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重振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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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的。
從很早時候起，黃河水變清就被視為一種積極的征兆，這也許是由于清澈/純淨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品質，政府也應該具備這種品質。
不僅早先的朝代要報告黃河水變清的現象，太宗、哲宗時期也要報告。
但在徽宗統治時期，記載黃河水清的報告比之前所有皇帝的都要多，這些事件分别發生在1107、1108、1109、1116、1117和1119年。
［50］ 1107年，黃河水在乾甯軍變清，此時，衆多官員都上表祝賀，其中有代表其他宰臣上表的慕容彥逢。
在賀表的開頭，慕容彥逢寫道：“天心佑德，川後薦祥，方兩涘羨溢之時，有千載澄清之瑞。
感由誠格，福以類升。
”然後，他把這一祥瑞與徽宗最近舉行的郊祀聯系起來，尤其是加強了與古代傳統的聯系。
他還指出，沒人能使河水變清，這一定是天上神靈所為。
［51］徽宗自己也為慶賀乾甯的黃河水清作詩一首： 清曉傳郵鳳報聲，紫宸稱賀集簪纓。
乾崇來上新祥瑞，幾夜黃河徹底清。
［52］ 宮廷外的人有時也會制作樂曲來慶賀祥瑞。
晁端禮在四十多年前通過了科舉考試，曾作一首長篇樂曲，根據蔡的報告，此樂曲在各階層流傳甚廣。
其中有下面幾句： 近臣報，天顔有喜。
［53］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
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
［54］ 這首曲子的流行，說明對祥瑞的喜愛已延伸到了宮外。
毫無疑問，報告黃河水清這類的祥瑞，地方政府能從中獲益。
根據1109年立于黃河水清處的石碑記載，徽宗同意撥款在該處修建一座神廟，有三十四間殿室。
當然，碑文将黃河水清與徽宗時期其他成就都聯系起來，包括修訂皇家祭禮、興建明堂，以及改革樂制。
［55］ 植物也可以成為祥瑞，而最常見的就是芝草或靈芝。
至少從秦始皇時起，某類芝草就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力量，首先是能夠延年益壽。
公元79年的《白虎通》稱：“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
”南朝的史書中說，如果王者有仁慈之心，芝草就會生長，食之，即可被度入下一世。
［56］芝草還被納入道教知識之中。
《道藏》中收錄了宋代的《太上靈寶芝草品》，其中描述了一百多種芝草，種類包括黃玉芝、金精芝和雲芝等，每種芝草都有具體的描繪和描述（見圖6.3）。
［57］ 關于芝草，徽宗寫過一首詩，提到在漢武帝的一座宮殿中發現了九莖連葉的芝草，漢武帝受到鼓舞，還為這件事作了一支曲子。
徽宗寫道： 圖6.3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的“雲芝”。
《道藏》第34冊，328頁中欄） 雲台呈瑞出坤珍，龍角層芝玉色新。
從此九莖何足尚，圖書麟閣永無倫。
［58］ 新修建的太醫局附近長出了芝草，王安中随即向徽宗上表祝賀。
他的結論帶有些許道教氣息：“恭惟皇帝陛下執慈為寶，體仁如天。
常善救人，益運道樞之妙；博施濟衆，共跻壽域之安。
煌煌三秀之英，顯顯十全之應。
臣幸聯輔拂，親睹休祥。
”［59］在所有動物中，鳥類可能最常被視為祥瑞，白鳥尤其受到尊崇。
根據漢代以來的正史記載，地方官員經常向京師進貢白鳥，作為當朝皇帝獲得成功的象征。
［60］徽宗在宮廷中繪制的一幅畫，證明他也接受了這一傳統觀念。
1114年，蔡京為這幅畫作跋，提到此畫為徽宗的作品，并讨論了祥瑞反映出的五行理論，然後将祥瑞與徽宗聯系在一起：“未聞有色白者。
皇帝陛下德動天地，仁及飛走，齊陰陽之化，同南北之氣，無彼疆此界之隔。
羽毛動植，易形變色，以應盛德之感。
為國嘉瑞。
