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振傳統
關燈
小
中
大
上批獎谕。
既而商英又奏：“臣不揆荒淺，辄進《瑞禾圖》、《宋大雅》十有三章，以形容陛下太平之高躅。
” ——《宋會要輯稿》1110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記載 在宮廷生活中，皇帝本人以及前來觐見的人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表演。
比較簡單的是一些人們基本上習以為常的日常禮儀，而禮樂表演與宗教禮儀要複雜得多，不僅受各種風俗習慣的影響，還要遵循《禮記》、《周記》這些經典中的原則。
然而，盡管受到傳統的重重限制，但對如何改進與提高這些禮儀表演，大緻仍有一些創造想象的空間。
重返古代巅峰固然能夠帶來很多聲望，針對古時的禮儀和禮樂實踐，卻并不存在統一的理解，甚至連應該效仿過去的哪一段時期也無定論：是效仿孔子曾經稱贊、并在《周禮》中詳盡描述的周朝早期，還是應當把目标設定為與黃帝、堯、舜、禹等上古聖王同樣卓越呢？此外，僅可追溯到唐代的傳統是否值得繼承呢？ 本章并非要對徽宗朝繼承或改進傳統的所有方式進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挑選了三個例子，每個例子都能表現徽宗在繼承傳統方面的獨特之處。
追摹上古激勵着徽宗命人鑄造了一套九鼎，并着手改革宮廷樂制，盡管這似乎與直覺相悖，但使宮廷禮樂保持新鮮活力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盡力讓它們回歸原始的樸質。
與奏報和慶祝祥瑞事件相關的大部分傳統都形成于相對晚近的曆史（漢唐）。
這些傳統為展現個人才能與創造力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也為那些旨在證明個人政治效忠的表演搭建了政治舞台。
大晟樂 音樂一直是大多宮廷禮儀的組成部分。
在郊祭中，不僅要有一支演奏樂隊，還要有一班男性舞者。
在莊嚴的祭祀儀式中演奏的音樂比較嚴肅和保守，而在宴會和其他娛樂場合演奏的音樂則更能接受新的曲調和音樂風格。
但不論哪一種，都為宮廷的輝煌壯麗增色不少。
儒家經典認為，音樂有好有壞。
好的音樂引人向上，有助于社會和諧，粗俗、誘惑的音樂則會使人走向放蕩。
《禮記·樂記》稱，音樂能夠“同民心而出治道”，《周禮》将音樂的力量延伸到了整個宇宙，認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緻百物”。
［1］在這種思想下，統治者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動之一就是建立适當的樂制。
1102年，徽宗提出樂制改革，此時，他其實是在做一件之前許多統治者都做過的事情。
徽宗注意到當時宮廷中演奏的音樂存在一些缺陷：樂器過于破舊，或音調調得太高；很多樂師是臨時招募的，對音樂并不熟悉，也不能照譜演奏；樂部官員總是對樂理進行無休止、毫無用處的辯論。
徽宗要求在全國尋找樂師，這些樂師的音樂知識應當通過老師的傳授獲得，而不是通過書本學得。
［2］ 蔡京推薦了已經九十多歲的魏漢津作為音樂專家。
據宋代的一些史料記載，魏漢津是一名方士，能夠借助神秘力量創造奇迹。
魏漢津在宮廷内引起了騷動，一些主管樂制的官員試圖反對他的觀點，但魏漢津并未退讓，他在1104年向徽宗呈遞了一份奏疏，建議重新制定樂律。
