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招徕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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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
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谕之，親授其法。
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
上嘉之，因以賜臣京。
——摘自蔡京1113年為王希孟繪制的一幅山水畫長卷撰寫的畫跋 徽宗的宮廷和同時期其他地方的宮廷一樣，不但是文化藝術的消費者，同時也是創作者。
徽宗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就創造出一個富麗堂皇的宮廷，他需要招募很多領域的能工巧匠，并給他們各盡所能的機會。
徽宗甄選、培養和獎勵宮廷專家的方式，可以從他所面臨的選擇來考慮。
他怎樣做才能使宮廷成就輝煌？宮廷在哪些方面具有優勢，從而在培養、物質投入上獲得回報？根據對在每個文化領域怎樣才會做到出類拔萃的準确理解，徽宗很可能已經基于環境調整了策略，例如在很多文化領域，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沒有人僅憑借記誦就能創作一首詩，若是翻翻書就能作詩，那隻要抄書就可以了。
但如果宮廷希望成為詩歌的創作中心，那人才才是核心：它必須吸引大批有才華的詩人，而不是搜集詩歌著作。
對于某些學術領域而言，書籍與專家一樣必不可少。
在印刷術推廣以前，能夠接觸到曆史文獻和宮廷藏書的史官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直到晚唐，最著名的經典學術、曆史著作都是由政府聘任的學者完成的。
［1］到了宋代，随着印刷術的傳播，有足夠的書籍在流通，越來越多的優秀史書及其他學術著作開始由政府外的學者撰寫。
然而，在北宋時期，宮廷仍然支持着某些領域重要的圖書編纂項目，如醫學、軍事科技、算學和占蔔等。
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實物要比書籍更有助于創造性的工作。
宮廷畫師能夠親眼看到并近距離地臨摹徽宗收藏的繪畫，這些資源宮外畫家是不可能接觸到的。
而在書法藝術方面的優勢，宮廷就沒有這麼大了，因為傑出作品大多有拓片，在民間廣為流傳，而繪畫通常複制不多，即使有，數量也極少。
因此，盡管文化傳播技術在宋代發生了變革，但宮廷在繪畫領域的優勢，要比在學術或書法領域的優勢保持得更久，如果皇帝希望宮廷創作出一些傑出作品，會發現繪畫是一個特别适合投資的領域。
宮廷能夠支持長期、嚴格的藝術培養，并為藝術家提供種類豐富的昂貴顔料，以及絲帛、屏風和裝裱材料。
此外，還有大量前代的優秀作品可供學習。
在繪畫、音樂和衆多手工藝方面，徽宗朝的宮廷能夠成功地培養自己的專家。
宮廷的樂署可以花費大量資源來培養一個吹笛子的人，但追求利潤的商業機構就不可能這樣做。
高品質的材料也很重要，宮廷的織工和繡工之所以能夠制作出精美的物品，不僅因為他們接受了長期的培訓，還由于他們能使用很好的原材料，并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手上的工作。
某些領域（如天文學、醫學、書法和宗教）的專家，也必須擅長寫文章。
不過，任命技術官員不必通過科舉考試。
在宋代，由于科舉考試的影響力不斷加強，文官與技術官員之間的差距也随之擴大。
［2］ 技術官與文官的職業道路非常不同。
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可以在國内任何地方準備考試，但或許要花上十來年才能通過考試，而技術官通常是參加相關政府機構組織的培訓，或當學徒。
在文官的一般升遷過程中，官員可能要先在京城内外擔任十幾個官職，在每個職位上的任職時間不超過三年。
而技術官的晉升機會則少得多，他們有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宮中擔任某一職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像是胥吏而非官員。
技術官被授予低級的武官官階，這就使他們有别于那些中舉後被授予文職的官員，也不同于通過恩蔭進入官場的官員——後者也會被授予武官階，但通常會從較高的品銜開始。
