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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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鑄造九鼎的地點另建一座宮觀，命名為寶成宮。
寶成宮有數座大殿，共七十一間房屋，中央大殿用來祭祀黃帝，東殿祭祀夏朝的創始人，西殿祭祀周朝初期的三位君臣（周成王、周公旦和召公奭），後堂則用來祭祀最近去世的魏漢津及其師傅李良。
［22］徽宗一定是非常認可魏漢津的貢獻，才希望為他建立長期的祭祀儀式。
那麼，九鼎和新鑄編鐘又有什麼聯系呢？鑄造這兩種器物都是根據魏漢津的提議，但是編鐘與鼎之間的關系有些含糊。
曆史文獻中多處提到“景鐘，垂則為鐘，仰則為鼎”的語句。
這句話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當時的南宋朝廷試圖研究徽宗時期如何鑄造出這些鐘，于是有人引用了《樂記》中這句話。
南宋學者程大昌認為這句話出自《大晟樂書》，後來的一些史料也引用了他的觀點，最後《宋史》也予以收錄。
［23］ 問題是，徽宗時期鑄造、現在存世的大晟鐘與鼎的外觀一點也不像，而且，大多數記載九鼎的史料也沒有提到音樂。
這些鼎并未放在宮中供音樂演奏之用，而是被安置在距離很遠的各個宮觀。
徽宗在手诏中提到使用最大的鼎設定音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最大的鼎最初是用于定音，但其他幾隻鼎和編鐘都鑄好以後，這兩套器具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
慶祝祥瑞 演奏新樂時，鶴群頻頻出現被視為一種祥瑞。
在這段時間，徽宗的大臣們還奏報了不少别的祥瑞，為政治舞台的慶賀活動提供了機會。
此一悠久的傳統可追溯至周朝，但正式形成制度主要還是在漢代。
在這些場合中，君臣所用的語言都非常儀式化，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将這些儀式用于個人目的或将自己的解釋強加于其中。
第三章曾提到，在徽宗登基後的前三年，曾多次收到上天對其政治行為的示警。
但從那之後，祥瑞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這些慶祝借口可為皇位增輝，有助于打破宮廷的沉悶生活。
［24］ 奏報各種吉兇之兆是基于天意的古老理論。
統治者一旦對國家管理不善，上天就會以各種異常事件（如彗星、日食、月食或地震）示警；太平盛世時，上天也會通過一些祥瑞（如天現霞光或降甘露）表示贊賞。
漢代運用了陰陽五行的宇宙觀，以及《易經》、《尚書·洪範篇》和《春秋》中的傳統預測方法，對這些思想進行了詳盡的解釋說明。
［25］漢代學者認為，通過充分研究就能發現這些迹象的真正涵義，因此，他們記錄下每個異象，以及他們認為可以解釋此現象的相應事件。
人們通常認為，董仲舒（前195—前105）在《春秋繁露》一書中就提到了這樣的祥瑞，如景星、黃龍、甘露、朱草、醴泉、嘉禾、獄空、鳳凰和麒麟。
［26］有關漢代的三部史書《史記》、《漢書》和《後漢書》在專門論述天文和五行的内容中都有報告并解釋這些征兆的記錄。
［27］在某些時期，各種征兆的報告會非常多，尤其在漢武帝時期、王莽篡權前數年，以及二十多年後的光武中興，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漢代儒生借用這些異象，來批評統治者及其身邊的人，還有他們的政策。
同時，祥瑞被寫入詩文中慶賀，并通過典禮來贊頌宮廷的壯麗與宏偉，但事實上這些祥瑞的确是制造出來的。
［28］公元前53年，改元為“甘露”，這是首次為證明祥瑞事件的真實發生而更改年号，以後的朝代也有過幾次這樣的做法。
在漢代，還以圖形化的形式對祥瑞事件和物品進行慶祝，祥瑞圖案經常出現在馬車、鏡子、香爐、酒杯、房屋和墓葬中。
［29］在漢武帝時期，已經有一些圖文并茂的書籍，解釋具體的祥瑞。
公元前109年，一座宮殿裡長出芝草，漢武帝知道後非常高興，特意寫詩一首，提到了芝草的九葉連莖，并說他是參考圖片辨認出芝草的。