他追溯了曆史上校準律管的變化，一直從傳說中的伏羲到夏朝的創始人、聖王大禹。
根據魏漢津的說法，禹按照自己左手不同手指的長短來确定律管的長度。
由于秦朝焚書，禹的方法也失傳了。
他建議恢複這種方法，根據徽宗的手指長短來設定律管的長度。
他還建議宮廷鑄造三組音鐘，分别是帝王大鐘、四韻清聲鐘和二十四氣鐘。
在此基礎上，“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
［3］ 幾乎與魏漢津建議設定律管的同時，一座古墓中發現了一套由六枚音鐘組成的古代編鐘。
這些編鐘的摹圖後來收錄于徽宗專門記錄文物收藏的《博古圖》（圖6.1）。
從圖中可以看到，這些編鐘底部扁平，表面雕有螺旋紋飾，頂部有兩條龍對立盤踞，正好形成一個鈎。
這些編鐘的發現乃是莫大的吉兆，因為編鐘上刻有“宋成公之鐘”的字樣，且發現地點在應天府——“回應上天”之府。
唐代稱應天府為宋州（得名于此地的古宋國），宋朝開國皇帝從此地開始崛起（以順應天意），便改名為應天府。
1105年，徽宗将建立新樂描述為結合魏漢津設定律管的思想與從天意降臨之處出土編鐘的結果。
還有一次，徽宗再次說了類似的話，又明确補充道，這些出土的編鐘可以用來研究制造原料的成分。
［4］ 徽宗朝的秘書省中有專門研究古代器物的專家，他們可能提醒過徽宗這些出土編鐘的潛在價值。
在徽宗時代，研究現存的古物是一個令人激動的領域，徽宗用了好幾位這方面的專家。
其中一位名叫董逌，他仔細考證後，寫下了編鐘産生音樂的功能原理。
董逌分别測量了每口鐘的六個尺寸（頂部的長、寬、高，側面的長，以及底部開口的長和寬），還為每口鐘的絕對高音、律（音）名進行命名（假定尺寸最大、音調最低的是定音鐘，确定為“宮”音），這說明秘書省的官員曾試着演奏這套編鐘。
董逌評論道，盡管有不少周代編鐘保存了下來，但宮廷工匠依舊未能鑄造出可以作為樂器正常使用的編鐘，制造的鐘要麼無法正确地懸挂在鐘架上，要麼音律不齊，或是出現一些别的問題。
在徽宗下令以宋成公的編鐘作為模闆後，負責的工匠才鑄造出了音調正确的編鐘。
［5］ 現在存世的有二十多件新樂使用的編鐘，有些學者對它們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圖6.2）。
［6］這些鐘通常一側刻有“大晟”的字樣，另一側刻有音律名稱。
［7］它們被分為三類，第一類都以十二律中的某一律命名，第二類的命名方式是在十二律的某律後綴以“中聲”二字，第三類以十二律中的四種“清聲”律之一命名。
這三類正好符合魏漢津曾提議鑄造的三個系列的音鐘。
圖6.1 《博古圖》中收錄的宋成公編鐘的第一口鐘（《博古圖》1528年刊本，卷二十二，葉27a） 圖6.2 宋徽宗宮廷鑄造的鐘，高28.2厘米，重6.5公斤（台北故宮博物院） 為了管理新樂，徽宗建立了大晟府。
除了制造新樂器和為舊樂器調音，大晟府還發布樂譜和圖集，幫助樂師适應這些改革。
宮廷樂師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指令，如果膽敢更改音調或是改變新樂器的設計，就可能受到懲罰。
根據蔡京的推薦，劉昺被任命為主管大晟府的大司樂。
在任職期間，劉昺編成《大晟樂》一書。
盡管有些人懷疑劉昺是對魏漢津的音律加以改進，但他并不隻是重新複原了舊制，因為人們在聽大晟樂的時候，能聽出其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8］ 在鑄造幾套編鐘并編寫新樂之後，1105年八月，徽宗召集宮廷樂師，演示舊樂與新樂之間的區别。