朝廷舉行重大集會時，這些區别最引人注目，文武百官都要在大殿上面向皇帝站立，文臣按照官職大小依序排列在大殿的一側，武将則排在另一側，文官與武将中間由皇帝宗親隔開。
［3］ 作為新政改革措施的一部分，王安石推出了法治方面的專業培訓項目，并提議将醫學、算學等專業課程設在國子監的管理下。
這項改革措施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專業化教育的标準和威望，并吸引更優秀的人才加入。
然而，王安石的計劃未能徹底實施。
［4］ 蔡京在徽宗朝初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學校制度借鑒了王安石的一些想法，不過實施起來更系統化。
技術培訓将在國子監的管理下由學校提供，而不是受即将聘任畢業學生的政府機構控制。
以算學為例，算學培養出的人才可以進行曆法編制和天文推算。
算學不再受到占星/天文服務機構的監督，而是根據太學和辟雍的三舍法進行組織。
入學學生共二百一十名，同太學和辟雍一樣，學生有月考和年考，目的是淘汰成績不好的人，最後，入學時的學生中能升入第三級者不足一半。
在新的學校，學生接受的培訓中至少還要包括一部“小經”，這也許是希望更好的經典教育能夠有助于這些專業的算學家履職。
［5］整個學習被分為不同科目，包括曆法編制、天文學和“三式”計算。
所有的學生都要學習《算學十經》——這部經典專著最初撰寫于唐代，宋朝政府修訂後重新出版。
學生的考試題中包括解釋經典文本，并實際進行計算，如推算日食、月食的日期與程度，或是預測未來三天的天氣。
［6］ 當代學者餘輝評論說，在徽宗的監督指導下，各項宮廷藝術都空前繁榮，不僅是繪畫，還包括園林設計、建築、音樂、詩歌、戲劇、書籍和印刷術，在這方面世界曆史中沒有任何帝王能與之比拟。
［7］一位對藝術和自然科學缺乏天賦或興趣的統治者，可能會将對技術官的監管權委托給宮裡的宦官，但徽宗沒有這樣做。
他似乎很願意與各種領域的大師、專家一起合作，包括那些不太涉及科學的手工藝大師。
本章并不打算對徽宗任用專家的所有文化領域都進行詳細的叙述，而是僅關注其中三個領域，大量史料能夠證明，徽宗自己對這三個專業有濃厚的興趣：醫學、建築和繪畫。
盡管人們普遍認為，徽宗朝還曾制作一批精美的瓷器，但史料中沒有記載徽宗親自參與上釉、設計等過程。
同樣的情況還有紡織品、金屬制品、玉雕等手工藝。
能夠證明徽宗與這些專家來往的史料包括，他為專家著作寫的序言，還有他們之間發生的趣聞轶事。
徽宗在對待醫學和繪畫的方式上具有共同之處——都建立了培養專業人才的學校。
同時，宮廷專家在這兩個領域也都創造出令人矚目的成果，即優秀的繪畫作品和醫學著作。
盡管我們看不到現在有存世建築出自徽宗朝建築大師之手，但建築與繪畫有着密切的聯系，因為宮廷畫師經常被派去裝飾新修的宮殿、寺觀。
醫官 在北宋時期，皇帝是醫學發展的主要支持者。
北宋早期的皇帝都對醫療方法很感興趣。
太祖和仁宗曾親自試過艾炙和針灸療法，而真宗則親自配制藥方為大臣治病。
這幾位皇帝還資助了重要醫學著作的出版。
974年，宋太祖命人編輯出版了一部本草著作，并為之撰寫序言。
986年，宋太宗為第一部政府主導的藥方合集寫序，這部巨著共有一千多卷（六年後出版了一部一百多卷的縮寫本）。
1023年，宋仁宗也主持編著了一部針灸和艾炙方面的手冊，他将這個任務分派給了醫官院的首席醫官。
在這個項目中，還鑄造了兩具真人大小的銅人模型，在上面标記各個針灸穴位，作為教學模具。
［8］ 編纂這些醫書的都是宮廷醫官，他們有時被稱為“醫工”。
與其他技術官一樣，他們也有低級的武官品銜，但因為是在為皇帝治病，皇帝本人有可能會對他們産生好感，例如仁宗就曾為用針灸給他治病的禦醫頒賜豐厚禮品。
［9］ 1044年，仁宗在醫官院下面設置了太醫局，專門負責醫學教育。
1060年，注冊學生名額設定為一百二十名。
課程重點是學習廣泛的醫學著作，既有經典著作，也有一些新書，其中有的偏重理論，有的則偏重實踐。
神宗時期，作為新政對官學制度的改革措施之一，醫學也開始沿用“三舍法”，注冊學生人數增加到三百名，其中兩百人在外舍，六十人可以升入内舍，四十人可升入上舍。
學生能否升學，不僅要看他們的文章，還要考慮他們在治療生病的大學生時的治愈率。
［10］ 徽宗在很多方面繼承了這些先例，他擴大了醫學教育制度，資助編纂新的醫學著作，并親自撰寫（或聲稱如此）醫書。
1103年，醫學院不再歸醫官院管轄，而是和其他專業學校（法律、算學、繪畫和書法）一樣，劃歸國子監管理。
當時有一份奏疏是給醫學院的，其中強調，吸引受過良好教育的生員學習醫學非常重要。
學校中的三百名學生還是被分為不同的舍，有四名醫學博士和三名教導官教授三門課程：内科、針灸/艾炙和外科，這三科再被細分為九個專科，如兒科、眼科和針灸/艾炙等。