［30］随着時間推移，根據不同的傳統，關于每種征兆所代表的具體預示，也出現了很多說法不一的文本。
現存最完整的版本收錄在《宋書》中。
例如，我們在此書上可以讀到：木連理預示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則生”；“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如果統治者具備德行、仁慈，或尊賢愛老，甘露就會降臨到植物上。
［31］ 征兆的解釋多種多樣，說明人們對解釋具體迹象的看法經常不同：不祥的征兆出現時，是表明官員玩忽職守、皇帝過于奢華、後宮秩序混亂，還是警告有些不好的事情要發生？兇兆也可能預示着災難将降臨在漢朝的敵人身上，而非降臨到漢朝朝廷。
［32］在漢代，已有很多人懷疑這些迹象是因政治目的而制造出來的，甚至有些相信天意确實存在的人也有這種想法。
還有一些懷疑主義者，他們不相信憑着尋找天意贊同或不贊同的迹象，能帶來任何益處。
北宋時期的王安石就是一個有名的懷疑主義者。
此外，有些人并不認為征兆揭示了不可避免的命運，相反，他們相信美德和正義能夠扭轉不祥和不利的征兆，這就使得征兆的分析顯得更加複雜。
［33］ 唐朝時，政府規定了六十四種“大瑞”。
一旦發現“大瑞”，地方官員應立即上奏，文武百官随後要馬上向皇帝道賀。
而級别較低的三類祥瑞：上瑞、中瑞與下瑞，則可以事先收集起來，待年末再一起奏報。
大瑞包括麒麟、鳳凰、神龜、龍馬、白象、玄珪、朱草、神鼎、黃河水清等，稍低一級的上瑞包括赤兔、三足烏、甘露、紫玉和白玉赤文等，再低一級的中瑞包括幾種白色（或白化）的鳥、五色雁和地出珠等，最低的下瑞包含了一些最古老的征兆，如嘉禾、芝草和木連理。
地方官員應當仔細審查相關證據，确保這些祥瑞都屬實，還要向朝廷提供一張證明圖片。
［34］ 宋朝政府也遵循類似的制度。
與之前的大多數朝代一樣，宋初也常常有各種征兆的奏報，表明天意已得到正确的傳遞。
宋太祖還讓人做了儀仗旗幟，上面帶有金烏、玉兔和外邦進獻的馴象的吉祥圖案。
987年，宋太宗賦詩兩首，慶祝獲得嘉禾。
但第二年宋太宗下诏，地方官員不得再獻珍禽異獸，一方面是因為囚禁動物違背了動物的天性，另一方面則因為最重要的祥瑞還是糧食豐收。
［35］ 太宗的繼承人真宗熱衷于慶祝各種各樣的祥瑞消息，他的慶祝方式是将這些祥瑞畫在京城的玉清昭應宮牆壁上。
［36］史料記載，有人向真宗進谏，不要過于在意這些祥瑞是不是人造的。
［37］ 那麼，徽宗緣何如此喜歡祥瑞呢？奏報祥瑞是宮廷禮儀的慣例，因此，徽宗還是王公時，就很熟悉宮中讨論祥瑞時所用的語言了，例如1098年徽宗十七歲時，有人将一塊古玉玺進獻給哲宗，這被認為是大吉之兆，尤其在玉玺上還刻有文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于是，哲宗首先在郊祭神壇、太廟和一些寺觀的儀式上，向上天昭告獲得此玉玺的消息，然後才在一次重大的朝會上正式接受這件寶物，朝中高官随後紛紛向哲宗表示祝賀。
為了進一步紀念得到這件古代玉玺，哲宗決定改元“元符”。
哲宗還令人制作印有古玉玺的旗子，以示慶祝。
有位大臣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上呈哲宗：“三靈眷佑，諸福之應，緣類而來。
明照下土，則神光燭天；澤潤生民，則甘露如雨。
”［38］哲宗朝中大臣明白，他們應當禀告皇上，他是一位聖人，上天非常明确地表達了對他的贊同。
徽宗顯然很喜歡這種政治表演。
換言之，我認為徽宗對這些祥瑞的慶祝，與其說表明他自己對某種宗教或宇宙觀的信仰，倒不如說顯示了他有操縱宮廷儀式的能力，通過一些比較輕松美好的事件來調和嚴肅莊重的政府事務。
毫無疑問，徽宗不僅相信存在超人能力的力量，還相信上天傳遞天意，然而盡管如此，我依然懷疑，徽宗是否會認為向他禀報的每個祥瑞事件都真實表達了上天傳遞的意思。
在宮廷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奏告是一種娛樂，一種不用什麼成本就能帶來快樂的表演節目。
從徽宗關于這些祥瑞的詩文中，幾乎看不到努力尋求這些征兆蘊含意義的迹象。
相反，我隻看到了對這些祥瑞事件樂觀一面的接受，其中也許還包含着某些期望：識别和贊美好運的種種迹象，就能招來好運嗎？ 奏報征兆當然也有政治因素。
徽宗選擇了改革派後，官員們就更願意奏報祥瑞，并向徽宗道賀，而不再關注兇兆。