樂師先演奏三支舊樂，沒等結束，徽宗就将其打斷，稱舊樂聽起來像有人在哭泣，而當新樂奏起，徽宗則大為贊賞。
九月，新樂在宮廷宴會上首次正式登場。
據《宋史》記載，當大臣們向徽宗祝酒時，一群鶴自東北方飛來，在演奏音樂的黃庭上空盤旋不去，以示對音樂的贊賞。
［9］徽宗目睹此祥瑞，心裡非常高興，便頒布了一份诏書，原原本本地解釋了對新樂的推行。
徽宗宣稱，太平之世已持續百餘年，此時他恰好遇到隐士魏漢津，并偶然發現了古代編鐘，因此，現在是制定新樂的最佳時機。
第二天，四位大臣上朝，徽宗問起他們對前日所奏新樂的評價，大臣們無疑早就準備好了溢美之詞，他們稱贊使用古代風格的樂器以及鶴群的反應，并将此比作古代經典中的鳳凰來儀。
徽宗問四位大臣音樂是否和諧，四位大臣答道：非常和諧，這完全是得益于徽宗的德治。
［10］ 大晟樂推行幾年後，1110年八月初一，徽宗撰寫了一篇關于大晟樂的文章。
在文章開篇，徽宗提到了古樂的失傳，以及宋朝先帝試圖改革宮廷樂制時面臨的困難。
由于他遇到了著名樂師李良的弟子，并得到了宋成公的編鐘，才得以按照自己的手指長度确定了音律。
演奏新樂花費三年時間來準備，直到1105年八月，終于在崇政殿成功演奏。
九個月後，當百官在大慶殿聆聽新樂演奏時，鶴群再次随着音樂在空中翔舞。
第二年，在冬季祭祀演奏新樂時，鶴群又出現了。
此後，每當演奏新樂，鶴群總是會飛過來。
徽宗還稱，這些音樂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甚至流傳到外國，在官府辦的學校裡也進行傳授。
最後，徽宗說這封诏書是他的親筆手诏，旨在傳播音樂知識，完成先帝的遺志。
［11］ 1113年，徽宗命大晟府印制收集的曲譜，在傳播新樂知識上又向前邁了一步。
［12］新樂器和新樂都有助于樹立徽宗朝已掌握古代藝術精髓的形象。
對徽宗而言，到底哪一方面更為重要，似乎很難确定：樂制是“複古的”，鶴群證明了新樂的祥瑞，或是新樂能夠為宮廷娛樂和慶典帶來新的體驗。
徽宗可能隻會承認前兩方面，但第三方面或許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九鼎 除了重定音律和鑄造新編鐘，魏漢津還建議宮廷鑄造一套著名的九鼎。
自從夏禹最早鑄造九鼎以來，這種器物一直象征着真正的統治者。
根據《左傳》記載，夏禹鑄成九鼎後，由夏傳商，又從商傳周，而鼎的重量也随着當政者的德行發生變化——君主有德時九鼎就會很重，反之，如果君主無德、時局混亂，鼎的重量就會輕。
［13］ 根據魏漢津的計劃，新鑄的鼎将作為祭祀之物；他為每個鼎命名，并描述了相應的祭祀季節、顔色與方位。
徽宗同意施行此項目，并命人從中國古代九州之地收集鑄造所需的金屬。
［14］當時有些官員可能也支持魏漢津的計劃，但在曆史文獻中，沒有找到贊成或反對鑄造九鼎的奏疏。
在準備鑄造九鼎時，徽宗利用現有太一宮南邊的土地，又在新城的東南建造了一座新殿，用來安放九鼎。
他任命建築師李誡為設計師，監督工程進度，同時将這座新宮觀命名為“九成宮”。
［15］ 鑄造這些鼎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從1104年十月一直到1105年八月。
第一隻鼎鑄成時，蔡報，空中升起一道彩光，将宮殿照得亮如白晝，這說明有非常特殊的事情正在發生。
［16］殿室和九鼎都完工後，徽宗任命蔡京為“定鼎禮儀使”，監督遷移九鼎。
1105年八月二十日安置九鼎時，鶴群又出現在空中。
