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與宰臣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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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忠貫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群邪醜正，意在中傷。
肆為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
比從閱實，灼見厚誣。
——1112年徽宗恢複蔡京官職時寫的手诏 在中國，君臣關系被認為是築造社會和政治秩序的磚石之一。
根據儒家思想，君臣是五倫之一（另外四倫是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
君臣關系應當是建立在忠誠、信任和尊重的基礎上的互惠關系。
一方面，大臣要希望他的君主得到最好的結果，因此，可能有時不得不上奏一些君主不願意聽到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君主也要精于選賢任能，挑選合适的人才擔任大臣。
他在對待下屬時還應當公平，不聽信阿谀奉承，這樣才不會被谄媚者控制。
這些主題在每個朝代都會被重提。
戰國後期的荀子就強烈主張統治者應當集中力量選擇一位賢臣，讓賢臣來管理國家事務的細節，并選擇低級别的管理者。
唐太宗在《帝範》中也叮囑他的繼承人要求賢、納谏和去讒。
11世紀中葉的歐陽修寫過兩篇文章，是關于君主所面臨困難的，其中就強調了在判斷誰是可信任的大臣，以及納谏方面遇到的困難。
［1］ 君臣關系的理念不僅通過這類零散的文字進行表達，而且有曆史實例。
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君臣組合：漢高祖和張良，三國時期的劉備和諸葛亮，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魏征，等等。
［2］宋朝文人也講述了近代及當時著名宰臣的各種故事，有些無疑是基于他們的個人知識，然而很多主要是來源于傳聞。
對大多數宋代文人而言，曆史上的核心人物也許是那些争奪最高權力位置的人，而核心事件則是這些人相互鈎心鬥角，以及操縱皇帝的各種方式，而這些皇帝也十分擅長挑撥大臣相互争鬥。
在徽宗朝擔任宰輔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其中地位最高的兩位是宰相（首相和次相），被認為是皇帝的首席長官。
這兩位大臣充當着徽宗和龐大的官員群體之間的媒介，也是與徽宗見面最頻繁，而且應當是與徽宗商讨國事最直言不諱的人。
徽宗統治期間有大約二十位大臣先後擔任過這一職務，但任職時間最長的是蔡京。
蔡京和其他宰輔 徽宗曾召見過很多官員。
朝廷各機構負責人、谏官和台官，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官員都可以請求上朝，當面向徽宗陳述自己的想法。
徽宗還會定期召見那些即将赴各州上任或從京外調回的官員。
在這些官員的傳記中，往往将他們與徽宗的對話視為仕途的頂峰。
例如，在一次上朝時，徽宗對他之前的老師許勣說，既然許勣在京城外待了很多年，就應該給自己講一講窮人的問題。
許勣在答複時提到了茶、鹽專賣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3］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曾擔任很多地方職務并在徽宗的慈善機構中任職的張根，他的傳記中提到了與徽宗的幾次當面交談。
［4］此外，郭思是在徽宗出生那年（1082）就通過科舉考試的文官，他在書中繪聲繪色地描述，在1117年的一次朝會上，徽宗得知郭思是著名畫家郭熙的兒子時，就開始與郭思讨論神宗多麼賞識他的父親，而且宮中仍然收藏着他父親的很多作品。
［5］ 然而，即使徽宗與很多官員都打過交道，他也記得這些人的名字或長相，但對他最重要的還是那些幾乎天天都要見面的人，即他的宰輔。
與之前的皇帝們一樣，徽宗也不斷地被告誡，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選來擔任這些關鍵的職務，他的工作就會變得很簡單：不必使自己太辛苦就可以成功地統治整個國家。
皇帝的宰輔通常有五至七個人，包括首相、次相以及在門下省、中書省和樞密院擔任最高職務的一兩個人。