他們大概已發現，徽宗喜歡聽到奏報吉兆，而他們也願意投其所好。
官員們這麼做，還可以表明自己與改革派站在同一陣線上，支持徽宗的政策。
1102年後，朝中大臣應該全向徽宗祝賀過這些祥瑞，不過隻有一部分賀表保存了下來，其中最完整的是王安中的賀表。
根據《宋史·王安中傳》記載，王安中最初吸引徽宗的注意力，就是因為他寫的有關瑞應的賀表。
［39］王安中的賀表大多沒有标注日期，但從相關的祥瑞事件看，有些賀表的年代可以确定為1104年到1118年。
表6.1歸納了這些賀表所慶祝的事件主題。
向皇帝祝賀祥瑞時通常要贊頌聖上取得的成就或德行。
1110年，張商英的這一做法引人注目，他借用《詩經·天保》中所表達的感情，說明正如君主幫助大臣成就政府事務一樣，大臣作為回報也會贊頌君主。
張商英是當朝宰相，他在這份奏疏中報告發現了嘉禾。
徽宗非常認真地親自回複了這份奏疏，可能還作了一首詩或畫了一幅畫。
張商英決定模仿《詩經·大雅》的十三首詩來回應皇帝的答複。
［40］ 徽宗有時也在自己的詩作中提到祥瑞，例如，他提到宣召畫師繪圖記錄祥瑞： 瑞物來呈日不虛，拱禾芝草一何殊。
有時宣委丹青手，各使團模作畫圖。
［41］ 表6.1 王安中向徽宗呈遞的五十份賀表相關的祥瑞主題 178 從天象中解讀天意是太史局的職責之一。
一般來說，可被理解為周期性發生，或者可預測的事件不被視為天意傳遞的信息。
例如，月食就被認為是可預測的周期性事件，而與之相對的極端是彗星和隕石，都是最令人擔憂的征兆，因為它們的出現似乎毫無邏輯可言。
一個主要的例外是日食。
到了唐代，随着計算天文學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引入印度和中亞諸國天文知識的佛經），人們已經可以非常精确地預測日食，但日食仍被視為對君主不利的征兆，這可能是由于太陽一直被視為對應皇帝的星宿（還因為很多宮廷禮儀在漢代制定，當時還無法準确地預測日食）。
［42］但太陽并不是皇帝唯一的對應星宿，北鬥七星和北極星也經常被比作君主。
這些星宿在道教神祇崇拜中占據核心地位，也就進一步增加了它們的重要意義。
［43］ 舉幾個天文星相的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1103年四月十九日，“太史奏，‘五星并行黃道（即太陽的軌道）。
考古驗今，實為太平瑞應。
謹按《漢書·志》：天下太平，則五星循度’”。
蔡京和其他宰臣向皇帝上表祝賀。
［44］還有幾次，日食實際沒有預測的那麼多，或是因陰雲遮蔽看不見，官員們也紛紛上表祝賀。
此外，1100年，青色、紅色和黃色的光（氣體）先在太陽上方出現，又出現在下方，被認為是一種祥瑞，為了紀念這件事，還專門制作了相應圖案的旗子。
［45］ 甘露是另一種長期受到尊崇的祥瑞。
《道德經》中提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古代的醫學著作認為，吮吸甘露能夠延年益壽。
《宋書》中說，“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
［46］對甘露的崇拜根深蒂固，在很多佛教和道教著作中，甘露也被普遍視為一種積極的符号。
［47］1109年，甘露降落于一座官府建築上，徽宗因此為大臣們寫了一首詩。
這個故事後來在1157年被吳曾記錄如下：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禦筆以中台布政之所，天意昭格，緻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雲： 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台贊萬幾。
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
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霄零日未晞。
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48］ 徽宗毫不掩飾他對甘露的歡迎，我們因此不難想象，大臣們也會迅速對這一祥瑞進行祝賀。
王安中有次慶賀甘露和雙鶴的祭祀時寫了一份賀表，稱甘露、雙鶴的出現均是對徽宗禮制與樂制改革作出的回應。