第二天，徽宗到九成宮行禮，有更多的鶴群出現，随着音樂在五彩雲前翩翩起舞。
不出意料，大臣們馬上向徽宗表示祝賀。
［17］ 道士王與之向皇帝獻上了一本名為《黃帝崇天祀鼎儀訣》的小冊子。
徽宗讓鄭居中詳細查看其中的内容，看能否據此制定一份祭祀九鼎的步驟。
徽宗說，雖然正确的祭祀方法沒有流傳下來，但王與之的書中可能含有一些“非今人所能作”的内容。
鄭居中回複，王與之的儀式似乎借鑒了一些既有的道教禮儀，并結合了魏漢津的思想，以及五行、六氣等宇宙論思想。
于是，徽宗準許根據王與之所獻之書制定一套祀鼎指南。
次月，衆官員建議采用一些與九鼎相匹配的樂曲，因為它們也對應着不同的地理方位。
［18］ 徽宗親自撰寫了一篇紀念九鼎的文字和兩篇銘文，一篇銘文寫的是第一隻鼎，另一篇則是餘下八隻。
［19］紀念文字的簡寫本被保存了下來。
在文章開頭，徽宗即表明自己的誠心，并埋怨了一些散布不滿情緒的偏見之士，顯然是在影射當時的派系之争。
第一隻鼎最大，位于中央，高九尺，據說共用22萬斤金屬熔鑄而成。
“熔冶之夕，中夜起視，炎光燭天，一鑄而就。
上則日月星辰雲物，中則宗廟朝廷臣民，下則山川原隰墳衍。
”當九鼎被安放進雙層屋檐的九成宮後，有兩個瑞象出現：一是群鶴飛來，在宮觀上方盤旋起舞，一是在最大的鼎附近發現了甘露。
徽宗的文章接着解釋了每隻鼎與季節、顔色的關系。
例如，文中寫道：“萬物東作，于時為春，故作蒼鼎，以奠齊魯。
萬物南訛，于時為夏，故作彤鼎，以奠荊楚。
”文章最後描繪了這些令人驚歎的鼎将帶來的正面影響：它們有助于轉變乾坤，使四季和諧，消除水旱之災與戰争，團結中國與外族，并确保帝國永久延續。
［20］1111—1113年編纂的《政和五禮新儀》中規定，每年在九成宮舉行祭鼎儀式，一日祭祀最大的一隻鼎，另一日祭祀其他八隻。
［21］ 徽宗并不滿意隻有一座道觀與他的九鼎聯系在一起。
1109年，他命人
既而商英又奏：“臣不揆荒淺，辄進《瑞禾圖》、《宋大雅》十有三章，以形容陛下太平之高躅。
” ——《宋會要輯稿》1110年九月二十七日的記載 在宮廷生活中，皇帝本人以及前來觐見的人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表演。
比較簡單的是一些人們基本上習以為常的日常禮儀，而禮樂表演與宗教禮儀要複雜得多，不僅受各種風俗習慣的影響，還要遵循《禮記》、《周記》這些經典中的原則。
然而，盡管受到傳統的重重限制，但對如何改進與提高這些禮儀表演，大緻仍有一些創造想象的空間。
重返古代巅峰固然能夠帶來很多聲望，針對古時的禮儀和禮樂實踐，卻并不存在統一的理解，甚至連應該效仿過去的哪一段時期也無定論：是效仿孔子曾經稱贊、并在《周禮》中詳盡描述的周朝早期，還是應當把目标設定為與黃帝、堯、舜、禹等上古聖王同樣卓越呢？此外，僅可追溯到唐代的傳統是否值得繼承呢？ 本章并非要對徽宗朝繼承或改進傳統的所有方式進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挑選了三個例子，每個例子都能表現徽宗在繼承傳統方面的獨特之處。
追摹上古激勵着徽宗命人鑄造了一套九鼎，并着手改革宮廷樂制，盡管這似乎與直覺相悖，但使宮廷禮樂保持新鮮活力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盡力讓它們回歸原始的樸質。
與奏報和慶祝祥瑞事件相關的大部分傳統都形成于相對晚近的曆史（漢唐）。
這些傳統為展現個人才能與創造力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也為那些旨在證明個人政治效忠的表演搭建了政治舞台。