使用的醫學書籍大部分是政府主持編纂的醫學經典。
［11］與其他幾所官學一樣，學生在入學和升級時都要參加考試。
每年有四次考試，升學考試不僅要考量學生對重要醫學著作的了解，還要考核他們的臨床技能。
學生們要對假設的病例進行診斷，并闡述如何治療。
［12］ 徽宗開設醫學院後不久，就有人發現校内房屋附近長出了芝草。
王安中在賀表中引用了古代帝王親自參與醫學實踐的先例： 竊以黃帝之述方書，亶惟聖作；成周之治疾疠，實廣上恩。
世或昧于淵源，術乃淪于工技。
會逢熙盛，參考古初，增其官師訓道之員，崇以經術義禮之學。
［13］ 徽宗還采取了其他措施來提高宮廷醫官的地位。
1117年，他頒布了一套專門用于醫官的品銜制度，其中官品最高的是“和安大夫”。
他還用“儒醫”來指代那些學識淵博的最優秀的醫官。
［14］ 有些醫官因撰寫醫學著作而被任以徽宗朝廷的官職。
朱肱曾于1088年通過科舉考試，但後來辭官隐退，開始學醫，然後寫了一本治療傷寒症的書，名為《南陽活人書》，極受歡迎，因此于1114年被任命為醫學院的醫學博士。
同樣，寇宗奭因為向皇帝呈上了一部富有創獲的醫書《本草衍義》，被任命為官，負責藥品采購。
在這本書中，寇宗奭從大量藥物中挑選了472種對于臨床實踐非常重要的種類，并進行詳細的辨析論述。
他特别針對煉金術和一些為了長壽而服用的藥物，列出大量緻死病例。
［15］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Needham）非常贊賞他在礦物學方面的知識和對化石的見解。
此外，寇宗奭的著作還收錄于徽宗支持編纂的道經中，也說明醫學和道教有一些共同之處。
［16］ 徽宗讓一些宮廷醫官負責編纂醫學著作。
早先，徽宗曾責成一些醫學家修訂一部最早由一位醫學專家撰寫的本草巨著。
修訂工作于1108年完成，被命名為《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書中詳細描述了1744種藥物，介紹應如何加工，如何在處方中使用，這兩方面的介紹在當時極具創新的特點。
書中的圖示有助于識别草藥植株，并了解植株在不同地區和氣候條件下成長的不同形态（見圖7.1）。
1116年，徽宗又命曹孝忠帶領一組醫官再次修訂并重印此書，新版被命名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十二位醫官參與修訂工作，他們的名字和官職都保存了下來，從中也可看出這個項目規模之大。
［17］ 圖7.1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上的圖頁。
這兩頁上顯示了從各州收集到的黃精圖片。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六，葉3b-4a） 徽宗主持編纂的另外一部有影響的醫學著作是《政和聖濟總錄》。
這項工作開始于1111年，直到1122年左右才完成。
徽宗親自參與編纂，全書定本共有兩百多卷，記載了兩萬多個藥方，同時還包含飲食、運動、針灸、艾炙、符咒和護符等療法的信息。
與之前的藥方相比，這本書中使用的湯劑比較少，更多使用了散劑、膏劑、煎劑和丸劑。
在徽宗所寫的序言中，他說“亦诏天下以方術來上”，并将他們的處方都編輯在附錄中。
［18］ 徽宗在1118年前後癡迷于神霄派，因此，他以自己的名義頒布了一部十卷的理論專著《聖濟經》。
郭志松（AsafGoldschmidt）将其描述為千年以來首部讨論經典醫學理論的書。
書中讨論了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功能内髒系統、循環系統、飲食、延年益壽的方法，以及藥物治療法。
這部書的核心是五運六氣理論，用郭志松的話說，這種理論“提供了一種模式，将陰陽五行的觀點、四季變化和中國曆法六十年輪回一次的思想聯系起來。
根據這個原則，隻要所有的季節變化與特征都适時出現，人體變化就會相應地适時發生。
然而，氣候因素一旦出現紊亂，例如，冬天出現熱潮或夏天下大雪，這些不合時宜的變化就會滋生疾病”。
［19］即使徽宗的确親自起草了《聖濟經》的部分内容，他肯定也會與醫官讨論書裡的内容（而且會歡迎有人向他獻上部分章節的書稿）。
醫學院官員吳褆曾經寫文章解釋這本書，表明他有可能在學校教授過這本書的内容。
［20］ 徽宗不是宋代第一位撰寫醫書的非專業人士。
雖然某些領域的很多從業人員都不是文人，但有些文人對這些領域的理論經典也具備了豐富的專業知識。
這種情況在音樂、醫學和天文學領域尤為常見。
那些就若幹領域的實踐與理論問題都能撰寫出專著的飽學之士，在當時很受尊敬。