［49］ 黃河清是另一種值得慶賀的祥瑞。
黃河水由于攜帶大量的泥沙，通常都是渾
寶成宮有數座大殿，共七十一間房屋，中央大殿用來祭祀黃帝，東殿祭祀夏朝的創始人，西殿祭祀周朝初期的三位君臣（周成王、周公旦和召公奭），後堂則用來祭祀最近去世的魏漢津及其師傅李良。
［22］徽宗一定是非常認可魏漢津的貢獻，才希望為他建立長期的祭祀儀式。
那麼，九鼎和新鑄編鐘又有什麼聯系呢？鑄造這兩種器物都是根據魏漢津的提議，但是編鐘與鼎之間的關系有些含糊。
曆史文獻中多處提到“景鐘，垂則為鐘，仰則為鼎”的語句。
這句話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當時的南宋朝廷試圖研究徽宗時期如何鑄造出這些鐘，于是有人引用了《樂記》中這句話。
南宋學者程大昌認為這句話出自《大晟樂書》，後來的一些史料也引用了他的觀點，最後《宋史》也予以收錄。
［23］ 問題是，徽宗時期鑄造、現在存世的大晟鐘與鼎的外觀一點也不像，而且，大多數記載九鼎的史料也沒有提到音樂。
這些鼎并未放在宮中供音樂演奏之用，而是被安置在距離很遠的各個宮觀。
徽宗在手诏中提到使用最大的鼎設定音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最大的鼎最初是用于定音，但其他幾隻鼎和編鐘都鑄好以後，這兩套器具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
慶祝祥瑞 演奏新樂時，鶴群頻頻出現被視為一種祥瑞。
在這段時間，徽宗的大臣們還奏報了不少别的祥瑞，為政治舞台的慶賀活動提供了機會。
此一悠久的傳統可追溯至周朝，但正式形成制度主要還是在漢代。
在這些場合中，君臣所用的語言都非常儀式化，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将這些儀式用于個人目的或将自己的解釋強加于其中。
第三章曾提到，在徽宗登基後的前三年，曾多次收到上天對其政治行為的示警。
但從那之後，祥瑞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這些慶祝借口可為皇位增輝，有助于打破宮廷的沉悶生活。
［24］ 奏報各種吉兇之兆是基于天意的古老理論。
統治者一旦對國家管理不善，上天就會以各種異常事件（如彗星、日食、月食或地震）示警；太平盛世時，上天也會通過一些祥瑞（如天現霞光或降甘露）表示贊賞。
漢代運用了陰陽五行的宇宙觀，以及《易經》、《尚書·洪範篇》和《春秋》中的傳統預測方法，對這些思想進行了詳盡的解釋說明。
［25］漢代學者認為，通過充分研究就能發現這些迹象的真正涵義，因此，他們記錄下每個異象，以及他們認為可以解釋此現象的相應事件。
人們通常認為，董仲舒（前195—前105）在《春秋繁露》一書中就提到了這樣的祥瑞，如景星、黃龍、甘露、朱草、醴泉、嘉禾、獄空、鳳凰和麒麟。
［26］有關漢代的三部史書《史記》、《漢書》和《後漢書》在專門論述天文和五行的内容中都有報告并解釋這些征兆的記錄。
［27］在某些時期，各種征兆的報告會非常多，尤其在漢武帝時期、王莽篡權前數年，以及二十多年後的光武中興，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漢代儒生借用這些異象，來批評統治者及其身邊的人，還有他們的政策。
同時，祥瑞被寫入詩文中慶賀，并通過典禮來贊頌宮廷的壯麗與宏偉，但事實上這些祥瑞的确是制造出來的。
［28］公元前53年，改元為“甘露”，這是首次為證明祥瑞事件的真實發生而更改年号，以後的朝代也有過幾次這樣的做法。
在漢代，還以圖形化的形式對祥瑞事件和物品進行慶祝，祥瑞圖案經常出現在馬車、鏡子、香爐、酒杯、房屋和墓葬中。
［29］在漢武帝時期，已經有一些圖文并茂的書籍，解釋具體的祥瑞。
公元前109年，一座宮殿裡長出芝草，漢武帝知道後非常高興，特意寫詩一首，提到了芝草的九葉連莖，并說他是參考圖片辨認出芝草的。
［30］随着時間推移，根據不同的傳統，關于每種征兆所代表的具體預示，也出現了很多說法不一的文本。
現存最完整的版本收錄在《宋書》中。