被提拔到這些職位上的人必須經驗豐富，在智力、遠見和政治能力方面受人尊重，而且願意與别人合作，這樣才能在商議國事時富有成效。
然而，将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起工作往往不容易。
即使某個職位空缺，并由宰輔推薦的人選擔任，在一起工作幾年之後，宰輔之間也經常會産生矛盾。
随着摩擦升級，宰輔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有時候，宰輔反對某種想法，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對手贊同。
皇帝處理宰輔之間不和，通常是替換其中一位或幾位大臣，還有一種常見的方式是鼓勵首相采取更強硬的控制措施。
盡管某位宰輔一旦獨斷專權多年，士大夫階層往往都會提出反對，但皇帝們發現，當他們擁有一位有領導力的首相時，政策決定與實施會更容易。
當然，皇帝眼中所謂的領導力在别人看來可能就是獨斷。
徽宗朝共有四十七人擔任宰輔，其中有三十九人是在1102年徽宗開始支持改革派之後，十三人曾出任首相或次相。
在這四十七位宰輔中間，有些僅僅任職幾個月，也有一些人擔任了很多年，通常是從一個職位調到另一個職位。
有時候，某個職位可能會空缺很長時間，尤其是次相或樞密院副使。
不過，擔任宰輔的一般至少有五個人。
表11.1列出了徽宗統治時期一些比較著名的宰輔。
表11.1 徽宗的主要宰輔，按年代順序 304 來源：《宋宰輔年表》，15—19頁；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307—315頁。
徽宗在十七歲登上皇位時，繼承了哲宗的宰輔。
而當他開始替換其中的成員時，總是選擇比自己年齡大一個時代的人，尤其偏愛曾在神宗朝效力的那些大臣。
在決定支持改革派後，徽宗就再也沒有任用過保守派的人擔任宰輔。
在這段時期，蔡京大部分時間是處于支配地位的宰臣。
不過，蔡京的仕途也經曆了三次重要的變化，因為徽宗曾三次将他貶官（1106年二月、1109年六月和1120年六月）。
［6］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評他的人，不過他們也是改革派，因此神宗朝頒布并在哲宗親政時恢複的一些新政措施，如募役法、保甲法、改革科舉考試課程和市易法，在整個徽宗朝基本上都得以保留。
作為對比，由蔡京發起的一些改革延伸措施，如擴大學校制度、慈善項目、當十錢，以及在京外為宗室修建的府邸，在他被貶期間就會削減甚至廢止。
［7］ 徽宗第一次貶逐蔡京時（1106年二月至1107年正月），僅讓蔡京離開了十一個月，而在第二次，蔡京離開了将近三年。
第二次貶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差不多有一年，當時蔡京仍然留在京城（1109年六月至1110年六月）；第二階段将近兩年，在這段時間蔡京被貶到杭州，而批評他的人則更加肆無忌憚地公然反對他（1110年六月至1112年五月）。
徽宗在第二階段收到了很多彈劾蔡京的奏疏，以至于不得不親自頒布幾次手诏，要求大臣們使用較為緩和的語言。
［8］蔡京于1112年五月恢複職務，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皇帝特許他每三天上一次朝，在1117年之後，允許他每五天上一次朝，這樣他基本上就可以在家裡工作。
在那段時期，徽宗似乎已經将蔡京視為一位不可或缺的大臣。
為了在1120年七十五歲時緻仕，蔡京僅以稱病為由還不夠，他必須要卧床不起才行。
［9］最後一次是回歸是1124年，當時宋朝與女真人的關系到了最危急時刻，徽宗沒有聽從年輕大臣的新想法，而是堅持請回當時已近乎失明的蔡京。
但事實證明這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短短幾個月後，蔡京就再次被免。
現存有關蔡京的叙述大多是基于别人對他的彈劾，從中很少能看出他對徽宗的重要意義。
［10］但有一個例外，那便是在徽宗編纂的書譜中，有一篇對蔡京成就的概述，很能反映出徽宗的觀點。
《宣和書譜》強調了蔡京的辦事效率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談到蔡京在徽宗朝效力時，作者對他大加贊揚：“自擢翰林承旨，前後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
”作者特别強調了蔡京能使複雜的任務變得簡單。
“至于決大事、建大議，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談之間，恢恢乎其有餘矣。
