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藝術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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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到清代)記載了他認為出自徽宗之手的一件藝術品,而這件作品上恰好題有一首詩(而這很可能包括了僞詩)。

    《全宋詩》中還有八首詩是從其他存世畫作中發現的。

     這看起來數量很大,但我們應當知道,宋代流傳下來的詩詞遠遠多于唐代——《全宋詩》收錄了二十七萬首詩,其中有兩千多首是蘇轼所作。

    此外,如果作者是皇帝的話,那麼作者身份可能包含着多種含義。

    正如大臣們經常會以徽宗名義草拟頒發的诏書一樣,文官可能也會為他提供一些詩的靈感、想象和語言,而徽宗則将這些都視為自己的創作。

    然而,诏書和詩歌還是有所不同,因為每位宋代皇帝都頒下大量诏書,但記在他們名下的詩詞數量卻相差甚遠。

    徽宗極力紹述的神宗和哲宗似乎都不怎麼想當詩人,而且幾乎也沒有詩詞被認為是他們所作。

     同時,我們還應當知道,在徽宗創作(或别人代寫)的所有詩詞中,現存的隻是一小部分。

    王安中曾有十四首與徽宗唱和的詩,但都沒有留存下來。

    [38]蔡京的孫子曾給王明清看過蔡京與徽宗互相寫給對方的一些詩,并表明那些詩僅占二人全部詩作的百分之一二。

    在一部收集了徽宗1110年之前詩詞作品的早期著作中,共收錄了三百七十首詩詞。

    徽宗去世後,有人将其散落于各處的詩詞收集在一起,共有一百九十五首詩、兩百首宮詞。

    [39]徽宗的兒子高宗是編纂這部文集的發起人,他明确表示徽宗的大部分詩作都已經佚失:“賦詠歌詩垂于後昆者,盈于策牍……自升靈太微,部佚(帙)不全。

    ”[40]在徽宗被囚禁期間,蔡鞗陪伴左右,他說徽宗在流放期間作了一千多首詩。

    [41]作為比較,唐代皇帝中現存詩歌數量最多的是唐太宗,有一百零八首。

    而另一個極端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據說曾作詩四萬三千六百三十首,顯然,不少都是别人代筆的。

    [42] 在存世的徽宗詩詞中,數量最多的一類是宮詞,二百九十六首。

    這些詞都是七言絕句,沒有标題或序。

    這類詞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寫宮女,尤其是她們的哀怨。

    但與早期傳統不同,正如艾朗諾所認為的那樣,徽宗創作的宮詞表達了他對宮中生活的滿意,絲毫沒有早期傳統中的那些苦思愁緒。

    有些詩詞根本就沒有提到宮女,還有一些則隻是将她們視為宮中場景中比較吸引人的一個因素。

    [43]這裡引用其中的兩首詞: 紅旗連屬曉熒煌,萬馬嘶風去路長。

     知是黠羌來款塞,親臨丹阙納降王。

    [44] 日暖風和殿宇深,高花修竹啭閑禽。

     宮娥攜手臨丹檻,喜看文鴛戲水心。

    [45] 還有十三首詞也被認為是徽宗親筆所寫,有幾首是他退位後所作。

    根據當時的詩詞特點,這些詞要比上面引用的宮詞更具個人感情。

    其中,徽宗創作于元宵節的一首詞最為感人,當時徽宗正在悼念他十分寵愛的嫔妃,即1121年去世的明節劉皇後,徽宗寫道: 無言哽噎。

    看燈記得年時節,行行指月行行說。

    願月常圓,休要暫時缺。

    今年華市燈羅列,好燈争奈人心别。

    人前不敢分明說。

    不忍擡頭,羞見舊時月。

    [46] 大臣們是如何看待徽宗這些詩的呢?皇帝讓大臣讀自己的詩,往往期待着大臣的稱贊,甚至是奉承。

    既然拍皇帝馬屁是宮廷生活中的标準特色,也就很難看出詩的讀者如何評價詩人徽宗了。

    例如,蔡絛在其《詩話》中,開篇就熱情洋溢地稱贊徽宗的詩詞天賦,對此,我們應當相信多少呢? 今上皇帝天縱神聖文武,雖藝文餘事,天下瞻仰如日月星鬥,一篇朝出,四海夕傳。

    自始即位,制《太陵挽詩》五章(詩略)。

    夷夏已争諷誦,萬國同聲。

    又君臣赓載,光絕前古。

    [47] 蔡絛還記錄了徽宗為大臣們題寫的一些詩,結尾是1120年一次大祭之後,蔡京和徽宗同韻唱和的詩。

    根據蔡絛的描述,蔡京也頗有詩詞天賦,因為他能表現現場的非凡景象,即興答和徽宗的詩句。

     徽宗駕崩後,著述者理應更能對徽宗詩作發表不那麼積極的觀點,然而,幾乎沒有人貶低徽宗的詩詞。

    在本章的引語中,洪邁講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徽宗作了一首詩的前兩句,讓大臣們對出下句。