11世紀末的蘇轼和沈括，以及一些不太有名的知識分子，都寫過醫學方面的著作。
［21］ 建築師 徽宗很少批評早先的皇帝，但對他們在建築上的品位卻頗有微詞。
登基後不到六周，徽宗就對宰臣說，皇宮修建得太奢華了。
“禁中修造，華飾太過，”徽宗埋怨說，“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
”尤其是前幾年剛修建的玉虛殿，徽宗認為“華侈尤甚”。
［22］曾布記錄了這段對話，他也認為根本就不應該修建玉虛殿。
曾布對北郊宮殿——哲宗時完工的另一項建築工程——中的一些繪畫頗為稱贊。
不過徽宗并不認同，他認為飲茶的地方還算比較克制，但其他房間還是太奢侈了。
［23］第二天，“管勾禦藥院郝随、劉友端并與外任宮觀”，因為他們所領後苑的造書畫“營造過當”。
［24］ 徽宗不久便有了很多機會按照自己的品位營造建築。
與之前的皇帝一樣，他也不斷地主持了一系列建築工程。
在統治早期，他經常起用建築天才李誡。
11世紀90年代，徽宗尚為端王時，李誡就曾監督建造了他的王府。
徽宗繼位第一年，李誡完成了從1097年就開始修訂的一部官方建築指南——《營造法式》，這是為了幫助官員監管石匠、木匠、測繪人員和其他手工藝人工作的書籍。
［25］書中提供了193幅圖樣，還詳細讨論了從顔料的成分配比到制磚、鋸木等工藝。
同前文讨論過的醫學著作相比，此書的技術實用性遠遠高于理論性，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木匠及其他工藝的專業術語。
這本書對将作監的六名官員尤其有用，李誡在這個部門已經任職了八年。
根據《宋史》記載，将作監負責營建和修繕“宮室、城郭、橋梁、舟車”，管理所有的“土木工匠”工作，存放原料和工具，監管培訓，籌劃工程，以及保管賬簿。
［26］ 圖7.2 《營造法式》中的兩頁圖樣。
左圖是裝飾精美的屋架圖樣，右圖是兩幅門的設計圖樣。
（《營造法式》34.2a，12.5a） 在規模方面，《營造法式》對八個級别的建築物提供了說明，從僅有三個柱子寬的小建築，到一邊就有十至十二個柱子的龐大建築。
這些建築一邊的外圍尺寸最小可達一百五十尺。
［27］書中還有很多可以雕刻在石頭台階、欄杆、柱基等結構上的設計圖案。
此外，木制門窗也有大量的設計圖案。
從屋檐下面可見的精美支架通常會被繪上彩畫，可以是純色或花卉、神秘動物、幾何圖形，以及綜合各種元素的圖案，圖7.2提供了這些圖案的例子。
尺寸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因此每件物品都可以擴大或縮小。
《營造法式》中規定了人工的勞動定額，可以間接地對政府建築項目的組織和勞動分工情況提供一些證據。
勞動的計量單位是“工”，這種用法可能最早始于征募人工來從事勞役。
對于搬運工，一個工相當于将一件重六十斤的物品運送三十裡再返回。
對于掘井工，一個工相當于掘六十尺深。
對于木匠，一個工相當于将一根高十五尺直徑一尺一寸的木柱劈開。
但對有些勞動非常密集的任務，必須規定好完成一項任務可以算作幾個工。
例如，用浮雕裝飾一根柱子的礎石時，工的數量取決于石頭尺寸和浮雕深度。
如果在一塊三尺半的石材上雕刻凸出的水紋、土地、雲彩和龍的圖案，會記為五十個工；但如果隻雕刻花卉圖案，則記為四十個工；如果設計的雕刻不需要凸出，隻記三十個工。
［28］ 在民間為李誡寫的墓銘志中，記錄了他在完成每一項建築工程後的晉升過程。
李誡可能從擔任最低的從九品官職開始，在11世紀90年代末，他完成了為徽宗及其四位兄弟建造的五王官邸後，被提升為從八品，比最低的官職高了兩級。
李誡在将作監任職，随後開始奉命重修《營造法式》。
修訂完成後，其母去世，他不得不丁憂回鄉，為母親守孝。
1102年，他重返将作監擔任少監。
1103年，為了更好地照顧父親，李誡請求調任州級職務，然而數月後就被召回京城，負責建造辟雍。
完工後，他被任命為将作監，并在将作監職務上待了五年。
完成尚書省的建築工程後，他升到正八品。
在完成龍德宮（徽宗的舊王府）的修繕後，升至從七品。
為皇帝宗親（神宗兄弟的後代，也就是徽宗的堂兄弟）修建的官邸完工後，升為正七品。
重修完朱雀門後，他獲得了着正五品官服的榮譽，而完成景龍門以及奉安九鼎的九成宮後，李誡的職務又晉升到從六品。
接下來的一個工程是開封府衙，完成後他被提升到正六品。
1106年，太廟擴建後，他獲得了着三品官服的榮譽。
在完成為徽宗去世的母親欽慈太後修建的佛寺後，他被升為從五品。
當他的父親生病時，李誡向皇帝告假，徽宗派了一位宮廷醫官随他一同回家，并賜銅錢百萬。
李誡的父親在1107年或1108年去世，李誡不得不再次回鄉守孝。
1110年，徽宗在一次上朝時見到李誡的兄弟，問起李誡的情況，聽說他在一個州縣任職，徽宗立即派特使召他回京。