”還提到蔡京文采出衆，善于寫各種官方文件：“制诰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
于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構者，未嘗起稿。
”［11］蔡京被認為在恢複新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幫助徽宗實施了一些重大舉措，包括鑄造九鼎、修建明堂、制定新的樂制和禮制法典，以及改革文官用人制度和通過學校教育來選拔人才。
在這篇概述中，作者将蔡京和王安石進行了對比： 眷惟神考勵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煥乎成一王法。
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無拟倫。
屬嗣初載以還，賴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于眷倚比隆神考之于安石罔敢後焉。
于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為太平宰相。
［12］ 在這篇文章中，徽宗将他和蔡京的關系與父皇和王安石之間的關系相提并論。
王安石當然也受到政敵的嚴厲指責，也許徽宗将對蔡京的激烈批評視為一種榮譽徽章，表示蔡京與王安石一樣不畏流言。
當然，蔡京從來不是徽宗唯一的輔臣。
與他一起供職的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改革派。
吳居厚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他的墓志銘保存了下來（其他宰輔大部分都沒有存世的傳記）。
［13］吳居厚出生于1037年，中進士之後進入官場，與很多人一樣，他也是從職位很低的縣級主簿開始。
1175年，東南地區發生饑荒，吳居厚被派去赈災。
從那時起，他開始陸續在中央或各州郡擔任财政職務。
在京城任職一段時間後，神宗任命他為河北提舉常平，掌管河北西路的糧倉。
被調回京城後，神宗待他非常好，賜他朱衣和銀魚袋等物，又派他擔任京東路轉運副使，他在任期間對鹽政管理頗有成效，備受稱贊。
接着，他又被調回朝廷，諸多迹象表明皇帝對他很器重，例如神宗曾寫下手诏，認為在朝廷或各州處理财政事務的所有官員中，沒人能超過吳居厚。
吳居厚曾上表提出，可以鑄造200萬鐵錢，籌集收入供養西北的軍隊，神宗對這一建議很高興。
神宗駕崩後，吳居厚被貶十年之久，無疑是由于積極實施新政。
但當哲宗親政後，又将吳居厚調回京城出任财政官職，随後任命他擔任開封知府，他在任期間成功地降低了當地的犯罪率。
徽宗即位後，吳居厚再次被任命為開封知府，然後是戶部尚書。
在講議司的兩年（1102年中至1104年中），他是蔡京挑選的二十七名成員之一，由他負責的項目包括起草修建安濟坊的方案。
他還建議減少銅錢中銅的成分，從而使鑄造錢币的數量增加十五萬九千貫。
［14］ 1103年四月，吳居厚六十七歲，被提拔為宰輔，在接下來大約三年的時間裡，他陸續擔任過不同的宰輔職務。
1107年，由于已到了七十歲的緻仕之年，他獲準滿載榮譽地從宰臣位置上緻仕。
但在1109年，“上以元豐侍臣不當久置閑左”，又任命他擔任地方官，然後在1110年八月（當時蔡京已退休），将他召回京城就任宰輔，同年又将他調任知樞密院事。
“嘗從容奏請遹追先烈，在堅其志。
”每有重要事宜，徽宗就會派内侍到他家裡詢問他的看法，而這些觀點經常在日後實施。
“每定大政”，如“備邊選将”，“辄遣中人就第咨訪”。
徽宗經常對地方财政官員的工作不甚滿意，因此特意寫了一份手诏賜予吳居厚，稱贊吳居厚：“漕臣不營職業，惟以幹叩朝廷為事。
曩者卿任京東，未嘗告乏，蓋材與不材所緻也。
” 吳居厚墓志銘中還提到徽宗對他寫的詩很感興趣，這是一種榮譽的象征。
據說，徽宗很欣賞他在朝堂上寫的詩，有時還會步韻應和。
徽宗讓他進呈在宮廷之外寫的一些詩，吳居厚随即拿出了數百首。
［15］徽宗賜給他很多書法作品，他便在豫章（江西）的宅第中修建了一座閣樓，專門收藏這些禦制作品。
徽宗用篆書為閣樓題名為“褒賢之閣”，随後命人将題字刻到木匾上，并用金屬字體摹勒。
吳居厚還把這幾個字雕刻在石闆上。
吳居厚墓志銘的作者葛勝仲還記錄了吳居厚對徽宗的忠誠：“每遇天甯節及上本命壬戌日，必齋戒，召方士啟醮閣下，祝千萬歲壽，費出廪祿。
” 1113年，再次開始擔任宰輔兩年零四個月後，吳居厚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緻仕。