大晟樂 音樂一直是大多宮廷禮儀的組成部分。
在郊祭中，不僅要有一支演奏樂隊，還要有一班男性舞者。
在莊嚴的祭祀儀式中演奏的音樂比較嚴肅和保守，而在宴會和其他娛樂場合演奏的音樂則更能接受新的曲調和音樂風格。
但不論哪一種，都為宮廷的輝煌壯麗增色不少。
儒家經典認為，音樂有好有壞。
好的音樂引人向上，有助于社會和諧，粗俗、誘惑的音樂則會使人走向放蕩。
《禮記·樂記》稱，音樂能夠“同民心而出治道”，《周禮》将音樂的力量延伸到了整個宇宙，認為“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緻百物”。
［1］在這種思想下，統治者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動之一就是建立适當的樂制。
1102年，徽宗提出樂制改革，此時，他其實是在做一件之前許多統治者都做過的事情。
徽宗注意到當時宮廷中演奏的音樂存在一些缺陷：樂器過于破舊，或音調調得太高；很多樂師是臨時招募的，對音樂并不熟悉，也不能照譜演奏；樂部官員總是對樂理進行無休止、毫無用處的辯論。
徽宗要求在全國尋找樂師，這些樂師的音樂知識應當通過老師的傳授獲得，而不是通過書本學得。
［2］ 蔡京推薦了已經九十多歲的魏漢津作為音樂專家。
據宋代的一些史料記載，魏漢津是一名方士，能夠借助神秘力量創造奇迹。
魏漢津在宮廷内引起了騷動，一些主管樂制的官員試圖反對他的觀點，但魏漢津并未退讓，他在1104年向徽宗呈遞了一份奏疏，建議重新制定樂律。
他追溯了曆史上校準律管的變化，一直從傳說中的伏羲到夏朝的創始人、聖王大禹。
根據魏漢津的說法，禹按照自己左手不同手指的長短來确定律管的長度。
由于秦朝焚書，禹的方法也失傳了。
他建議恢複這種方法，根據徽宗的手指長短來設定律管的長度。
他還建議宮廷鑄造三組音鐘，分别是帝王大鐘、四韻清聲鐘和二十四氣鐘。
在此基礎上，“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
［3］ 幾乎與魏漢津建議設定律管的同時，一座古墓中發現了一套由六枚音鐘組成的古代編鐘。
這些編鐘的摹圖後來收錄于徽宗專門記錄文物收藏的《博古圖》（圖6.1）。
從圖中可以看到，這些編鐘底部扁平，表面雕有螺旋紋飾，頂部有兩條龍對立盤踞，正好形成一個鈎。
這些編鐘的發現乃是莫大的吉兆，因為編鐘上刻有“宋成公之鐘”的字樣，且發現地點在應天府——“回應上天”之府。
唐代稱應天府為宋州（得名于此地的古宋國），宋朝開國皇帝從此地開始崛起（以順應天意），便改名為應天府。
1105年，徽宗将建立新樂描述為結合魏漢津設定律管的思想與從天意降臨之處出土編鐘的結果。
還有一次，徽宗再次說了類似的話，又明确補充道，這些出土的編鐘可以用來研究制造原料的成分。
［4］ 徽宗朝的秘書省中有專門研究古代器物的專家，他們可能提醒過徽宗這些出土編鐘的潛在價值。
在徽宗時代，研究現存的古物是一個令人激動的領域，徽宗用了好幾位這方面的專家。
其中一位名叫董逌，他仔細考證後，寫下了編鐘産生音樂的功能原理。
董逌分别測量了每口鐘的六個尺寸（頂部的長、寬、高，側面的長，以及底部開口的長和寬），還為每口鐘的絕對高音、律（音）名進行命名（假定尺寸最大、音調最低的是定音鐘，确定為“宮”音），這說明秘書省的官員曾試着演奏這套編鐘。
董逌評論道，盡管有不少周代編鐘保存了下來，但宮廷工匠依舊未能鑄造出可以作為樂器正常使用的編鐘，制造的鐘要麼無法正确地懸挂在鐘架上，要麼音律不齊，或是出現一些别的問題。