但不幸的是，特使尚未到達，李誡就去世了。
［29］ 很容易想象，徽宗喜歡與多長多藝的李誡來往。
李誡熱衷于藏書，曾手抄過幾千部書。
他還擅長書畫，寫過馬、六博、琵琶、古代篆刻、曆史和地理方面的著作。
李誡的傳記中寫道，徽
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谕之，親授其法。
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
上嘉之，因以賜臣京。
——摘自蔡京1113年為王希孟繪制的一幅山水畫長卷撰寫的畫跋 徽宗的宮廷和同時期其他地方的宮廷一樣，不但是文化藝術的消費者，同時也是創作者。
徽宗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就創造出一個富麗堂皇的宮廷，他需要招募很多領域的能工巧匠，并給他們各盡所能的機會。
徽宗甄選、培養和獎勵宮廷專家的方式，可以從他所面臨的選擇來考慮。
他怎樣做才能使宮廷成就輝煌？宮廷在哪些方面具有優勢，從而在培養、物質投入上獲得回報？根據對在每個文化領域怎樣才會做到出類拔萃的準确理解，徽宗很可能已經基于環境調整了策略，例如在很多文化領域，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沒有人僅憑借記誦就能創作一首詩，若是翻翻書就能作詩，那隻要抄書就可以了。
但如果宮廷希望成為詩歌的創作中心，那人才才是核心：它必須吸引大批有才華的詩人，而不是搜集詩歌著作。
對于某些學術領域而言，書籍與專家一樣必不可少。
在印刷術推廣以前，能夠接觸到曆史文獻和宮廷藏書的史官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直到晚唐，最著名的經典學術、曆史著作都是由政府聘任的學者完成的。
［1］到了宋代，随着印刷術的傳播，有足夠的書籍在流通，越來越多的優秀史書及其他學術著作開始由政府外的學者撰寫。
然而，在北宋時期，宮廷仍然支持着某些領域重要的圖書編纂項目，如醫學、軍事科技、算學和占蔔等。
而在另外一些領域，實物要比書籍更有助于創造性的工作。
宮廷畫師能夠親眼看到并近距離地臨摹徽宗收藏的繪畫，這些資源宮外畫家是不可能接觸到的。
而在書法藝術方面的優勢，宮廷就沒有這麼大了，因為傑出作品大多有拓片，在民間廣為流傳，而繪畫通常複制不多，即使有，數量也極少。
因此，盡管文化傳播技術在宋代發生了變革，但宮廷在繪畫領域的優勢，要比在學術或書法領域的優勢保持得更久，如果皇帝希望宮廷創作出一些傑出作品，會發現繪畫是一個特别适合投資的領域。
宮廷能夠支持長期、嚴格的藝術培養，并為藝術家提供種類豐富的昂貴顔料，以及絲帛、屏風和裝裱材料。
此外，還有大量前代的優秀作品可供學習。
在繪畫、音樂和衆多手工藝方面，徽宗朝的宮廷能夠成功地培養自己的專家。
宮廷的樂署可以花費大量資源來培養一個吹笛子的人，但追求利潤的商業機構就不可能這樣做。
高品質的材料也很重要，宮廷的織工和繡工之所以能夠制作出精美的物品，不僅因為他們接受了長期的培訓，還由于他們能使用很好的原材料，并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手上的工作。
某些領域（如天文學、醫學、書法和宗教）的專家，也必須擅長寫文章。
不過，任命技術官員不必通過科舉考試。
在宋代，由于科舉考試的影響力不斷加強，文官與技術官員之間的差距也随之擴大。
［2］ 技術官與文官的職業道路非常不同。
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可以在國内任何地方準備考試，但或許要花上十來年才能通過考試，而技術官通常是參加相關政府機構組織的培訓，或當學徒。
在文官的一般升遷過程中，官員可能要先在京城内外擔任十幾個官職，在每個職位上的任職時間不超過三年。
而技術官的晉升機會則少得多，他們有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在宮中擔任某一職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像是胥吏而非官員。
技術官被授予低級的武官官階，這就使他們有别于那些中舉後被授予文職的官員，也不同于通過恩蔭進入官場的官員——後者也會被授予武官階，但通常會從較高的品銜開始。
朝廷舉行重大集會時，這些區别最引人注目，文武百官都要在大殿上面向皇帝站立，文臣按照官職大小依序排列在大殿的一側，武将則排在另一側，文官與武将中間由皇帝宗親隔開。
［3］ 作為新政改革措施的一部分，王安石推出了法治方面的專業培訓項目，并提議将醫學、算學等專業課程設在國子監的管理下。