    然而,在洪邁看來,大臣們的詩句都比不上徽宗的詩句。

    [48] 徽宗的詩可以聯系帝王作詩的悠久傳統來評價。

    陳威在研究唐太宗的君主詩學時提出,在宮廷詩文化中,君主的詩有獨特的傳統和體系。

    他說,“君主的詩不能自由選擇要表達的詩意或主題,他的帝王身份決定了他能說什麼,以及怎麼說出來”。

    陳威認為,皇帝永遠都不能完全充當文人的角色——他總是要同時建立自己的帝王形象,即使這一形象包含了某些與文人相關的元素。

    在唐太宗詩中,陳威幾乎都看到了君主的影子。

    [49] 在徽宗的詩裡似乎找不到唐太宗詩中的那些内容。

    本書選譯的詩詞都可以反映出徽宗的皇帝生活,但對他的大部分詩而言,即使這些詩并非徽宗所作,人們也會很容易認為這些詩是一位文人或道士的作品。

    當然,徽宗朝中沒有人在讀他的詩時會忘記徽宗是皇帝,但徽宗似乎并不想用詩詞來喚起人們對先帝們的回憶。

     徽宗通過詩詞塑造的自身形象,與唐太宗用詩塑造的形象迥然不同,這一點并不奇怪。

    唐太宗登基時,唐朝還是一個新建立的王朝,而且唐太宗的繼位方式(在射殺其兄後,又迫使其父退位)意味着,他必須努力使人們接受其繼位的合法性,也必須竭力表現為一位好皇帝。

    相比之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沒有必要強調宋朝的合法性,也沒必要表現出緻力于儒家思想中的君主道德責任。

    徽宗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與衆不同的皇帝,一位對皇位非常知足的皇帝。

    在他的很多詩中,包括宮詞和祥瑞詩,徽宗都表達了自己對生活的滿意,對身邊美景的欣賞,以及對一切運轉正常的自信。

    在道教題材的詩中,徽宗還表達了對廣博的宇宙力量的驚歎。

    也許對徽宗來說,這種皇帝形象才是擁有諸多傑出祖先的繼承人的适宜角色。

     通過在詩、書、畫上的實踐,徽宗塑造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徽宗希望自己被視作一名在詩書畫領域取得傑出成就的、完美的業餘愛好者,盡管隻能利用很少的業餘時間來實踐這些藝術,但他已經完全精通了當代的藝術風格。

    我猜想,徽宗之所以向大臣展示自己的作品,正是因為他相信自己的技法和藝術性已經達到了其他文人幾乎無法匹敵的水平。

     很多皇帝都擅長詩詞和書法,因此,使徽宗獨具一格的還是他在繪畫領域的成就。

    就算不是皇帝,他的繪畫成就也令人矚目。

    他推動了宮廷花鳥畫精湛技法的發展,創作了一些在今天看來仍然引人入勝的作品。

    徽宗本人在繪畫上的實踐進一步提升了他對宮廷畫家制定的标準,從而促成了宋代宮廷繪畫的發展方向,并一直延續到宋朝結束。

    徽宗所提倡的細心觀察與畫出正确細節,繼續影響着南宋的宮廷畫家,也許還影響到了宮廷外的很多畫家。

    徽宗的大量作品都體現了詩與畫的結合,無論是由他自己獨立完成的作品,還是與其他藝術家合作的作品,都為後世藝術家提供了臨摹的範本。

    從徽宗的兒子高宗開始,有幾位南宋皇帝也在宮廷藝術家的繪畫作品上題寫了自己的書法和詩詞,有時也許還會作詩讓畫師們作為繪畫題材。

    此外,南宋宮廷畫師也常常遵循徽宗設定的方向,将詩與畫融為一體。

    [50] 徽宗經常将自己的詩和書畫作品作為禦贈禮物。

    人們相信書畫作品是個人内心的反映,徽宗将其賜給臣下,就是他自己送出的禮物。

    徽宗曾經送給劉混康自己寫的詩詞、親自謄寫的經文和繪制的神仙像。

    對其他一些關系親密的人,例如蔡京和王安中,徽宗也同樣出手大方。

    有時候,徽宗還會同時賞賜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賞賜詩詞要比書畫更方便,因為主題可以針對所有在場的官員。

    那些獲得徽宗禦賜書畫的官員,無疑會向别人誇耀徽宗的這些禮物,從而使徽宗作為一名出色藝術家的美名廣為人知。

     人們在評價徽宗的繪畫時,通常會提及他培養宮廷藝術家,以及所藏先前大師傑作和近期宋代藝術家的作品。

    徽宗堅持細緻觀察,這也常被用來解釋他自己創作的精緻的工筆畫。

    徽宗以能否巧妙地将詩意與繪畫結合作為評判畫家的标準,這方面的轶事更是為他的藝術風格提供了例證。

    徽宗有時給人的印象是,他本人就是一名宮廷畫家。

    徽宗的書法也常常被提到,至少是簡要提及,但詩詞卻沒有太多的評論。

     在本書中,我不僅闡述了徽宗是藝術的倡導者,而且他本人就是藝術家,通過這樣的途徑,試圖找出一些别的聯系。

    徽宗對詩書畫三種藝術的實踐,顯然可以加強三者間的互補。

    瘦金體書法中需要的運筆,有助于繪畫中的工筆細節;徽宗喜愛詩詞及創作想象力豐富的詩句,有助于他構思富有詩意的繪畫,更不用說能在同一件藝術品上将詩畫結合起來了。

    當然,有時候徽宗并未給詩配畫,有時候在畫上也未題寫什麼詩,但是,徽宗清楚地看到了這些藝術可以相互促進的潛力,并以一種創新的方式進行探索。

    在此過程中,他也塑造了他所選擇的自我角色:一位能從周圍世界發現快樂與滿足,并以細緻入微的方式将其展現出來的皇帝。

     盡管徽宗有時似乎扮演為一位知書達禮的文士,但他從未忘記自己是皇帝,以及可以運用豐富資源的特權。

    在第九章,我們将叙述徽宗推行的一些大型工程,而這些工程之所以能夠實施,正是由于他可以将任務分派給衆多的官員和其他手下。

     [1]參見《宋徽宗高宗墨迹》,台北:“故宮博物院”,1970年,葉14a—20a;水赉佑《趙佶的書法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