”蔡京還提到他在後花園見到了白鷹，并稱贊徽宗的繪畫技巧“神筆之妙，無以複加”。
［61］ 在徽宗朝最經常得到祝賀的鳥類是鶴。
在古代的祥瑞中原本并沒有鶴，它既不在南朝的祥瑞之列，也不屬于唐代記載的瑞鳥。
鶴受到慶賀很可能是由于它們與道教的關系。
在徽宗時期，多次有報告說鶴群出現在宮廷或與皇帝有關的建築附近。
舉一個這段時期發生的例子，1118年十二月，有數千隻鶴從萬歲山（位于艮嶽）飛到上清寶箓宮附近。
［62］為慶賀此事，蔡京作詩一首，徽宗也步韻唱和。
徽宗的詩開始有一段序： 上清寶箓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衆目仰瞻。
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
上清講席郁蕭台，俄有青田萬侶來。
蔽翳晴空疑雪舞，低佪轉影類雲開。
飛翰清淚遙相續，應瑞移時尚不回。
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谪仙才。
［63］ 此外，徽宗也親筆畫鶴。
20世紀30年代曾出現一幅有徽宗落款的畫卷，繪制六隻姿勢各異的鶴，但目前這幅畫下落不明（圖6.4）。
［64］ 圖6.4 徽宗的《六鶴圖》，絹本設色。
收藏不詳。
（河井荃廬《支那南畫大成》，東京：興文社，1937年，第6卷，15—17頁） 為了使宮廷文化更具活力，徽宗朝的官員努力借鑒了前人的哪些知識呢？在音樂方面，魏漢津自稱知曉古代聖人如何設定律管，因此可以對音律進行調整，從而使當時的音樂聽起來和上古音樂一樣。
魏漢津并未宣稱自己的音樂知識來自對古典經文的深入理解，而是直接源于老師的傳授。
音律及其技巧最好是通過師徒直接傳授，這種解釋似乎極為合理，因此，關于當時宮廷演奏的音樂，徽宗時期的音樂著作幾乎為我們提供不了什麼線索。
但不久之後，由于發現了一套六枚的古代編鐘，便又有一種新方式再次體驗到真正的古代音樂。
如果根據這些出土編鐘的制造材料重新鑄造出一套新編鐘，就有可能依據古代樂器的實物設定音律。
徽宗的宮廷内有幾個人非常了解古代器物的最新研究進展，他們看到了出土編鐘的潛力。
因此，在音樂方面，書籍并不是了解古代實踐知識的首要來源，主要還是依賴于實際的古代器物和個人傳授。
在報告和分析征兆方面，傳統文本的重要意義遠遠大于口頭傳授。
盡管這些關于征兆的文字在一些經典文獻中能經常看到，但前朝的曆史記錄是更為重要的來源，尤其是關于漢代的三部史書《史記》、《漢書》和《後漢書》。
這些史書提供了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豐富了文獻資源。
畢竟，分析和慶祝祥瑞主要還是語言方面的活動。
徽宗朝的宮廷音樂和祥瑞都與道教有着複雜的關系。
魏漢津的行為更像是一位道教天師，而徽宗還專門命人修建了一座宮觀來奉安九鼎。
魏漢津去世後，徽宗又命人在鑄造九鼎的地方修建了宮觀，祭祀魏漢津和他的老師。
要理解道教與祥瑞分析之間的關系，則需要稍作解釋。
本書在分别介紹道教與祥瑞時，已将二者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區分，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傳統和預期。
此外，我在第五章将徽宗描述為一位虔誠的道教俗家弟子，完全接受道教的教義與實踐，但從本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徽宗并不完全相信天意下達所隐含的思想，盡管他非常享受宣布祥瑞時的盛大慶賀儀式。
緣何得出這種論斷，我将在下文進行解釋。
首先，徽宗信仰的道教是一種活的宗教，擁有大量教職人員，以及數百萬信徒。
道教不斷編寫出新的經文，也不斷湧現出新的傳統，絕沒有脫離12世紀初期的實際生活。
因此，道教教義能引起徽宗共鳴毫不奇怪。
作為對比，很多祥瑞方面的知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漢代，而且是建立在一系列對于徽宗時期的人們而言已不再令人信服的思想基礎之上，例如與五行相關的宇宙學，以及認為所有知識都可以整合到一個綜合系統中的想法。
有關祥瑞的描述，應當說經曆了幾個世紀的诏書與奏疏的影響，相應的語言也已漸漸變得越來越儀式化，甚至有些僵化。