這項改革措施的目的之一，是提高專業化教育的标準和威望，并吸引更優秀的人才加入。
然而，王安石的計劃未能徹底實施。
［4］ 蔡京在徽宗朝初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學校制度借鑒了王安石的一些想法，不過實施起來更系統化。
技術培訓将在國子監的管理下由學校提供，而不是受即将聘任畢業學生的政府機構控制。
以算學為例，算學培養出的人才可以進行曆法編制和天文推算。
算學不再受到占星/天文服務機構的監督，而是根據太學和辟雍的三舍法進行組織。
入學學生共二百一十名，同太學和辟雍一樣，學生有月考和年考，目的是淘汰成績不好的人，最後，入學時的學生中能升入第三級者不足一半。
在新的學校，學生接受的培訓中至少還要包括一部“小經”，這也許是希望更好的經典教育能夠有助于這些專業的算學家履職。
［5］整個學習被分為不同科目，包括曆法編制、天文學和“三式”計算。
所有的學生都要學習《算學十經》——這部經典專著最初撰寫于唐代，宋朝政府修訂後重新出版。
學生的考試題中包括解釋經典文本，并實際進行計算，如推算日食、月食的日期與程度，或是預測未來三天的天氣。
［6］ 當代學者餘輝評論說，在徽宗的監督指導下，各項宮廷藝術都空前繁榮，不僅是繪畫，還包括園林設計、建築、音樂、詩歌、戲劇、書籍和印刷術，在這方面世界曆史中沒有任何帝王能與之比拟。
［7］一位對藝術和自然科學缺乏天賦或興趣的統治者，可能會将對技術官的監管權委托給宮裡的宦官，但徽宗沒有這樣做。
他似乎很願意與各種領域的大師、專家一起合作，包括那些不太涉及科學的手工藝大師。
本章并不打算對徽宗任用專家的所有文化領域都進行詳細的叙述，而是僅關注其中三個領域，大量史料能夠證明，徽宗自己對這三個專業有濃厚的興趣：醫學、建築和繪畫。
盡管人們普遍認為，徽宗朝還曾制作一批精美的瓷器，但史料中沒有記載徽宗親自參與上釉、設計等過程。
同樣的情況還有紡織品、金屬制品、玉雕等手工藝。
能夠證明徽宗與這些專家來往的史料包括，他為專家著作寫的序言，還有他們之間發生的趣聞轶事。
徽宗在對待醫學和繪畫的方式上具有共同之處——都建立了培養專業人才的學校。
同時，宮廷專家在這兩個領域也都創造出令人矚目的成果，即優秀的繪畫作品和醫學著作。
盡管我們看不到現在有存世建築出自徽宗朝建築大師之手，但建築與繪畫有着密切的聯系，因為宮廷畫師經常被派去裝飾新修的宮殿、寺觀。
醫官 在北宋時期，皇帝是醫學發展的主要支持者。
北宋早期的皇帝都對醫療方法很感興趣。
太祖和仁宗曾親自試過艾炙和針灸療法，而真宗則親自配制藥方為大臣治病。
這幾位皇帝還資助了重要醫學著作的出版。
974年，宋太祖命人編輯出版了一部本草著作，并為之撰寫序言。
986年，宋太宗為第一部政府主導的藥方合集寫序，這部巨著共有一千多卷（六年後出版了一部一百多卷的縮寫本）。
1023年，宋仁宗也主持編著了一部針灸和艾炙方面的手冊，他将這個任務分派給了醫官院的首席醫官。
在這個項目中，還鑄造了兩具真人大小的銅人模型，在上面标記各個針灸穴位，作為教學模具。
［8］ 編纂這些醫書的都是宮廷醫官，他們有時被稱為“醫工”。
與其他技術官一樣，他們也有低級的武官品銜，但因為是在為皇帝治病，皇帝本人有可能會對他們産生好感，例如仁宗就曾為用針灸給他治病的禦醫頒賜豐厚禮品。
［9］ 1044年，仁宗在醫官院下面設置了太醫局，專門負責醫學教育。
1060年，注冊學生名額設定為一百二十名。
課程重點是學習廣泛的醫學著作，既有經典著作，也有一些新書，其中有的偏重理論，有的則偏重實踐。
神宗時期，作為新政對官學制度的改革措施之一，醫學也開始沿用“三舍法”，注冊學生人數增加到三百名，其中兩百人在外舍，六十人可以升入内舍，四十人可升入上舍。
學生能否升學，不僅要看他們的文章，還要考慮他們在治療生病的大學生時的治愈率。
［10］ 徽宗在很多方面繼承了這些先例，他擴大了醫學教育制度，資助編纂新的醫學著作，并親自撰寫（或聲稱如此）醫書。
1103年，醫學院不再歸醫官院管轄，而是和其他專業學校（法律、算學、繪畫和書法）一樣，劃歸國子監管理。
當時有一份奏疏是給醫學院的，其中強調，吸引受過良好教育的生員學習醫學非常重要。
學校中的三百名學生還是被分為不同的舍，有四名醫學博士和三名教導官教授三門課程：内科、針灸/艾炙和外科，這三科再被細分為九個專科，如兒科、眼科和針灸/艾炙等。
使用的醫學書籍大部分是政府主持編纂的醫學經典。
［11］與其他幾所官學一樣，學生在入學和升級時都要參加考試。
每年有四次考試，升學考試不僅要考量學生對重要醫學著作的了解，還要考核他們的臨床技能。
學生們要對假設的病例進行診斷，并闡述如何治療。
［12］ 徽宗開設醫學院後不久，就有人發現校内房屋附近長出了芝草。