在徽宗下令以宋成公的編鐘作為模闆後，負責的工匠才鑄造出了音調正确的編鐘。
［5］ 現在存世的有二十多件新樂使用的編鐘，有些學者對它們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圖6.2）。
［6］這些鐘通常一側刻有“大晟”的字樣，另一側刻有音律名稱。
［7］它們被分為三類，第一類都以十二律中的某一律命名，第二類的命名方式是在十二律的某律後綴以“中聲”二字，第三類以十二律中的四種“清聲”律之一命名。
這三類正好符合魏漢津曾提議鑄造的三個系列的音鐘。
圖6.1 《博古圖》中收錄的宋成公編鐘的第一口鐘（《博古圖》1528年刊本，卷二十二，葉27a） 圖6.2 宋徽宗宮廷鑄造的鐘，高28.2厘米，重6.5公斤（台北故宮博物院） 為了管理新樂，徽宗建立了大晟府。
除了制造新樂器和為舊樂器調音，大晟府還發布樂譜和圖集，幫助樂師适應這些改革。
宮廷樂師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指令，如果膽敢更改音調或是改變新樂器的設計，就可能受到懲罰。
根據蔡京的推薦，劉昺被任命為主管大晟府的大司樂。
在任職期間，劉昺編成《大晟樂》一書。
盡管有些人懷疑劉昺是對魏漢津的音律加以改進，但他并不隻是重新複原了舊制，因為人們在聽大晟樂的時候，能聽出其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8］ 在鑄造幾套編鐘并編寫新樂之後，1105年八月，徽宗召集宮廷樂師，演示舊樂與新樂之間的區别。
樂師先演奏三支舊樂，沒等結束，徽宗就将其打斷，稱舊樂聽起來像有人在哭泣，而當新樂奏起，徽宗則大為贊賞。
九月，新樂在宮廷宴會上首次正式登場。
據《宋史》記載，當大臣們向徽宗祝酒時，一群鶴自東北方飛來，在演奏音樂的黃庭上空盤旋不去，以示對音樂的贊賞。
［9］徽宗目睹此祥瑞，心裡非常高興，便頒布了一份诏書，原原本本地解釋了對新樂的推行。
徽宗宣稱，太平之世已持續百餘年，此時他恰好遇到隐士魏漢津，并偶然發現了古代編鐘，因此，現在是制定新樂的最佳時機。
第二天，四位大臣上朝，徽宗問起他們對前日所奏新樂的評價，大臣們無疑早就準備好了溢美之詞，他們稱贊使用古代風格的樂器以及鶴群的反應，并将此比作古代經典中的鳳凰來儀。
徽宗問四位大臣音樂是否和諧，四位大臣答道：非常和諧，這完全是得益于徽宗的德治。
［10］ 大晟樂推行幾年後，1110年八月初一，徽宗撰寫了一篇關于大晟樂的文章。
在文章開篇，徽宗提到了古樂的失傳，以及宋朝先帝試圖改革宮廷樂制時面臨的困難。
由于他遇到了著名樂師李良的弟子，并得到了宋成公的編鐘，才得以按照自己的手指長度确定了音律。
演奏新樂花費三年時間來準備，直到1105年八月，終于在崇政殿成功演奏。
九個月後，當百官在大慶殿聆聽新樂演奏時，鶴群再次随着音樂在空中翔舞。
第二年，在冬季祭祀演奏新樂時，鶴群又出現了。
此後，每當演奏新樂，鶴群總是會飛過來。
徽宗還稱，這些音樂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甚至流傳到外國，在官府辦的學校裡也進行傳授。
最後，徽宗說這封诏書是他的親筆手诏，旨在傳播音樂知識，完成先帝的遺志。
［11］ 1113年，徽宗命大晟府印制收集的曲譜，在傳播新樂知識上又向前邁了一步。
［12］新樂器和新樂都有助于樹立徽宗朝已掌握古代藝術精髓的形象。