我們從大臣的奏疏中可以推斷出，蔡京、王安中、張商英和慕容彥逢等大臣願意向徽宗禀告，他是一位聖人，他的行為還獲得了上天贊同，但早先的大臣也對他們的皇帝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包括他們在徽宗還年幼時對哲宗說的。
因此，沒有必要推論徽宗或大臣會不會擔憂他們的話是否屬實。
由于經典著作和曆史文獻中都充斥着來自上天的各種信息，宋朝的大臣不可能将它們視為迷信，或是躲避這些慶賀活動。
就像無論我們對食物的真實想法是什麼，都會有禮貌地誇獎主人的廚藝一樣，徽宗的大臣們也認識到，這樣的慶賀場合需要他們以富有技巧的語言，宣稱這些現象蘊含着無可辯駁的積極意義。
但是，我并不想隻是簡單地說徽宗沒有認真對待祥瑞，而要進一步指出，徽宗非常沉迷于奏報、慶祝祥瑞方面的政治表演。
在他的好幾首詩中，徽宗都表達了對這種時刻的享受。
盡管按照既有的禮儀規範，他必須在诏書中說明自己敬畏上天，并對自己必須承受的重擔感到擔憂，但是，在這些文件之外，他并未表現出擔憂天意對自己所作政治決策的裁決。
根據史料記載，有一次，徽宗的确被一種征兆吓住了，那就是1106年出現的彗星，但最後他還是轉而質疑解釋征兆者的專業水平。
一開始，徽宗接受了某些人的結論，認為上天對蔡京及其改革措施不滿，因此，他不僅罷免了蔡京，還廢除了前三年推出的大部分政策。
但幾個月後，徽宗就開始心存疑慮了。
後來，翰林學士鄭居中請求上朝拜見皇帝，并在朝堂上說，上天不可能對擴建學校和幫助孤兒這樣的崇高舉措感到不滿。
其他大臣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很快，徽宗就開始改變此前的決定。
對不祥預兆的解釋，如果出于政治動機可以如此荒謬、離奇，那就說明對征兆的解釋毫無科學可言，所謂的解釋者也根本不是專家。
官員們參與這些宮廷表演能得到什麼好處呢？通過奏報祥瑞，地方官及其轄區能吸引更多的關注，這很可能會帶來一些切實的好處（例如，在黃河水清處修建一座神殿）。
官員們還可以呈遞贊頌祥瑞的賀詩或賀表，這些看來很應景的原創作品有助于提升作者的名聲，據說王安中就是借此獲得了朝廷的關注。
換句話說，參與這些表演的各個角色是在按照不同的劇本表演，也會對這些角色賦予不同的意義。
沒有什麼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唯一模式。
在道教與祥瑞解釋方面，我們應當對信仰問題采取不同态度，然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道教充實了對祥瑞的分析，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避免陷入一種自漢代開始形成的僵化模式。
一些古老的祥瑞符号，如甘露和芝草，之所以能夠持續保持影響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們在道教傳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鶴群與道教中的長生不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此外，徽宗本人對異象和其他天意符号的解釋，很可能是通過與劉混康的讨論而形成的，因此，相比某些大臣更多借鑒漢代傳統的解釋，徽宗的解釋可能更有道教的色彩。
本章内容主要關注了1102—1110年之間的這段時期，但随後幾年中，徽宗也沒有失去對宮廷音樂和祥瑞慶祝的興緻。
可能是從1110年起，徽宗啟動了一項繪制祥瑞的宏大工程。
發現祥瑞芝草的報告大都出現在這一年之後。
1115年，蕲州報告共采集到12060棵芝草，接着，武勝州報告采集了50000棵。
［65］第二年，徽宗命儒臣針對1102年以來的重要祥瑞事件作詩，并打算為這些詩配上新樂，在郊祀時演奏。
［66］ 關于在宮廷中演奏這些曲子及其他音樂的樂師，我們知之甚少。
但對于徽宗召入宮中的一些其他藝術家和專家，我們了解得稍微多一點。
下一章我們将介紹他們。
［1］《禮記》37.3b（JamesLegge,LiChi,BookofRites,vol.2,p.93）；《周禮》18.27a. ［2］《宋史》卷一百二十八，第2997頁。