例如，我們在此書上可以讀到：木連理預示着“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則生”；“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如果統治者具備德行、仁慈，或尊賢愛老，甘露就會降臨到植物上。
［31］ 征兆的解釋多種多樣，說明人們對解釋具體迹象的看法經常不同：不祥的征兆出現時，是表明官員玩忽職守、皇帝過于奢華、後宮秩序混亂，還是警告有些不好的事情要發生？兇兆也可能預示着災難将降臨在漢朝的敵人身上，而非降臨到漢朝朝廷。
［32］在漢代，已有很多人懷疑這些迹象是因政治目的而制造出來的，甚至有些相信天意确實存在的人也有這種想法。
還有一些懷疑主義者，他們不相信憑着尋找天意贊同或不贊同的迹象，能帶來任何益處。
北宋時期的王安石就是一個有名的懷疑主義者。
此外，有些人并不認為征兆揭示了不可避免的命運，相反，他們相信美德和正義能夠扭轉不祥和不利的征兆，這就使得征兆的分析顯得更加複雜。
［33］ 唐朝時，政府規定了六十四種“大瑞”。
一旦發現“大瑞”，地方官員應立即上奏，文武百官随後要馬上向皇帝道賀。
而級别較低的三類祥瑞：上瑞、中瑞與下瑞，則可以事先收集起來，待年末再一起奏報。
大瑞包括麒麟、鳳凰、神龜、龍馬、白象、玄珪、朱草、神鼎、黃河水清等，稍低一級的上瑞包括赤兔、三足烏、甘露、紫玉和白玉赤文等，再低一級的中瑞包括幾種白色（或白化）的鳥、五色雁和地出珠等，最低的下瑞包含了一些最古老的征兆，如嘉禾、芝草和木連理。
地方官員應當仔細審查相關證據，确保這些祥瑞都屬實，還要向朝廷提供一張證明圖片。
［34］ 宋朝政府也遵循類似的制度。
與之前的大多數朝代一樣，宋初也常常有各種征兆的奏報，表明天意已得到正确的傳遞。
宋太祖還讓人做了儀仗旗幟，上面帶有金烏、玉兔和外邦進獻的馴象的吉祥圖案。
987年，宋太宗賦詩兩首，慶祝獲得嘉禾。
但第二年宋太宗下诏，地方官員不得再獻珍禽異獸，一方面是因為囚禁動物違背了動物的天性，另一方面則因為最重要的祥瑞還是糧食豐收。
［35］ 太宗的繼承人真宗熱衷于慶祝各種各樣的祥瑞消息，他的慶祝方式是将這些祥瑞畫在京城的玉清昭應宮牆壁上。
［36］史料記載，有人向真宗進谏，不要過于在意這些祥瑞是不是人造的。
［37］ 那麼，徽宗緣何如此喜歡祥瑞呢？奏報祥瑞是宮廷禮儀的慣例，因此，徽宗還是王公時，就很熟悉宮中讨論祥瑞時所用的語言了，例如1098年徽宗十七歲時，有人将一塊古玉玺進獻給哲宗，這被認為是大吉之兆，尤其在玉玺上還刻有文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于是，哲宗首先在郊祭神壇、太廟和一些寺觀的儀式上，向上天昭告獲得此玉玺的消息，然後才在一次重大的朝會上正式接受這件寶物，朝中高官随後紛紛向哲宗表示祝賀。
為了進一步紀念得到這件古代玉玺，哲宗決定改元“元符”。
哲宗還令人制作印有古玉玺的旗子，以示慶祝。
有位大臣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上呈哲宗：“三靈眷佑，諸福之應，緣類而來。
明照下土，則神光燭天；澤潤生民，則甘露如雨。
”［38］哲宗朝中大臣明白，他們應當禀告皇上，他是一位聖人，上天非常明确地表達了對他的贊同。
徽宗顯然很喜歡這種政治表演。
換言之，我認為徽宗對這些祥瑞的慶祝，與其說表明他自己對某種宗教或宇宙觀的信仰，倒不如說顯示了他有操縱宮廷儀式的能力，通過一些比較輕松美好的事件來調和嚴肅莊重的政府事務。
毫無疑問，徽宗不僅相信存在超人能力的力量，還相信上天傳遞天意，然而盡管如此，我依然懷疑，徽宗是否會認為向他禀報的每個祥瑞事件都真實表達了上天傳遞的意思。
在宮廷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奏告是一種娛樂，一種不用什麼成本就能帶來快樂的表演節目。
從徽宗關于這些祥瑞的詩文中，幾乎看不到努力尋求這些征兆蘊含意義的迹象。
相反，我隻看到了對這些祥瑞事件樂觀一面的接受，其中也許還包含着某些期望：識别和贊美好運的種種迹象，就能招來好運嗎？ 奏報征兆當然也有政治因素。
徽宗選擇了改革派後，官員們就更願意奏報祥瑞，并向徽宗道賀，而不再關注兇兆。
他們大概已發現，徽宗喜歡聽到奏報吉兆，而他們也願意投其所好。
官員們這麼做，還可以表明自己與改革派站在同一陣線上，支持徽宗的政策。
1102年後，朝中大臣應該全向徽宗祝賀過這些祥瑞，不過隻有一部分賀表保存了下來，其中最完整的是王安中的賀表。