王安中在賀表中引用了古代帝王親自參與醫學實踐的先例： 竊以黃帝之述方書，亶惟聖作；成周之治疾疠，實廣上恩。
世或昧于淵源，術乃淪于工技。
會逢熙盛，參考古初，增其官師訓道之員，崇以經術義禮之學。
［13］ 徽宗還采取了其他措施來提高宮廷醫官的地位。
1117年，他頒布了一套專門用于醫官的品銜制度，其中官品最高的是“和安大夫”。
他還用“儒醫”來指代那些學識淵博的最優秀的醫官。
［14］ 有些醫官因撰寫醫學著作而被任以徽宗朝廷的官職。
朱肱曾于1088年通過科舉考試，但後來辭官隐退，開始學醫，然後寫了一本治療傷寒症的書，名為《南陽活人書》，極受歡迎，因此于1114年被任命為醫學院的醫學博士。
同樣，寇宗奭因為向皇帝呈上了一部富有創獲的醫書《本草衍義》，被任命為官，負責藥品采購。
在這本書中，寇宗奭從大量藥物中挑選了472種對于臨床實踐非常重要的種類，并進行詳細的辨析論述。
他特别針對煉金術和一些為了長壽而服用的藥物，列出大量緻死病例。
［15］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Needham）非常贊賞他在礦物學方面的知識和對化石的見解。
此外，寇宗奭的著作還收錄于徽宗支持編纂的道經中，也說明醫學和道教有一些共同之處。
［16］ 徽宗讓一些宮廷醫官負責編纂醫學著作。
早先，徽宗曾責成一些醫學家修訂一部最早由一位醫學專家撰寫的本草巨著。
修訂工作于1108年完成，被命名為《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書中詳細描述了1744種藥物，介紹應如何加工，如何在處方中使用，這兩方面的介紹在當時極具創新的特點。
書中的圖示有助于識别草藥植株，并了解植株在不同地區和氣候條件下成長的不同形态（見圖7.1）。
1116年，徽宗又命曹孝忠帶領一組醫官再次修訂并重印此書，新版被命名為《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
十二位醫官參與修訂工作，他們的名字和官職都保存了下來，從中也可看出這個項目規模之大。
［17］ 圖7.1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上的圖頁。
這兩頁上顯示了從各州收集到的黃精圖片。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六，葉3b-4a） 徽宗主持編纂的另外一部有影響的醫學著作是《政和聖濟總錄》。
這項工作開始于1111年，直到1122年左右才完成。
徽宗親自參與編纂，全書定本共有兩百多卷，記載了兩萬多個藥方，同時還包含飲食、運動、針灸、艾炙、符咒和護符等療法的信息。
與之前的藥方相比，這本書中使用的湯劑比較少，更多使用了散劑、膏劑、煎劑和丸劑。
在徽宗所寫的序言中，他說“亦诏天下以方術來上”，并将他們的處方都編輯在附錄中。
［18］ 徽宗在1118年前後癡迷于神霄派，因此，他以自己的名義頒布了一部十卷的理論專著《聖濟經》。
郭志松（AsafGoldschmidt）将其描述為千年以來首部讨論經典醫學理論的書。
書中讨論了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功能内髒系統、循環系統、飲食、延年益壽的方法，以及藥物治療法。
這部書的核心是五運六氣理論，用郭志松的話說，這種理論“提供了一種模式，将陰陽五行的觀點、四季變化和中國曆法六十年輪回一次的思想聯系起來。
根據這個原則，隻要所有的季節變化與特征都适時出現，人體變化就會相應地适時發生。
然而，氣候因素一旦出現紊亂，例如，冬天出現熱潮或夏天下大雪，這些不合時宜的變化就會滋生疾病”。
［19］即使徽宗的确親自起草了《聖濟經》的部分内容，他肯定也會與醫官讨論書裡的内容（而且會歡迎有人向他獻上部分章節的書稿）。
醫學院官員吳褆曾經寫文章解釋這本書，表明他有可能在學校教授過這本書的内容。
［20］ 徽宗不是宋代第一位撰寫醫書的非專業人士。
雖然某些領域的很多從業人員都不是文人，但有些文人對這些領域的理論經典也具備了豐富的專業知識。
這種情況在音樂、醫學和天文學領域尤為常見。
那些就若幹領域的實踐與理論問題都能撰寫出專著的飽學之士，在當時很受尊敬。
11世紀末的蘇轼和沈括，以及一些不太有名的知識分子，都寫過醫學方面的著作。
［21］ 建築師 徽宗很少批評早先的皇帝，但對他們在建築上的品位卻頗有微詞。
登基後不到六周，徽宗就對宰臣說，皇宮修建得太奢華了。
“禁中修造，華飾太過，”徽宗埋怨說，“牆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