關于樂制改革，另參見JosephS.C.Lam, “Huizong’sDashengyue,aMusicalPerformanceofEmperorshipandOfficialdom,”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395—452
從很早時候起，黃河水變清就被視為一種積極的征兆，這也許是由于清澈/純淨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品質，政府也應該具備這種品質。
不僅早先的朝代要報告黃河水變清的現象，太宗、哲宗時期也要報告。
但在徽宗統治時期，記載黃河水清的報告比之前所有皇帝的都要多，這些事件分别發生在1107、1108、1109、1116、1117和1119年。
［50］ 1107年，黃河水在乾甯軍變清，此時，衆多官員都上表祝賀，其中有代表其他宰臣上表的慕容彥逢。
在賀表的開頭，慕容彥逢寫道：“天心佑德，川後薦祥，方兩涘羨溢之時，有千載澄清之瑞。
感由誠格，福以類升。
”然後，他把這一祥瑞與徽宗最近舉行的郊祀聯系起來，尤其是加強了與古代傳統的聯系。
他還指出，沒人能使河水變清，這一定是天上神靈所為。
［51］徽宗自己也為慶賀乾甯的黃河水清作詩一首： 清曉傳郵鳳報聲，紫宸稱賀集簪纓。
乾崇來上新祥瑞，幾夜黃河徹底清。
［52］ 宮廷外的人有時也會制作樂曲來慶賀祥瑞。
晁端禮在四十多年前通過了科舉考試，曾作一首長篇樂曲，根據蔡的報告，此樂曲在各階層流傳甚廣。
其中有下面幾句： 近臣報，天顔有喜。
［53］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
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
［54］ 這首曲子的流行，說明對祥瑞的喜愛已延伸到了宮外。
毫無疑問，報告黃河水清這類的祥瑞，地方政府能從中獲益。
根據1109年立于黃河水清處的石碑記載，徽宗同意撥款在該處修建一座神廟，有三十四間殿室。
當然，碑文将黃河水清與徽宗時期其他成就都聯系起來，包括修訂皇家祭禮、興建明堂，以及改革樂制。
［55］ 植物也可以成為祥瑞，而最常見的就是芝草或靈芝。
至少從秦始皇時起，某類芝草就被認為具有特殊的力量，首先是能夠延年益壽。
公元79年的《白虎通》稱：“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
”南朝的史書中說，如果王者有仁慈之心，芝草就會生長，食之，即可被度入下一世。
［56］芝草還被納入道教知識之中。
《道藏》中收錄了宋代的《太上靈寶芝草品》，其中描述了一百多種芝草，種類包括黃玉芝、金精芝和雲芝等，每種芝草都有具體的描繪和描述（見圖6.3）。
［57］ 關于芝草，徽宗寫過一首詩，提到在漢武帝的一座宮殿中發現了九莖連葉的芝草，漢武帝受到鼓舞，還為這件事作了一支曲子。
徽宗寫道： 圖6.3 《太上靈寶芝草品》中的“雲芝”。
《道藏》第34冊，328頁中欄） 雲台呈瑞出坤珍，龍角層芝玉色新。
從此九莖何足尚，圖書麟閣永無倫。
［58］ 新修建的太醫局附近長出了芝草，王安中随即向徽宗上表祝賀。
他的結論帶有些許道教氣息：“恭惟皇帝陛下執慈為寶，體仁如天。
常善救人，益運道樞之妙；博施濟衆，共跻壽域之安。
煌煌三秀之英，顯顯十全之應。
臣幸聯輔拂，親睹休祥。
”［59］在所有動物中，鳥類可能最常被視為祥瑞，白鳥尤其受到尊崇。
根據漢代以來的正史記載，地方官員經常向京師進貢白鳥，作為當朝皇帝獲得成功的象征。
［60］徽宗在宮廷中繪制的一幅畫，證明他也接受了這一傳統觀念。
1114年，蔡京為這幅畫作跋，提到此畫為徽宗的作品，并讨論了祥瑞反映出的五行理論，然後将祥瑞與徽宗聯系在一起：“未聞有色白者。
皇帝陛下德動天地，仁及飛走，齊陰陽之化，同南北之氣，無彼疆此界之隔。
羽毛動植，易形變色，以應盛德之感。
為國嘉瑞。
”蔡京還提到他在後花園見到了白鷹，并稱贊徽宗的繪畫技巧“神筆之妙，無以複加”。
［61］ 在徽宗朝最經常得到祝賀的鳥類是鶴。
在古代的祥瑞中原本并沒有鶴，它既不在南朝的祥瑞之列，也不屬于唐代記載的瑞鳥。
鶴受到慶賀很可能是由于它們與道教的關系。
在徽宗時期，多次有報告說鶴群出現在宮廷或與皇帝有關的建築附近。