徽宗竭力挽留，但最後還是準許他告老還鄉。
據說徽宗曾多次派遣近侍去問他是否有什麼需求，吳居厚最後一次上朝時，徽宗要他以後每月呈遞一份奏疏。
在那一年稍晚的時日，徽宗聽到了吳居厚去世的消息，當天不視朝事，親自用篆體為吳居厚的墓碑題字，并命葛勝仲起草墓志銘。
［16］ 吳居厚傳記中的一些主題，同樣出現在記載其他宰輔的主要内容中。
徽宗
肆為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
比從閱實，灼見厚誣。
——1112年徽宗恢複蔡京官職時寫的手诏 在中國，君臣關系被認為是築造社會和政治秩序的磚石之一。
根據儒家思想，君臣是五倫之一（另外四倫是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
君臣關系應當是建立在忠誠、信任和尊重的基礎上的互惠關系。
一方面，大臣要希望他的君主得到最好的結果，因此，可能有時不得不上奏一些君主不願意聽到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君主也要精于選賢任能，挑選合适的人才擔任大臣。
他在對待下屬時還應當公平，不聽信阿谀奉承，這樣才不會被谄媚者控制。
這些主題在每個朝代都會被重提。
戰國後期的荀子就強烈主張統治者應當集中力量選擇一位賢臣，讓賢臣來管理國家事務的細節，并選擇低級别的管理者。
唐太宗在《帝範》中也叮囑他的繼承人要求賢、納谏和去讒。
11世紀中葉的歐陽修寫過兩篇文章，是關于君主所面臨困難的，其中就強調了在判斷誰是可信任的大臣，以及納谏方面遇到的困難。
［1］ 君臣關系的理念不僅通過這類零散的文字進行表達，而且有曆史實例。
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君臣組合：漢高祖和張良，三國時期的劉備和諸葛亮，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魏征，等等。
［2］宋朝文人也講述了近代及當時著名宰臣的各種故事，有些無疑是基于他們的個人知識，然而很多主要是來源于傳聞。
對大多數宋代文人而言，曆史上的核心人物也許是那些争奪最高權力位置的人，而核心事件則是這些人相互鈎心鬥角，以及操縱皇帝的各種方式，而這些皇帝也十分擅長挑撥大臣相互争鬥。
在徽宗朝擔任宰輔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其中地位最高的兩位是宰相（首相和次相），被認為是皇帝的首席長官。
這兩位大臣充當着徽宗和龐大的官員群體之間的媒介，也是與徽宗見面最頻繁，而且應當是與徽宗商讨國事最直言不諱的人。
徽宗統治期間有大約二十位大臣先後擔任過這一職務，但任職時間最長的是蔡京。
蔡京和其他宰輔 徽宗曾召見過很多官員。
朝廷各機構負責人、谏官和台官，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官員都可以請求上朝，當面向徽宗陳述自己的想法。
徽宗還會定期召見那些即将赴各州上任或從京外調回的官員。
在這些官員的傳記中，往往将他們與徽宗的對話視為仕途的頂峰。
例如，在一次上朝時，徽宗對他之前的老師許勣說，既然許勣在京城外待了很多年，就應該給自己講一講窮人的問題。
許勣在答複時提到了茶、鹽專賣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3］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曾擔任很多地方職務并在徽宗的慈善機構中任職的張根，他的傳記中提到了與徽宗的幾次當面交談。
［4］此外，郭思是在徽宗出生那年（1082）就通過科舉考試的文官，他在書中繪聲繪色地描述，在1117年的一次朝會上，徽宗得知郭思是著名畫家郭熙的兒子時，就開始與郭思讨論神宗多麼賞識他的父親，而且宮中仍然收藏着他父親的很多作品。
［5］ 然而，即使徽宗與很多官員都打過交道，他也記得這些人的名字或長相，但對他最重要的還是那些幾乎天天都要見面的人，即他的宰輔。
與之前的皇帝們一樣，徽宗也不斷地被告誡，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選來擔任這些關鍵的職務，他的工作就會變得很簡單：不必使自己太辛苦就可以成功地統治整個國家。
皇帝的宰輔通常有五至七個人，包括首相、次相以及在門下省、中書省和樞密院擔任最高職務的一兩個人。
被提拔到這些職位上的人必須經驗豐富，在智力、遠見和政治能力方面受人尊重，而且願意與别人合作，這樣才能在商議國事時富有成效。
然而，将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起工作往往不容易。