”尤其是前幾年剛修建的玉虛殿，徽宗認為“華侈尤甚”。
［22］曾布記錄了這段對話，他也認為根本就不應該修建玉虛殿。
曾布對北郊宮殿——哲宗時完工的另一項建築工程——中的一些繪畫頗為稱贊。
不過徽宗并不認同，他認為飲茶的地方還算比較克制，但其他房間還是太奢侈了。
［23］第二天，“管勾禦藥院郝随、劉友端并與外任宮觀”，因為他們所領後苑的造書畫“營造過當”。
［24］ 徽宗不久便有了很多機會按照自己的品位營造建築。
與之前的皇帝一樣，他也不斷地主持了一系列建築工程。
在統治早期，他經常起用建築天才李誡。
11世紀90年代，徽宗尚為端王時，李誡就曾監督建造了他的王府。
徽宗繼位第一年，李誡完成了從1097年就開始修訂的一部官方建築指南——《營造法式》，這是為了幫助官員監管石匠、木匠、測繪人員和其他手工藝人工作的書籍。
［25］書中提供了193幅圖樣，還詳細讨論了從顔料的成分配比到制磚、鋸木等工藝。
同前文讨論過的醫學著作相比，此書的技術實用性遠遠高于理論性，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木匠及其他工藝的專業術語。
這本書對将作監的六名官員尤其有用，李誡在這個部門已經任職了八年。
根據《宋史》記載，将作監負責營建和修繕“宮室、城郭、橋梁、舟車”，管理所有的“土木工匠”工作，存放原料和工具，監管培訓，籌劃工程，以及保管賬簿。
［26］ 圖7.2 《營造法式》中的兩頁圖樣。
左圖是裝飾精美的屋架圖樣，右圖是兩幅門的設計圖樣。
（《營造法式》34.2a，12.5a） 在規模方面，《營造法式》對八個級别的建築物提供了說明，從僅有三個柱子寬的小建築，到一邊就有十至十二個柱子的龐大建築。
這些建築一邊的外圍尺寸最小可達一百五十尺。
［27］書中還有很多可以雕刻在石頭台階、欄杆、柱基等結構上的設計圖案。
此外，木制門窗也有大量的設計圖案。
從屋檐下面可見的精美支架通常會被繪上彩畫，可以是純色或花卉、神秘動物、幾何圖形，以及綜合各種元素的圖案，圖7.2提供了這些圖案的例子。
尺寸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因此每件物品都可以擴大或縮小。
《營造法式》中規定了人工的勞動定額，可以間接地對政府建築項目的組織和勞動分工情況提供一些證據。
勞動的計量單位是“工”，這種用法可能最早始于征募人工來從事勞役。
對于搬運工，一個工相當于将一件重六十斤的物品運送三十裡再返回。
對于掘井工，一個工相當于掘六十尺深。
對于木匠，一個工相當于将一根高十五尺直徑一尺一寸的木柱劈開。
但對有些勞動非常密集的任務，必須規定好完成一項任務可以算作幾個工。
例如，用浮雕裝飾一根柱子的礎石時，工的數量取決于石頭尺寸和浮雕深度。
如果在一塊三尺半的石材上雕刻凸出的水紋、土地、雲彩和龍的圖案，會記為五十個工；但如果隻雕刻花卉圖案，則記為四十個工；如果設計的雕刻不需要凸出，隻記三十個工。
［28］ 在民間為李誡寫的墓銘志中，記錄了他在完成每一項建築工程後的晉升過程。
李誡可能從擔任最低的從九品官職開始，在11世紀90年代末，他完成了為徽宗及其四位兄弟建造的五王官邸後，被提升為從八品，比最低的官職高了兩級。
李誡在将作監任職，随後開始奉命重修《營造法式》。
修訂完成後，其母去世，他不得不丁憂回鄉，為母親守孝。
1102年，他重返将作監擔任少監。
1103年，為了更好地照顧父親，李誡請求調任州級職務，然而數月後就被召回京城，負責建造辟雍。
完工後，他被任命為将作監，并在将作監職務上待了五年。
完成尚書省的建築工程後，他升到正八品。
在完成龍德宮（徽宗的舊王府）的修繕後，升至從七品。
為皇帝宗親（神宗兄弟的後代，也就是徽宗的堂兄弟）修建的官邸完工後，升為正七品。
重修完朱雀門後，他獲得了着正五品官服的榮譽，而完成景龍門以及奉安九鼎的九成宮後，李誡的職務又晉升到從六品。
接下來的一個工程是開封府衙，完成後他被提升到正六品。
1106年，太廟擴建後，他獲得了着三品官服的榮譽。
在完成為徽宗去世的母親欽慈太後修建的佛寺後，他被升為從五品。
當他的父親生病時，李誡向皇帝告假，徽宗派了一位宮廷醫官随他一同回家，并賜銅錢百萬。
李誡的父親在1107年或1108年去世，李誡不得不再次回鄉守孝。
1110年，徽宗在一次上朝時見到李誡的兄弟，問起李誡的情況，聽說他在一個州縣任職，徽宗立即派特使召他回京。
但不幸的是，特使尚未到達，李誡就去世了。
［29］ 很容易想象，徽宗喜歡與多長多藝的李誡來往。
李誡熱衷于藏書，曾手抄過幾千部書。
他還擅長書畫，寫過馬、六博、琵琶、古代篆刻、曆史和地理方面的著作。
李誡的傳記中寫道，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