舉一個這段時期發生的例子，1118年十二月，有數千隻鶴從萬歲山（位于艮嶽）飛到上清寶箓宮附近。
［62］為慶賀此事，蔡京作詩一首，徽宗也步韻唱和。
徽宗的詩開始有一段序： 上清寶箓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衆目仰瞻。
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
上清講席郁蕭台，俄有青田萬侶來。
蔽翳晴空疑雪舞，低佪轉影類雲開。
飛翰清淚遙相續，應瑞移時尚不回。
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谪仙才。
［63］ 此外，徽宗也親筆畫鶴。
20世紀30年代曾出現一幅有徽宗落款的畫卷，繪制六隻姿勢各異的鶴，但目前這幅畫下落不明（圖6.4）。
［64］ 圖6.4 徽宗的《六鶴圖》，絹本設色。
收藏不詳。
（河井荃廬《支那南畫大成》，東京：興文社，1937年，第6卷，15—17頁） 為了使宮廷文化更具活力，徽宗朝的官員努力借鑒了前人的哪些知識呢？在音樂方面，魏漢津自稱知曉古代聖人如何設定律管，因此可以對音律進行調整，從而使當時的音樂聽起來和上古音樂一樣。
魏漢津并未宣稱自己的音樂知識來自對古典經文的深入理解，而是直接源于老師的傳授。
音律及其技巧最好是通過師徒直接傳授，這種解釋似乎極為合理，因此，關于當時宮廷演奏的音樂，徽宗時期的音樂著作幾乎為我們提供不了什麼線索。
但不久之後，由于發現了一套六枚的古代編鐘，便又有一種新方式再次體驗到真正的古代音樂。
如果根據這些出土編鐘的制造材料重新鑄造出一套新編鐘，就有可能依據古代樂器的實物設定音律。
徽宗的宮廷内有幾個人非常了解古代器物的最新研究進展，他們看到了出土編鐘的潛力。
因此，在音樂方面，書籍并不是了解古代實踐知識的首要來源，主要還是依賴于實際的古代器物和個人傳授。
在報告和分析征兆方面，傳統文本的重要意義遠遠大于口頭傳授。
盡管這些關于征兆的文字在一些經典文獻中能經常看到，但前朝的曆史記錄是更為重要的來源，尤其是關于漢代的三部史書《史記》、《漢書》和《後漢書》。
這些史書提供了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豐富了文獻資源。
畢竟，分析和慶祝祥瑞主要還是語言方面的活動。
徽宗朝的宮廷音樂和祥瑞都與道教有着複雜的關系。
魏漢津的行為更像是一位道教天師，而徽宗還專門命人修建了一座宮觀來奉安九鼎。
魏漢津去世後，徽宗又命人在鑄造九鼎的地方修建了宮觀，祭祀魏漢津和他的老師。
要理解道教與祥瑞分析之間的關系，則需要稍作解釋。
本書在分别介紹道教與祥瑞時，已将二者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區分，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傳統和預期。
此外，我在第五章将徽宗描述為一位虔誠的道教俗家弟子，完全接受道教的教義與實踐，但從本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徽宗并不完全相信天意下達所隐含的思想，盡管他非常享受宣布祥瑞時的盛大慶賀儀式。
緣何得出這種論斷，我将在下文進行解釋。
首先，徽宗信仰的道教是一種活的宗教，擁有大量教職人員，以及數百萬信徒。
道教不斷編寫出新的經文，也不斷湧現出新的傳統，絕沒有脫離12世紀初期的實際生活。
因此，道教教義能引起徽宗共鳴毫不奇怪。
作為對比，很多祥瑞方面的知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漢代，而且是建立在一系列對于徽宗時期的人們而言已不再令人信服的思想基礎之上，例如與五行相關的宇宙學，以及認為所有知識都可以整合到一個綜合系統中的想法。
有關祥瑞的描述，應當說經曆了幾個世紀的诏書與奏疏的影響，相應的語言也已漸漸變得越來越儀式化，甚至有些僵化。
我們從大臣的奏疏中可以推斷出，蔡京、王安中、張商英和慕容彥逢等大臣願意向徽宗禀告，他是一位聖人，他的行為還獲得了上天贊同，但早先的大臣也對他們的皇帝說過差不多同樣的話，包括他們在徽宗還年幼時對哲宗說的。
因此，沒有必要推論徽宗或大臣會不會擔憂他們的話是否屬實。