即使某個職位空缺，并由宰輔推薦的人選擔任，在一起工作幾年之後，宰輔之間也經常會産生矛盾。
随着摩擦升級，宰輔的工作也會受到影響；有時候，宰輔反對某種想法，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對手贊同。
皇帝處理宰輔之間不和，通常是替換其中一位或幾位大臣，還有一種常見的方式是鼓勵首相采取更強硬的控制措施。
盡管某位宰輔一旦獨斷專權多年，士大夫階層往往都會提出反對，但皇帝們發現，當他們擁有一位有領導力的首相時，政策決定與實施會更容易。
當然，皇帝眼中所謂的領導力在别人看來可能就是獨斷。
徽宗朝共有四十七人擔任宰輔，其中有三十九人是在1102年徽宗開始支持改革派之後，十三人曾出任首相或次相。
在這四十七位宰輔中間，有些僅僅任職幾個月，也有一些人擔任了很多年，通常是從一個職位調到另一個職位。
有時候，某個職位可能會空缺很長時間，尤其是次相或樞密院副使。
不過，擔任宰輔的一般至少有五個人。
表11.1列出了徽宗統治時期一些比較著名的宰輔。
表11.1 徽宗的主要宰輔，按年代順序 304 來源：《宋宰輔年表》，15—19頁；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307—315頁。
徽宗在十七歲登上皇位時，繼承了哲宗的宰輔。
而當他開始替換其中的成員時，總是選擇比自己年齡大一個時代的人，尤其偏愛曾在神宗朝效力的那些大臣。
在決定支持改革派後，徽宗就再也沒有任用過保守派的人擔任宰輔。
在這段時期，蔡京大部分時間是處于支配地位的宰臣。
不過，蔡京的仕途也經曆了三次重要的變化，因為徽宗曾三次将他貶官（1106年二月、1109年六月和1120年六月）。
［6］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評他的人，不過他們也是改革派，因此神宗朝頒布并在哲宗親政時恢複的一些新政措施，如募役法、保甲法、改革科舉考試課程和市易法，在整個徽宗朝基本上都得以保留。
作為對比，由蔡京發起的一些改革延伸措施，如擴大學校制度、慈善項目、當十錢，以及在京外為宗室修建的府邸，在他被貶期間就會削減甚至廢止。
［7］ 徽宗第一次貶逐蔡京時（1106年二月至1107年正月），僅讓蔡京離開了十一個月，而在第二次，蔡京離開了将近三年。
第二次貶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差不多有一年，當時蔡京仍然留在京城（1109年六月至1110年六月）；第二階段将近兩年，在這段時間蔡京被貶到杭州，而批評他的人則更加肆無忌憚地公然反對他（1110年六月至1112年五月）。
徽宗在第二階段收到了很多彈劾蔡京的奏疏，以至于不得不親自頒布幾次手诏，要求大臣們使用較為緩和的語言。
［8］蔡京于1112年五月恢複職務，當時已經六十多歲了，皇帝特許他每三天上一次朝，在1117年之後，允許他每五天上一次朝，這樣他基本上就可以在家裡工作。
在那段時期，徽宗似乎已經将蔡京視為一位不可或缺的大臣。
為了在1120年七十五歲時緻仕，蔡京僅以稱病為由還不夠，他必須要卧床不起才行。
［9］最後一次是回歸是1124年，當時宋朝與女真人的關系到了最危急時刻，徽宗沒有聽從年輕大臣的新想法，而是堅持請回當時已近乎失明的蔡京。
但事實證明這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短短幾個月後，蔡京就再次被免。
現存有關蔡京的叙述大多是基于别人對他的彈劾，從中很少能看出他對徽宗的重要意義。
［10］但有一個例外，那便是在徽宗編纂的書譜中，有一篇對蔡京成就的概述，很能反映出徽宗的觀點。
《宣和書譜》強調了蔡京的辦事效率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談到蔡京在徽宗朝效力時，作者對他大加贊揚：“自擢翰林承旨，前後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
”作者特别強調了蔡京能使複雜的任務變得簡單。
“至于決大事、建大議，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談之間，恢恢乎其有餘矣。
”還提到蔡京文采出衆，善于寫各種官方文件：“制诰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
于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構者，未嘗起稿。