對徽宗而言，到底哪一方面更為重要，似乎很難确定：樂制是“複古的”，鶴群證明了新樂的祥瑞，或是新樂能夠為宮廷娛樂和慶典帶來新的體驗。
徽宗可能隻會承認前兩方面，但第三方面或許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九鼎 除了重定音律和鑄造新編鐘，魏漢津還建議宮廷鑄造一套著名的九鼎。
自從夏禹最早鑄造九鼎以來，這種器物一直象征着真正的統治者。
根據《左傳》記載，夏禹鑄成九鼎後，由夏傳商，又從商傳周，而鼎的重量也随着當政者的德行發生變化——君主有德時九鼎就會很重，反之，如果君主無德、時局混亂，鼎的重量就會輕。
［13］ 根據魏漢津的計劃，新鑄的鼎将作為祭祀之物；他為每個鼎命名，并描述了相應的祭祀季節、顔色與方位。
徽宗同意施行此項目，并命人從中國古代九州之地收集鑄造所需的金屬。
［14］當時有些官員可能也支持魏漢津的計劃，但在曆史文獻中，沒有找到贊成或反對鑄造九鼎的奏疏。
在準備鑄造九鼎時，徽宗利用現有太一宮南邊的土地，又在新城的東南建造了一座新殿，用來安放九鼎。
他任命建築師李誡為設計師，監督工程進度，同時将這座新宮觀命名為“九成宮”。
［15］ 鑄造這些鼎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從1104年十月一直到1105年八月。
第一隻鼎鑄成時，蔡報，空中升起一道彩光，将宮殿照得亮如白晝，這說明有非常特殊的事情正在發生。
［16］殿室和九鼎都完工後，徽宗任命蔡京為“定鼎禮儀使”，監督遷移九鼎。
1105年八月二十日安置九鼎時，鶴群又出現在空中。
第二天，徽宗到九成宮行禮，有更多的鶴群出現，随着音樂在五彩雲前翩翩起舞。
不出意料，大臣們馬上向徽宗表示祝賀。
［17］ 道士王與之向皇帝獻上了一本名為《黃帝崇天祀鼎儀訣》的小冊子。
徽宗讓鄭居中詳細查看其中的内容，看能否據此制定一份祭祀九鼎的步驟。
徽宗說，雖然正确的祭祀方法沒有流傳下來，但王與之的書中可能含有一些“非今人所能作”的内容。
鄭居中回複，王與之的儀式似乎借鑒了一些既有的道教禮儀，并結合了魏漢津的思想，以及五行、六氣等宇宙論思想。
于是，徽宗準許根據王與之所獻之書制定一套祀鼎指南。
次月，衆官員建議采用一些與九鼎相匹配的樂曲，因為它們也對應着不同的地理方位。
［18］ 徽宗親自撰寫了一篇紀念九鼎的文字和兩篇銘文，一篇銘文寫的是第一隻鼎，另一篇則是餘下八隻。
［19］紀念文字的簡寫本被保存了下來。
在文章開頭，徽宗即表明自己的誠心，并埋怨了一些散布不滿情緒的偏見之士，顯然是在影射當時的派系之争。
第一隻鼎最大，位于中央，高九尺，據說共用22萬斤金屬熔鑄而成。
“熔冶之夕，中夜起視，炎光燭天，一鑄而就。
上則日月星辰雲物，中則宗廟朝廷臣民，下則山川原隰墳衍。
”當九鼎被安放進雙層屋檐的九成宮後，有兩個瑞象出現：一是群鶴飛來，在宮觀上方盤旋起舞，一是在最大的鼎附近發現了甘露。
徽宗的文章接着解釋了每隻鼎與季節、顔色的關系。
例如，文中寫道：“萬物東作，于時為春，故作蒼鼎，以奠齊魯。
萬物南訛，于時為夏，故作彤鼎，以奠荊楚。
”文章最後描繪了這些令人驚歎的鼎将帶來的正面影響：它們有助于轉變乾坤，使四季和諧，消除水旱之災與戰争，團結中國與外族，并确保帝國永久延續。
［20］1111—1113年編纂的《政和五禮新儀》中規定，每年在九成宮舉行祭鼎儀式，一日祭祀最大的一隻鼎，另一日祭祀其他八隻。
［21］ 徽宗并不滿意隻有一座道觀與他的九鼎聯系在一起。
1109年，他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