根據《宋史·王安中傳》記載，王安中最初吸引徽宗的注意力，就是因為他寫的有關瑞應的賀表。
［39］王安中的賀表大多沒有标注日期，但從相關的祥瑞事件看，有些賀表的年代可以确定為1104年到1118年。
表6.1歸納了這些賀表所慶祝的事件主題。
向皇帝祝賀祥瑞時通常要贊頌聖上取得的成就或德行。
1110年，張商英的這一做法引人注目，他借用《詩經·天保》中所表達的感情，說明正如君主幫助大臣成就政府事務一樣，大臣作為回報也會贊頌君主。
張商英是當朝宰相，他在這份奏疏中報告發現了嘉禾。
徽宗非常認真地親自回複了這份奏疏，可能還作了一首詩或畫了一幅畫。
張商英決定模仿《詩經·大雅》的十三首詩來回應皇帝的答複。
［40］ 徽宗有時也在自己的詩作中提到祥瑞，例如，他提到宣召畫師繪圖記錄祥瑞： 瑞物來呈日不虛，拱禾芝草一何殊。
有時宣委丹青手，各使團模作畫圖。
［41］ 表6.1 王安中向徽宗呈遞的五十份賀表相關的祥瑞主題 178 從天象中解讀天意是太史局的職責之一。
一般來說，可被理解為周期性發生，或者可預測的事件不被視為天意傳遞的信息。
例如，月食就被認為是可預測的周期性事件，而與之相對的極端是彗星和隕石，都是最令人擔憂的征兆，因為它們的出現似乎毫無邏輯可言。
一個主要的例外是日食。
到了唐代，随着計算天文學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引入印度和中亞諸國天文知識的佛經），人們已經可以非常精确地預測日食，但日食仍被視為對君主不利的征兆，這可能是由于太陽一直被視為對應皇帝的星宿（還因為很多宮廷禮儀在漢代制定，當時還無法準确地預測日食）。
［42］但太陽并不是皇帝唯一的對應星宿，北鬥七星和北極星也經常被比作君主。
這些星宿在道教神祇崇拜中占據核心地位，也就進一步增加了它們的重要意義。
［43］ 舉幾個天文星相的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1103年四月十九日，“太史奏，‘五星并行黃道（即太陽的軌道）。
考古驗今，實為太平瑞應。
謹按《漢書·志》：天下太平，則五星循度’”。
蔡京和其他宰臣向皇帝上表祝賀。
［44］還有幾次，日食實際沒有預測的那麼多，或是因陰雲遮蔽看不見，官員們也紛紛上表祝賀。
此外，1100年，青色、紅色和黃色的光（氣體）先在太陽上方出現，又出現在下方，被認為是一種祥瑞，為了紀念這件事，還專門制作了相應圖案的旗子。
［45］ 甘露是另一種長期受到尊崇的祥瑞。
《道德經》中提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古代的醫學著作認為，吮吸甘露能夠延年益壽。
《宋書》中說，“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
［46］對甘露的崇拜根深蒂固，在很多佛教和道教著作中，甘露也被普遍視為一種積極的符号。
［47］1109年，甘露降落于一座官府建築上，徽宗因此為大臣們寫了一首詩。
這個故事後來在1157年被吳曾記錄如下：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禦筆以中台布政之所，天意昭格，緻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雲： 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台贊萬幾。
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
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霄零日未晞。
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48］ 徽宗毫不掩飾他對甘露的歡迎，我們因此不難想象，大臣們也會迅速對這一祥瑞進行祝賀。
王安中有次慶賀甘露和雙鶴的祭祀時寫了一份賀表，稱甘露、雙鶴的出現均是對徽宗禮制與樂制改革作出的回應。
［49］ 黃河清是另一種值得慶賀的祥瑞。
黃河水由于攜帶大量的泥沙，通常都是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