”［11］蔡京被認為在恢複新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幫助徽宗實施了一些重大舉措，包括鑄造九鼎、修建明堂、制定新的樂制和禮制法典，以及改革文官用人制度和通過學校教育來選拔人才。
在這篇概述中，作者将蔡京和王安石進行了對比： 眷惟神考勵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煥乎成一王法。
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無拟倫。
屬嗣初載以還，賴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于眷倚比隆神考之于安石罔敢後焉。
于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為太平宰相。
［12］ 在這篇文章中，徽宗将他和蔡京的關系與父皇和王安石之間的關系相提并論。
王安石當然也受到政敵的嚴厲指責，也許徽宗将對蔡京的激烈批評視為一種榮譽徽章，表示蔡京與王安石一樣不畏流言。
當然，蔡京從來不是徽宗唯一的輔臣。
與他一起供職的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改革派。
吳居厚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他的墓志銘保存了下來（其他宰輔大部分都沒有存世的傳記）。
［13］吳居厚出生于1037年，中進士之後進入官場，與很多人一樣，他也是從職位很低的縣級主簿開始。
1175年，東南地區發生饑荒，吳居厚被派去赈災。
從那時起，他開始陸續在中央或各州郡擔任财政職務。
在京城任職一段時間後，神宗任命他為河北提舉常平，掌管河北西路的糧倉。
被調回京城後，神宗待他非常好，賜他朱衣和銀魚袋等物，又派他擔任京東路轉運副使，他在任期間對鹽政管理頗有成效，備受稱贊。
接着，他又被調回朝廷，諸多迹象表明皇帝對他很器重，例如神宗曾寫下手诏，認為在朝廷或各州處理财政事務的所有官員中，沒人能超過吳居厚。
吳居厚曾上表提出，可以鑄造200萬鐵錢，籌集收入供養西北的軍隊，神宗對這一建議很高興。
神宗駕崩後，吳居厚被貶十年之久，無疑是由于積極實施新政。
但當哲宗親政後，又将吳居厚調回京城出任财政官職，随後任命他擔任開封知府，他在任期間成功地降低了當地的犯罪率。
徽宗即位後，吳居厚再次被任命為開封知府，然後是戶部尚書。
在講議司的兩年（1102年中至1104年中），他是蔡京挑選的二十七名成員之一，由他負責的項目包括起草修建安濟坊的方案。
他還建議減少銅錢中銅的成分，從而使鑄造錢币的數量增加十五萬九千貫。
［14］ 1103年四月，吳居厚六十七歲，被提拔為宰輔，在接下來大約三年的時間裡，他陸續擔任過不同的宰輔職務。
1107年，由于已到了七十歲的緻仕之年，他獲準滿載榮譽地從宰臣位置上緻仕。
但在1109年，“上以元豐侍臣不當久置閑左”，又任命他擔任地方官，然後在1110年八月（當時蔡京已退休），将他召回京城就任宰輔，同年又将他調任知樞密院事。
“嘗從容奏請遹追先烈，在堅其志。
”每有重要事宜，徽宗就會派内侍到他家裡詢問他的看法，而這些觀點經常在日後實施。
“每定大政”，如“備邊選将”，“辄遣中人就第咨訪”。
徽宗經常對地方财政官員的工作不甚滿意，因此特意寫了一份手诏賜予吳居厚，稱贊吳居厚：“漕臣不營職業，惟以幹叩朝廷為事。
曩者卿任京東，未嘗告乏，蓋材與不材所緻也。
” 吳居厚墓志銘中還提到徽宗對他寫的詩很感興趣，這是一種榮譽的象征。
據說，徽宗很欣賞他在朝堂上寫的詩，有時還會步韻應和。
徽宗讓他進呈在宮廷之外寫的一些詩，吳居厚随即拿出了數百首。
［15］徽宗賜給他很多書法作品，他便在豫章（江西）的宅第中修建了一座閣樓，專門收藏這些禦制作品。
徽宗用篆書為閣樓題名為“褒賢之閣”，随後命人将題字刻到木匾上，并用金屬字體摹勒。
吳居厚還把這幾個字雕刻在石闆上。
吳居厚墓志銘的作者葛勝仲還記錄了吳居厚對徽宗的忠誠：“每遇天甯節及上本命壬戌日，必齋戒，召方士啟醮閣下，祝千萬歲壽，費出廪祿。
” 1113年，再次開始擔任宰輔兩年零四個月後，吳居厚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緻仕。
徽宗竭力挽留，但最後還是準許他告老還鄉。
據說徽宗曾多次派遣近侍去問他是否有什麼需求，吳居厚最後一次上朝時，徽宗要他以後每月呈遞一份奏疏。
在那一年稍晚的時日，徽宗聽到了吳居厚去世的消息，當天不視朝事，親自用篆體為吳居厚的墓碑題字，并命葛勝仲起草墓志銘。
［16］ 吳居厚傳記中的一些主題，同樣出現在記載其他宰輔的主要内容中。
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