由于經典著作和曆史文獻中都充斥着來自上天的各種信息，宋朝的大臣不可能将它們視為迷信，或是躲避這些慶賀活動。
就像無論我們對食物的真實想法是什麼，都會有禮貌地誇獎主人的廚藝一樣，徽宗的大臣們也認識到，這樣的慶賀場合需要他們以富有技巧的語言，宣稱這些現象蘊含着無可辯駁的積極意義。
但是，我并不想隻是簡單地說徽宗沒有認真對待祥瑞，而要進一步指出，徽宗非常沉迷于奏報、慶祝祥瑞方面的政治表演。
在他的好幾首詩中，徽宗都表達了對這種時刻的享受。
盡管按照既有的禮儀規範，他必須在诏書中說明自己敬畏上天，并對自己必須承受的重擔感到擔憂，但是，在這些文件之外，他并未表現出擔憂天意對自己所作政治決策的裁決。
根據史料記載，有一次，徽宗的确被一種征兆吓住了，那就是1106年出現的彗星，但最後他還是轉而質疑解釋征兆者的專業水平。
一開始，徽宗接受了某些人的結論，認為上天對蔡京及其改革措施不滿，因此，他不僅罷免了蔡京，還廢除了前三年推出的大部分政策。
但幾個月後，徽宗就開始心存疑慮了。
後來，翰林學士鄭居中請求上朝拜見皇帝，并在朝堂上說，上天不可能對擴建學校和幫助孤兒這樣的崇高舉措感到不滿。
其他大臣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很快，徽宗就開始改變此前的決定。
對不祥預兆的解釋，如果出于政治動機可以如此荒謬、離奇，那就說明對征兆的解釋毫無科學可言，所謂的解釋者也根本不是專家。
官員們參與這些宮廷表演能得到什麼好處呢？通過奏報祥瑞，地方官及其轄區能吸引更多的關注，這很可能會帶來一些切實的好處（例如，在黃河水清處修建一座神殿）。
官員們還可以呈遞贊頌祥瑞的賀詩或賀表，這些看來很應景的原創作品有助于提升作者的名聲，據說王安中就是借此獲得了朝廷的關注。
換句話說，參與這些表演的各個角色是在按照不同的劇本表演，也會對這些角色賦予不同的意義。
沒有什麼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唯一模式。
在道教與祥瑞解釋方面，我們應當對信仰問題采取不同态度，然而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道教充實了對祥瑞的分析，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避免陷入一種自漢代開始形成的僵化模式。
一些古老的祥瑞符号，如甘露和芝草，之所以能夠持續保持影響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們在道教傳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鶴群與道教中的長生不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此外，徽宗本人對異象和其他天意符号的解釋，很可能是通過與劉混康的讨論而形成的，因此，相比某些大臣更多借鑒漢代傳統的解釋，徽宗的解釋可能更有道教的色彩。
本章内容主要關注了1102—1110年之間的這段時期，但随後幾年中，徽宗也沒有失去對宮廷音樂和祥瑞慶祝的興緻。
可能是從1110年起，徽宗啟動了一項繪制祥瑞的宏大工程。
發現祥瑞芝草的報告大都出現在這一年之後。
1115年，蕲州報告共采集到12060棵芝草，接着，武勝州報告采集了50000棵。
［65］第二年，徽宗命儒臣針對1102年以來的重要祥瑞事件作詩，并打算為這些詩配上新樂，在郊祀時演奏。
［66］ 關于在宮廷中演奏這些曲子及其他音樂的樂師，我們知之甚少。
但對于徽宗召入宮中的一些其他藝術家和專家，我們了解得稍微多一點。
下一章我們将介紹他們。
［1］《禮記》37.3b（JamesLegge,LiChi,BookofRites,vol.2,p.93）；《周禮》18.27a. ［2］《宋史》卷一百二十八，第2997頁。
關于樂制改革，另參見JosephS.C.Lam, “Huizong’sDashengyue,aMusicalPerformanceofEmperorshipandOfficialdom,”in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pp.395—452