用自己獨特的瘦金體抄寫的《千字文》，現藏上海博物館（參見圖11.3）。
［59］和其他幾個宦官主管一樣，童貫有時也會被派去監管一些重要的建築工程。
他是負責修建延福宮的部分設施的五名大宦官之一。
1113年延福宮竣工不久，他又被派去為徽宗的一位皇子修建府邸。
［60］ 圖11.3 徽宗以瘦金體抄寫的《千字文》（篇尾部分），1104年賜予童貫。
（上海博物館收藏） 徽宗顯然也很喜歡童貫的繪畫。
在徽宗編撰的《畫譜》中，有十個宋朝宦官的作品被收錄在内，童貫是其中之一。
根據對童貫的記錄，他是從父親（也許是收養他的宦官）那裡學的繪畫。
他的父親還收藏了崔白、易元吉和郭熙等同時代畫家的一些作品。
據說童貫作畫是為了自娛自樂，“作山林泉石，随意點綴，興盡則止”。
《畫譜》以通常用于文人畫家的語言描述他的繪畫風格：“大抵命思潇灑，落筆簡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習，而非求合取悅也。
”［61］ 與長期得寵的其他人一樣，童貫和梁師成也激起了人們的怨憤，徽宗聽過大量對童貫和梁師成等宦官的彈劾。
翟汝文是負責徽宗收藏古玩的官員，據說他向徽宗奏告，梁師成為了擴建一座花園，逼迫普通百姓賣掉田地和墓地。
梁師成知道後很生氣，說服首相将翟汝文貶出京城，擔任一個縣級小官。
1120年，周武仲向徽宗奏告杭州地區爆發的一次大饑荒，将饑荒歸咎為宦官們在當地的同黨。
此外，差不多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太學生朱夢說連續向徽宗呈遞奏疏，認為“宮中奢侈，内侍亂政”。
他指責說，腐敗的宦官為修建花園強奪百姓土地，賣官鬻爵，而且公然行賄。
［62］ 但這些譴責似乎都未能動搖徽宗對梁師成和童貫的信任。
畢竟，早期的宋朝皇帝也收到過類似的警告，要他們防備宦官。
［63］直到徽宗統治的最後一刻，他一直都很信任童貫和梁師成。
在徽宗統治後期，對宦官權力偏見最少的評價也許是蔡絛，因為他所處的位置有利于觀察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盡管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将責任推到宦官身上可以轉移對他父親的一部分批評。
蔡絛看到，在徽宗統治時期，宦官的權力不斷增大。
最初，文官與宦官并沒有太多的接觸，但自從1113年或1114年起，徽宗将更多的決策權力轉移到内廷，開始使用更多的禦筆手诏，并讓宦官負責文件的運轉。
蔡絛認為，童貫逐步控制了軍隊，而梁師成開始掌管一些曆來由主要大臣負責的事務，如此一來，這兩位宦官就合起來控制了朝中所有的文武事務，連宰相也要讨好梁師成。
蔡絛還提到了與其他宦官結盟的官員，包括何和王仍。
他還指出，王安中和王黼對梁師成言聽計從。
官員必須通過宦官才能觐見徽宗，而各部門之間也為了得到宦官的好感而相互争鬥。
蔡絛說，蔡京于1120年緻仕後，對這些變化感到很悲傷。
徽宗也看到事态開始失去控制，于是找了一些理由将馮浩等幾位宦官處死，而史書上并沒有說明是什麼理由。
但蔡絛認為，不幸的是，對宦官的威懾措施未能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